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自由，退隱，非暴力和自我解脫

兩種自由，退隱，非暴力和自我解脫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BY ISAIAH BERLIN伯林

退隱於內心的碉堡

我是理智與意誌的擁有者，我構想我的目標，並且想要追逐那些目標；如果我受阻而無法達成這些目標，我就不再覺得自己是人生情境的主人。使我不能達成這些目標的原因，或許是自然法則、或許是偶發事件、或許是人類的製度所造成的影響。這些力量可能會使我受不了，我要如何才不至於被他們壓垮？

顯然，我必須從我已知為無法實現的欲望中，解放出來。我希望能成為我自己王國中的主人，但是我的邊境綿長而不安全；為了減少、或消除易受攻擊的地方，我把我的國度縮小。我起初欲求幸福、權力、知識、或某些特定的東西。但是我卻無法隨心所欲。於是，我選擇了避免失敗和枉費，來麵對這一情境，因此，我決定不要去爭取我沒有把握得到的東西。我決心不去欲求自己得不到的東西。暴君威脅我，要毀滅我的財產、要囚禁我、要放逐我、或者要殺死我鍾愛的人。但是，如果我不再眷戀財物，不再介意我是不是入獄，如果我已經扼殺我內心的自然情感，那麽，也就無法強迫我屈從他的意誌了，因為我們所剩下的，已經不是恐懼或欲望所能左右的東西。如此一來，我就好像是作了一種戰略性的撤退，退入了一個內在碉堡 ——退入了我的理性、我的靈魂、我的 “物自身” (noumenal self)，而退人這些之後，不論人們怎麽做，外界的盲目力量、以及人類的邪惡意圖，都已無由觸及。我已經退隱到我的內心之中了——在那兒，也惟有在那兒，我才是安全的。

這仿佛是說：“我的腿受了傷。我有兩個辦法可以消除痛苦。其一是治好我的傷。但是，如果太難治，或沒有把握治得好，還可以用另一個方法。我可以切掉我的腿，擺脫傷口。如果我訓練自己，不去需要著腿才能擁有的東西，我就不會覺得有所缺憾。” 這就是禁欲主義者、寂靜主義者、斯多噶學派、佛門聖徒、以及各種教徒或非教徒所一慣使用的 “自我解脫” (self—emancipation) 之途。他們逃離了世界，逃開了社會與輿論的枷鎖，其方法是某種深思熟慮後的 “自我轉變” (self—transformation)。這一轉變使他們能不再介意那些世俗的價值，能維持自我的孤立，獨立的自處於世界的邊緣，世界的武器已不再能傷害他們。任何政治孤立主義，任何經濟獨立政策，任何一種形式的 “自主” (autonomy)，都帶有一點這種態度。為了要消除道路上的障礙，我幹脆放棄這一條道路；我退隱到我自己的宗教、自己刻意孤立起來的領域之中，在這裏麵，我不必聽外人講話，外界的力量都不再具有影響。這是一種追尋安全的形式，但也有人稱之為追尋個人或國家的自由與獨立。

這些人認為，如果人的本質，在於他們是自主的生命，亦即是價值與目的本身創造者，而這些價值與目的之具有終極權威，是因為它們出於自由意誌，則天底下最壞的事情，就莫過於不把人類當做是具有自主性的人，而把人類看做被因果影響所玩弄的自然物件，或看做可以受外界刺激左右的動物。認為人類的統治者，可以有威脅利誘的手法，來操縱他們的選擇。如此看待人，就是把人視為不能自我作主的生靈。康德說：“誰都不能強迫我，依照他自己的方式去享受幸福。因此，‘家長保護主義’ (Palernalism) 是最壞的專製主義。”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不把人當自由人看待，而把人當做是 “我” 的人類素材，可以讓 “我” 這個善意的改革者，拿來根據 “我” 的、而不是他們自己選取的目的，加以塑造。這當然正是早期的功利主義者所建議的政策。哈維修斯及邊沁等功利主義者，不是主張去抵抗人類那種成為自己感情奴隸的傾向，而要利用那種傾向；他們想把“賞”與“罰”懸垂在人類麵前搖晃，這是最極端的“外律導向” 形式，如果這麽做能使 “奴隸” 們更快樂的話，他們認為便應該如此去做。但是，試圖操縱人類，慫恿他們去追求那些社會改革者所看到、而他們自己可能不會看到的目標，卻是否定了他們的人性本質，將他們當做沒有自我意誌的物體看待，因此，也就等於貶抑了他們的人格。這就是何以對人類撒謊、欺瞞人類，也就是說，把人類當做達成自我獨自構想的、而不是他們自己的目的之工具，如此做法，即使是為了他們本身的利益著想，實際上也等於已把人類看成了次等人 (sub—human)。認為他們的目的，不如我的目的，仿佛隻有我的目的，才是終極而神聖的。我要借由什麽名義，才能強迫人們去做他們沒有意誌要去做、或不同意去做的事？我隻指假借某些比他們本身更高的價值為名義，才能夠這麽做。但是，倘若正如康德所說，一切價值之所以成為價值，是因為出於人類的自由行動，唯其如此，才能稱為價值，那麽，顯然沒有什麽價值比個人更高。

因此，假借名義屈人從己，其實是假借了終極性不如人類本身的某種名義，來強製人類，使他們屈從於我的意誌，或是屈從於某人對幸福生活、對權宜之計、或對安全與方便的特殊渴望。如此，我是以我、或我的集團所欲求的事物為目標，而以他人作為手段，無論動機是什麽，或動機如何高貴，事實就是如此。然而，這卻和我所知的人類相抵觸，因為：人類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凡是玩弄人類、誘惑人類，從而違反他們的意誌，而依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他們，所有這一類的思想控製與製約，都是否定使 “人” 之所以為人，以及使 “人” 的價值成為終極價值的行徑。

西方道德與政治的自由人文主義核心。“自由個體”概念是一種世俗化的個人主義 (Protestant individulism)，亦即：個體生而賦有理智，他努力追求理智指引，也隻受理智支配。個體要求自律，不要他律導向：要自主行動，而不要隻做行動的對象。使自己脫離恐懼、愛情、或順從的欲望，即是將自己從不能控製的某種專製裏解放開來。索福克裏斯 (Sophocles) 這位希臘悲劇作家說過，他惟有在晚年，才把自己從“愛情”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索福克裏斯的這種經驗，與自暴君或奴隸主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的經驗同樣真實。看到自己屈服於某種衝動，事後回想起來，則覺得當時的我 “不是我自己”，或我當時是 “身不由己” 等心理經驗，都屬於這一類的思維方式。

我認同具有批判力和理性的我。我的行為造成了什麽後果無關緊要，因為我無法控製它們，重要的是我的動機。這就是對世界不屑一顧，要把自己從人事枷鎖中解放出來，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思想家所抱持的信條。在這個形式下，看起來倒像是一種倫理的信條，根本不具有政治意味；但是，它卻的確具有清楚的政治意涵，而這種政治意涵融入自由的個人主義傳統的程度，至少和 “消極的” 自由概念融入此一傳統，同樣深刻。

或許值得指出：似乎外在世界變成格外貧瘠、殘酷或不義的時候，逃人真我的內在堡壘，這種“理性聖徒”式觀念，才以個人主義的形式興起。盧梭說：“人隻欲求他所能完成之事、隻行他所欲求之事，是謂真正自由。” 一個人追求幸福、正義或自由——不論何種意義下的自由，卻因為發現太多行動的途徑，都遭堵絕，以致不能有多少作為。在這種世界裏，想要退入自己內心的誘惑，可能變得令人難以抵抗。希臘的情形可能就是這樣，當時獨立的民主政體崩潰，中央集權的馬其頓 (Macedon)專製政體代之而起，斯多噶學派的理想，與這一情境不可能全無關連。基於同樣的道理，共和時代以後的羅馬，情形也是如此。在十七世紀中，因三十年戰爭而深受國族之恥的日耳曼諸邦，也曾經發生這樣的情況；當時政治生活的特色，尤其是在小邦國之中，迫使珍視人類生活尊嚴的人，采取一種“內在移民”(inner emigration) 的態度。這不是曆史上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事例。坦率說來，凡我無法獲有的事物，我必須訓練自己，不去欲求；欲望一旦被消除，或者已成功地受到抵製，即等於欲望得到滿足，這樣的學說，容或崇高偉大，在我看來，卻不折不扣是酸葡萄心理的一種形式：我沒有把握獲得的東西，就不是我真心想要的東西。

至此，以 “為所欲為” 的能力，作為消極自由的定義，何以行不通，就很明白了。因為，如此一來，倘若我發現我想做，而實際上能做的並不多、或根本不能做，那麽我便隻要縮減、或消滅我的願望，我就自由了。按照這個定義，設若有某個暴君、或某個“隱形的說服者”(hidden Persuader)，設法“製約”了他的子民(或顧客)，使他們喪失了原有的期望，從而擁抱他為他們發明的那一套生活方式，甚至將那一套生活方式“內化”(internlize)，那麽，按照這一定義來說，這暴君或說客也是將他們“解放”了。無疑，這樣的暴君會使他們“感到”自由——正如哲學家伊比克底特斯 (Epictetus) 比他的主人感到更自由一樣，因為據說這位有名的好人，在受拷刑的時候，也覺得快樂。但是，伊比克底特斯所創造出來的哲學，卻正和“政治自由”背道而馳。

禁欲式的克己苦修，或許是正直、寧靜與精神力量的來源，然而，我們卻很難了解，為什麽克己苦修可以被稱為“自由的擴張”(enlargement of liberty)？假若有敵人來了，我躲到屋子裏麵去，並且把所有的進出口堵住，因而幸免於難。如此一來，我確是比被他捉去要自由得多；但是，這會比把他打敗、把他捉起來，所獲得的自由更多嗎？如果我做得太過份，把我自己關閉在一個小空間內，我終不免要窒息而死。而從邏輯上看來，如果有任何東西可能對我造成傷害，我就將這個東西毀滅，則到頭來，不免會以自殺作結。因為隻要我存在於自然世界，我就不可能萬全無虞。於是，一如叔本華很正確地察覺到的：在這種意義下，惟有死亡才能帶給我們完全的解放。

我所處身的世界，是我的意誌會遇到阻礙的世界。那些執著於 “消極” 自由概念的人，如果認為，自我否定並不是克服障礙的惟一方法，我們還可以將障礙物移開，而克服它：如果這障礙來自人以外的東西，我們就用身體的行動來移除它；如果障礙是人為的抵抗，我們就用武力、或說服，來克服它。例如，我可以勸誘某人在他的馬車上，為我留個空位，或可以征服一個對我國利益有威脅的國家，這一類的想法，或許還是可以原諒的。這些行動可能不公正，可能涉及暴力、殘酷、奴役他人之類，但行動者由此便能最名符其實地增加自己的自由，則是難以否認之事。

不過，否決這個真理的人，卻就是最用力實行這個真理的人。這可說是曆史的反諷。那些人甚至在征服權力、征服自由之昧，就已拒斥了“消極”的自由概念，而偏向於 “積極” 的自由概念。這個看法統治了我們半個世界；我們且看看它根據的形上基礎，究竟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