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事件
埃及事件的發展令人關注，對任何當權者，說膽戰心驚，可能不會有過。對於該事件的取向，則是各說各的，巴不得把禍水引開，然後再趁機撈幾根稻草。
埃及事件的背景
是什麽引發了人民的起義？當然有經濟上的原因，有關民眾的切身利益。百分之十的通貨膨脹率，是不是與量化寬鬆大潮有關呢？貨幣貶值直接影響了貧民的口糧，也大規模的懲罰了普通民眾的儲蓄與小資本的運轉。高企的失業率，西方國家也麵臨相同的困境，尤其是對於擔心未來的年輕人，他們的高失業率，最容易產生社會問題。
過去幾十年來，世界經濟已大幅增長，這種趨勢導致人們更高的期望，但是現實在背道而馳。全球化進程隻是讓世界的財富更加集中在少數人手裏，這個世界的近一半人口仍生活在可怕的貧困之中，尤其是金融危機，人口向貧困轉化的趨勢和程度，可以認作是這個世界可能的亂源。
有一個說法是獨裁，埃及是民主製度，為什麽又是獨裁統治？民主製度和獨裁的伴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民主製度內的獨裁現象應該不足為奇，在很多情況下，常常隻是它們的表現形式，和隱匿程度有所差異而已。穆巴拉克的獨裁顯而易見，不容任何對他統治的挑戰。穆巴拉克的權力意誌沒有界限，他對精英的選拔完全基於自己的喜好。而且統治階層的腐敗猖獗。穆巴拉克統治還有一個正義借口，且為世人所熟知，就是“反恐”。
近代埃及曾長期被法英占領，1922年獨立，受法魯克王朝統治。1952年以納賽爾為首的“自由軍官組織”發動“七月革命”，成立埃及共和國，搞過社會主義，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述說的核心內容有三條：實行土地改革；實行企業國有化；改變分配方法，使人民利益的均衡化。然而，功敗垂成，在後納賽爾時代，幾十年以後的今天，私有製依然強勢存在，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
納賽爾不是伊斯蘭激進分子，卻是泛阿拉伯主義的社會黨人，在他的影響下，埃及成為中東政治好鬥的力量。他的統一阿拉伯世界的夢想曾經激發了阿拉伯的聯合，並發動了兩次對以色列的戰爭。納賽爾的故事是提醒說，就算後穆巴拉克時代的埃及不會成為伊斯蘭激進政權，也可能會成為一個泛阿拉伯主義國家。對美國和以色列來說。這兩個互相關聯的恐懼，每扇門後麵都不是善主。畢竟，美國就曾經為納賽爾在埃及的掌權而後悔不已。
如何來定位埃及事件？先說說幾個基本概念。
民主和專製
埃及是什麽性質的體製？按照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總是給一個國家定義“民主”或者“專製”。其衡量的標準據說是選舉，一人一票。埃及每六年都舉行一次選舉，應該是民主體製，但仍然被定義為獨裁；伊朗有西方參與監督的嚴格選舉，也應該是民主體製，但被定義為邪惡。如果說民主體製與獨裁與邪惡為伍，一定會讓某些人大為惱火。但民主在很多方麵確實很難自圓其說。那麽再來看看“自由”。
自由是說資本的自由。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自然的處於強勢地位。如果國家的體製對資本沒有約束，資本擁有充分自由，資本的強勢理所當然的會主宰社會的各個領域，包括媒體。換一句話說，當資本控製了國家，這個國家即稱謂“自由體製”。
那麽反過來，如果國家控製了資本，就是“專製”。雖然這是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說法，但事實確實如此。在市場社會，資本自然的處於強勢，那麽，能夠控製強勢資本的必然是一種人為的強權，這也是“專製”這種說法的來源。因此，“自由”或者“專製”都是相對於資本而言。
人們說起“專製”，總是相當厭惡，專製讓人痛恨。但是，其中是不是有資本主義精英的一廂說詞呢？可以想象的是，對於被雇傭的弱勢群體來說，由資本控製國家，為什麽就一定是好事呢? 而國家對資本的專製，為什麽就一定是壞事？況且，即使在資本成長的本身，對於後進的國家，隻有組織起來的資本才有可能與國際壟斷資本展開抗衡。中國公有經濟的生命力就是很好的例證。因此對於體製的好惡，在本質上，是對於所有製的好惡。
那麽，埃及是什麽體製呢？顯然，是民主體製，獨裁統治，但不是專製體製。
革命概念和左右立場
有人把埃及事件認同為“顏色革命”，很樂意的與中國的六四事件相互聯係。先說“革命”，在曆史上，除了相對於宗教統治的宗教革命，革命必然的和社會的所有製發生關係。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是紅色革命，蘇東劇變是改變顏色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國的六四是一場被利用的資產階級革命。
中國社會自從引入私有經濟，形成公私混雜的局麵。很大的社會問題是在於貧富差距和弱勢群體的困境。需要辨認清楚的是，這種狀況，是因為社會的資本強勢過度，還是因為國家強勢過度；是資本還不夠自由，還是國家的調控不力。認識的不同，表現的就是左右對立。
資本強勢過度，是左翼立場，因此應該迫使資本讓利，需要扶持社會福利，需要保護弱勢群體。自由主義右翼當然是相反，所謂國退民進，是要國家讓路於資本自由。如果說是資本強勢過度，中國問題就類似於美國問題。但是在中國，體製決定了國家調控的可能性，這就是中美差異。
再說埃及事件
示威者的要求似乎並不複雜，獨裁者下台，當然不同的群體是各求所取。總的說來，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宗教訴求，也不構成對資本統治的紅色革命，這一要求對於國際社會的任何一方來說，似乎合情合理。然而，國際社會關心的並不會是自由廣場抗議人群的利益取向，而是對各自地緣政治的權衡。
就如有人說，聽起來有充足的理由歡迎穆巴拉克政權倒台。不幸的是，中東政治從來不是這麽簡單。美國長時間支持穆巴拉克，源於兩個互相關聯的恐懼：霍梅尼和納賽爾。這兩方麵的憂慮今天仍然合情合理。
他們說，曆史把我們全耍了。我們跟獨裁者達成交易，收獲的卻是恐怖主義旋風。我們推進民主，卻眼睜睜看著伊斯蘭極端分子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掌權。我們進行人道主義幹預，卻血灑索馬裏。我們入侵阿富汗然後撤離，卻讓塔利班接手。我們入侵阿富汗然後留下來，卻脫不了身，到現在為止都看不到個頭。然而，什麽地方又能聽到所有這些當地民眾的微弱聲音呢？
確實，曆史自有其自己的軌跡，情勢的發展難以預料，但當危機來臨時，人就需要去認識和權衡其中一個個的未知，並在其中進行考量和選擇，曆史畢竟是由人民創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