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逸飛：成功的藝術家，還是商人？
“商人裏最成功的藝術家，藝術家裏最成功的商人”，這是很長時間以來國內藝術界私下議論陳逸飛的經典語句，尤其是在北京的藝術圈，不論是前衛藝術家還是正統的油畫家圈子，多數都避免在正式場合談論他。
而陳逸飛似乎對此並不在乎，他曾經說：“別人怎麽想我，冠以什麽名稱並不重要，做事情按照自己的原則考慮：第一是不是喜歡，第二是不是有條件做，第三，對社會是不是有益處。”進入上世紀90年代，陳逸飛更是超越繪畫領域，開始涉足模特經理、服裝設計和出版行業，成為了財經類報刊報道的對象。不過他自稱是“視覺藝術家”，他把自己涉獵的各領域統稱為“視覺產業”。
繪畫：以此成名，評價內外錯位
陳逸飛在美國取得的成功讓他成為藝術界私下議論的中心，事實上，在去美國以前，陳逸飛已經是一個相當受矚目的畫家。他在“文革”期間的革命曆史題材繪畫上已經顯露出才華。1976年他與魏景山合作創作的油畫《蔣家王朝的覆滅》（又稱《占領總統府》），曾獲全國重大革命曆史題材作品評選一等獎，後陳列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內。
1980年，34歲的陳逸飛揣著38美元前往紐約留學，他在亨特學院刻苦攻讀，受到美國最成功的畫商、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長漢默的賞識。陳逸飛筆下小橋流水、仕女弄琴的古典情韻吸引了漢默，之後他成為漢默畫廊的簽約畫家。1985年，他的《故鄉的回憶》（又稱《雙橋》），被漢默訪華時作為禮物送給鄧小平。他畫周莊的作品還成為聯合國首日封圖案———周莊從此成為旅遊熱點。而此後在曼哈頓的富人社區居住的陳逸飛也成為國內藝術界交口流傳的話題。
1995年，陳逸飛與倫敦著名的瑪勃洛畫廊（MARLBOROUGH）簽約，成為第一位與之簽約的亞洲畫家。1997年，陳逸飛的《罌粟花》拍得387萬港元，成為當時華人畫家作品的最高拍賣紀錄。根據他的作品的銷售紀錄，有人估計1991年到1998年間，陳逸飛僅33幅拍賣成交作品的價值就已接近4000萬元人民幣。
美國評論家稱他是“一個浪漫的寫實主義者”，但國內多數評論家卻批評他的成功隻在於發現並販賣了“國際市場”需要的中國符號———中國仕女、老上海、小橋流水等。
陳逸飛繪畫從始至終都保持寫實主義風格，就形式而言，他的繪畫技法在中國寫實油畫家當中不是最出色的，更缺乏開拓性價值；從他的係列水鄉的風景畫隱約可見畫家試圖突破原有風格，但它卻陷入印象主義的死胡同，走進去則沒走出來，取得成效實在太少。總之，陳逸飛在繪畫風格缺乏個人開創性，基本沿襲古典主義的既定審美規範。那麽，回到陳逸飛繪畫作品在內容上，早期宣傳畫是一種非自覺的創作，用陳自己的話說是“任務”；全是“革命”題材，畫風也是從蘇聯拿來的英雄浪漫主義，是其時代普遍皆同的題材內容和畫風範式。毫無疑問，陳逸飛確立自己在中國畫壇的地位仍是早期政治宣傳畫的打開了局麵，其次是文革後“清仕女”係列，這些作品在寫實表現力上卻不及早先的政治宣傳畫，近乎將“梅生畫”貼入油布，隻是它對八十年代中國美術是一次別開生麵的“創舉”，意味著傳統藝術複蘇和審美多樣性的出現。
陳逸飛的洋妞美女係列，被評為“崇洋媚外”和“小資情調”，這些評價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但這批作品的確有損畫家才情，因為它們都似臨摹照片的庸俗繪畫。即便如此，陳逸飛仍是中國當代美術史不可忽略的人物，但也無法掩蓋其作品形式守舊和內容蒼白的局限，也說明了中國美術界一大批畫家的普遍局限，他們被動於曆史與時代，沒有創作出屬於自身的藝術成就；形式上是古人與洋人的徒弟，內容上是權貴與市儈的奴仆，對文化發展與社會進步起到作用甚少，特別藝術美通常被用走渲染與修飾不健康的東西，如權力崇拜與美化暴力，這種奴性化藝術一直在毒害中國社會的精神健康。陳逸飛藝術無疑說明了這一文化現象。
一個不爭事實是：在中國寫實油畫家當中，陳逸飛取得的成功是他人所不及的。可以說，“陳逸飛現象”是中國當代前美術史的濃縮版，他的藝術人生之功過與榮辱，都是中國當代美術無法跳越的一頁，另一方麵也反映了整個中國當代文化的悲哀，非陳一人之過，在專製主義的曆史慣性下，藝術家才華與天賦往往都表現得極為扭曲被動，個人的思想感情更是不值一提；在長達兩千年的封建史當中，中國文藝從來都沒有獨立主導過社會思想，全然被動於權力與時代；從古代徐渭和“八大”到當代張曉剛和朱昱，無不是晦澀和自虐的藝術人生。否則，中國曆史不至於哭爹哭娘的一路不止。若將陳逸飛放置如此曆史場景之中，他象大多數藝人一樣，不過又是一介趨之若騖者而已。換言之，有獨立的思想與人格就不存在一個聞名遐爾的“陳逸飛”。
隨著陳逸飛的逝去以及畫價的飛漲，除了一時的婉惜和讚美之外，更多的是霧裏看花。陳逸飛作品的畫裏畫外都反映了當代中國文藝病因，除了權力與金錢在一切之外，藝術與藝術家都是被動的奴才小醜。當然，這不是要對死者進行道德評判，而是對整個曆史的痛定思痛的追悼。“陳逸飛現象”留給世人的意義在於警示性反思，以免曆史遺憾一再的遺憾下去，使中國文藝與社會朝向更加健康方向發展。但是，商業是唯利是圖不在於陳逸飛作品的自身價值，他的噩耗對於有些畫商是個早來的“機會”。總之，依照商業來判斷一個畫家的作品是不完全準確，至少需要時間與社會進步來檢驗陳逸飛的藝術價值。以目前中國社會條件和心理定勢而言，陳逸飛作品的價格不算太高，仍有趁熱打鐵的餘地。但是，不論他的作品藝術價值還是商業價值，最終必須由時間說了算數。
曆史最脆弱的莫過於一切機會主義者的發跡，他們使得一切真理、信仰、良知與人格變得一錢不值。如列寧所說：“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個別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變，而是整個曆史時代的社會產物。”這一點，陳逸飛有著非凡的獨特天賦，更不愧為一位機會主義“藝術大師”；他早期宣傳畫卻透露出在選擇題材方麵的敏銳嗅覺，全然是十足的曆史“機會主義”，自然談不上創作的獨立自覺性，與其同代畫家一樣，基本上緊跟時政氣候運行手中畫筆。
陳逸飛不是“青春無悔”理想主義者；也不是“崇高無畏”的英雄主義者；更不是“獨立思考”自由主義者，而是一個天生敏銳的機會主義寫實畫家；其一生繪畫在選擇題材上緊扣時代的神經命脈，以非常嗅覺追蹤到時代氣息，他的各個時期代表作品普遍呈現出一種“靈活性”，可謂是見風使舵之先行者，充分體現出陳逸飛的精明機智、進取善變和文弱謹慎的務實精神。換言之，陳逸飛現象不僅代表半個世紀的美術史現象，幾乎折射了整個中國封建史的文藝現象；那就是文藝始終附庸政治權力和被動於社會氣候，它從來都不具獨立的主體性。盡管文藝是中國曆代文人知識分子借以抒發個人情感的精神工具，可它始終是那麽扭捏含蓄和委婉曖昧，從來都不具鮮明的思想立場和獨立的個性精神。遺憾的是，陳逸飛的確早逝了，幾乎沒有機會向人們證明他的藝術才能，那個成功的“陳逸飛”極可能被釘在曆史恥辱柱上，盡管陳逸飛本人對自己的藝術作品是那麽得意而自滿，絲毫沒有自我批評的反思，“奴性”是其前半世，“媚俗”則是其後半生，趨炎附勢地畫完了其一生。
從陳丹青祭悼陳逸飛一文中，同樣充分透露出中國當代藝術家普遍的內在缺失，從根本上沒有是非原則，甚至蠻不講理。陳丹青寫到：“說到逸飛的趣味，眾人議論，多以他晚近的美女係列、古裝係列，及弄時尚、選模特做依據。然而《黃河頌》、《紅旗頌》與《占領南京》的作者，若無英雄情結，不崇拜英雄主義，是畫不出來的，此為近人所不知。他自強好勝有果斷，便是個人奮鬥當英雄的胚，遇上“文革”時代泛政治化激情，又是建國後新起的油畫家，與我輩知青逆子相較，他的成長經曆與政治觀價值觀，自然正麵而進步，曾是滬上政府評出的優秀共青團。雖因同行相嫉，他“文革”時期的力作幾乎全部被上海的官展所否決，又被北方官展貶視為“海派”，但他的職業生涯與功名之途，算是順利的，不像葆元在工藝美術係統虛擲歲月十餘年，懷奇才而大不遇。此所以逸飛早年的畫作局勢龐大，雄心勃勃，自是一股朝氣、自信、有魄力，即便政治宣傳大主題，真有青春熱情在，論重要性，同期同代，今也無有可資替代者。”
這裏，陳逸飛的“美女係列”是通過他早期“文革係列”名氣所帶來的商業化作品，人世間最無可厚非的莫過於賺錢，隻要取之有道。這種商業成功遮蔽那些現成俗套繪畫作品的低級性，是任何有開拓性與創造力的畫家所不為。要說《開路先鋒》、《黃河頌》、《紅旗頌》與《占領南京》等作品，它本是一種任務性的政治宣傳畫作品，除了作品技術性畫麵價值之外，沒有多少內在意義。對此，我們不能對陳逸飛存有過高奢求，他不過是那個時代產物；假如要深挖藝術的內在價值和思想內容，《占領南京》一幅值得深思的作品，它反映了畫家的曆史局限和愚昧遲鈍，同時體現整個民族的巨大不幸，展現了“同室操戈、同胞相殘”“敗者則寇，成者則王”的曆史悲哀，任何一個有曆史眼光和獨立判斷力的藝術家不會作出如此輕率作品，它無疑將成為後人的省思教材，否則我們這種民族就沒有真正長進。
假使陳丹青談談陳逸飛繪畫的寫實技法技術，那就是另當別論。老實說，倘若陳逸飛是個英雄主義胚的話，全人類皆為英雄了。這些顯然一概是瞎扯，事實是，畫英雄的不等於英雄，一個英雄主義者集正義、勇敢、崇高一身。如果中國有嚴格意義的英雄主義的話，大躍進、文革的災難不會那般“如火如荼”，恰恰是軟頭胚多如麻。有趣的是，陳丹青還說“他死在工作的當口，一條性命，凜然交給拍電影――我曉得有人不服陳逸飛，好的，請哪位有種的也來這樣子死死看！”這顯然是很不講理的野蠻言行，其實中國天天都有人死於極度疲勞中，他們隻不是“陳逸飛”，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無名“農民工”。
不錯，以陳逸飛之年紀和名氣，早逝固然令人痛心，但這不足以令人信服其藝術的充分依據；其次，“有種的”、敢死的畫家的寫實功夫也未必比陳逸飛好。問題是陳丹青為何如此為陳逸飛感到憤憤不平呢？這個“玄機”隱藏著深層的社會矛盾，因為“海派”和“京派”明爭暗鬥由來已久，它是排斥性社會必然產物，因為沒有公正的社會製度，人們必然通過裙帶關係或地域本位主義來確保自身利益。故此，陳丹青喊出那般不講理的狠話也是情有可原。
陳逸飛若是位京派畫家或陝北畫家，沒有被標以“海派”，他不至於落得“畫而優則商”的地步，而非陳丹青所說“英雄本色”之使然，中國畢竟不是美國，除了官本位之外，更有著“有錢沒勢不如窮”的殘酷事實。那麽，以陳逸飛在“革命美術”領域取得的成就和資曆，撈個中央美院院長或中國美協主席的禦封頂戴該不成問題，他取得的“藝術成就”絲毫不亞於比靳尚誼、劉大為、劉文西等同誌。遺憾的是，陳逸飛因“海派”小小斑汙而遭到極大不公待遇，隻能做一位名聲在野的地方性名家。正如陳丹青所言：“因同行相嫉，他〔逸飛〕文革時期的力作幾乎全部被上海的官展所否決，又被北方官展貶視為“海派”。不過，上海這個都市對陳逸飛已經夠厚愛了，願他瞑目於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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