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發了一文後，趁假期出門去了，後來才看到知凡獎勵了好幾個大問號：“什麽是左翼右翼？？？如何劃分？？？是不是每個人都被劃分成左或者右，為什麽？？？”
正琢磨著如何回答這些問題
如鵝一樣的草根百姓，在黃四郎眼中，鵝城小民就得如鵝一般地牧，鵝整天在思考著左右肯定不會是什麽好事吧？如果鵝城的小民如鵝一般地被虛擬了，當然，誰又能知道作為精英人物“牧”是不是同樣被虛擬了呢？或者，鵝城的小民希望的隻是得到一份工作，因為一份穩定的收入而正在享受社會，他們中的每個人如何的能被劃分成左或右呢？
電影是假的，然而社會的格局總是存在的
《The Cost of Rights：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ation》是兩位知名學者合著的一本小書。Stephen Holmes，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係教授兼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一直研究自由主義，另一位作者叫Cass Sunstein，在芝加哥大學政治學與法學教授，專長是憲法學和法理學。
這是一本極具爭議的書，美國的右派認為此書太“左”。指責兩位作者“對個人自由和有限政府布滿了仇恨”。甚至指控作者“希望建立警察國家”，稱此書為“20世紀裏對暴政最無恥的辯護之一”。而左派雖然認為此書有可取之處，但覺得它分量不夠，甚至還有點保守主義的痕跡，因為沒有涉及到最根本的社會生產關係。對一本書，出現截然不同的評論，在敏感領域非常平靜的美國，這種情況並不多見。作者到底說了什麽話竟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呢？
其實，作者的基本觀點用一句話就能概括：不管保護什麽權利都必須依靠由公共財政支撐的政府機製，權利是有代價的。這也是書名的由來：《權利的代價：為什麽自由依賴於稅收》。人們對這個簡單的事實居然熟視無睹，原因恐怕與討論生存條件時往往忽略空氣的重要性一樣。但從這個毫無爭議性的觀察可以推演出幾條極具爭議性論斷，卻是多數人始料不及的。
所有的權利都是有成本的“積極權利”
問題仍然涉及到財主，官府和小民的三角關係。可以想象，鵝城小民和精英人物所要求的權利顯然不同，因此將權利分為“消極權利”（negative rights）與“積極權利”（positive rights）已有幾百年的曆史。自由主義者洛克把“消極自由”看作人的自然權利，屬於不受政府控製的領域，是免受政治權力幹擾的，與生俱來的權利，政府的職責是保護這些權利，而不能侵犯它們。但是，在學者霍布斯的眼裏，自由主義精英言必所及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竟然是“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的對立物。“公民社會”本身，以及“公民社會”中公民行使的“消極自由”都不是什麽好東西，對於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評價可想而之。霍布斯認為，這些，基本上就是居心莫測的，無政府主義的代名詞。
鵝城小民想要的顯然是“積極權利”，但是很多年來，無論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右翼自由主義者都對積極自由或積極權利發起猛烈的攻擊。在他們看來，積極權利有三大罪狀。一是極其昂貴。無論是充分就業、醫療保險、最低收入保 障、失業救濟，還是殘疾人士福利、兒童福利、婦女福利、老人福利都需要政府負擔龐大的公共開支。二是侵犯私有產權，在自由主義者眼中，“稅收即盜竊”（taxation is stealing）。靠稅收轉移支付來保證積極權利的實現無異於劫富濟貧，這當然是一種犯罪。三是擴大了政府的規模與權限。自由主義者的天敵是政府，他們的理想是“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假如政府必須存在的話，其規模與權限越小越好。伴隨積極權利而來的必然是福利國家； 伴隨福利國家而來的必然是政府規模和權限的擴大。因此，要實現“讓國家縮水”（shrinking the state）的目標，必須把“積極權利”批倒批臭。比如在中國，福利國家的雛形連影子還沒有，自由主義者徐友漁就已經在鸚鵡學舌，說什麽積極權利“易於滑向專製暴政”。
右翼自由主義者希望人們得到這樣的印象：積極權利的實現要靠政府，是有成本的；消極權利的實現不需要靠政府，是沒有成本的。 但Holmes和Sunstein的第一條推論卻是，消極權利的實現也得靠政府，也是有成本的。在這個意義上，消極權利與積極權利沒有區別。
自由主義者試圖讓我們相信，免受政府幹預是實現消極權利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但是事實上，被自由主義者奉為神明的私有財產權和言論自由權實際上是最昂貴的權利之一，Holmes和Sunstein以例舉的數字說明政府的各個部門為了保護這些權利必須承擔的，巨額天文數字的財政開支，一點也不比社會福利開支遜色。捅破了這層關係，區分權利的消極與積極已毫無意義。因為實際上所有的權利都是需要成本的積極權利。
權利是政治問題而不是道義問題
權利既有絕對成本，又有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s）。絕對成本是指保護某種權利必需花費的絕對金額。機會成本的意思是，用於保護了這種權利就不一定有經費來保護其它權利了，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會擁有無限的財力，足以保護所有類別公民的權利。國家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是財政汲取能力。在美國，這個比重約為 30％左右；在多數歐洲國家，該比重更高達40％以上。權利保護與公共財政之間存在著某種相關關係：政府負擔規範運作的國防、行政、司法、執法、監察體係的平衡，要有效地保護公民權利，包括他們的生存權，必須有所取舍，決定哪些權利最值得保護。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應該優先保護的是所謂消極權利，即諸如私有產權和言論自由之類。他們把這些權利稱為“自然權利”，並斷言“保護私有財產權是個人自由的基礎”。 但是事實上，沒有一種權利是至高無上的。優先保護的為什麽就應該是黃四郎的私有財產權而不是鵝城小民的生存權呢？在現實中，一國公民享受哪些權利說到底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道義問題。
很明顯，對有產階級而言，私有產權至關重要；對知識精英而言，信仰與言論自由至關重 要。假如政府將資源優先用於保護這些權利，那麽用於保護窮人福利權利（welfare rights）的資源就會相應減少。對鵝城的窮人而言，財產權和言論自由權利隻是“形式上的權利”，他們根本無法享用。Holmes和Sunstein進一步指出，保護窮人福利權利的出發點不是什麽道義原則，而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穩定。保護窮人的福利權利實質上是為了使他們能安分守己的容忍剝削所提供的一種補償而已。假如在黃四郎一邊的右翼精英連這個妥協也不願意做，那麽誰能保證像鵝城那樣的天下大亂不會發生呢？
權利不是“個人”的；所有權利都是公共財產（public goods）。
右翼自由主義的出發點是從“個體”的人，主張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不是來自別處，而是來自作為個體的人本身。但“權利是有成本的”這個觀察揭示了人的社會性和權利的公共性。世界上沒有作為獨立個體的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社會裏，從屬於某些不由他們選擇的社群（種族、民族、階級、國家等）。人們之所以需要權利正是因為他們生活在社會裏，彼此間免不了的各種各樣的矛盾。假如他們真是“作為個體的人”，要權利有什麽用？隻有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才需要權利。更重要的是，權利不是個人財產，因為權利的成本不是由個人來負擔的。自由主義者雖然信仰“個人主義”，卻千方百計地抵賴保護私有產權和其它“消極權利”的成本，試圖將這些成本轉嫁給社會上其他人。在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要求公民單獨為自己享受的每一項權利付費。恰恰相反，權利的成本是由全體公民分擔的，權利的保護是由公共權威執行的。這就意味著公共財政與國家行為是任何權利存在的必要前提。所謂“個人”權利不過是右翼自由主義者自欺欺人的夢囈而已。
隻有強有力的政府才能保護公民的權利
基於資本強勢的立場，右翼自由主義者有一個基本假設，國家能力與個人權利的關係是零和關係：假如國家能力太強，個人權利就會受到威脅；隻有在弱政府下，個人權利才能得到保障。他們的邏輯結論是，為了保護公民權利必須削弱國家能力。而Holmes和Sunstein的結論恰恰相反：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弱勢的普通公民就不可能享有任何權利。 沒有國家權威，就沒有公民權利（statelessness spells rightlessness）。公民權利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權威。當好官被黃四郎消滅在路上，一個喪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對公民權利的最大威脅。在這個意義上，政府可以是最大和最可靠的人權組織。因此，增進公民權利的最佳戰略不是削弱政府（destatization），而是改造政府。削弱政府往往不僅不能增進公民權利，反而可能危及他們已經享有的權利。
由此看來，左翼右翼的差別之所以形成，是由於其站的立場不同。下半身站在鵝城小民立場的，上半身就有了左翼思想； 下半身站在精英階層一邊的，上半身自然的就在右翼。當然，在全球範圍，強勢意味著主流意識形態，也往往意味著官府的立場，再說，小民怎能與精英同日而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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