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的美國共產黨員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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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我認識的美國女共產黨人前後左右2010-12-20 12:19:42
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的美國共產黨員昆丁

2004年03月09日18:44 《中國青年》雜誌

  昆丁有點兒感冒,鼻子微紅,吸溜吸溜的。他站在北京東直門地鐵站A口等候記者的到來,這是春節黃金周後的第一個周四,地鐵口人潮洶湧,這個茫然四顧的33歲異國男子,亞麻色頭發,簡單衣褲,背一隻與之身形相匹配的碩大書包,站在那兒,被無數路人迅速“刷新”,遠遠望去,那景象有幾分文藝片裏的孤單意味。

  戴維·昆丁·道迪埃,美國共產黨員,在很多中國年輕人紛紛去往美利堅之際,他正打算申請加入中國國籍。

  18歲的奇妙夏天

  昆丁來自美國南部一個基督教家庭,他敏感而善良,看到受苦受難的人從不無動於衷,但“那是上帝的安排”,而他,彼時的夢想就是當個牧師,以更好地協助上帝拯救人類。

  18歲的暑假(他念大二,在美國一所很牛的大學裏主修古典語言),信仰共產主義的祖母很無意地遞給他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他看了一眼那紅色的封皮:《共產黨宣言》。

  在此之前,他對共產主義惟一的印象來自小學的地理課,為了讓同學們更好地了解蘇聯,地理老師請蘇聯大使館寄來有關蘇聯的資料,郵包寄到學校後,上麵多了一行校長的批示:小心授課內容……在被標榜為“自由國度”的美國,共產主義的處境有點兒像中餐中的味精,還是“不放為妙”。

  接過那本書,昆丁略感好奇地回到自己的房間,開始閱讀。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那語言深不可測,那理論如此新鮮,那種闡述有種偉大的不容辯駁的科學性,這些,令這個18歲的、一直篤信基督的青年,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震撼。

  “看的時候什麽感覺?”

  “立刻產生興趣。”

  “接下來呢?”

  “更感興趣!”

  上述對話發生在“麥當勞”,昆丁擠坐在矮小局促的桌椅間,看上去有點兒難受。他堅持用“興趣”一詞表達他讀《共產黨宣言》時的感受,除此之外,他說那天好熱,那天他的房間簡潔明亮,那天窗外陽光熱烈,那天整個世界都很安靜……

  他用近四個小時閱讀思考這本小冊子。之後,他俯在桌子上,一個巨大的聲音響起:上帝沒了。

  天啊!上帝沒了!上帝沒了……

  一個悶熱的暑假、一本五十幾頁的小冊子、四個小時的時間——一個青年長達18年的信仰就這樣被顛覆了:原來,主宰世界的不是上帝,也不是命運,而是我們自己!原來,曆史是在一種社會推動力之下前進的,一切的不平等都可以用人為力量改變!包括我的力量!

  這是最重要的,包括我的力量!

  他激動了,接下來,他四處尋找、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整個假期他沉浸其中,抬起眼,人生第一次如此清晰:仍然是讓社會公正幸福,但不靠上帝,就靠自己。用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昆丁,完成了自己18歲“成人加冕儀式”。

  畢業後,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為了錢而工作”,同時,他的信念越發堅定,思考越發成熟:

  “我信仰共產主義,怎麽證明這一點?不是我在說什麽,而是我在做什麽?”

  “要讓人人幸福,首先行動起來的應該是有財富有機會的人,他們主動幫助窮苦的人,這是必須的。”

  “你不能拯救世界,你卻能拯救一個具體的人。”

  “沒有上帝,生命如何不朽?人有小我、大我,小我會死,大我卻可以永生,為社會做有益的事,必然可以感染別人,你死後,別人會繼續做。”

  24歲那年,昆丁加入了美國共產黨。1999年,28歲的昆丁來到中國北京,並很快定居,這個中文名字叫杜大偉的“國際友人”,認定中國是他為開墾自己的信仰所選定的遼闊土地——“美國所走的資本主義道路是不恰當的,一個錯誤的開始不可能有正確的結局,無論我做了什麽都是徒勞。中國的發展道路是正確的,雖然也存在一些問題,但通過努力,總會解決。在中國,我的行動會收到最大的效果,我會更有信心,有更大滿足……我願意做得更多,讓中國更好。”

  從此,杜大偉同誌在中國所做的事情,已不僅僅出自天性的善良,更是大信仰下的正式實踐。

  21歲的兒子小楊

  2000年的春節就要到了,那是北京冬天最冷的時候,蓄積了一個冬天的雪終於紛紛揚揚地下了起來。昆丁到北京火車站去送一個朋友,走出站台,他看見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哆哆嗦嗦地站在雪中,表情無助——這就是小楊。

  小楊是貴州人,家在農村,爸爸在世的時候是鄉村教師。那個寒假,大姐剛剛出嫁,弟弟要學費,媽媽的病又加重了,上高二的小楊借了300塊錢跑到北京,要打工賺錢養活家人。幫人賣了一段時間的菜,沒掙著啥錢,眼看又要過年了,小楊想家了。再說,還得回去念書。可是,連路費都沒有……咋辦?把心一橫,小楊決定到火車站向好心人求助……

  小楊記得那天,那個高大的外國人在身邊望著他,“他看上去難過極了,好像比我自己還難過”,就是他眼睛裏憂鬱的善良,使小楊在聽到那句“follow me(跟我來)”後,毫不猶豫地跟他走了。

  他先帶著小楊去吃了頓“麥當勞”,小楊吃,他看著,眼神依然憂鬱。之後,他帶小楊回家。一路上,他看上去很沉重,偶爾跟小楊嘟囔幾句什麽,但小楊聽不太懂。

  他的家很暖,比小楊在火車站租的“8塊一宿”好一百倍,開始,小楊還有幾分“警惕”,但他太累了,不一會兒就睡著了……

  醒來後的小楊發現昆丁把自己的兩個床墊分開,小楊睡的,是那個更軟的。早晨的陽光探進來,小楊揉揉眼睛,覺得一切像夢。見他醒了,昆丁遞給他一個信封,信封裏麵是1000元人民幣。

  “給我的?”

  是給他的,之所以這麽多,是因為不僅包括回家車費,還包括生活費。

  小楊被這麽多錢給“嚇”壞了,撚出幾張,其餘的又遞給他,可他顯然是生氣了,他生氣的樣子還是挺凶的,小楊隻好收下了。

  那天,他給小楊買了條昂貴(120元)的褲子,又吃了幾頓好飯,當小楊說要回貴州的時候,他讓小楊等他兩周從美國回來後再走,這樣,他才放心。

  兩周後,剛剛相識的兩個人在站台告別。小楊在車廂裏跟他擺手,要他回去,他執意不肯,一定要等到車開。就這樣站了半個小時,小楊說,那天好冷啊。

  小楊隔著車窗看著這個陌生的外國人,終於哭了……那一次,他又交給小楊2000塊錢,讓他回去好好讀書。

  火車上,小楊想著這夢一樣的幾天,和這場不真實的相遇,心裏想:他真好,他真是好人……

  回家後,小楊大概每個月跑到縣裏的郵局給他打個電話匯報一下“思想及學習情況”。高考結束後小楊給他打電話,說自己考得不太好。他安慰小楊:沒什麽,學到了知識就行。後來小楊在昆丁的幫助下來到北京,就讀於一所私立大學。來北京是因為他曾問過小楊想在哪裏念大學,小楊說當然最好還是北京。小楊隨口說出的願望,昆丁當作夢想去幫他實現。

  四年,每年學費5000塊,還有生活費,他全部為小楊交付。

  他說:我的確不是富翁,但不要總說我給他多少錢,他堅持著他的求學夢,這也鼓勵我堅持我的信念。

  他確實不是富翁。小楊的母親患有嚴重風濕病,去年夏天犯病癱倒在田裏,不敢往醫院送因為沒錢。小楊聽說後哭著打電話給昆丁,昆丁安慰著他,然後,突然罵自己沒用,小楊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他沒錢了,為什麽掙不到足夠的錢,去幫助小楊。

  但不久,小楊媽媽還是收到了昆丁郵來的1500元。這是昆丁向朋友借的……

  幾年下來,昆丁已經為小楊花了將近4萬元。

  昆丁有一天忽然對小楊說:你當我的兒子更好。小楊笑了,好像默認了。

  昆丁33歲,小楊21歲,記者問昆丁:“他真管你叫爸爸嗎?”

  “叫,”昆丁往椅背上一靠,很驕傲的樣子,“不過,是在沒人的時候。”

  “當初你憑什麽那麽相信小楊,就不怕遇到騙子?”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我想說的是:幫人結果被騙是正常的,但你還要幫,幫了十個人,有三個人在騙你,你還‘賺’了七個!”

  現在全村人都知道小楊碰到了個好心腸的老外,小楊媽媽養了一頭肥豬,就等著昆丁啥時候去殺了給他吃……

  電話裏問小楊:想過怎麽報答昆丁嗎?

  小楊說:想過,不過這是我的秘密。

  “那我就不問了。”

  “那……就告訴你吧,我知道怎麽做能讓他高興——就是像他那樣,幫助更多的人。”

  4000塊錢的分量

  “麥當勞”裏人聲鼎沸,空調開得很高,昆丁當然也很熱,但他堅持不脫掉厚外套。他是個自律的人,很難想像他連電視都沒有,而且不聽音樂,不看電影,甚至不讀報!隻讀書!他用一種特搞笑的眼神形容朋友看到他房間的“簡樸”所表示出的詫異,記者被他逗得大笑。那一刻,這個搞怪的昆丁,在記者眼裏,好像才有了幾分“人間煙火”的味道。

  事實上,他沒有很多的業餘時間去休閑,他現在是北京某重點中學的外教,小楊說他背的那個裝有學生作業的大書包“足有100斤重”,他還有很多“義務”需要去做,包括免費為殘疾人講課,一周四個小時。而每個月他都拿出收入的1/3幫助別人,來中國的五年,他始終堅持這樣做。

  現在,這筆錢包括每月寄4000塊,給河南艾滋病村艾滋遺孤的監護人朱進中。

  那是去年11月的某天,他走在大街上,很偶然地看到《今日北京》上刊登的朱進中和他的艾滋孤兒。看完後他難過了好幾個小時,他必須要為他們做點兒什麽!

  他立刻打電話給一個中國朋友,找文章作者,再找朱進中所在村子的電話,他要核實,結果更令他難過:艾滋孤兒不是報紙上說的70多個,而是100多個!

  恰好幾天後,朱進中到北京電視台做節目,昆丁特地趕去見他。他給朱進中帶去了4000元,那是孩子們一個月的夥食費,他告訴朱進中這錢會一直給下去,但抱歉地說:“寒暑假期間可能給不了,那時候學校放假,我沒有固定收入。”

  “朱進中當時有什麽表示?”

  “他謝謝我。其實謝謝也不用說,該感謝的是他,他做得很多,我做得很少。”

  感動他的是朱進中說了一句話:“我死後,希望有人能夠照顧我的孩子,因此現在我要照顧別人的孩子。”他綠色的眼睛停了幾秒,說:“多樸素的‘哲學’,要是大家都那樣想,世界就沒什麽問題了。”

  在常人看來,昆丁已經做得足夠多,但他的心情仍然沉重。

  艾滋村在經濟上已“癱瘓”,小加工廠早就倒閉了,什麽糧食水果,隻要是這個村子產的,就都賣不出去。昆丁說:給孩子們錢是沒有多大用處的,除非能幫助整個村子。

  一個外國人,沒有那麽多錢,也不是官員,更不是慈善組織的成員,他能做什麽?但他做了,而且做法出乎意料——他要來當地鄉鎮幹部的電話,他要幫他們重建工廠,恢複生產,幫他們賣產品!

  為此,他已經聯係好去見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著名國際公益組織)的負責人,他眨眨眼,說:“‘工合’需要我的智慧。”

  現在,他居然在學習當地的曆史地理,“想知道他們的爺爺是什麽樣的,”他興奮地說,“那裏是中原,曾經是兵家必爭之地,八路軍就在那兒,那時的人民非常強大,那麽,現在隻要給他們機會,他們還可以很強大。”

  今年五一,他要親自去一趟,寫一個調查報告。

  “那4000塊打算寄到什麽時候呢?”記者突然想到這個問題。

  昆丁說:直到我死。

  >>後記

  和一個美國人,在“他們”的快餐店裏,談共產主義,那種感覺很意味深長。采訪的最後,昆丁很鄭重地提到“三個代表”思想,他說:當年,國民黨被沒有錢沒有人沒有多少槍的共產黨打敗,在西方人眼裏這幾乎不可想像。但這就發生了。為什麽?因為共產黨就多了一個東西:心裏有人民,一切為了人民。就是它創造了奇跡。所以現在我特別喜歡“三個代表”。

  他討厭別人把他的行為稱為“善舉”,認為這有種俯視意味,他說:你能做,但不做,這就是錯誤。

  幾天後,我去他那兒取照片,他興奮地告訴我:和“工合”負責人談了四個多小時,他們同意幫助那個村子,並將派專人在五一同他一起前往考察,他又笑著補充,那個負責人也愛看《共產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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