在這麽高的收入的背後，麻醉師們有著不為人知的工作壓力和為此而付出的代價。據報道，2010年1月，一位婦女在手術中因液體吸入肺部而死亡。她的家屬告麻醉師沒有采取應有的防範措施導致她的死亡，最後陪審團判給病人家屬2千萬美金的賠償。盡管這樣的意外很罕見，但使麻醉師對每一個病人都得萬分小心，稍有疏忽就可能釀成大禍。
另外，和其他專業的醫師相比，美國麻醉師有三高：一是吃官司率高，二是用毒品率高，三是自殺率高。因此，當一個合格的麻醉師，除了需要高超的技能，還要有穩定的心理素質和果斷的應變能力。
我們這裏所講述的是一位從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來的麻醉師的成長史，也是改革開放後一代留美華人的縮影。這個故事是根據三個多小時的采訪錄音整理而成的，除人物姓名之外，都是真人真事。
一、 童年
任翔生於1957年，是家裏四個男孩中的老大。小時因父母都忙於工作，所以他是跟著姥姥長大的。因為姥姥沒有兒子，而任翔又是大外孫，所以姥姥成了他的啟蒙者。他和姥姥相依相隨，任翔圍著姥姥轉，姥姥圍著鍋台轉。閑下來的時候，姥姥會一邊摘著豆角，或者手裏拿著針線活兒，聽著電子管兒收音機。任翔對那個不是家家都有的戲匣子也非常喜愛，他總是用稚嫩而高亮的音調跟著唱。時常的，姥姥笑著點著頭說：“唱得好，再唱一個給姥姥聽。”於是任翔便快樂地又大聲唱起來。那是任翔對幼年家庭最深刻的印象了。
第二年母親又生了大弟弟。後來姥姥忙不過來，父母隻好把三歲的任翔送進幼兒園全托。那時候沒有高檔玩具，幼兒園經常讓小朋友捏泥巴做塑型。小任翔心靈手巧，做了一隻形神俱肖的小豬，被送到市幼兒博覽會展覽。七歲，任翔從幼兒園“畢業”了，上小學之前他已學會了漢語拚音和二位數加減法。
任翔上的小學是市裏最好的試點學校，麵試時任翔聰明伶俐的模樣很受老師和校長的喜愛，於是一進校就當班長，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學校離家較遠，每天步行單程四趟，每趟半個小時，這是他從小身體健壯的原因之一。
任翔小學三年級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任翔的老師被隔離審查，母親也因為是黨總支部書記，首先受到衝擊。但母親不想讓姥姥擔驚受怕，沒告訴家裏人她被批鬥的事情。任翔是從他的同學那兒聽到的。正常家庭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好在母親受批鬥的時間不是很長，任家為人好，人們不難為他們，家裏的生活很快趨於平靜了。
二、少年
1967年，是任翔最痛苦的一年，他最親愛的姥姥去世了，那年他十歲。姥姥對任翔的影響是非常深的。姥姥的開朗、堅強、勤儉，影響了任翔整整的一生。姥姥的去世，讓任翔提早品嚐到生活的艱難。後來媽媽又生了兩個男孩，至此，任翔家有了四個愣頭愣腦的男孩兒。由於父母親工作異常辛苦，家務繁重，任翔不得不早早承擔了生爐子、挑水、做飯、洗衣等家務。常常是父母下班回來，他已經把飯菜端到桌子上了。
那時呼和浩特的生活很苦，家裏所有用水都要到外麵很遠的地方去挑，水要用手壓泵從水井裏抽上來。任翔每天要挑滿水缸，他一趟一趟地挑水，從趔趔趄趄到健步如飛。如果洗衣服的話要挑更多的水才行。衣服也隻能用手洗，家裏洗床單被罩基本都是任翔的任務。大弟弟任安主要是在任翔做飯的時候拉風箱。任翔的廚藝越來越好，他可以自己蒸包子，包餃子，擀麵條，做餄餎，蒸發糕等，並練就了一手好刀工。夏天要做煤餅燒火用，冬天到來之前要挖地窖儲藏過冬的菜和醃鹹菜。爸爸說“這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在家任翔是一個懂事的孩子，可在學校，他卻完全變了。姥姥的去世，家庭的重擔，加上開始步入青春期，這時候的任翔變得非常淘氣，是學校有名的搗蛋鬼。直到他把新的女老師氣哭，實在沒法子教他了，學校派了一個很厲害的男老師做班主任，任翔才老實了一些。即便這樣，他考試成績總還是全班第一名。
後來，十六歲的任翔快要高中畢業了，但還是喜歡調皮搗蛋。有一次全班集合練操之後，老師說了一聲“解散”，接著就聽黑壓壓的學生隊伍裏，任翔喊了一聲“海爾希特勒”---這是當年一個很出名的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裏德國士兵喊的台詞，是“希特勒萬歲”的意思----任翔當時隻覺得好玩，並不知道這句話的確切含義。但有老師不喜歡他，就趁機上綱上線，說任翔在社會主義的學校裏高喊反革命口號，於是學校準備給他一個嚴厲的處分。母親發現後趕緊找關係讓任翔轉學到了另一所中學，避免了政治生活對孩子的影響。轉學之後的任翔老實了不少，就這樣好歹風平浪靜地高中畢業了。那就是所謂的“吃一塹，長一智”。這件事讓任翔初次體會到了“少年愁滋味”的含義。
三、留城
任翔高中畢業時是1974年，正趕上上山下鄉的高潮，當時大弟弟任安堅持要下鄉，就這樣，任翔留在了城裏。由於正式的工作根本沒有，母親隻好動用她的關係，找到一個建築隊讓他做臨時工跟著蓋房子。
當時，內蒙古的冬天非常冷，氣溫經常降到攝氏零下二十多度，真所謂冰凍三尺。任翔天天掄大錘開地基，震得手掌虎口開裂。那時候任翔不到十八歲，一個月能掙到五十多元，這對家裏來說是一筆很大的收入（當時工廠的學徒工的收入是每月18元）。
他工作非常努力，不久就被工程隊選為青年突擊隊的隊長。到了夏天，任翔就已經成了壯勞力，和水泥、拌石灰等重活任翔都做得既快又好。他有空還學習上磚壘牆等技術活。幾個月後，任翔砌牆砌得筆直。有一天，工程大隊的隊長找任翔談話，說：“我觀察你有一段時間了，我覺得你這個小夥子很有頭腦，幹活麻利，學得快，是個好苗子。我準備收你作我的徒弟。你知道我是不輕易收徒弟的”。任翔聽了後很高興，回家告訴母親這個好消息，沒想到母親有一個更好的消息要告訴他。
四、學醫
母親看著兒子不怕吃苦，磨練中逐漸成熟，心中高興。但建築隊的工作終究不是個長法兒，她覺得大兒子是個愛學習的人，應該為他尋找一個更適合他發展的環境。於是她又找了關係，給任翔找到一份回民區醫院學徒護士的工作。
高中時，學校開門辦學，任翔曾和幾個同學到呼市衛校學習人體生理、解剖等課程。從那時候起任翔就對醫學產生了興趣。回民區醫院的外科主任左大夫和他們家就住在一個院子裏。這位左大夫技術高超，為人也好，會英文、法文、拉丁文和日文等好幾國文字，後來從內蒙古醫學院畢業，成為一名優秀的外科醫生。任翔當時的理想就是將來成為像左大夫一樣的外科醫生。這顆理想的種子深深地埋在任翔心中，左大夫的形象陪伴他走了一程又一程。
1975年，回民區醫院招了包括任翔在內的七個學徒護士，都是靠走後門進去的，還不算國家正式職工，是醫院集體編製的學徒工，每月隻有18元工資，而且要等到六個月後才開始發。任翔覺得雖然錢少，但足夠養活自己，最主要的是可以學習新的知識。經過6個星期的速成班，任翔被分配到手術室做學徒護士，那年他18歲。他在那裏工作努力，心靈手巧，很快他的靜脈穿刺技術就成了一絕。雖然他是手術室的護士，但病房裏遇到難的病例，大家也找任翔去幫忙紮靜脈。也許是從那個時候，任翔開始認識到醫學工作將會在自己人生中擔任重要位置，他兢兢業業地安守著小護士的角色，直到後來他成為一個成功的在美行醫的華人麻醉師。
對左大夫淵博的知識，流利的外語，任翔極為羨慕，他也開始學習英文了。年輕人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在成長過程中好的榜樣總會給予他們無窮的力量。那是1975年，任翔絕不會想到將來會用英文去美國謀生路。18歲的任翔當時最終的目標是當一個合格的正式的手術室護士。他慶幸自己能夠在醫院這個環境裏遇到有文化，有理想，有技術的人，這是建築工程隊的環境裏所沒有的。
五、大學
1976年 10月，“四人幫”倒台，“十年浩劫”終於結束，鄧小平再次複出，全國恢複高考，這對當時的知識青年來說，不啻為一件改變命運的極大好事。這些被“文革”整整耽誤了十年的青年們，終於又看到了希望。希望是人生中燦爛的金種子，它那麽堅強、有力地鼓動起每個人前行的腳步。
醫院領導通知任翔他們幾個可以參加高考。任翔從小就渴望自己將來能上大學，隻是過去沒有這條路可走，現在機會來了，他興奮得難以入睡。那時離高考前僅有三個月，任翔把數學、語文、物理、化學、政治等，稍稍複習了一遍之後，就上了考場。
考試分數下來，任翔認為自己的成績並不十分理想。當時全國滿分製是400，內蒙錄取線是180，任翔考了240分。任翔不想離開自己生長的地方，他也不知道外麵的世界是什麽樣子，就直接報了內蒙古醫學院。不久內醫的錄取通知書到了，那年，任翔剛剛二十歲，他成了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也就是現在常說的著名的七七屆大學生。
知識的海洋無邊無際，在醫學院的那五年，任翔把自己的時間安排得滿滿的。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先背醫學英語辭典，而後到校園裏學習太極拳和太極劍。吃完早飯是正常上課。下課後除了看書他也積極參加學校的文體活動。他的歌唱得很好，那是從小跟姥姥聽戲匣子練出來的。他也非常喜歡打排球和跳遠，曾經是醫學院排球隊和田徑隊的隊員。就這樣，在內醫的那段時間，任翔為日後行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的英文亦有了長足的長進，並學會了吳式太極拳和太極劍的套路。
開始，任翔隻想做一個左大夫一樣的外科醫生。但在學習病理解剖課時，因為王教授的課講得非常生動，使他對這門課產生了極大興趣。而任翔也比較擅長醫學形態學，從這時起，他就改變了初衷，想在醫學院畢業後攻讀病理學碩士研究生。任翔從小在呼和浩特長大，從沒出過這個城市，不想離開家，於是醫學院畢業前他沒多想就報考了內醫病理解剖專業的研究生，結果一考就考了個全院總分第一名。但內蒙醫古醫學院沒有錄取他做研究生，也沒有給出原因。
任翔當時非常憤怒，又沒有任何辦法。但大學畢業生是要分配工作的，當時他的大部分同學都留在內醫附屬醫院或呼市其他醫院。盡管他是全年級最優秀的學生之一，上學前又來自呼市，理應留在呼市。但任翔卻被分配到集寧市衛生學校當老師。霎時間任翔覺得生活異常嚴峻又十分荒謬。他感到社會在一步步扼殺他的希望。後來他才明白，遭受挫折，其中有社會上潛規則的原因，也有自己的性格原因。
任翔當時就拒絕了去集寧的工作，在等待重新分配的過程中，他的拚勁兒又上來了：繼續考研！不信我任翔就沒有出頭之日，考不上你內醫的研究生，我就考別的地方的研究生。任翔暗下決心，要給自己討個說法。他報考了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病理專業的研究生。
那時已經到了1983年的春天，複習的時間又是隻有2-3個月，有些課根本來不及複習。任翔匆忙上陣，參加了考試。在考分下來之前，緊接著第二次分配把他分到包頭鋼鐵公司白雲鄂博醫務所，一個離外蒙古不太遠的地方。任翔再次拒絕了分配。
在家等待考試結果的時候，任翔的一位同學介紹他去了機械部包頭第二機械製造廠（簡稱二機廠）所屬的醫院外科工作。在那裏工作沒多久，任翔的考試成績下來了：平均成績75分。不久，北京的研究生複試通知來了，這下讓他看到了前景，信心倍增。
任翔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車。他複試的感覺還不錯，教授對他的成績表示滿意。他感覺更深刻的是北京的風景和家鄉的不同，甚至空氣都彌漫著學術的馨香。在醫科院教育處，他看到幾個已經在學院裏上學的八二屆的研究生。在那群朝氣蓬勃卻又內涵深厚的年輕人當中，有一位女孩兒，個子不高，麵色白晰，一雙清澈如泉的眼眸笑微微地看著他，讓他忽然間感受到風吹海浪般的震動。他想，如果能進入醫科院，能和他們一樣在這裏學習，實屬人生快樂之大事。這時候任翔才知道自己一直生活在北方偏遠城市，像是一個井底之蛙。如果自己在第一年就報考北京而不是內醫，以他成績和實力，絕對能考上。但就因為自己眼光太短淺，不舍得離開家，所以浪費了一年多的大好時光。
離研究生開學還有幾個月，任翔高高興興回到內蒙古，繼續到包頭上班。沒想到不久後他身體出了問題。回到包頭後他又和同學們一起經常聚會喝酒，還是那種豪情萬丈的喝法，一醉方休。沒過多長時間，他感到身體很虛弱，有時晚上起來頭暈眼花，渾身虛汗。終於有一天上著班的任翔暈倒在手術台上。他被緊急收入本院內科病房，查體時發現，他的血色素僅為六克，而一個年輕男子正常血色素應為十三克以上。他被診斷為酗酒造成消化道出血。任翔立刻就戒酒了。休息了一段時間之後，身體慢慢好轉。後來任翔收到了醫科院的錄取通知書，他考上北京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包頭二機廠醫院。
六、讀研
1983年夏，任翔終於打點行裝到北京去了。這時候，任翔雖然已經26歲了，但他似乎感到自己的人生才剛剛開始。首都北京的大氣磅薄，給了他身心開闊的視野範圍。他覺得自己的性格像壓力下的彈簧板，有多大的壓力，就有多大的衝擊力。中國醫學科學院研究生的生活是緊張有序的。任翔是醫科院下屬的阜外醫院病理科的研究生。第一年修的是基礎課，功課很滿，該學的東西很多。共同的大課是在東單三條的基礎所的階梯教室上，任翔總能和兩個來自內蒙古醫學院的同學坐在一起，同時他還認識了許多其他研究生。
研究生期間任翔的研究課題是用培養的人體血管內皮細胞做模型，研究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病機理。他要用光鏡、電鏡、熒光顯微等方法描繪出人體血管內皮細胞的形態學，並對細胞所合成的蛋白多糖進行生化分析。
這段時間，任翔理所當然又見到了那個曾經心儀過的女孩子。這就是當初任翔到北京參加研究生複試的時候看見的那位個子不高、有一雙誘人眼睛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屈霖。屈霖的父母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家裏共三個姊妹。屈霖下過鄉，就在北京郊區插隊。高考恢複之後第一年考上首都醫科大學，也是七七屆。畢業後順利地考進醫科院的研究生院，是八二屆的，她算任翔的學姐。由於那年將開學時間從冬季改成夏季，所以屈霖隻比任翔早入學半年。在屈霖讀研究生的第一個學期，學院還沒有電腦課。到任翔入學時學院開設了電腦班，屈霖也需要上這門課，於是就經常和任翔一起上課。這樣他們時常在一起切磋和複習課堂所學的內容。任翔發現屈霖是一個非常有智慧，有上進心，懂事理，溫柔體貼，刻苦努力的人。她的學習成績也在學院名列前茅。任翔逐漸對她產生了好感。
屈霖是醫科院阜外醫院生理研究室的研究生。她做的是心肌缺血保護方麵的研究。她每天都要做動物實驗，而她所在的實驗室設備極為簡陋。她要自己騎車去訂購實驗所需器材，還經常不得不把實驗鼠放進有蓋的筐子裏，騎上自行車繞大半個北京城，到北京大學借用人家實驗室的設備。她那套裝備真像從農村到城裏來賣菜的婦女，誰能料到她是一個搞科學的知識分子？
屈霖很喜歡體育，別看她個子不高，看上去很瘦弱，但爆發力、忍耐力都不錯。他們有幾個同學經常一起約著到操場打羽毛球，屈霖經常和任翔搭檔。任翔敏銳地感受到這個女孩子是喜歡自己的，同時自己也迷戀於她那雙透明的眼眸，兩個人相處很是融洽。
有一天任翔回到宿舍，一宿無眠。第二天暈暈地上了課，下午一個人在宿舍裏休息。忽然有人來敲門，開門一看，原來是屈霖從女生宿舍過來找他打球去。屈霖看他臉色不好，就問：“病了嗎？要不要看醫生？” 任翔說：“沒有病，就是有點累。來，進來坐會兒，我換雙鞋和你一起去打球。”屈霖笑說：“是不是你臉色一直都這麽蒼白？記得上次你來複試的時候，並不象現在這樣。你最好早點去查查。” 任翔知道她是真心關心自己，不由得心中很感動。嘴上卻說：“沒事，我身體棒著哪。我在包頭工作的時候喝酒過量傷過胃，所以血紅蛋白少了些，臉色就白。”他又調皮地說：“不過我皮膚本來就很白，沒辦法，天生皮膚就這麽好看。” 屈霖很喜歡他這個調皮勁兒，笑說：“皮膚是不錯，厚度也夠可以。”兩個人嗬嗬大笑起來。
這時候任翔忽然問：“哎，屈霖，你有男朋友了嗎？要沒有，我當你男朋友怎麽樣？” 屈霖見他半調皮半認真，自己也半認真半玩笑地說：“好啊，我還沒有男朋友，你可以當我男朋友，不過看你球場上能不能勝過我。”她雖然這麽說著，臉卻開始紅，一直紅到耳朵垂兒。那天任翔在球場上非常賣力，他輕而易舉地打敗了屈霖。那時候男女關係是那麽微妙和純潔。任翔擁有著屈霖的愛，他也愛著屈霖。研究生畢業之前，他和屈霖領了結婚證。
1985年春節，任翔和屈霖舉行了簡單的婚禮。結婚後單位沒有房子，兩個人隻好住在屈霖父母家裏。好在屈霖家房子還算大，是人民大學的住房，他們就把屈霖的閨房變成婚房，任翔那幾年成了真正的“上門”女婿。
1986年7月，29歲的任翔拿到了醫科院碩士研究生的畢業證書。他寫出的論文發表在中華病理學和中國生化雜誌上，這都是國內醫學界頂尖的雜誌。同年2月，屈霖也拿到了碩士研究生畢業證書。畢業後兩人又都留在阜外醫院工作了三年多。這期間他們又出了幾篇文章，參加過國內幾次學術會議。任翔和屈霖每天一起騎車上下班，從東城到西城，單程四十多分鍾，他們也不覺得累。他們為自己的新家和新事業感到快樂。
後來任翔從呼和浩特買了些上好的木料，在北京請了木匠，然後就在屈霖家樓下做家具。任翔和木匠一起，做了整整一大套組合櫃和一些小的家具。任翔還經常買菜做飯，洗衣刷碗，打掃衛生，把從小在家裏養成的勤快習慣帶進屈家，博得屈霖父母的中意喜愛。
不久，屈霖懷孕了。兩人邊工作，邊準備著迎接這個小生命的到來。但是有一天他倆一起騎車上班的路上，突然一個年輕小夥子騎車駛入逆行。他迎頭撞到屈霖的車上，當時就把她撞倒在地。那時屈霖已經懷孕5個多月。她的手被擦破了，而且她驚慌地感受到腹中的小生命突然停止了胎動。他們都嚇壞了。好在大約一小時之後，胎動又恢複了正常。經醫生檢查也一切正常，他們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從那以後，任翔擔心屈霖會再遇到這樣的情況，就買了一輛三輪車，他每天蹬車，讓屈霖坐三輪車上下班。於是大家都親切地叫他“駱駝祥子”。1986年底，他們的兒子任勉出生了。小任勉一切健康，任翔和屈霖對兒子愛到心頭，同時他們的生活也進入手忙腳亂而又甜甜蜜蜜的育兒期。育兒很辛苦，但雙方的工作一點也沒有耽誤。他們兢兢業業地繼續他們的醫學科研工作。
七、出國
當時國內的現狀是科研條件很差，人事上扯皮和學術上混亂，處理人際關係比醫學實驗要浪費幾倍的時間和精力。辛苦工作了幾年，在一次職稱評比中，沒文憑但資格老的人先得到職稱，而像他們這樣高學曆但工齡稍短的卻沒有評上。而當時的工資和住房都與職稱掛勾，這讓任翔和屈霖感到非常沮喪和不平。看到周圍不少老同學紛紛出國，他倆的心思也活動了。
終於，在1989年8月，屈霖登上了去美國的飛機，她到弗吉尼亞大學做生理學的博士後。這時候的任翔，本來也聯係好到德國做博士後。他當時的主任是希望他去德國繼續有關血管內皮細胞方麵的科研，但任翔卻想帶兒子去美國和屈霖團聚。為改道去美國這件事，他和他的主任鬧得很不愉快。但最終他還是辦成了去美國探親。任翔還記得自己帶著三歲的兒子任勉去美國大使館辦理簽證，簽證官問任勉：你為什麽要去美國呢？小任勉一臉天真爛漫：“因為我媽媽現在在美國呀，我想她了，就去唄。”把簽證官逗得哈哈大笑，於是第一次就簽成了。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最後幾天，任翔帶著三歲的兒子，借錢買了機票，貼身衣兜裏揣著50美元，手裏拎著大大小小八個旅行包，懷著新的夢想登上了去美國的飛機。飛機到了紐約，他們得轉乘汽車“灰狗”才能到屈霖居住的地方。任翔記得他買汽車票時操著中式口音對售票小姐說：“我去沙拉提斯微尤”。那位金發碧眼的洋妞一臉疑惑：“我從沒聽說過這個地方”。原來因為他發音不對，人家聽不懂。最後一個慈祥的老頭過來幫助任翔，問道“你要到的地方的前一站叫什麽？” 任翔說：“是Washington DC。”任翔這句英語老頭聽明白了，“哈，你是要去是夏洛次維爾（Charlottesville） ”。中文簡稱為“夏城”，是弗吉尼亞大學所在的城市。
到了夏城，任翔一看，好家夥，屈霖來接他們了，開了輛半成新的小轎車，身手矯捷，唰的一聲地停在爺兒倆麵前，開了車門就抱起兒子。那一刻任翔對屈霖的佩服真是難以用語言能表達。他驚喜交加地說了句：“哇，你開上車啦！”想想幾年之前屈霖還像農村賣菜媳婦一樣騎著自行車，馱著實驗鼠的筐子，到處跑做實驗，現在竟然開上了連院領導都比不上的外國小車。而且這小車是屈霖剛來美國第一個月就買的，她第二個月就拿到了駕照。坐到車裏任翔看著身邊開車的屈霖心裏想：妻子本事大我是早就知道的，但她這麽快竟能開起他一輩子都沒開過的車，她到美國才四個月，就這麽長本事。美國到底是個什麽東西，這讓任翔既興奮又迷茫。
八、在美國做科研
在屈霖工作的大學裏，任翔震撼地看到寬大整潔的實驗室，人家的設施那叫一個齊全，他慶幸屈霖再也不用騎著自行車，帶著實驗鼠筐，到外麵去做實驗了。這裏做實驗，專門有動物房飼養各種動物，實驗用的各種藥品設備應有盡有，再也不像在國內的時候，想訂個藥品要半年以上才能拿到。任翔希望自己也能在這樣的實驗室工作，不久他果然就獲得了工作機會，和屈霖在同一所大學裏。兩口子都有了不是很高，但已經比國內多了不少的收入，這讓他們一家三口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
屈霖租的小公寓，廚房設備齊全，撿來的小床墊已經不適合他們用了，他們索性買了新的大床墊，又到舊貨市場買了些舊家具。任翔帶來不少國內的用品，從炊具到床單被罩樣樣俱全，把任勉從三歲到五歲的衣服都買全帶來了。他們知道美國的物價很高，所以要節省著花錢。任勉進了幼兒園，雖然這是一筆不小的支出，但畢竟兒子也開始接受最初的美國教育。
從中國到美國的轉變，不論對他們夫妻倆還是三歲的小任勉，都有一個艱難的過程。記得小任勉剛上幼兒園時由於不懂英文，也不認識別的小朋友，常常被一些愛搗亂的小孩兒欺負。每天早上哭鬧著不想去幼兒園。直到幾個月後他能聽懂基本的對話才慢慢適應了。任翔和屈霖的英文開始也疙疙瘩瘩，隻能勉強應付日常工作。美國同事閑聊時他們根本聽不懂，也插不上嘴。萬事開頭難，靠朋友們熱心的幫助和指點，他們逐漸走進美國生活，辦好了社會安全號碼、健康保險、駕照等等，工作上也漸漸得心應手。他們三人就這樣暫時地安頓下來了。
這樣的日子，從開始的興奮，慢慢地適應，到後來感到還是有些苦楚的。他們沒有綠卡，隻能在這一個地方短期工作。綠卡在英語中叫“Green Card”，盡管它不是綠色的。它是外國人可以在美國長期居住的合法身份的證明。持有它的人可以不必綁死在一個地方，可以自由地到各地找工作。當時，他們的工作單位不能給他們辦綠卡。要想拿到它，就得找到願意給你辦的單位。後來實驗室研究經費要用完了，屈霖和丈夫正巧找到紐約州的羅切斯特大學醫學院的心胸外科臨床實驗室工作，那裏的老板同意給他們辦綠卡。
1991年夏，他們搬到羅切斯特，中文簡稱“羅城”。這個實驗室的大老板是心胸外科醫生，因為有很高的收入，每年都要交納很多稅。但如果他把收入的一部分用於做科研就不用交稅，所以他就辦了這個實驗室為他做科研，研究題目是如何在心髒移植過程中保護離體的心髒。小老板是個台灣人，給了任翔和屈霖超額的工作量，讓他們手腳不停。每天他們要取出大鼠的心髒做體外灌流，試用不同的心髒保護方法。
1992年，他們終於拿到了夢寐以求的“綠卡”！他們在那裏共工作了五年，夫婦二人出了二十多篇文章，每年要開一次專業年會，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通報於同行業的專家。屈霖還拿到一個三萬多美元的科研基金。但他們的工資和待遇並沒有因此而提高，工作量依舊很重。而且他們發現盡管出了那麽多文章，真正有臨床實用價值的心髒保護方法幾乎沒有。他們的心思又活動了，應該換個工作了。
他們兩個想去公司工作會比現在掙錢多一些，也輕鬆些。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搜尋，發現適合他們專業的公司很少。 他們又沒有美國的學位，機會似乎就更少了。那時他們有些茫然，不知將來的路該如何走。
九、醫山難爬
幾乎所有的人都說美國的醫山難爬，但當時任翔並不知道到底有多難。後來得知，對美國人來說，先得上四年普通大學，而後隻有優秀的畢業生才能考上醫學院。上完四年醫學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後，再做三到五年的住院醫，拿到行醫執照後才能獨立行醫。對外國人來說，如果你有美國認可的外國醫學院畢業證書，成績單，和三封教授推薦信，就可以申請美國醫生行醫許可考試（詳情見後文）。如果考過了，才可以申請做住院醫。這對象任翔這樣沒有美國學位的人來說，似乎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1993年，任翔夫婦得知一位國內的同學已考過美國醫生行醫許可，並開始了住院醫的訓練。這位同學就鼓勵他們也去考醫生。當時他們覺得那條路如同天路，遙遙不可仰視。但看見那個同學已經做上住院醫了，前途一片光明。而他們兩個還窩在這個實驗室低頭斂聲地給人打工，工作艱苦又不穩定，公司的工作又找不到，這樣下去是沒有出路的。夫婦二人考慮再三，下定決心，要考美國醫生執照，轉行當美國醫生。
他們知道這是一條異常艱難的路，因為盡管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年的基礎醫學研究，但是對美國臨床醫學的情況卻了解甚少。他們需要自學美國醫學院四年的全部課程並通過考試，同時還要工作，養家，帶好當時才7歲的兒子。當他們下定決心要走這條路的時候，兩個人的年齡都已經近四十歲了。這個年齡的人，腦力和體力大不如前。過去看一遍就能記住的東西，現在要看4-5遍還記不住。醫山難，難於上青天嗎？不爬怎麽知道，有人已經開始攀登了，我們為什麽不行？信心和勇氣激勵著他們，開始了醫山的登攀。
美國行醫許可考試有三個台階，英文簡稱USMLE Step 1、 2、 3。其中Step 1 是醫學基礎課程，Step 2 是醫學臨床課程，必須都考過才能申請住院醫。Step 3 是純粹的臨床病例題，可以在做住院醫之前或期間考。這種考試對美國和外國醫學院畢業生都是一樣的，對外國畢業生還要加考英語。如果通過 USMLE Step 1和2 的考試之後，再經過三到五年的住院醫訓練，申請到行醫執照，然後才能開始行醫。在行醫後的5年之內，還需通過專業考試，才能保持行醫資格。以後，每隔十年，還得重新考專業考試，通過後才能繼續行醫。
考試的方式是多選題，十六開大的一頁紙，有時半頁紙就隻有一道題，每一道題都是一個小病例，下麵給你4-6個答案。這些答案可能都是對的，但隻有一個是最準確的。考試共兩天，每天上下午各三個小時，每個半天要答約180道題，平均每分鍾要答一道題。考生要很快地讀完題並做出判斷，把不太可能的答案排除掉，這既需要速度又需要準確度，還要有很強的邏輯推理能力，所以靠蒙和猜是不行的。
首先，他們花了上千美元買了二十幾本厚厚的醫學書，每天有空就看。任翔的醫學英語基礎較好，因為在上大學時他就曾背過一本醫學英語詞典，所以開始時並未覺得太難。而屈霖則記得在看第一本醫學書時，一頁紙看了兩個小時，大量生澀難懂的長長的醫學單詞如絆腳石一般橫亙在麵前，這要到什麽時候才能看完一本書呢？她有些信心不足。但她還是硬著頭皮記下去，學下去。慢慢地，不斷出現的已經記住的單詞由石頭變成淙淙泉水，清淩而過。看書速度越來越快。屈霖分析能力強，她覺得通過理解記憶效果更好。而任翔記憶力極強，他是靠大量讀書，做習題，並記住例題，是題海戰術。考試之前任翔曾做過上萬道題目，他的戰術最終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那一段日子，任翔和屈霖好像兩個人共同駕小舟出海，不知道能不能捕到魚，但行程中未知的風雨浪濤卻可能隨時讓他們翻船。。。。。。在複習考醫生執照的幾年中，他們幾乎把所有時間都投入到工作和學習上。倆人的作息習慣不同，任翔還保持著從小養成的早起早睡的習慣，每天早晨4點起床，先看幾個小時的書，然後再去上班，晚上9點多睡覺。而屈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飯，等到孩子在 9 點左右睡著後才開始看書，直至深夜 12 點半或 1 點才睡覺。早上 7 點不到又起床，送孩子上學，然後自己上班。他們每天隻睡 5-6 小時。在那段日子裏，他們大概有3-4年的時間沒有任何其他娛樂活動，沒有去過聚會或其他社會活動，沒有看過一場電影或一部電視劇。暑假期間管理孩子成了問題。這時孩子的鋼琴老師幫了他們很大的忙，整個暑假把孩子接到自己家裏吃住，並教他鋼琴，最後隻象征性地收了他們一點點錢。他們至今仍對那個鋼琴老師感激萬分。
在複習考試這段時間，任翔還是蠻有號召力的，他把當地幾個正在複習考試的中國朋友召集在一起，每個星期六星期天，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討論學到的知識，每個人講一個自己較有特長的主題，這樣大家可以取長補短，既節約時間，又可使自己學的知識更加牢固。任翔主要講組織胚胎和病理解剖，他把很多東西都編成容易背的口訣，給大家一個短期的記憶方式。另外還有講生理、藥理、心血管、消化、兒科等等。最後他們這個學習小組的人基本上都考出醫生執照並行醫了。
開始，任翔和屈霖對是否能通過這個考試，心裏並沒有底。經過一年多的艱苦複習後，任翔一次就通過了 Step 1 的考試。這讓他們兩個信心倍增。隨後，任翔離開實驗室，破釜沉舟，背水一戰，專心打攻堅戰以通過 Step 2 考試。因為任翔和屈霖都沒有臨床經驗，所以Step 2 對他們來說有一定的難度。他們隻能通過大量讀書和做題來彌補。功夫不負有心人，任翔在第二次終於通過了Step 2的考試，而英文考試他們倆人都是一次就通過了。屈霖也順利地一次考過了Step 1 ，然後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試考 Step 2 ，隻差一分沒過 ，雖然有些遺憾，但也增強了她的信心，使她看到了希望。為了加快複習考試的速度，屈霖也離開實驗室，在家專心學習了。經過不懈的努力，倆人都在1995年底以前通過了Step 1 和Step 2的考試。
這時任翔開始申請做住院醫，同時為下一步進臨床做準備，他沒另找工作，而是要求去臨床參觀見習。經醫院心胸外科主任的同意，任翔來到病房參觀。這對他將來做住院醫有極大的幫助，使他初步了解了一些臨床知識。
在任翔開始做住院醫前的半年時間裏，夫妻二人都沒有工作。那時候他們家裏沒有任何收入，隻能靠以前的一些存款過日子。這種令人感覺腳下沒底的生活讓他們現在想起來都感到後怕。不過他們堅定地認為自己一定能達到既定的目標。但到後來他倆才知道，通過考試，允許申請做住院醫，這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十、在美國做麻醉住院醫
1995年，任翔開始申請住院醫生的位置時，發了大約 100 多封申請信，隻得到 8 個麵試機會，最後被費城的賓西法尼亞大學醫學院下屬的一家醫院的外科錄取。住院醫生的第一年，也叫實習醫（Intern）。一般來說，做完實習醫後你還可以選擇自己的專業，如麻醉科、神經內科、眼科、放射科等等。做自己的專科時就叫住院醫（Resident）了。如果你在申請實習醫時已經決定做哪一專業的住院醫，你可以同時申請住院醫。任翔去費城就是做實習醫。
1996年6月，全家搬到了費城。等做上實習醫，任翔才發現他正麵臨著三大難關，即，語言關，臨床關和係統關。先說語言關，這裏包括聽、說、讀、寫、認五個部分。你要能聽懂醫生、護士、病人及其他各種人的語言，並能互相交流。每天早上查房時，你要匯報你的病人情況，然後主治醫會問問題，並告訴你應如何處理這些病人。這對非英語國家來的外國住院醫來說，確實有很大的難度，特別是在你的醫學專業術語還不熟的時候。你還要能以較快的速度讀和寫大病曆。當時，美國醫院的病曆和醫囑都是手寫的，非常潦草，加上很多人造的醫學專業縮略語，所以很難讀懂。
其次是臨床關，任翔是1982年畢業的，學校用的教課書全都是中文的，畢業後又基本上一直從事基礎研究。而進美國醫院做實習醫時是1996年，時隔14年，所麵臨的困難就可想而知。加上美國和中國在診斷和治療方麵也有很大差別，很多最基本的東西都要從頭學。從第一天上班起，每個實習醫要管少則7-8個，多則十幾個病人。每隔3-5天就要做一次值班醫生，英文叫“On-Call”，即連續工作24小時，然後再繼續工作一天，中間沒有休息。一個班下來，就得三十多個小時。值班時如果幸運你可能睡幾個小時，但忙起來可能一分鍾都歇不下來。任翔現在回憶起當時的緊張工作仍然記憶猶新。
最後說說係統關，美國醫療係統和中國有很大差別。比如，在美國，病人出院時必須要安排好病人的去處，是回家，還是去養老院，還要考慮有沒有人照顧他等等。而在中國，則不必考慮這些。所以，住院醫要與各方麵人打交道，安排好所有這些事情才能讓病人出院。任翔剛進醫院時，對每天醫院的常規所知不多。所以做實習醫的第一個月對他是很大的挑戰。
任翔以自己加倍的努力和快速學習各種新知識的能力，很快就過了這些難關。他的工作也受到了大家的好評。當時，美國對住院醫的工作時間沒有明確的規定，住院醫的工作量是驚人的。住院醫一周可能有2-3次做值班醫生，每周工作的時間經常超過100個小時，工作的強度，可想而知。這種超負荷的工作量，甚至導致了一些醫療事故的發生。所以後來美國國會通過了法案，規定住院醫每周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0 小時。
當任翔在費城做住院醫的時候，他請求主治醫讓屈霖到醫院跟著旁聽見習，任翔的主治醫破格同意了。屈霖就這樣在任翔的幫助下提早開始熟悉臨床，進入狀態。同時，屈霖開始申請她的住院醫位置，並和任翔一起準備USMLE Step 3考試。就在費城時，倆人也一次就通過了Step 3 的考試。
任翔雖然性格很急，但他也有能忍的一麵。在費城做實習醫時，有一次他所管的一個病人去世了，在通知病人家屬時，任翔說：“Your brother is dead”（你弟弟死了）。護士長聽到他說這句話後勃然大怒，當著病房全部同事，把任翔罵了個狗血噴頭。原來在醫院工作人員通知病人家屬病人死亡時，一定要用詞婉轉，一般不用“dead”（死）這個詞，要說“passed away”（去世）。任翔在複習考試時沒有遇到類似這樣的題目，同時他也不了解英文詞所含的美國風俗，於是就犯了這麽個常識性的錯誤。任翔像個啞巴一樣，一聲不吭地忍著。反倒是病人家屬看不下去了，問護士長為什麽這麽羞辱任翔。他對眾人說：“任醫生始終是最關心我哥哥病情的，每次出現問題任醫生總是第一個跑來處理，如果因為這個事醫院給任翔醫生麻煩的話，我可以到醫院那裏解釋。” 任翔的主治醫師聽到這件事，也非常生氣，因為任翔是他手下管理的實習醫生，如果出現問題也應該由他來訓導，一個護士長是沒有權利當麵指責醫生的。主治醫生要去找護士長談，但任翔攔住了他。他覺得自己那麽艱難地考過醫生執照，又那麽艱難地得到這個住院醫的位置，這段路程走過來不容易，他不想讓這一點小事兒把自己和護士長的關係搞僵，影響工作。
就在任翔做實習醫期間，經過各科輪轉後，他最後選定了麻醉專業。因為麻醉醫師的住院醫那時候相對來說比較好找，而且做麻醉需要做很多技術性操作，而任翔的動手能力較強，對他比較適合。的確，做麻醉師是任翔在中國上醫學院時根本想都沒有想過的事。
屈霖申請的是內科實習醫，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難找的專業。為了兩人能到一個地區工作，任翔申請麻醉住院醫時的一個附加條件是希望醫院能給自己的妻子找到一個實習醫的位置。當時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就同意了任翔的請求，就這樣倆人雙雙被安排到該大學醫學院。1997年，他們全家從費城遷往華盛頓，任翔在那裏開始了他的麻醉住院醫的生活。同時，屈霖也在那裏的內科開始了她的實習醫的生活。
那時他們的兒子任勉正在上小學五年級。兩人工作忙得不可開交，孩子怎麽辦？他們就請屈霖的父母到美國來幫忙。老兩口二話沒說就答應了。他們順利辦好簽證，在任翔一家搬到華盛頓之前就到達美國，擔起了帶孩子和操持家務的重擔。因為他們一次在美國居留時間不能超過一年，所以後來任翔和屈霖的父母就輪流來美照顧孩子和管後勤，直到他們兩人都完成了最艱苦的住院醫前兩年的訓練。任翔夫婦都萬分感謝雙方父母的支持，沒有他們，他兩人是不可能熬出住院醫的苦海的。
當年，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麻醉科一共隻招到五個住院醫，全部是外國人，而通常每年要招十個。這樣，工作量自然就增加了一倍。做麻醉住院醫時，按規定一年做三百例麻醉，但任翔他們一年要做一千多例。那時候，任翔每天6點鍾進醫院大門，到晚上十一點才能回家，第二天接著幹。因為當時的規定是，如果工作超過晚十一點，第二天就必須休息。所以，主治醫生們就盡可能的把這些新來住院醫們在晚十一點以前送回家，這樣，他們第二天還得繼續工作。
除了超負荷的工作量之外，還有人為的因素。當時有一個越南來的主治醫生，經常欺壓新來的住院醫，特別是外國住院醫。有一次任翔下了夜班，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把剩餘的事情交待給下一班的住院醫生，回家休息。可是不一會兒任翔就接到這個越南人的電話，要他馬上回去檢查一個準備在第二天動手術的病人。當時已是下午六點鍾了，應該由接班的住院醫去看病人，而不是任翔。任翔覺得是故意刁難他，但還是忍聲吞氣地回到醫院去看了病人。回家時，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多工作了4小時。像這類事情還有很多，可任翔都盡量忍了下來。這也是他能完成住院醫訓練的一個原因。當時和任翔一同做住院醫的一位巴基斯坦人就由於忍受不了這種刁難而中途改行。
這段時間，屈霖也經曆著第一年實習醫的艱苦過程。她的工作量雖沒有任翔那麽大，但每周工作80小時以上也是常事，平均每4-5天要做一次值班醫生。第一個月對她是很大的挑戰，但她虛心好學，工作能力強，很快就掌握了基本技能。她也碰上過“好人和壞人”，但她處事得當，順利完成了實習醫的訓練。她清楚地記得有一個中國人做內科實習醫時，不到三個月就辭職了，大概是因為達不到要求，並且受不了工作的辛苦和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1998年，屈霖被位於裏士滿的弗吉尼亞聯合大學醫學院神經內科錄取，開始做那裏的住院醫。屈霖也提出要求把任翔轉到此醫院，獲得批準。這樣，任翔也隨之轉到同一大學醫學院的麻醉科，繼續他的麻醉訓練。六月底，他們全家又從華盛頓搬到裏奇蒙。可憐兒子任勉，剛熟悉了華盛頓學校的同學，又要進新的學校。但在那種情況下，哪還有別的選擇呢？他們感到他們倆在做住院醫期間一直都能在同一個地方已是很幸運了。他們就這樣同甘苦，共患難，互相扶持著走過了這段艱苦曆程。
到了新醫院後，任翔發現這裏已有幾個中國來的住院醫，人人工作努力，個個受到好評。任翔也拿出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大家一樣，盡最大的努力來完成自己的工作。這個醫院的主治醫師比較好，沒有像在華盛頓醫院時那個越南主治醫那樣的人。任翔在這裏心情好多了。他每天早晨4、5點鍾起床，在主治醫到達之前，所有的準備工作全部就緒。主治醫來了一看自然心裏就十分高興。所以任翔在這裏基本上沒有遇到大的波折。
在裏奇蒙的那幾年，屈霖在工作中卻遇到了很多困難和“壞人”,有些人拚命整她，給她最苦最累的活幹，並給她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使她一度幾乎不能忍受，想離開那個地方。但考慮到任翔不能再換地方了，任勉已經在四年內轉學三次，那對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是很難適應的。而且她自己也不想前功盡棄，加上任翔在精神上給她很多支持，所以她後來還是以驚人的毅力和韌性克服了各種困難，於2001年完成了她神經內科住院醫的訓練。
中國人工作努力已處處為人所知，正如後來一個美國主治醫生說的：“你們中國人在工作上有“缺點”你們知不知道？你們工作起來太賣力氣了，又很能吃苦，從不報怨。你們不是一個人這樣，而是個個都這樣。你們這樣幹活，把別人都比下去了，他們心裏自然都很難受”。
2000年6月，任翔終於完成了四年的麻醉住院醫生訓練，拿到了畢業證，完成了從中國到美國，從基礎到臨床的轉變。他順利申請到行醫執照，開始找工作了。
十一、在美國行醫
任翔畢業那年，工作不是很好找，但經好友介紹於同年加入了弗吉尼亞海濱城附近的一個私人麻醉公司。即使找到工作，也並非一勞永逸。一般來說，你到一個新的工作單位隻是一個雇員，必須像做住院醫一樣任勞任怨地工作三年。這段時間，你隻能拿到雇主工資的40-50%。到三年後，由雇主們投票表決是否將你留下。必須有超過三分之二的雇主同意，你才能留下來繼續工作，並成為雇主的一員，英文叫“Partner”。
社會行醫和住院醫的另一個主要差別是：行醫時，你後麵再沒有人幫你了，不像住院醫的後麵永遠有主治醫做後盾。手術前，病人、外科醫生、護士都看著你，等你做好麻醉才能手術， 壓力很大。手術中如果麻醉搞不好，病人一下子呼吸心跳停止，沒有了血壓，可能就立刻死在手術台上。術後也必須確保病人的安全，有時小的疏忽也會造成生命危險。另外麻醉師還得處理由於麻醉護士的疏忽所造成的各種各樣的緊急情況。
麻醉是外科手術中非常關鍵的部分。維持人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三個要素，又稱“A、B、C”：A是Air way（氣道），B是Breathing（呼吸），C是Circulation（循環）。手術中這三項都是由麻醉師負責。做氣管插管，即“A”，是麻醉師最重要的本領之一。給肥胖病人做氣管插管是一件非常有挑戰性的事情。往往你將氣管插管放到他們喉部時，根本看不到氣管，因為他們太胖了。如果你把插管放到食道而不是氣管裏，那病人就會窒息或死亡。由於美國是世界上擁有最多肥胖病人的國家，所以，任翔幾乎每天都會遇到輕則二百多磅，重則四、五百磅的病人。給這些肥胖病人做靜脈穿刺以維持正常的血壓和循環，即“C”，也相當困難，因為常常看不到血管。給他們做硬膜外麻醉更困難，因為很難找到骨性標誌，需要12厘米的長針才能到達所需的部位。肥胖病人術中術後更容易出現意外。所以麻醉是一項高危險，高壓力，高強度的工作。每個麻醉師工作時精神都非常緊張，都得有在任何緊急情況下能設法把病人從死亡線上搶救回來的能力。
任翔到了新的工作單位，工作和精神上的壓力都很大。他每天早上六點半上班，先把需要手術的病人檢查一遍，然後給他們做麻醉，再交給麻醉護士繼續做術中監測。因為一個麻醉師要同時監督三到四個麻醉護士，而每個手術室每天都要安排多台手術，所以，任翔經常一天要做少則十幾台，多則幾十台麻醉。中間還要穿插著做婦產科的硬膜外麻醉以及應付醫院裏其它的緊急情況。麻醉師工作起來既責任重大，操作不能有絲毫差錯，又要馬不停蹄地趕時間，其難度可想而知。
任翔曾經遇到幾個驚險的病例，至今難忘。一次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性剛剛做完腸梗阻的手術。這個病人在一周內已經曆了三次手術，身體狀況不好。術後任翔特別囑咐麻醉護士千萬不能提前給病人拔氣管插管，然後他又接著做下一台手術。到了吃飯時間，任翔在去往餐廳的路上忽然覺得應該再去看那個病人一下，以防意外。他回到監護室，看見護士正在給那個病人換血氧監測儀器，就問怎麽回事。護士說那個儀器壞了，測不出血氧飽和度了。任翔再一看病人，心跳和呼吸都已經停止了。他知道不是儀器壞了，而是病人缺氧了。任翔當機立斷，立刻讓麻醉護士給病人做氣管插管，同時他開始給病人做心髒複蘇按摩，注射腎上腺素。幾分鍾後，病人的心跳和呼吸又恢複了正常，大家的心才落了地。如果沒有任翔及時發現並處理此病例，病人可能就救不回來了。
還有一次是一個體重二百多磅的病人剛剛做完甲狀腺切除術。術前氣管插管已經有點困難，但沒出現意外。術後不久不知何故護士又把氣管插管拔了。由於病人術後頸部有充血和水腫，馬上就出現了呼吸困難。這時再做氣管插管，卻怎麽也插不進去。任翔和其他幾個醫生護士又進行加壓給氧，用其他方法插管，全都沒用。眼看病人的血壓和心率逐漸往下掉，急得任翔腦門冒汗。這時他果斷地說：馬上切開縫合線。當時外科大夫臨時又找不到所需器械，隻好手持刀片，在來不及消毒的情況下立即切開了病人的傷口縫合線。隻見一個大血腫壓迫在氣管上，外科醫生馬上將血腫切開引流，病人的呼吸很快就恢複了，接著心跳和血壓也恢複了。大家這才鬆了一口氣。
另一次是給一個四百多磅的產婦做硬膜外麻醉。病人的背部根本找不到任何骨性標誌。任翔沉著冷靜，按常規消毒和局麻後，憑經驗和感覺找到病人的脊柱中線，用12厘米的長針朝選好的位置刺下去。不到5分鍾，硬膜外導管已經放在所需的部位。病人很快就感覺不疼了。過後這個病人拉著任翔的手萬分感謝的說：“我過去生孩子時，也做過硬膜外麻醉。可那次四個麻醉師做了四個小時才做成。你的技術實在是太好了！”任翔微微一笑，說：“這是我應該做的”。其實他心裏知道，像這樣的病例，他已遇到多次，幾乎次次成功。他的同事都知道任翔手上的技術是一流的，碰到複雜的病例也常找他幫忙。
任翔在前三年受雇傭的那段時間，雖然業務過硬，但時常還得忍氣吞聲。第一年，公司有一個印度來的雇主，不光老給任翔安排最苦最難的活，還老故意挑他的毛病，目的是想把任翔擠走，成不了雇主。就這樣幹了一年以後，任翔實在支撐不住。 一天下班回家說起工作上的事情，終於泣不成聲。他和屈霖說：“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吧，把房子賣掉，到別處去。”屈霖那時已經開始了自己的事業，任勉也剛在學校安定下來讀書。經過多年的奔波，屈霖希望能有一個安定的家。她覺得應該和任翔所在公司好好談一次再決定是否繼續幹。於是屈霖和任翔一起到公司去找當時的副主任，一位善良的韓國醫師，說明了任翔目前的情況。那位韓國醫師原來並沒發現任翔有情緒異常，一直以為他在這工作得很開心。現在才知道他一直背著很沉重的包袱在工作。於是韓國醫生和公司其他幾個資深醫師討論了任翔的情況，並決定留下他。而那個印度人想擠走任翔的目的沒有得逞，最後一走了之。從那以後任翔的工作仍然很忙，但心情比過去好多了。
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要通過麻醉專科考試。這個考試又分筆試和口試兩部分。筆試大約有200道題，要在3小時內完成。考過筆試後才能考口試。口試是給你2個大病例，10個小病例，考你如何診斷、處理和應付各種情況。考官會問各種各樣的問題，然後打分決定你是否通過。這個考試也很難，當年的筆試通過率隻有46%，但任翔第一次就通過了。口試的通過率是50%，任翔考了三次才通過。因為口試的時候會有人為的因素：一個外國人的麵孔，操著怪怪的口音，又沒有很強的自信心，考官就會比較容易覺得你不夠格做醫生。所以除了要好好地準備外，還要自信自信再自信地展現自己。
2003年，工作已滿三年的任翔終於通過了麻醉專科考試，變成了雇主，留了下來。慢慢地，他對工作越來越熟悉，得心應手，壓力也不像開始時那麽大了。後來任翔又擔任了醫院麻醉科副主任，同時也負責公司所有麻醉醫生的排班。這也是一項比較困難的工作，因為無論你怎樣排，都可能有人不高興。所以，除了盡量把班排得公平外，任翔每年都給自己排的班最多。
屈霖於2001年完成神經內科住院醫的訓練後，於2002年開始了她自己的事業：獨自私人開業。她從零病人開始，到2010年已擁有三千多病人，而且不斷有新病人找她看病。她有自己的診所，雇了2-3個美國人幫她幹活。她一次就通過了神經內科的筆試和口試。剛開始開業時，她不認識任何一個當地的醫生。而現在她已經有自己的醫生網絡，可以互相介紹病人，為病人服務。
他們兩人現在工作穩定，收入豐厚。他們自己設計建造了一座漂亮的海景別墅，後院緊靠切薩皮克海灣，有個停船的小碼頭。於2006年搬進去後，過著美國中上階層的安逸生活。工作之餘，他們還有很多業餘活動和愛好。他們喜歡打羽毛球、打牌、唱歌。他們周圍有不少要好的朋友，經常在一起聚會。閑下來他們也看看電視劇，電影。每年他們總要出去旅遊1-2個地方。最近1-2年，他們還參加了幾次羽毛球比賽，並拿到一些獎牌。他們還積極參與當地華人協會等社會活動。兒子任勉已經大學畢業，正從事神經科學的基礎研究。他們現在終於體會到苦盡甘來的味道。他們仍然不忘父母的養育之恩，為任翔的父母在呼市買了一套三室一廳的住宅，讓老人安度晚年。他們夫妻二人終於安然回航，滿載了辛苦所得，欣然開始了人生的成熟階段。這些經曆不是每個人都能麵對或者承受住的，這需要性格上的堅韌，但也需要一種心理彈性。生活需要“四麵埋伏”的緊張，更需要“高山流水”的舒暢。但在開始的時候，一切注定是艱辛的。
十二、大目標和小坎坷
在任翔的人生道路上，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人生目標，這包括當護士、上大學、讀研究生、出國、拿綠卡、考行醫許可、做實習醫和住院醫、行醫、成為雇主。經過不懈地努力，這些目標都一一得以實現。任翔現在又為自己立下了新的目標，這就是有一個好的身體，保持一個好的心態，豐富自己的業餘生活。這時候的任翔，經過歲月的磨礪，知識和經驗的厚積薄發，已經變得更加成熟和自信了。
任翔在人生道路上遇到過對自己不好的人，他們給自己的成長帶來一些障礙；但同時也有不少好朋友完全無私地幫助自己。任翔覺得自己非常幸運，能有機會學醫並成為一名美國的麻醉師。一路走來，腳步遍天涯，伴著困難，伴著幸福。如果沒有自己的親人、老師、同事和那麽多朋友的相助，就不會有他的今天。任翔真心地感謝他們。
從醫這些年來，任翔最大的體會是：前麵有了一個大目標，就向那個目標衝過去，路上有一些磕磕絆絆，甚至有人暗地裏擱塊石頭想絆你一跤，都不能放棄。但小坎坷也不能忽視，如處理不當，它們會釀成大禍患。你跨過了一個個小坎坷，大目標就實現了。人生可能會經曆一些失敗，但失敗是成功之母，能夠正確地對待挫折，吸取教訓，才能不斷前進。
任翔總結自己的個性，他覺得更多的時候他身上那種兒童較真兒心理非常重。誰要是說他不好，做事不行，他幾乎是馬上翻臉，從那一刻就和說他不好的人不共戴天。而且他要立刻行動起來證明自己不是人家說的那樣。這樣的情況發生在他的工作中，甚至也發生在他的生活中，他真的就像一個孩子，很較真兒。他的性格就是這樣了，一生無法改變。
任翔還總結他和屈霖在美國為什麽能有今天。他認為：夫妻同心，其利斷金。從任翔到北京上研究生到現在，他一直和妻子屈霖一起學習、工作、生活，他們之間默契到一個眼神就彼此明白對方的意思。兩個人取長補短，相互扶持著走過來的，他們兩個誰也離不開誰。這麽多年他和屈霖無論多麽難，難到似乎日子都過不下去了，但他們從沒有分開過。最苦的時候雙方都特別寬容，同心協力對付外界強大的壓力。兩個人雖然專業不同，但對於醫學的探討，生活的安排，甚至鍛煉身體也同進同出。是真正人生曆程的風雨同舟。
當問及任翔的愛好時，任翔說: 我最佩服的領袖是鄧小平；我最崇拜的英雄是李小龍；我最喜歡的運動是羽毛球；我最愛讀的雜誌是讀者；我最愛唱的歌是“我愛你中國”；我最愛吃的是家鄉的蓧麵；我最愛看的電影是007係列；我最愛玩兒的遊戲是打牌升級。
十三、尾聲
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生活的前景如大海一樣明朗開闊。但人的生命也將最終回歸自然，無論過程多麽輝煌曲折，積累過多少寶貴的經驗，也都難以完全傳授於後人。因為每個人是不同的，自然給予每個個體獨特的體驗，這樣才形成絢麗多彩的人類社會，每個人在其中散發獨特的光彩。
當你看到有一個人在華人聚會中大著嗓門真誠地和人說話，在當地春節晚會穿一身唐裝瀟灑輕靈地表演太極劍，和夫人同台演唱，在晚會結束時大力揮舞手臂指揮大家高唱《我的祖國》，這個人就是任翔。他是一個特殊的人，又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和千千萬萬經曆磨難而癡心不改的中國人一樣站立在美國的土地上，他又在人群中與眾不同地散發出他自己的光澤。
仿佛珠璣成串，可預示海外華人各自不同的人生。每個人、每個家庭的故事都是一本書的內容，都是由自己和自己所影響到的他人個性填寫而成。往事是陳舊的，由往事貫穿過來的生活是新鮮的。控製未來生活的方向不出偏差，最難的是把握好自己的現在。花開易見，果成漸甜。生活看似簡單，但每個簡單背後都有著複雜的方程解成。結果，就在天運之中，也在自己的運算之中。
二零一一年歲首於弗吉尼亞
致謝：在此衷心感謝張昭卿，朱青燕，朱真，王鳳祥對此文的寶貴建議和文字修改。
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