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自由概念

來源: 英二於 2011-01-15 11:43:07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86503 bytes)

兩種自由概念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普世價值”這個詞在冷戰後曾經如日中天，在資本主義危機的今天仍然是橫行於世。“兩種自由概念”是英國學者伯林1958年在牛津大學的一次著名演講。50年過去，在今天讀這篇文章仍然是非常的有意義。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BY ISAIAH BERLIN伯林

在近代曆史上，從不曾有過這麽多人的觀念以及生命，被狂熱的社會與政治學說所改變，有時甚至被猛烈的翻攪。觀念有時候就會形成一股不受拘製的動力，對廣大人群產生無可抗拒的影響力，這些力量會變得極為暴烈，不是理性批判所能左右，因此相當危險。

一百多年以前，德國詩人海涅 (Heine) 就曾經警告法國人，不要低估觀念的力量。一位教授在他寧靜的書房裏孕育出來的哲學觀念，可能毀滅一個文明。海涅認為康德的巨著《純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是一把處決了歐洲 “自然神論” 的寶劍。盧梭的著作在羅伯斯庇爾的手中，變成一種沾滿血漬的武器，摧毀了歐洲的舊體製。海涅並預言，有朝一日，費希特 (Fichte) 及謝林的浪漫信仰，將由他們狂熱的德國信徒，轉用於抵拒西方的自由文化，因而產生可怕的效果。事實證明，海涅的預測並非完全錯誤。然而，如果教授真正能發揮這種能致命的力量，那麽，可不是也隻有其他教授或思想家、並非政府或國會，才有辦法化除他們的力量麽？

我們的哲學家，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活動所具有的這些破壞力。其原因可能是，由於被自己在抽象領域內的卓越成就衝昏了頭。這些哲學家們雖然用一種盲目的煩瑣哲學式的迂腐態度，將哲學與政治這二種不同領域分別開來，政治卻仍然盤根錯節地和各種哲學糾纏在一起。如果我們認為：政治思想由於缺乏穩定的素材，無法用定型的概念、抽象的模式、或其他適用於邏輯或語言分析的精妙工具來加以處理，因此就徑自忽略了政治思想。也就是說，隻在哲學上追求一種 “方法的統一”，從而拒絕所有無法用這個方法加以處理的素材。那麽我們就等於是自暴自棄，放任一些原始幼稚的、未經批判的政治信仰左右了我們的生活。

除非我們理解我們這個世界的重要問題，我們可能就無法清楚地認識我們自己的態度和活動。這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便是兩種思想體係之間的公開戰爭，這兩種思想體係中最古老的政治問題是服從與強製。“我為什麽要服從別人？”“我為什麽不能按照我喜歡的方式去生活？” “我必須服從嗎？” “如果我不服從？我會不會受到強製？誰來強製？強製到什麽程度？用什麽名義強製？為什麽？”

對一個人施以強製，就是剝奪他的自由，問題是：剝奪他的什麽自由？

第一種自由稱為 “消極的” (negative)自由。是回答 “在什麽樣的限度以內可以被容許去做，或成為某種角色，而不會受到別人的幹涉？” 第二種意義的自由，稱之為 “積極的” (Positive)自由，回答的是：“什麽東西或什麽人，有權控製或幹涉，從而決定某人應該去做這件事、成為這種人，而不應該去做另一件事、成為另一種人？”

“消極”自由的觀念

正常的說法是，在沒有其他人或群體幹涉我行動的範圍之內，我是自由的。政治自由隻是指一個人能夠不受別人阻擾而徑自行動的範圍。這個範圍如果被別人壓縮到某一個最小的限度以內，那麽，我就可以說是被強製 (coerced)，或是被奴役 (enslaved)了。

但是，強製一詞無法涵蓋所有“不能” 的形式——例如，我是瞎子不能閱讀；或者，我無法理解黑格爾作品中的晦澀部分。正如因為我跛了腳，所以無法去跑步，在這種情況下，我無法做到某些事，基本上不能被指為缺乏自由。強製意指：某些人故意在我本可以自由行動的範圍內，對我橫加幹涉。因此，惟有在某人使你無法達到某一個目的的情況下，你才可以說你缺乏政治自由。僅僅是沒有能力達成某一個目的，並不代表缺乏政治自由。

自由的範圍可能有多大、應該有多大。當然不能漫無限製，因為 “自然的” (natural)自由，會導致社會混亂，在這種混亂中，弱者的自由會被強者剝奪。因為人類的諸多目的與活動，不會自動地趨於和諧，所以他們願意為 “自由” 本身而限製自由。人類自由行動的範圍，必須由法律施以限製。但是，同樣，個人自由應該有一個無論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範圍。據此，就應當在個人的私生活與公眾的權威之間，劃定一道界限。這一道界限應當劃在何處，極費爭論。但大體說來，人類畢竟是互相依賴的，沒有任何人的活動是完全 “私人”而永不幹擾到別人的活動。“梭子魚的自由，就是鯨魚的末日”。於是，某一部分人的自由必須受到約束，另一部分的人才能享有自由。

有人說過：“一個牛津大學院長的自由，和一個埃及農夫的自由，完全是兩回事。” 這一句話隱藏著某些真實而重要的道理。對那些吃不飽、穿不暖、生了病、不識字的人，說要給他們政治權利，而且不讓政府來幹涉他們，等於在嘲弄他們的落魄；因為他們必須先獲得醫療上的幫助，必須先接受教育，然後才能夠了解他們所能享有的自由，再進一步去運用這種自由。事實上，對於無力運用自由的人，自由又算是什麽呢？正如一位十九世紀俄國激進作家所宣稱的：在某些情況下，皮靴優於莎士比亞的作品；個人自由並不是每一個人的重要需求。因為自由並不僅僅意味著不受任何挫折。埃及農夫在享有個人自由之前，必須先獲得衣物與醫藥，同時他對後者的需要也更甚於前者。

自由並不是人類的唯一目標。一件東西是什麽，就是什麽：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公平、正義，不是文化，也不是人類的幸福、或平靜的良心。

我們無法享有絕對的自由，因此必須放棄某些自由，以保障其他自由。但是完全的自我放棄，便是自我挫敗。我們必須至少維持最低限度的個人自由，才不致於 “貶抑或否定我們的本性”。那麽，這個最低限度應該是什麽呢？如果我們拋棄它，就是違逆了我們的人性本質，這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然則，所謂人性本質卻又是什麽東西？它又隱含了哪些標準呢？對於這個問題一向爭論不休。然而，無論這個“不準幹涉”的範圍，是根據什麽原則來劃定的，自由都是 “免於……的自由”（liberty from…）。

在古代，我們似乎看不到任何把個人自由當做是一種有意義的政治理想。康多塞曾經說過，羅馬人和希臘人的法律概念中，沒有個人權利；就猶太、中國以及其他所有出現於世界的古代文明而言，情形也是一樣。即使在近代西方曆史上，無論就個人或社群而論，不願遭受侵犯、而願自行其是的欲望。隱私權的意識，個人關係的領域自有其神聖性的意識，是來自於一種晚出的自由概念；這種自由的概念本身發展完全的時間，不太可能早過文藝複興時代。可是，這種自由概念的式微，卻將成為文明死亡，以及整個道德觀死亡的標記。但這種自由觀念的第三特征可能更加重要。即：這種意義下的自由，與專製政體並非不能相容。這個意義下的自由，它所涉及的主要是 “控製的範圍”。正如在一個民主社會，事實上也可能剝奪一個公民在別種形式的社會裏，所能享有的許多自由。 “誰統治我？” 和 “政府幹涉我多少？” 這兩個問題，從邏輯的角度來看，是完全不一樣的問題。

“積極”自由的概念

“自由” 這個詞的積極意義，是源自個人想要成為自己的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與選擇，能夠由我本身來決定，而不取決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為我自己的意誌，而不是別人意誌的工具。我希望我的行為出於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識的目的，而不是出於外來的原因。我希望成為一個 “行為者” (doer)——自己做決定，而不是由別人決定。

以做自己主人為要旨的自由，和不讓別人妨礙我的選擇為要旨的自由，表麵上來看，似乎沒有什麽重大的邏輯差距，隻不過是同一件事的 “消極” 與 “積極” 描述方式而已。但是，在曆史上，“積極”與“消極”的自由觀，卻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而且不一定依照邏輯常理，終至演變成直接的衝突。

要弄清楚這個現象，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去了解自主 (self—mastery) 本身所造成的影響力。最初，這也許是並無害處的影響力。“我是自己的主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隸”，這種想法並沒有害處可言。但是，正如黑格爾學派所想探討的：我會不會是自然的奴隸？我會不會是我自己那種 “不受約束” 的激情的奴隸？這些難道不也同樣是 “奴隸”？進而言之，有些人是政治上的、或法律上的奴隸，有些人則是道德或精神上的奴隸？隨後，人類就把這個 “自我” 看成理智、看成 “更高層次的本性”。看成 “真實的”、“理想的”、或“自主的”自我。

這個真實的自我，還可以被看成某種比個人更廣泛的東西，一個層麵的社會整體，例如：一個部落、種族、教會、國家，以及由現在活著的人、已逝者、和末到人世者所構成的 “偉大社會” 等。這個 “整體” 於是被看成 “真正的”（true）自我，它將集體的、“有機的”（organic）、獨一無二的意誌，強加在頑抗的 “成員”身上，從而獲得它自己的 “更高層次” 的自由。

在思想史上，強製他人，要將他們提升到 “更高”的自由水平。這一類語言之所以能顯得有理，是因為承認：以某種目標的名義，例如正義的名義來對人們施以強製是有理由的。如此一來，很容易認為，是為了他們自己、為了他們的利益而強製他們。於是，我們就是在宣稱：我比他們自己更明白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麽。如果他們和我一樣理性並且也和我一樣，了解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就不會抵製我。

一旦采取這樣的觀點，其立足點就可能忽視人類或社會的實際願望，借 “真實” 自我為名，並且代表那個自我，去欺淩、壓迫、折磨他們，同時心裏卻還堅持認為：隻要是人類的真正目標，便一定能和他們的自由相吻合。

這種吊詭，經常被人揭露出來。主張說：“我知道什麽對X君有好處，而他本人並不知道”，甚或說：“我為了X本人好，才忽視他的願望”。把X實際上追求、並選擇的東西，和假如X可能會去選擇的東西之間畫上等號，是一種可怕的作偽，是一切主張 “自我實現” (self— relization) 的理論核心。

主張說：基於某些我自己無法看到的 “好處” 的緣故，別人可以對我施以強製力，認為這樣做有時會對我自己有好處，實際上，它還可能會擴大我的自由範圍，這是一回事；主張說：“如果對我有好處，那我就不算是被人強加壓力，因為不論我自己是否知道，這是我的‘意誌’本身要求我這麽做的，而且，不論我這可憐的臭皮囊，我這愚蠢的腦袋，如何強烈地反對它，不論我如何絕望地反對那些由於仁心善意，而努力把它強加在我身上的人士，我仍是自由的、或仍是‘真正’自由的。”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事實上，“積極的” 自由觀念，認為自由即是 “自主” (self-mastery)，實已暗示了自我分裂之意。已經輕易地助成了人格的剖分為二；其一是先驗的、支配的控製者，另一則是需要加以紀律、加以約束的一堆欲望與激情。這個事實證明：自由的概念，直接導源於自我、個人的看法。對人施以足夠的操縱，則自由是什麽意思，便唯操縱者的意願是從。近代曆史已經昭然顯示，這個問題不隻是個學術問題而已。

總結來說，“消極的” 與 “積極的” 兩種自由概念之間的對比，與區別正相一致。因為如果我們要了解 “積極” 自由的意義，我們要問的是：“誰統治我？”、“誰有權決定我是什麽人？不是什麽人？應該怎麽樣？做什麽事？” 而不是去問：“ 我可以自由地成為什麽、或自由地做哪些事？”。

民主與個人自由間的關連，遠比擁護者所認為的稀薄。想要自己治理自己，或參與控製自己生活過程的欲望，可能和希求一個能夠自由行動的範圍的欲望同樣深刻。而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前一種欲望，或許還發生得更早。但是，這兩種欲望所希求的，不是同樣的東西。實際上，它們的區別非常重大，以致於造成了今天主宰著我們這個世界的、各種意識形態的衝突。因為相信 “消極的” 自由概念的信徒，認為 “積極的” 自由概念，有時隻不過是殘酷暴政的華麗偽裝而已；而 “積極的” 自由觀念則認為，自由不是“免於……的自由”，而是“去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