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月之：外灘公園歧視華人的曆史解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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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上海外灘公園禁止華人入內引起的反應，無論是從平等觀念、公德觀念還是從民族尊嚴出發，無論是權利的維護，還是憤懣的宣泄，都可以歸結為外爭利權與尊嚴，且稱之為外爭型反應，這是人們比較熟知的。但是，在此過程中的另外一種反應，則較少為人所知，或為人所忽略，筆者稱之為內省型反應。 外灘公園限製華人入內，很重要一條理由，就是華人不守公德，摘花踐草。還在19世紀80年代後期，外灘公園允許華人持券入園時，在公園裏就出現一些不雅現象：“公家花園自去年聽華人領照入內之後，夏令往彼納涼者頗不乏人。然有挾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愛花成癖，往往一見鮮花，必欲折取，此非愛花實妒花也。”[30]這種現象不但在外灘公園存在，在遊覽其他花園時亦時有發生。1888年，徐園開得牡丹十二朵，含苞乍吐，縱人遊賞，結果，“守花者一不顧及，已被折去十一朵”[31]。晚清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園張園，一度免費向公眾開放，便遇到了這種事情。張園主人張叔和歎息：本園花草，皆屬中外佳種，蒔花匠役按時灌溉，加意栽培，終歲辛勞，不遺餘力，以故每年賽花勝會，嚐邀品題，間列上品，即匠役亦列邀獎賞。自開園縱人遊覽以來，賞花客無論貴賤男女，莫不流連愛玩，珍惜同深。“惟間有一種無知女嫗，往往任情攀折，隨意摘取。花既緣辭樹而不鮮，果亦因離枝而莫顧。”匠役因此前功盡棄，得獎無門，提出辭職。主人不得已，特發《為花請命》之告白，“所願來遊之客，各戒其隨同，抱惜花之心，勿動折枝之手，不戕生物，亦證慈仁，留得餘馨，同臻壽考。此則私心之所切禱者耳”。[32]唐茂枝等人認為，華人文明程度高下不同，在公園裏摘花踐草、缺乏公德者均為文明程度低下的下等之人，受到遊覽限製的隻應該是這些人，而不應該是所有華人。他們的這種看法也反映了實際情況。 在租界所辟供華人遊覽的俗稱華人公園裏也有類似情況： 華人之遊於此者，時有滋鬧。前日有一人欲獨坐一凳，不肯與人共坐。是地之凳，皆可坐數人者，此人既欲獨坐，即有不得坐者。且彼既拒人以共坐，必不肯心服，巡捕遂斥此人之非是，彼即罵詈不絕。又有遊園諸華人見此人與捕忿爭，亦不問事之是非，成助此人，大有與捕為難之勢。嗣經諸捕成集，始將其拘去判罰。[33]
為此，《申報》發表評論： 夫西人以公家花園華人不便往遊，而特另辟一園以娛華人，其用心也至矣。華人以為可以暢遊之地，而欲獨適其適，此其人全不知恕道，全不知情理。同遊諸人隨聲附和，凡此必皆下等人之所為，衣冠體麵之人，必不為此。即折花者亦多係賤妓惡傭，凡良家閨秀亦決不至此。[34]
為了維持華人公園的良好環境與正常秩序，工部局在華人公園的遊覽規則，特別加上要愛護花草、衣服整潔與遵守規矩等內容。[35] 對此，一些有識之士在外爭利權與尊嚴的同時，從民族自省的角度，檢討華人在公德方麵的問題。1909年，有撰者寫道： 泰東西各國，凡人煙稠密之區，無不有多數公園，為民人吸受新空氣，蓋備各國人休業時遊覽之地。吾中國則未之前聞。外大橋公園，一名租界公園，又名外國公園，溯當時建築之始，並不分中外，無華人不準入內之禁，迨中國人入是園後，往往不顧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臥，甚而至於大小便亦不擇方向，西人惡之，另建一園，專備華人遊息，而外大橋堍之公園，無論何等華人，均不準入內。[36]
1913年，曾留學日本、歐洲、後來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的楊昌濟在文章中寫道： 吾國人有一極大弊病，即不潔是也。衣服不潔，口齒不潔，體膚不潔，器具、書物不整，隨地唾涕，當道便溺，浴室、廁所尤為不潔，較之西洋、日本，真有自慚形穢者。無怪乎西人自以為文明，而吾國人為野蠻也。試觀漢口、上海之洋街，皆寬平潔淨，而一入中國人街道，則狹隘擁擠，穢汙不潔，相形之下，判若天淵，而彼處居民，終古如斯，毫不知變。此真可為歎息者矣。上海西洋人公園門首榜雲：“華人不許入”；又雲“犬不許入”，此真莫大之奇辱而安之若素，此日本人所嘲笑以為大國民之大度者也。[37]
楊昌濟極而論之，以為如此無公德之華人，實在不具備進入公園之資格：“平心論之，華人如此不潔，如此不講公德，實無入公園之資格。西人所為，雖欺人太甚，亦吾國人有以自取之。不急改良習慣，養成與西人平等交際之資格，則此等恥辱終湔洗之期。”[38]1917年，在會審公廨裏當文案的姚公鶴在《上海閑話》中寫道： 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築之所，每不準華人之攔入，喧賓奪主，無過於此。今之跑馬場及白大(渡)橋下之公園，其最著矣。惟此事並無國際強弱之關係，乃國民教育之關係。聞昔時外人並無此項禁令，曆見華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驅鳥，蹧蹋地方，無所不為，於是跑馬場首以營業公司名義，禁止華人之涉足。今門首高標英文於木牌，所雲“狗與華人不準入內”是也。公園禁止華人，於理較欠圓轉，不得已，就蘇州河浜南，自白大(渡)橋起，另建華公園，為華人遊息之所。此項公園建築，遠不逮西公園，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樹木尚少攀折。嗚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心之薄弱耶![39]
1919年，上海報人陳伯熙在《老上海》中寫道： 外白渡橋公園，在廿年前，中西人士，均可自由入內遊玩，初無分畛域也。後西人以華人多不顧公德，恒有踐踏花草之事，乃另建一公園於蘇州河裏白渡橋畔，專供駐足之所。 公家花園，巡捕房訂有管理之法，其待中國人非常嚴酷。沿黃浦之公園，且有不準華人及狗入內遊玩之厲禁，以華人與狗並書，淩辱亦至矣。然我國人亦有不知自愛者，如吐痰於地、隨意采摘花木是也。[40]
1924年，上海《時事新報》的一篇文章寫道： 聽說上麵幾個公園，從前是公開過的，因為我們同胞的公共道德心太缺乏了，所以遭西洋人的厭惡，曾經有“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示。……聽說外國人所持為唯一的拒絕我們華人享受公園的娛樂的理由，因為歐戰和平紀念開慶祝會的那天，花園的花都被人家摘盡了。……我不敢擔保不再發生我們華人的弱點，所以也不敢完全要求自由地開放公園……我願上海的華人，快教你們子女們去培養些公德心，不要叫他們貪了一些花草，便被自利和自私戰勝，連累全體的居民都得不到應享有的權利。[41]
可以看出，從晚清到民國，國民公德與入園資格一直也是國人關心的重要議題，對待外灘公園的歧視，強調內省，反躬自問，強調加強公德教育，一以貫之。以儒家文化為主幹的中華傳統文化，從來就有見賢思齊的傳統，也有反躬自責的傳統。即使在列強欺淩的情況下，中國人在反抗民族歧視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反躬自責，從《圖畫日報》到楊昌濟等人對國民公德的反思，十分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既往研究表明，外灘公園歧視華人，在華人社會引起強烈的、持續的、複雜的反應，綜合起來，似可分三類：(一)從平等觀念出發，認為公園既以納稅人之稅款所建，則所有納稅人在享用公園的權利方麵相同，華人為納稅之主體，自應有享用公園之權利。(二)從文明觀念出發，認為在公園裏摘花踐草、缺乏公德者均為文明程度低下的下等之人所為，受到遊覽限製的隻應該是這些人，而不應該是所有華人。(三)從民族尊嚴出發，抨擊關於“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規定。這三種反應，取向明顯是外向的，是爭取權利，反映的是華洋之爭。至於反映文野之辨的內向的公德反省，則淡出了人們的記憶。曆史記憶既是曆史鏡像的激活，也是記憶主體的主觀選擇，是記憶主體所處時代現實的曲折反映。外灘公園自1928年取消對華人入園限製以後，外灘公園留在華人曆史記憶之中的，除了外向一麵的歧視與反歧視以外，內省的一麵不見了，不僅在曆史教科書中一概不見了[42]，在學者的筆下也基本不見了[43]。這種現象值得深思。
注釋： [30][31]《中西異好說》，載《申報》，1890—07—08。 [32]《為花請命》，載《申報》，1885—09—27。另，1916年，應華洋義賑會之請，哈同花園一度對民眾開放，“然采花、踐草、掬水、攀藤，園中景物為遊人所狼藉者甚多。會散後，哈同先生痛惜不已，親自提壺掇梯，補葺花草”。從此以後，哈同花園不複開放f陳定山，《哈同花園之盛衰》，見《春申舊聞》，第29頁，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75)。 [33][34]《中西異好說》，載《申報》，1890—07—08。 [35]工部局為華人公園製訂的遊覽規則是：“狗及腳踏車切勿入內。拆毀鳥巢，損傷花木，一概嚴禁。小孩尤甚。凡有照看小孩之責者，切望加意管束。花園之內，凡衣服整潔之人，如循規蹈矩，任其入內遊玩憩息。”(《上海指南》，卷8，上海，商務印書館，1909) [36]《外大橋公園》，見《圖畫日報》第8號(1909年8月23日)，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7][38]楊昌濟：《教育上當注意之點》，載《湖南教育雜誌》，1913(16)。轉引自《楊昌濟文集》，第47、47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39]姚公鶴：《上海閑話》，第1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0]陳伯熙：《老上海》，第1冊，第152、155頁，上海，泰東圖書局，1919。 [41]韓祖德：《上海租界公園開放問題》，載《時事新報》，1924—04—14。 [42]例如，倪錫英著、韓非木校：《都市地理小叢書——上海》(中華書局，1938)寫道：“上海的公園以特區內最為廣大美麗，當開辟之初，隻準外人入內遊覽，中國人是被擯之門外的。刻薄的租界當局特在各大公園門口掛了一塊‘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子。在不準華人入內侮辱之下，更有意把華人比作狗類，這實在是曆史的莫大恥辱。在民國初年，屢經交涉，才算把這有損邦交的牌子摘去，改懸‘本園專供外僑遊息之用’的牌子。”見該書第95頁。 [43]石川禎浩的文章談到這點，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第137—156頁。 作者簡介：熊月之，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上海200020)
原載《學術月刊》(滬)，2007．10．132～13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