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全球新精英階層的崛起
弗·司各特·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了不起的蓋茨比》一書的作者）曾一針見血的道破了富人與普通人之間的區別，但他未必能厘清今日的超級富翁與老派有錢人之間的區 別：前者更加勤奮，更加精英化，他們與賜予自己成功機遇的民族關係冷淡——而一般國民更是被其遠遠的拋在了身後。
弗·司各特·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了不起的蓋茨比》一書的作者）曾一針見血的道破了富人與普通人之間的區別，但他未必能厘清今日的超級富翁與老派有錢人之間的區 別：前者更加勤奮，更加精英化，他們與賜予自己成功機遇的民族關係冷淡——而一般國民更是被其遠遠的拋在了身後。
去 年八月份第一個周日的早晨，如果你正好在收看美國廣播電視公司的節目，那你肯定會有些不同尋常的收獲，因為在那一期《與媒體見麵》（Meet the Press）中，主持人大衛·格雷戈裏（David Gregory）采訪的某位嘉賓提出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觀點，他認為美國經濟已經變得“異常扭曲”。這位嘉賓解釋說，隨著經濟衰退，高收入個體、大型銀行 和大公司已經經曆了一次“重大的恢複”；相比之下，其他經濟體——包括小型商業和“數量巨大的普通勞動力”——則會受困於經濟衰退，苦苦掙紮而難以脫身。 他表示，我們所目睹的根本不是某個單一經濟體，而“完完全全是兩個彼此分離的經濟類型”，它們之間的差異和分歧還在不斷增 大。
這番論斷盡管聽起來駭人聽聞，但並非是鮮見之談：長久以來，吸引大眾去關注富人群體和其餘個體之間的分化一直是左派人士的不二法寶（約翰·愛德華茲在 2004年和2008年的總統競選中就曾以“兩個美國”作為中心主題）。事實上，上文所述持這種論點的嘉賓並不是什麽尋常之輩，而是擔任過五屆美聯儲主席 的阿蘭·格林斯潘，他是一位著名的自由論者，自由市場的傑出捍衛者，客觀主義哲學的最重要信徒。當資本主義的總代言人都在宣稱經濟不平等的增長已經成為民 族危機時，那肯定是有某些事情已經發展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 了。
多年以來，富人和非富人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是顯而易見。例如，在2005年一份針對投資者的報告中，三位來自花旗集團的分析師就曾提出過這樣的論斷，“世界正在分化成兩個集團——富人經濟體和其他經濟體”：
在富人經濟體中，並不存在諸如“美國消費者”、“英國消費者”乃至“俄羅斯消費者”這樣的群體。唯一存在的就是富人消費者，他們數量稀少，但占據的收入和消費份額大得不成比例。而其他占絕大多數的“非富者”隻能分享這塊蛋糕的極小部分。
在經濟衰退之前，這種財富向少數精英集中的現象相對較容易被人忽視。現代經濟產生的一些奇妙發明——如穀歌、亞馬遜網上購物和iPhone等——極大的改 善了中產階級消費者的生活水平，他們甚至形成了一個手握大筆財富的企業家小集團。在現代經濟另一些不那麽光彩的發明，尤其是次級信貸暴增的幫助下，這些中 產階級的收益雖然停滯不前了，但收入不平等性的加劇卻被掩蓋 了。
經濟危機和難以消除的 餘波改變了這一切。大規模的救助措施讓華爾街馬上得以鹹魚翻身，巨額獎金激發了那些寄生的銀行家和其他精英人物們為了自己的利益開始又一輪的豪賭。這種局 麵轉而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擔心，我們不單是生活在富人經濟體中，還生活在富豪統治集團中，後者中的富翁們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狹隘的利己主義動機，和對 一般人不經意的冷漠，因為一般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經濟圈子之外。以上這些想法並非是杞人憂 天。
作為一名財經記者，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中，我一直關注著這些新時代的超級富豪們：在歐洲出席某些專門聚會；在瑪莎葡萄園或矽穀的會議室中一邊啜飲著卡 布奇諾，一邊完成采訪任務；去曼哈頓參加高級晚宴。這些經曆使我清醒的意識到，一切正如弗·司各特·菲茨傑拉德的那句名言，有錢人的確與你我不 同。
事實上，更貼近時代的變化在於今日的富翁與過去的有錢人之間也存在差別。快速發展的全球經濟導致了新時代超級精英集團的崛起，他們是由一代或兩代財富堆起 來的。這個集團的成員肯吃苦耐勞，受過高等教育，擁有高人一等的精英姿態，覺得自己是殘酷全球經濟競爭中理所當然的贏家——因此，在對待我們這些無法取得 輝煌成功的普通人時，他們中的很多人心態複雜。也許最值得關注的地方在於，這些精英們正在形成全球化的圈子，其實他們與那些庸庸無為的同胞們並無多少共同 語言。不管是住紐約的豪宅，還是以紐約、莫斯科或孟買的高級公寓為家，今天的超級富豪們越來越自成一體了。
贏家通吃式經濟
新富豪集團的崛起與兩種現象之間存在必然聯係：信息技術革命和全球貿易自由化。而個別國家則為收入不平等作出了獨特貢獻——美國的金融自由化和高額減稅； 俄羅斯的內部私有化；印度和墨西哥政府管轄行業中的尋租行為。但其中的共同點在於，人、財富和理念可以通過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隨意穿行，這多虧了全球化和技 術革新。
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一位經濟學家，同時也是“深度曆史（deep history）”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之一，“深度曆史”是一項致力於思考長遠世界經濟的學派運動——換句話說，即以整個人類文明為背景進行經濟學研究。 林德特認為，我們今天所目睹的經濟變化是史無前例的。“同過去三十年的巨變相比，經典的英國工業革命顯得無比黯淡，”他告訴我說。林德特表示，當前的生產 力收益越來越大，而且破壞性革新浪潮襲來的速度也越來越快。
從全球視角來看，這些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一直是非常正麵的，尤其是對那些貧窮國家來說。以印度和中國為例：從1820年至1950年差不多一個半世紀的時間 裏，兩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基本為零；從1950年到1973年，人均收入增長了68%；而從1973年至2002年，這一數字增加了245%，盡管麵臨全球 性的金融危機，但這兩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還在持續增長中。
但在國家內部，這種全球變革所帶來的成果卻無法被平均分享。雖然中國的中產階級數量在以指數規模增長，數以百萬的人擺脫了貧窮，但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超 級精英們正逐步從大眾中間獨立出來。不管是在印度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還是在奉行相對放任政策的美國和奉行享樂民主的加拿大以及斯堪的那維亞等工業 化西方國家，收入不平等現象都在逐漸增加。托馬斯·弗裏德曼認為，世界在很多方麵已經變得越來越平，但在某些方麵卻越來越兩極分化，看來他是對的。
兩極分化出現的原因之一在於全球市場和相關技術促使了一個國際商業巨星階層的形成。隨著公司越變愈大，全球環境的競爭性越來越強，以及破壞性技術變革的速 率越來越快，投資者用來吸引最佳經理人的成本也相應提高了。管理費用之所以迅速攀升其原因多種多樣，如董事會過度依賴經理人，關於薪酬的文化規範日新月異 等等，但不斷增大的公司規模、競爭壓力和革新程度則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很多公司受益於這場經濟劇變。通過全球擴張來獲得勞動力、客戶和資金降低了傳統壁壘，並增加了前瞻性視角或革新的價值。Facebook的創始人馬克·紮 克伯格六年前才從大學退學，但他一手創立的公司已經在挑戰Google了，而對手Google也很難稱得上是一個傳統型的公司。最大的贏家總是個體，而非 是體係。例如，對衝基金經理人約翰·保爾森（John Paulson），其一人在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獲利程度就堪比整個高盛集團。
以此同時，盡管大多數的美國工人累死累活，工作表現也異常出色，但卻已經在這個贏家通吃的經濟體中錯過發財機會——甚至到頭來發現自己的儲蓄或工作已經被 那個使富豪精英們賺得盆滿缽滿的莫名勢力所洗劫。如此迥異的命運導致了美國的收入不平等正在以快得驚人的速度激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伊曼紐 爾· 塞斯（Emmanuel Saez）和巴黎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結果表明，從2002年到2007年，美國65%的收入增長來自於1%的人口。2008年的經濟危機暫時阻礙了這種分配趨勢，上述 1%人口的收入下降幅度超過其他人口。但最近的數據表明，在經濟危機之後，相比底層的一般國民，極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恢複得更為迅速。舉例來說，熬過不景 氣的2008年以後，2009年，25支頂級對衝基金的經理們平均拿到的薪酬為10多億美元，這一收入水平令在經濟低靡之前的2007年創下的薪酬記錄立 馬相形見絀。
現在是新富豪的時代
如果你正在尋找美國富豪集團舉辦社交聚會的日期，那麽2007年6月21日可能是個不錯的選擇。在那天的聚會上，首次公開招股（IPO）的私募基金巨鱷黑 石公司獲得了美國自2002年以來最高的出價，抬升40億美元後創造了當時市值310億美元的公開招股公司。斯蒂芬·施瓦茨曼，作為這家公司的兩位聯合創 始人之一，帶著所持價值約80億美元的個人股份與6.77億美元的現金離開了會場；另一位聯合創始人，彼得·皮特森，將支票兌換了18.8億美元的現金， 然後選擇退休了。
讓曆史學家、陰謀論者與圖書出版商高興不已的一個巧合是，6月21日皮特森恰好也舉辦了一個聚會——紐約曼哈頓的四季酒店——當然，這個聚會是為了發布他 女兒霍莉·皮特森的第一部小說《男保姆》，她在書中輕鬆地諷刺了紐約上東區的金融家與他們妻子的生活和愛情。這本暢銷書正好符合時髦的“媽咪文學”風格 —— 《今日美國報》建議讀者去海灘時帶上這本書——但是作者告訴我，某種程度上她是靠自己的信念產生靈感創作了這本書，而她相信“在上東區到底有多少錢，人們 其實無從知曉。”
關於近年來的超級富豪如何改變了財富的含義，霍莉·皮特森和我聊過好幾次。“現在紐約上東區有如此多的錢，”她說。“如果你看1987年上映的原版電影 《華爾街》，你會發現一種現象，那就是在自己人生三四十歲的男性每年就能掙兩三百萬美元，而這是令人厭惡的。但是隨後進入了互聯網時代，然後又迎來了全球 化時代，而且也出現了年方三十的人，他們通過對衝基金與作為高盛投資公司合作夥伴的工作，每年掙到了2000萬，3000萬，4000萬美元。而且有許多 人能掙到這麽多錢。我認為那些隻掙了500萬到1000萬美元的人，肯定不會認為他們掙到了足夠多的錢。”
她描述了在曼哈頓的一次晚宴上她與一對夫婦的對話，作為例子：“他們的話是這樣開始的，‘如果你想買下這家酒店裏所有的東西，生活就開始變得非常昂貴。如 果你想從沃倫·巴菲特旗下的NetJet公司租一架飛機’”——這家公司的服務是為那些不想完全買下飛機的人提供“部分的飛機所有權”——“‘而且如果你 想擁有四套房子，同時你想管理這四套房子的話，那麽你就要開始大把大把地花錢了。’”
他的妻子說了一句狠話，皮特森說，“她把身體轉向我，開始說，‘你知道，2000萬美元’”——在這裏，她的意思是每年掙2000萬美元——“‘在稅後就隻剩1000萬了。’而同桌的每個人都在點頭表示同意她的話。”
正如過去的貴族階層一樣，如此巨額的財富已經在富豪與普通民眾之間製造了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由於富豪們呆在自己鐵門緊閉的豪宅，專屬的學校與私人飛機 裏，這條鴻溝變得越來越深。隨著微軟公司聯合創始人保羅·艾倫購買了長達414英尺長的豪華私人遊艇“章魚號”，我們完全被如此的奢侈鎮住了，這艘遊艇上 有兩家直升飛機，一艘潛水艇和一個遊泳池。
不過雖然他們的揮霍無度看似很熟悉，甚至與前人有些相似，但是今天的富豪還表現出了一種新的現象。小說家弗·斯科特·菲茲傑拉德（1925年寫成《了不起 的蓋茨比》）時代的財富是已經成形的，他寫道，事實就是他們“生來就富有”。他們知道財富是“他們從小就擁有而且用來享受的”。
但今天大量的超級精英不是這樣。“那些因為祖業而擁有財富的富豪們並不能獲得所有的收益，”經濟學家彼得·林德特告訴我。“這一次大量的財富到了創新者手 裏。處在富豪頂端的比爾·蓋茨比貝德福德公爵擁有更多的精英領導才能。”甚至連深深憂慮收入增長不平等帶來的社會與政治後果的經濟學家伊曼紐爾·塞斯都同 意，現在的富豪的典型特性是他們都是“創業致富的”而非“生來富有”。他發現，在1916年時，最富有的1%的美國人從有償的工作中隻獲得他們20%的收 入；在2004年，這一比例已經翻了三番，達到了60%。
比如，彼得·皮特森是希臘移民的兒子，他在17歲時到了美國，他一步一步往上走，直到在內布拉斯加州擁有了一家小餐館；與他合作創立黑石集團的斯蒂芬· 施瓦茨曼則是一位費城小販的兒子。而且他們並不是特例。2010年《福布斯》雜誌美國富豪榜上排名前十位的富豪中，有四人是白手起家的，有兩人（查爾斯· 科赫與戴維·科赫）將中型的家族石油生意擴大成10億美元級別的工業集團，還有剩下的四人都是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山姆·沃爾頓（沃爾瑪的創始人）的繼承 人。類似的，美國以外的十大富豪中，有六人是白手起家的，剩下的四人則是精力旺盛地壯大他們的家族企業，而非僅僅靠祖業為生。今天也很少有富豪出身於那種 赤貧的家庭，那樣就完全隔絕了他們發家的機會——過硬的早期教育幾乎是一個先決條件——但是他們大部分的財富一般都是拚命工作與智力的產物（也可以假定有 一些運氣在裏麵）。總的來說，他們都不是貴族，而是經濟精英階層，他們不僅擁有巨額的財富，而且他們創造了這些財富。
通往達沃斯論壇之路
為了領會今天的富豪與世襲精英之間的差別——引用19世紀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名言來說，世襲的精英是“在他們的睡夢中致富的”——我們隻需看一 看現在填滿高端社會日程表的事件就可以了。以前的成人禮舞會、狩獵會與賽舟會可能不算太過時，但是今天的富豪在這個方向上走得更遠。21世紀的富豪們真正 的社會生活出現在一連串的國際會議上。
這些事件中最著名的當屬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受邀參加達沃斯論壇標誌著一位有抱負的富豪登上了國際舞台。“世界的幕後政府”——比爾德伯 格俱樂部在歐洲和北美的場所每年舉行一次會議，但是它更為排外也更為神秘，雖然它更多的關注地緣政治而很少關注全球經濟與慈善事業。亞洲博鼇論壇每年春天 在中國海南島舉行，為中國在經濟上越來越大的重要性與中國對富豪文化的理解提供了證據。比爾·克林頓正在努力推動他的“克林頓全球倡議會議”在這一係列國 際會議中贏得一席之地。TED大會（科技、娛樂、設計的首字母縮寫）是網絡精英的一個重要場合；微軟聯合創始人保羅·艾倫的太陽穀聚會，隻邀請媒體界的大 人物；阿斯彭研究所的“理念節”（由《大西洋月刊》聯合發起），則對更有政策頭腦的人開放。
認識到這些全球秘密會議的價值之後，一些公司已經開始舉辦他們自己的會議。這其中最著名的當屬Google公司的“時代精神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我主持了 好幾年的討論。最近的一次聚會於去年五月在格羅夫酒店舉辦，格羅夫酒店是位於英國鄉村的一處前地方政府的房產，它300英畝的土地已經被改造成了高爾夫球 場，而且它天花板很高的房間現在用古董和當代家具的混合物來裝飾。（仿製的路易十四座椅——用一種耀眼的高端塑料製造——為這種混合風格提供了證據。）去 年，索拉奇藝坊在支在地上的巨大帳篷裏為參會的500賓客進行了一次私人表演；2007年，為了慶祝收購視頻網站YouTube成功，Google徹夜都 在來自世界各地的互聯網轟動中飛翔。
然而相對所有這些國際會議的奢侈而言，“時代精神會議”的氣氛幾乎稱不上奢侈。恰恰相反，它擁有享有盛譽的學院聚會才擁有的強烈熱誠的氣氛。這也不是一個 會逃學的團體：會議室從上午9點到下午6點都是滿的，而且在中間的茶歇時間酒店草坪上擠滿了擺弄黑莓手機與iPad的高管。
去年“時代精神會議”演講人的陣容包括南非大主教圖圖、倫敦市長鮑裏斯·約翰遜與星巴克公司CEO霍華德·舒爾茨這些名人（更不用說，當然，Google 公司自己的CEO埃裏克·施密特也包括在內）。但是在這種會議以及同等類型的聚會上，最有效的通行證既不是名望也不是金錢，而是如作家邁克爾·劉易斯所說 的 “新新事物”——一種具有改變世界的潛力的洞察力，或者算法，或者技術，而且無論如何闡述要簡短。因此去年出席會議的三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就包括丹尼 爾·卡尼曼，他是行為經濟學的開創者。出席會議的商界明星之一包括36歲的企業家謝家華，前年夏天他以10億多美元的價格將他的“紮珀斯” （Zappos）網上鞋店賣給了亞馬遜公司。而且會議中最受歡迎的部分是Google展示其新發明的展覽，其中就包括Google的Nexus手機。
這種對創新與思想的書呆子氣的熱愛在更多私人的全球聚會中也同樣明顯。以經濟學家瑪麗·約瑟·克拉維斯舉辦的高雅的曼哈頓晚宴為例，她是從事私募基金的億 萬富翁亨利·克拉維斯的妻子，宴會在他們高雅的上東區公寓中舉行。雖然公寓裏的瓷器是塞夫爾瓷器，掛的畫是博物館級別的（畢竟，瑪麗·約瑟是紐約現代藝術 博物館董事會的主席），但是餐桌上的對話不能是與研討課程不相稱的內容。克拉維斯夫人引以自豪的是，她不僅僅把包括她丈夫與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在內 的富豪召集到了一起，而且也把理查德·霍爾布魯克（奧巴馬的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問題特使）、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以及英國《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馬 丁· 沃爾夫這樣的思想家與政策製定者召集在一起，引導他們一起討論國際事務，討論的話題從全球財政失衡到阿富汗戰爭都囊括在內。
的確，在這個喜歡“跳出框框”與“殺手級應用軟件”這種措詞的精英的時代，也許最令人垂涎的社會地位象征不是一艘豪華遊艇，一匹賽馬，或者一個騎士身份；而是一個慈善基金會——而且，不僅如此，在積極管理這個基金會的方法中要能顯示出主辦者擁有重塑世界的偉大思想。
慈善資本主義
去年夏天進入八十高齡的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是參與社會活動億萬富翁的先驅和典範。可以說，他是戰後時代最成功的投資者。但是，最令他驕傲的還是自己創辦的開放社會基金會。他通過該基金 會投資數十億美元解決各種難題，其中包括大麻合法化、中東歐的民間團體以及緊隨金融危機而來的經濟設想反思。
共和黨人、前尼克鬆內閣成員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受自由主義者索羅斯的啟發，並接受他的建議，將黑石集團10億美元的一筆橫財投入為降低美國財政赤字和津貼開支而設立的基金。如今，比 爾·蓋茨（Bill Gates）同樣把大部分精力和智力投入到基金會工作中，其事業範圍遍及輔助特許學校和在非洲防治疾病。Facebook的紮克伯格 （Zuckerberg）還不到30歲，但是去年秋天，他捐贈了1億美元，用於改善新澤西州約瓦克的公立學校。保險及房地產大亨艾利·布羅德（Eli Broad）已經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幹細胞研究資助者；黑莓創造者動態研究共同創始人吉姆·貝爾斯利（Jim Balsillie）建立了自己的國際事務智囊團；等等，等等。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卸任總統之後，一直致力於構建全球慈善“品牌”，這亦非巧合。
超級富豪們早就認識到，從事慈善事業不僅能賦予他們道德回報，而且也是他們獲得社會認可的途徑，甚至能使他們獲得不朽的名聲：曾經說過“在巨富中死去，是 一種恥辱”的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用自己的醫院、音樂廳、圖書館和大學把自己從強盜貴族轉變為世俗聖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確定自己會因發明炸藥以外的東西被人們記住。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富豪使用自己財富的方式恰似他們創造財富的方式：具有企業性質。他們不僅向 傑出的慈善組織或現有機構捐贈（雖然他們也這麽做），而且運用自己的財富去測試解決大問題的新方法。新聞記者馬修·畢肖普（Matthew Bishop）和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een）在他們的同名書中稱這種方法為“慈善資本主義”。畢肖普告訴我，“他們作為生意人的思維方式和他們的給予方式之間有某種聯係。他們習慣於規模 宏大地經營，因此在經營慈善事業時也喜歡宏大的規模。而且，他們在更早的階段就這麽做著。”
熱誠是衡量今天的富豪參與社會活動價值的尺度。憑著熱誠，甚至新興市場的富豪們都在發展自己的基金會和智囊團。當前蘇聯的寡頭們最初衝破自己的邊界時，他 們采購的是遊艇和運動隊，身邊簇擁著用服裝包裝起來的超級名模，勾勒出一幅馬克思主義暴發戶的諷刺畫。十五年後，他們探索著把自己的方式與世界觀點結合起 來的采購方法。
其中表現最堅決的是烏克蘭企業家維克多·平丘克（Victor Pinchuk），他的商業帝國範圍遍及管道製造業和電視台。擁有30億淨資產的平丘克不再滿足於購入現代藝術作品：2009年，他開始為年輕藝術家舉辦 全球競賽，由他在基輔的藝術中心運作，設想以這種方式把烏克蘭帶入國際文化主流。平丘克在達沃斯邊界主辦定期的午餐，並推出自己的年度“思想論壇”——在 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參加雅爾塔會議的同一個克裏米亞別墅中，謙虛有度地舉行致力於地緣政治的集會。去年九月，我擔當了集會主持人。與會者有比爾·克林 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人多米尼克·施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波蘭總統布羅尼斯瓦夫·科莫羅夫斯基（Bronislaw Komorowski）和俄羅斯副總理阿列克謝·庫德林（Alexei Kudrin）。
作為進入全球超級精英行列的入場權，平丘克的努力似乎正在起作用：去年春天訪問美國時，這位寡頭在華盛頓偶遇奧巴馬總統的高級政治顧問大衛·艾克斯羅德 （Alexei Kudrin）；在紐約《時代》雜誌編輯裏克·斯坦格爾Rick Stengel的簽名售書會上，他與查理·羅斯（Charlie Rose）交談。在之前的旅行中，他曾經和卡羅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在HBO理查德·布萊勒的上東區聯體別墅進餐。回家後，他曾在基輔外自己那富麗堂皇的住宅（以擁有九洞高爾夫球場為特色）招待藝術愛好者 同道艾利·布羅德，還和索羅斯聯手資助過烏克蘭民間社團項目。
“遲到”的美國
平丘克名片架上國際友人數量的不斷增多體現了當下富豪的另一個重要特征。他們正在形成一個全球性社區，與國際友人間的聯係更為緊密，超過與本國民眾之間的 聯係。正如私人股本公司“銀湖”（Silver Lake）聯合創始人格倫·哈欽斯（Glenn Hutchins）所指出的那樣：“如果一個在非洲經營銀行的人來到哈佛，他可能與我有更多共同點，而不是他的鄰居。我也是如此，能夠與他分享更多共同關 心的問題和經曆，而不是與我的鄰居。”
哈欽斯解釋說，我們所在的圈子由“利益”和“活動”定義而不是“地理位置”。他說：“北京與紐約、倫敦或者孟買有很多共同之處。你能看到同樣的人，在同樣 的飯館吃飯，入住同樣的酒店。最為重要的是，我們以地球居民的身份討論和交流共同關心的商業、政治和社會問題。與過去相比，我們所遭遇的地域障礙大大降 低。”
美國一位最為成功的對衝基金經理的妻子對我說，她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她的丈夫對達沃斯街道的熟悉程度居然超過自己的家鄉曼哈頓。她解釋說，在曼哈頓 的時候，丈夫外出時總是選擇汽車，駕車工作則交給司機。對於豪華汽車來說，達沃斯這個多雪的瑞士小鎮顯然太小，無法像大城市那樣縱橫馳騁。隻有在這裏，她 的丈夫才放棄汽車，選擇走路。生活在倫敦的一名美國傳媒界高管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就是一群對空姐了解程度超過自己妻子的人。”
美國商業精英是這個跨國社區的遲到者。在針對英國和美國CEO進行的一項研究中，獵頭公司海德思哲的伊麗莎白•馬克斯（Elisabeth Marx）發現，有近三分之一的英國CEO是外國國籍，相比之下，美國CEO的這一比例隻有區區10%。類似地，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英國CEO至少曾在海外 工作一年，美國CEO的這一比例則隻有三分之一。
盡管起步較慢，但美國商界奮起直追的勢頭也不容小覷。年輕一代CEO的海外經曆明顯超過他們的前輩，外國和外國出生的CEO人數雖然仍相對較少，仍一直呈 增多趨勢。這種變化在華爾街尤為明顯。2006年，美國8家最大銀行的CEO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現在，仍有5家保持原有狀態，但花旗和摩根士丹利已經 由外國出生的CEO掌舵。
全球最大債券經紀公司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CEO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是一個典型的國際主義者，現正逐漸躍身美國商界的第一梯隊。埃爾-埃利安的父親是埃及人，母親是法國人，他的童年在飛來飛去中度過，經常 往返於埃及、法國、美國、英國和瑞士之間。他曾在劍橋和牛津大學求學，現在是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掌門人，公司隸屬於德國安聯保險集團。
埃爾-埃利安住在加利福尼亞州拉古納灘，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總部就在附近。如果問他生活在哪個國家，他會列出好幾個國家的名字，而不是隻有一個。埃爾- 埃利安在最近造訪紐約時對我說：“我在很多國家都有住處，任由我選擇。我就像是一個在全球流浪的人，能夠了解世界各地的人們的想法。”來到紐約中城，埃爾 - 埃利安勾起了童年的回憶，當時他每天都搭乘環城巴士前往美國國際學校。這天晚上，他搭乘客機飛往倫敦。周末就要去往聖彼得堡。
實際上，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國企業在國際化道路上並不具有很強的攻擊性，冒著被人甩在後麵的風險。雖然觸角向全球延伸，但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根基仍紮 在美國。與過去相比，美國商界精英經手的商品和資金正越來越多地“繞過”自己的國家。投資銀行“資本複興”聯合創始人、50歲的新西蘭人斯蒂芬·詹寧斯 （Stephen Jennings）就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資本複興”紮根於莫斯科，這裏是詹寧斯最主要的居住地。他的經營戰略就是要讓公司抓住機會，在新興市場投資，尤其是俄羅斯、非洲和亞洲。在達到這個目的 過程中，紐約在公司經營戰略中的地位越發黯淡。在2009年於新西蘭惠靈頓發表演講時，詹寧斯講述了他對後單極時代商界現狀的看法。他說：“世界上最大的 金屬集團在印度，最大的鋁業集團在俄羅斯，中國、俄羅斯和尼日利亞增長最快且規模最大的銀行均是國內銀行。
”在詹寧斯所在的莫斯科寫字樓，一家公司於最近簽署了一項協議，用實例彰顯新興市場間蓬勃發展的貿易往來。這家公司就是俄羅斯最大的技術投資公司——數字天空技術投資集團。
2010 年，“數字天空”與南非傳媒公司Naspers和中國互聯網公司騰訊建立合作關係，所有3家公司都保持快速增長並將目光瞄準全球。2010年秋季，“數字 天空”分拆後的公司Mail.ru上市，很快便成為歐洲市值最高的互聯網公司。印度電信巨頭巴帝電信則收購科威特電信公司Zain的非洲資產，成為新興市 場間貿易聯係日趨緊密的另一個實例。值得關注的是，所有這些公司沒有一家將美國作為首選市場。
加州科技業的一名高管對我說，類似巴帝電信這樣的公司擁有競爭優勢，他相信巴帝電信能夠在非洲市場實現高速增長。“他們知道如何提供價格遠低於我們的手機。在非洲這樣的地區，西方企業怎麽能夠與他們展開競爭？”
對於美國來說，好消息是，本國的商界精英正快速適應這種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現狀，從全球視角考慮問題。一家世界最大對衝基金的美國CEO對我說，他公司 的投資委員會經常討論在當前經濟形勢下誰贏誰輸的問題。在最近的一次內部討論中，一名高管指出美國中產階級規模萎縮沒什麽大不了的。這位CEO回憶說： “他的觀點是，如果世界經濟的變革讓中國和印度的4個人擺脫貧困並躋身中產階級之列，美國才有1人被擠出中產圈，這並不是一項很壞的交易。”
從美國一家互聯網公司的CEO嘴裏，我也聽到過類似的觀點。這位CEO出生於台灣，現年30多歲。他性格溫和，非常謙遜，曾就讀於哈佛大學。對於美國中產 階級的抱怨，他並沒有表現出過多的憐憫。他對我說：“我們要求的薪水高於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如果你希望獲得10倍的薪水，你就要創造10倍的價值。聽起 來有些苛刻，但中產階級可能已到了減薪的時候。”
在2010年夏季的阿斯彭創意節（中文媒體一般譯作“理念節”）上，矽穀綠色技術公司“應用材料”CEO邁克爾·斯普林特（Michael Splinter）在出席一次會議時指出，如果能夠從頭再來，他的美國雇員比例將隻有20%。他解釋說：“這一年，我們近90%的銷售額將來自美國以外的 市場。國外的消費群體規模巨大，絕大多數在亞洲。”對於這種現狀，出席本次會議的Allstate公司CEO托馬斯·威爾遜（Thomas Wilson）也感到遺憾。他說：“我能夠在世界任何地方找到自己需要的員工。這是美國麵臨的問題，美國企業未必麵臨同樣的挑戰……美國企業將適應這種現 狀。”
精英的背叛
在美國經濟與就業持續低迷時,威爾遜的與眾不同有助於解釋部分商業精英為什麽與眼下的環境格格不入：如今的全球"種族"，工作生活俱佳，甚至可以說興旺。 作為這種隔閡的結果之一，當商業巨頭提及經濟及在其中充任的角色時，側重點往往令人感到獨具一格：比如2009年，高盛執行長勞埃德.布蘭科費恩不顧公眾 憤怒，稱自己從事著"上帝的工作"；再比如，當年金融危機肆虐時，幾家頂級銀行堅持認為，沒有TARP的資助他們一樣可以活下來，當初肯收下那筆錢，隻是 因為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強迫他們那樣做。即便死到臨頭，這種孤傲也不會有半分收斂，想想英國石油公司執行長托尼.海伍德，海灣石油泄漏之後，此人曾抱怨 生活無法回到正軌，但這並沒有妨礙他繼續在維特島上玩遊艇。
布蘭科費恩是布魯克林區郵政工人之子，而海伍德--盡管美國漫畫把他描繪為一個英國上流社會的白癡，但最初加入BP時，他不過是北海鑽井平台上的一個地質 學家，這些真相或許能說明一些問題。換句話說，他們都是工人階級中的出類拔萃者。或許你會以為，這類出身背景會讓富豪對那些為生計而掙紮的人們報以同情， 但事實往往與之截然相反。對於超級精英們來說，一種精英階層的成就感可以鼓起高度的自尊，而這種自尊--尤其是誌趣相投的同僚們都表現出這種孤傲時--會 導致其對貧苦大眾的苦難視而不見。
不要驚訝，俄國寡頭們是最不吝於表達這種姿態的人群之一。比如，十多年前，我曾與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對話，當時他是俄國最富有的人。"如果一個人沒 有進入寡頭行列，那是因為某些事他做的不正確"，霍多爾科夫斯基對我說道。"每個人的起步條件都是一樣的，每個人都可以做這些事"。（不久，此人遭到政治 清洗後--他的石油公司於2004年被收歸國有，而他本人，如今則身陷囹圄--這類達爾文觀點才得以部分糾正：去年，在獄中的一封家書中，他承認自己"對 待商業過於兒戲"，而且"沒有太多社會責任感"。）
雖然在遣詞造句頗為斟酌，但許多美國富豪認為，工人與中產階級麵對的麻煩，通常是由他們自己造成的。我曾詢問一位華爾街最成功的投資銀行執行長，對他的公 司在金融危機中所起的作用是否感到內疚時，他真誠的告訴我說：沒有。真正的罪犯，他解釋說，是自己無能的表親，後者擁有三輛汽車和一套住房，卻負擔不起。 一位美國頂級對衝基金經理的回答與此類似，不過這次的元凶換成了他的親家，以及對方的次級貸款。另外一位把時間分為紐約和棕櫚灣的私募貴族則將崩潰歸咎於 亞利桑納州一位受人喜愛的高爾夫球童，後者在泡沫達到高點時，一氣買下三套房子作為投資。
在奧巴馬時代，這種拒不認錯的心態則表現為深深地犧牲感。你或許以為，那些美國精英們，尤其是金融精英們，此時會感覺良好，甚至有一點心存感激。多虧七千 億美元TARP救助，以及美聯儲多達數千億美元幾乎免費的貸款（索羅斯本人甚至私下對我說，這是一個"藏有禮物"的政策），華爾街才得以在其他人繼續遭受 折磨時，將報酬恢複到危機前的水平。然而，許多美國金融巨頭認為自己遭到了奧巴馬政府的圍攻--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較真。比如今年夏天，黑石公司的施瓦 茨曼就曾發難說，奧巴馬打算對私募公司紅利征稅以補償中等收入者的做法，"就像是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蘭的行徑"。
雖然表演有些造作，但作為一個共和黨成員（此人後來曾為自己的言行道歉），他對現政府的反感並不令人奇怪。更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金融行業裏此前那些奧巴馬 的支持者們，如今也開始反對這位總統，以及他的黨派。一位華爾街投資者，同時也是一位熱情的民主黨成員，就曾與致力稅收改革的國會民主黨領袖發生口角。" 見鬼去吧"，他對那位議員說到。"即便你能修改立法，政府也不會從我這裏多拿走哪怕一毛錢稅收。我會把我的錢放進我的基金會，把它們用在好的事業上。我的 錢不能拿去浪費在你們的赤字黑洞裏"。
像他這樣暴怒的人並不少見。今天夏天，對衝基金經理人，也是08年大選時奧巴馬的籌款人--丹.勒布的一段話曾被各大媒體爭相轉載，"領袖們總是對我們 說，必須相信他們能夠通過管理和剝奪我們的方式回到繁榮，隻要他們還在這麽說，我們就不可能走出經濟泥潭"。華爾街的另外兩位前奧巴馬支持者--兩人都聲 稱是拉姆.艾曼紐爾的密友--則對我說，這位總統是"反商業者"。其中一位走的更遠，他甚至擔心奧巴馬是一位"社會主義者"。
實際上，這類怒氣多數其實僅僅源於自身利益的考量：除提議加稅之外，今年夏天奧巴馬簽署的金融改革法案還要求對美國金融部門進行更加嚴格的管理。不過，作 為民主黨投資者，他們的怒火來自總統對慈善工作的建議，豪華套間中的憤怒不僅僅出於貪婪的推動，更重要的是富豪們的自尊遭到了打擊，他們驚訝的發現，自己 成了這個國家的惡棍，而不是英雄。他們到底還是不是未來美國經濟中金融和技術革新的代表者呢？他們真的在從事"上帝的工作"嗎？
或者可以這麽說，美國的億萬富豪們如今正在體驗著約翰.高特的時代。自由論者（以及哪怕經曆過中學教育的書呆子）都應該知道，高特是埃恩.蘭德1957年 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中的富豪英雄。在對寄生者、嫉妒者、以及缺乏才幹的低等階層感到厭煩後，高特和他的資本家同道們一起隱居到落基山脈中的"高特峽 穀"。在那裏，他們與世隔絕，安享餘生。而世界的其他地方，由於缺少了他們的基因，以及勤奮的工作，則崩潰了。（切斯特頓也提出了類似觀點，不過更加通 俗，在小說《名叫星期四的人》中，他寫道："在這個國家，窮人隻是一根木樁，而富人不是，他們可以坐著遊艇去新幾內亞"。）
當然，這僅僅是富豪們的幻想：無論超級精英多麽勤奮、多麽有創新精神、以及多麽聰明，但沒有廣闊的社會，他們將無以立足。即便不提近來各國政府的金融救 助，富人們也還需要我們來做雇員、客戶和消費者。然而，商業精英越來越把自己看作一個全球社團，這些人擁有得天獨厚的天賦，超然於狹隘的民族身份認同之 上，正在用"他們的"稅收來為"我們的"赤字買單。此時，並作為一種隱喻，高特的峽穀無異於一聲不祥的警鍾。他們的肉體或許不會像蘭德想象的那樣隱居起 來，但他們的心靈似乎正在與世隔絕，實際上，這一點或許更加重要。
回擊
聯係超級富豪與其他人之間的文化紐帶開始磨損。自二戰以來，尤其是在美國，逐漸形成了一種理想資本主義的社會特質。正如索羅斯曾對我所言，"美國比歐洲更 容易致富，因為歐洲人嫉妒富豪，美國人則努力效仿"。不過，隨著財富鴻溝的擴大，以及富人從政府救助中不成比例的獲益，這種欽佩之情已經開始變味。
這種苦澀心境的一個衡量是，公開為大企業爭取政策，對政客們來說已經變得多麽危險。捍衛石油巨頭利益，責罵政府機構，這些通常是得克薩斯州共和黨人職位描 述中的內容。不過，當國會眾議員喬.巴頓試圖指責白宮對石油泄漏後的課稅行為是對BP的"敲詐"時，他立即被黨內長老們噤聲。紐約州的查爾斯.舒默常常被 形容為"來自華爾街的參議員"。然而今年春天，當金融改革法院被提交至參議院，並引發了一場議員們相互指責對方從華爾街的銀行那裏收取好處的政治肉搏時， 舒默卻一反常態的沉默，甚至被人譏諷為"隱形人"。
今年六月，我曾就對衝基金反對結轉利息稅收改革問題谘詢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拉裏.薩默爾斯，當時他馬上否認自己與來自華爾街的關切有任何關係。"如果這就 是你曾遭遇過的最大公共政策問題"，他對我說，"那麽你訪問的圈子已經超過我過去幾個月的總和"。我提醒他實際上曾為對衝基金D. E. Shaw工作，那不過是2008年的事情，他則強調近幾個月來對限定詞的使用。
即便在超級精英的集會上，對他們的批評也日益常見。2009年12月，在《華爾街日報》的一次招待會上，傳說中的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曾指出，華爾街 提出的有關創造財富的說法沒有任何事實基礎。"我希望"，他說，"某人能提供給我中立的證據，以表明金融革新導致了經濟增長--哪怕是一點點證據"。
五月份，在穀歌的時代精神大會上，開幕式主持人圖圖大主教把矛頭直接指向管理層薪酬問題。"對於資本主義，我有著極為真實的擔憂"，他訓斥在座的高管 們。" 高盛的事情。我聽說主管們，或者隨便怎麽說，執行長，每年拿走六千四百萬美元工資，六千四百萬美元"。他停頓了一下，或許是被這個數字驚呆了（然而，以華 爾街和矽穀的標準來看，這並不算什麽大錢）。今年，在《華爾街日報》一篇專欄文章中，甚至連經濟學家克勞斯.施瓦布--世界經濟論壇和達沃斯的發起者-- 也警告說，"創業體係正在走上歪路"，那些"重走老路並過分貪婪"的企業會損害社會和諧。
彌合裂痕
當然，並非所有富豪都引起反感。蘋果公司的幻想家史蒂夫喬布斯無論從道義還是經濟上，都不可與俄國寡頭們相提並論，後者的財富來自對所在國家自然資源的無 恥攫取。而且，正如沃爾克所言，過去十年中，雖然金融"革新"的帶來的收益有待商榷，但許多富豪的財富--尤其是來自技術行業的富豪--都建立在為國家和 世界提供了大量好處的進步之上。這也就是為什麽當接受TARP的銀行家們稱為公眾發泄怒火的靶子時，向喬布斯、蓋茨和巴菲特這類人物仍然是英雄的原因。
此外，歸根到底，這是一個兩難處境：美國真的需要許多億萬富豪。我們從他們創造的產品和就業中獲益。即便那些增長的就業機會流入海外，國內擁有革新者也好 過沒有--無論他們是本地人，還是移民。在如今競爭日趨激烈的全球化環境中，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具有創造力和活力的超級精英。
另外一個簡單的事實在於，為了讓美國中產階級穿越經濟全球化的痛苦轉型，必須有人為公共教育和社會保障體係的提升而買單（這裏還沒有提到預算赤字中的那些小事）。因此不可避免的，其中大量資金勢必來自富人，正如銀行劫匪們常常說的那樣，錢就在那裏。
富豪們反對這類分析，認為單獨把它們拿出來並不公平，或者是對他們成就的處罰，有這些想法並不令人驚奇。說到底，自我利益是理性之母，而且正如我們看到 的，許多富豪的辯解的確不無道理：作為一個階級，他們工作更加勤奮，也比先輩更有才能。在慈善方麵，他們更加創新，作用也更為重要。此外，從許多方麵來 說，近年來美國中產階級的損失也的確讓世界其他國家獲益良多。
不過，如果就此認為，富豪們反對增加自己的稅收，並收緊對他們經濟活動的管理是可以理解的，則是一種誤解。無論在國內還是海外，超級精英麵對的真正威脅並 不是適度的高稅收，而是可能引發的公眾憤怒，並因此導致更加草根化的政策--比如，中產階級美國人可以就此認為，世界經濟對他們沒有好處，並因此決定選擇 保護主義政策，或是采取真正的懲罰性稅收手段，例如最終撤銷針對高收入者的布什減稅法案。
太平洋資產管理公司執行長默罕默德.埃立安就是一位標準的超級精英。但他的父親生長在埃及的鄉村，他本人也曾研究過那些貧富差距曾導致暴力動蕩的國家。" 就成功者而言，無視來自低端收入者再分配的要求是一種短視行為"，他告訴我。在絕大多數西方工業國，"與嚴格的本土對應品相比，全球化的勞動力和資本正在 做的更好"，埃立安接著說道。"我想這會導致對於社會和政治條件越來越多的漠視。我認為，存在著最終出台極為孤立政策的可能，這對全球化世界不是一件好 事。 2010年，最大的驚喜是保護主義沒有真的出現。但它的陰影一直若隱若現"。
從長期來看，曆史教訓告訴我們，超級精英有兩個出路：鎮壓異見者，或讓別人分享自己的財富。對於世界和美國來說，選擇哪一個選項顯而易見。我們希望，富豪們不要不屑於承認這一點。因為，歸根到底，現實中並沒有高特峽穀這個地方。
克裏斯蒂娜·弗裏蘭是路透社的全球資深編輯。她目前正在撰寫一本關於超級精英的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