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好與壞

 

談起好壞，我們總是有一股怨氣；或者我們都有一種說不清的脾氣。從小我們都被人欺負。或者我們在玩耍中被人欺騙，或占便宜；或者我們總是聽信別人的甜言蜜語，或者我們總是被某種形式（例如金錢或地位）誘惑。在這一係列的“話語”中，我們受了汙染，也不得不在孩兒時期也陪上了一塊地“耍手段”，目的不是為了騙人，還是為了“報複”，或者為了討回一個公道。就在這種怨恨中，我們成長了，也看著別人成長。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話來“闡釋”，我們從小的內心行為都是在物質化的環境以及語境裏學習到了這些“手段”。這種手段作為社會生產關係而言，就意味著某種人際關係——並且在這種關係中意味著“某種謀略”。在現代過程中——它不是作為某種現代化或現代性的象征，乃是作為人性的普遍性來說——我們因為都是活在有形無形的“某種謀略”當中，所以我們總是看不到所謂的好壞；我們隻是看到相對化，隻是看到人類需要“關係”：以前是血緣關係，現在卻是金錢關係或官僚關係。但是不論是“關係”如何，隻要一邂逅了公義或公平，總是少不了“冤案”，也就是少不了權力關係。

看了不少的中國古裝戲，不論是講述中國古代“唯一”的大清官，還是表達了有趣的“神探狄仁傑”，甚至像包青天的大官，我都看到一樣的“劇情”：他們為了公義或公平，必須卷入一場又一場的政治較量。不僅是針對地方官員的宦官較量，而且還要與地方“有勢力人物”進行一場智力的較量。這種“情節”是否可以算作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處理方法？因為它似乎有意無意地在“展示”作為一個人的或某一“形象”的正邪對峙。如果我們不講這些“相似”情節當作政治較量來理解或詮釋，我們就無法斷定自己的所見是否屬實？也許在電視熒幕上，它可以標識出“純屬虛構”來逃離法律的責任，但是它卻從“看似娛樂”的角度來讓我們觀眾卷入一場判斷意義上的較量。這種較量，對於一個正常智商的觀眾來說，都知道這是一場虛擬世界中關乎正邪之爭，或者關乎一場朝廷上的政治較量。可是諷刺的是，我們對公義或好壞的判斷，再也不是從書堆或理論當中獲得信息，乃是從“劇場”來獲得觀感上的自我滿足。難道這是不失為一種策略？難道這不就是在娛樂上來獲得的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滿足？如果關於好壞或所謂的公義，必須從娛樂上或觀感上獲得“詮釋”，那麽這些“價值”豈不就是成為了我們眼睛裏頭的“娛樂之物”？因為我們隻能在電視中，在虛擬世界中才能夠找到這些“價值”，而且還是透過娛樂果效來達到其基本目的。透過虛擬的手段或果效來達到（宣傳價值）目的，這是不是晚期資本主義下普遍存在的意識形態的“儀式”？還是我們必須看過是人性虛空所需要的一種“內爆”？這是不是一場遊戲規則呢？還是我們必須將這種“現象”當作是人性裏的詭詐在曆史環境下的表現？

但是從熒幕上轉到現實“地方”下，我們卻很難找到像電視上這一類的“清正人物”。一個肯願意為了正義而付上精力和時間，甚至或許還要配上生命的“清正人物”，在現實中不可能有。這是因為我們總是受著物質文化的影響。正如電視裏所演的，每當大人物受了皇帝的旨意來某個地方辦事或偵查之前，那些“小人物”早就聞風做了一係列的手腳，不讓大人物“辦事”：或者打聽這位大人物的癖好，或者觀察他的缺點，或者捕捉他的“人際關係”；如果有兒子就從他的兒子下手，如果他有特別牽掛的人就使點手段來“轄製”他；甚至還會派人遣送一大堆的所謂“禮物”，來探探這位大人物的“口風”。要不然就由“旁人”來給他的“環境”鬧事，看看他的反應，以便猜度這人的斤兩。這些惡劣的手段還是輕的，還不包括在他的食物飲料裏下毒或迷藥，或者找人打斷他的大腿/綁架，或者扣押他的“精神糧食”，甚至買凶殺人等等這些更卑劣的病態行為呢！這些手段或病態行為是從哪裏來的？從電視來的？我看不止吧！？這是因為同樣一部戲，為什麽有人隻看到正義的一方，而有人卻願意“選擇”邪惡的一方呢？而且，如果沒有這些“壞事”，為什麽電視劇會搬演上台呢？這豈不就說明了，人類在還沒有上電視的時候就已經有這些“手段”了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類變壞，就首先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乃是人性問題了。有了人性，才會有意識形態的問題。因為意識形態的各種手段或形式法則，都是從人性裏的“變質”開始的。當然，你可以說，這種說法太意識形態了；不過我要強調的是，這種看法，其本身也就是意識形態。因為你將“人性”意識形態化了。也就是說，人性在你眼裏隻不過是一種概念，而不是現實生活中的東西。換另外一種說法，你並不是從人性來看意識形態，乃是從意識形態來看人性。前者是擺脫了各種理論觀念而以一顆平常心來理解意識形態產生的原因；但是後者隻不過是將“人性”當作一種現成的觀念之物，並且加以“解構”的結果。

於是，從人性來看待意識形態，我想要說出的就是：人類根本不是要公義。那些在曆史上聞名於世的公義理論，裏麵說要說的，根本不是什麽公平或公義，乃是一係列的“策略”。就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說，它們所說的“人類解放”也並不是為了解放，乃是為了生產關係，為了建立世界——而建立世界，就意味著占有世界，統治世界。正如馬克思主義中那個著名的觀點：哲學的存在並不是為了解釋世界，而且也要改造世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公義理論，是建立在世界的改造上；但是它們從來沒有想過，難道改造世界就能夠建立公義的社會嗎？前蘇聯的蘇維埃革命，其眾人雖然推翻了官僚製度，但是還是改變不了官僚形式。這是為什麽呢？因為所謂的官僚，實際上並不是一種製度，乃是一種“人際關係”。同樣的，在人文主義地下，那些資產階級的公義理論，他們所謂的公平分配也不是為了公平，乃是為了分配而說的。這樣說來，生產，分配，價值交換，自由，能力，社會，社會存在，階級，物質，物化等等的“術語”，實際上都是建立在我們從來沒有認真看待過的“人際關係”之中。有了人際關係，我們才會有生產，才會有生產關係，才會有物質形式，才會有階級鬥爭等等。但是這些關係卻不能夠代表什麽正義或公義的標準。因為關係總是外在的，總是一種結合了實質和形式的東西。說它是實質，隻是因為“人”的的確確地本體論存在；說它是形式，那是因為人類很容易將自己的“關係”形式化。這種形式化是透過“策略”才能夠達到的——這也許就是意識形態產生的根基或曆史淵源呢！。

以上的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做起來就特別地別扭。這是為什麽呢？因為在“人際關係”裏，人們總是看人的外表：例如臉色，要不然就是身份地位，甚至如果有名望的，或者有勢力的，人們想抓拿他們的時候，每個人就像縮頭烏龜；寧願做個老鼠，也不願意做個“人”。當然他們也許會說：我這樣做是為了某某人好；要不然就會說：我也要糊口的呀，如果鬧起事來，我就會受到影響——但是無論怎麽樣地“有理”，這些說辭的背後其實就是暗示著：不要為難我。這樣的自私言語，隻有在人際關係裏才會發生。因為一個人的力量如果不足道，那麽所有人加起來的力量就是一道“牆壁”。在這麽濃厚的牆壁麵前，沒有一個人願意敢“撞”（這是要付出代價的——而在現代過程中，每個人最缺乏的就是“願意付上代價”）。可是奇怪的是，在這道“牆壁”的背後，每個人卻願意付上自己的精神和血汗來為自己牆壁上的一塊磚增添“個人色彩”。如果一塊磚象征著自己的榮耀或貢獻，那麽你為你自己所付上多少的“代價”都想要為自己的金錢，休閑，欲望爭得一塊田地，一份喝彩。於是不難看出，要想打破這道牆壁，每個人必須願意放下自己的虛無主義。用簡單的話來說，就是自己的虛榮心和權力欲；可是在這種“不願意付上代價”之現代過程中，每個人似乎就是斷了神經線的木偶一樣，死死地抓住自己的線往上拉，要不然就如趴在地上一樣地死死地保衛自己的“土地”（心田）。這樣一個懦夫的行為，在人際關係的現代過程中是可以到處看見的。

人始終都要麵子的——而人際關係過程中的現代過程，其“不願意付上代價”之意義就在於這一場麵子之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過程的人際關係實際上就是由“麵子”所組成的。這樣一場麵子元素的重疊，誰一碰見它就像漿糊那樣被“沾染關係”，想要甩也甩不掉。這種麵子元素，如果遇見了諸如權力欲或野心，就更像是萬能膠似的，死活都想要保護好漿糊裏的“榮譽”。於是，有人想要漿糊，但是有少許人卻想要弄掉漿糊——這樣一來，張力與矛盾就難免了；政治較量或智力鬥爭就勢在必行的。可是就在這場鬥爭或較量中，自己的性命就代替了公義。於是我們也可以說：愛麵子的人就是怕死的人。或者更直接地說：貪生怕死的人就是死愛麵子的人。於是對於“人”，如果你想要談公義，你就必須明白一個人的底限。用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你想要改造世界就必須懂得生產關係以及社會關係，還有就是社會存在。可是這樣的說法太輕鬆了，太便宜了。因為在生產關係中，在社會存在中，馬克思或我們都忘了一件事：人是一個不擇手段的動物。於是，不擇手段邂逅了社會關係，就會讓很多簡單的事情變得“棘手”，甚至很可能變成一場“冤案”。再加上坐在高位上的大人物往往很可能會因為一個“情”字而徇私舞弊，這樣就會讓許許多多的事情隱藏在日光之下，封閉在“檔案”裏。可是這種隱藏，這種封閉，真不知道用多少人的鮮血和怨氣換來的。如果人們還不肯從這種“情”的份上看到一樁樁的虛偽人性，那麽無論科學再怎麽進步，社會再怎麽地繁榮，我們始終都是活在“意識形態”（虛無主義）當中。講的更實在點，在“人類學”或哲學裏麵，凡是正常人都是虛偽的。所以如果你們要覺醒，就必須從這種虛偽中“反常化”。隻有走出了這一道的牆壁，也就是所謂的“扭曲了的正常”，進入一個真正“平常心的反常化”，我們才有資格談論革命或改革。否則，一切的鬥爭都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或脾氣而作，而不是為了公義或和平而做。隻有當人願意完全地放下麵子，實事求是；隻有當人類願意承認自己的無知和虛偽，——他們才很可能地在公平的心態上公正地談論真理或價值，才有可能建立一個唯心唯物主義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