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音趣談

人們說話的語音，聽似簡單，細想起來，就像音樂的韻律一樣，蘊藏著許多精妙內容。閑來無事，胡思亂想，樂趣橫生。

 

        和容貌一樣，人們首先重視的是語音音質音色的美醜。這是天生神賜爹媽給的，有的和外表相配，獨厚人間；有的則與模樣相左，造化弄人。無論是否和諧，美聲靚音都絕對是加分的要素。電話推銷員聲音渾厚或甜潤，往往成功機率較高。有個獨特魅力的歌喉，聽眾會不計其歪瓜裂棗的形象。明末南京說書藝人柳敬亭，“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生得一張黑不溜秋麻子臉，表演技巧爐火純青，隨著故事情節發展，嗓音高低控製，細微精致，引人入勝。盡管他出場費高，仍然廣受歡迎。提前十日預訂，還保不齊排不上。受喜愛唱歌的母親影響，我從小對語音比較敏感，要求近乎苛刻，以致後來找對象的條件之一是嗓音動聽。俊男美女隻要張口爆出刺耳的跑調左嗓，頓時讓人失了興趣。醜男村姑隻要聲若黃鍾銀鈴，必當刮目相看。年輕時在大學教書，偶然聽到學生議論我的聲音帶有磁性魔力，心中得意不亞於提升了十級工資。如果好端端的人，能發出龍吟、獅吼、虎嘯、狼嚎、猿啼、驢嘶、狗吠、雞鳴、海豚音什麽的，像不像的不說，隻要不是人聲，也算一門技能，被包保養到孟嚐君門下，說不準啥時能派上用場，傳為千古佳話；或者還會受到粉絲們熱捧，畢竟是冷門，不同凡響，能滿足獵奇心理，一圓另類審美夢。

 

        聽話聽音，語音融匯著許多微妙情感，以及語言沒有表達出來的意思，人所共知，無需贅述。甜言蜜語，嗲聲嗲氣，聞者應該警惕。粗聲惡氣，高音尖嗓，他要說沒生氣，鬼都不信。輕聲細語，泉水叮咚，你想跟他急都急不起來。讓語音濃縮著情感，屬於演員必修的功夫，要是其他人有意修飾，難免透出虛假，落個不實誠的印象。

 

       李漁在論及戲劇創作時，強調“字分南北”。不同地方，各有方言。巧妙運用方言，有助於豐富人物性格。但是全用方言，欣賞的人恐怕不多吧。比如香港的粵語雜誌，肯定無法暢銷全國，其他南腔北調之人讀來恰如洋鬼子看京戲----傻眼啦。現在國內的影視劇流行通篇地方口音，有些並非必要，和塑造人物完全沒有關係，不知趕的是什麽時髦。方言除了用詞，語音也有明顯差異。 我曾跑遍了陝西各縣，南、中、北三大塊，方言繁雜，口音懸殊，令人吃驚。有學者研究，相隔三十裏，口音就有些許變化；上百裏，則另成一家。千裏之外，吳語楚辭秦腔粵調，如入異域。這是自然形成的，由地域和曆史決定。通過交流可以添加或減少其中某些成分，但徹底消滅是辦不到的。不同方言，發聲部位、方法、語調都不相同。閉著眼睛，光聽語音，即可猜出何方人氏，熟悉者甚至能夠指出縣城南北區域。因此，人們可以聽鄉音分辨出大、小同鄉之別。也因此，鄉音讓人感覺親切溫暖。金聖歎評西廂，總結了人生有三十三條快樂之事。其中第廿四則為“久客得歸，望見郭門，兩岸童婦，皆作故鄉之聲，不亦快哉！”在國內時，看這段，沒啥感覺。出國後，回想起來，內心總要翻騰兩下。鄉音確實能通過耳朵傳導一股熱流，讓人的聽覺頓時敏銳起來，心情隨之激動愉悅。尤其在孤獨窘迫久別之時，一聲溫暖的鄉音問候，立馬能引出熱淚兩行。與此相應，方言語音也是背井離鄉後遭人嘲笑、歧視的重要原因。比如蘇北口音在上海，就是被人看不起的純鄉巴佬的標誌。第一代移民免不了滿口外國腔，平日倒還罷了，遇緊要時，被人暗送兩道“凍人”的冬波也屬正常。

 

        語音是區別方言的根據之一，它還可分辨出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生活圈子。在美國生活於底層的黑人說話自有一種獨特的語音，明顯區別於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他們一旦脫離舊環境，語音立刻向白人中產階級靠攏。以前我工作過的一家公司，人事辦公室有一個黑姑娘，在公司外說話帶著濃厚的南方音和黑人韻味，但是打電話或廣播通知則是純正的白人中產階級口音，不看人，光聽聲，誰都以為是個白丫頭。古時候，“大家”男女注重儀容修飾，其中包括說話語音。男人嗓音沉穩，透出威嚴；女人低聲細氣，秀雅溫婉，明顯不同於下層社會。文革期間，北京街頭處處可見仨一群倆一夥的少年幫派。當時人們從服裝、氣質，可以看出家庭背景，而聽語音不僅能判斷是否居住城裏、海澱，還能區分是否官宦人家、書香門第、市井平民子弟。一般情況下，語言、詞句可以互借，語音絕不相同，各是各的味。那是自小養成的習慣，如不是刻意糾正，往往自然流露，這是深層的印記。現在的電影電視劇隻是能做到外表相似，在語音上幾乎沒有差異，不太講究。這方麵《血色浪漫》做得較好，然而李奎勇等平民子弟在說話語音上還是缺少點當時的味道。當時官宦家庭由於大部分是解放後進城的外地人，所以其子弟講話貼近廣播電台的普通話。平民子弟多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因此說純北京方言。老北京人不僅許多用語詞匯不同，在發聲方法上，也有獨到之處，較尖亢，憋著嗓子，鼻音和喉音稍重，音域較窄，吐字含混。人藝的話劇《茶館》之所以成為經典，老演員的北京語音功底功不可沒。《我愛我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和平母親身上特意表現出來。比如“我們”一詞，北京西山腳下北安河一帶農民說WAN  MEN，WAN是上聲，與城裏不同。城裏人若將“我”發成MU的閉唇音，肯定是小胡同大雜院裏長大的。所以當和平母親慷慨激昂地說“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們，我們，我們！”那其中的諷刺意味、身份標簽以及笑點，隻有經過那個時代，並且從小生長在北京的人才能心領神會。大概就是這個原因，要求如今的演員和導演做到，確實有點強人所難。即使做到了，年輕的觀眾也未必能解其中味。過去的京劇表演，不同身份的人在念白和唱腔設計上區分的一清二楚，有地位的必定帶有南方音，醜角、丫環、雜役、平頭百姓操京腔。江青改革後，去掉了南方音，讓壞人帶著更多京味，等同傳統醜角。一改身份地位徽章的老套，代以政治立場的新規，有點扭轉乾坤的意思，但是仍然沒有徹底消除京劇語音歧視的嫌疑。我有點奇怪，在高度重視人權，動輒討還各種名目損失費的今天，不知為什麽還未聞北京人聲討京劇的這點偏見。

 

        想得多了，不由人不感歎，想當年，語音腔調莫等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