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音趣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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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說話的語音,聽似簡單,細想起來,就像音樂的韻律一樣,蘊藏著許多精妙內容。閑來無事,胡思亂想,樂趣橫生。


 


        和容貌一樣,人們首先重視的是語音音質音色的美醜。這是天生神賜爹媽給的,有的和外表相配,獨厚人間;有的則與模樣相左,造化弄人。無論是否和諧,美聲靚音都絕對是加分的要素。電話推銷員聲音渾厚或甜潤,往往成功機率較高。有個獨特魅力的歌喉,聽眾會不計其歪瓜裂棗的形象。明末南京說書藝人柳敬亭,“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生得一張黑不溜秋麻子臉,表演技巧爐火純青,隨著故事情節發展,嗓音高低控製,細微精致,引人入勝。盡管他出場費高,仍然廣受歡迎。提前十日預訂,還保不齊排不上。受喜愛唱歌的母親影響,我從小對語音比較敏感,要求近乎苛刻,以致後來找對象的條件之一是嗓音動聽。俊男美女隻要張口爆出刺耳的跑調左嗓,頓時讓人失了興趣。醜男村姑隻要聲若黃鍾銀鈴,必當刮目相看。年輕時在大學教書,偶然聽到學生議論我的聲音帶有磁性魔力,心中得意不亞於提升了十級工資。如果好端端的人,能發出龍吟、獅吼、虎嘯、狼嚎、猿啼、驢嘶、狗吠、雞鳴、海豚音什麽的,像不像的不說,隻要不是人聲,也算一門技能,被包養到孟嚐君門下,說不準啥時能派上用場,傳為千古佳話;或者還會受到粉絲們熱捧,畢竟是冷門,不同凡響,能滿足獵奇心理,一圓另類審美夢。


 


        聽話聽音,語音融匯著許多微妙情感,以及語言沒有表達出來的意思,人所共知,無需贅述。甜言蜜語,嗲聲嗲氣,聞者應該警惕。粗聲惡氣,高音尖嗓,他要說沒生氣,鬼都不信。輕聲細語,泉水叮咚,你想跟他急都急不起來。讓語音濃縮著情感,屬於演員必修的功夫,要是其他人有意修飾,難免透出虛假,落個不實誠的印象。


 


       李漁在論及戲劇創作時,強調“字分南北”。不同地方,各有方言。巧妙運用方言,有助於豐富人物性格。但是全用方言,欣賞的人恐怕不多吧。比如香港的粵語雜誌,肯定無法暢銷全國,其他南腔北調之人讀來恰如洋鬼子看京戲----傻眼啦。現在國內的影視劇流行通篇地方口音,有些並非必要,和塑造人物完全沒有關係,不知趕的是什麽時髦。方言除了用詞,語音也有明顯差異。 我曾跑遍了陝西各縣,南、中、北三大塊,方言繁雜,口音懸殊,令人吃驚。有學者研究,相隔三十裏,口音就有些許變化;上百裏,則另成一家。千裏之外,吳語楚辭秦腔粵調,如入異域。這是自然形成的,由地域和曆史決定。通過交流可以添加或減少其中某些成分,但徹底消滅是辦不到的。不同方言,發聲部位、方法、語調都不相同。閉著眼睛,光聽語音,即可猜出何方人氏,熟悉者甚至能夠指出縣城南北區域。因此,人們可以聽鄉音分辨出大、小同鄉之別。也因此,鄉音讓人感覺親切溫暖。金聖歎評西廂,總結了人生有三十三條快樂之事。其中第廿四則為“久客得歸,望見郭門,兩岸童婦,皆作故鄉之聲,不亦快哉!”在國內時,看這段,沒啥感覺。出國後,回想起來,內心總要翻騰兩下。鄉音確實能通過耳朵傳導一股熱流,讓人的聽覺頓時敏銳起來,心情隨之激動愉悅。尤其在孤獨窘迫久別之時,一聲溫暖的鄉音問候,立馬能引出熱淚兩行。與此相應,方言語音也是背井離鄉後遭人嘲笑、歧視的重要原因。比如蘇北口音在上海,就是被人看不起的純鄉巴佬的標誌。第一代移民免不了滿口外國腔,平日倒還罷了,遇緊要時,被人暗送兩道“凍人”的冬波也屬正常。


 


        語音是區別方言的根據之一,它還可分辨出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生活圈子。在美國生活於底層的黑人說話自有一種獨特的語音,明顯區別於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他們一旦脫離舊環境,語音立刻向白人中產階級靠攏。以前我工作過的一家公司,人事辦公室有一個黑姑娘,在公司外說話帶著濃厚的南方音和黑人韻味,但是打電話或廣播通知則是純正的白人中產階級口音,不看人,光聽聲,誰都以為是個白丫頭。古時候,“大家”男女注重儀容修飾,其中包括說話語音。男人嗓音沉穩,透出威嚴;女人低聲細氣,秀雅溫婉,明顯不同於下層社會。文革期間,北京街頭處處可見仨一群倆一夥的少年幫派。當時人們從服裝、氣質,可以看出家庭背景,而聽語音不僅能判斷是否居住城裏、海澱,還能區分是否官宦人家、書香門第、市井平民子弟。一般情況下,語言、詞句可以互借,語音絕不相同,各是各的味。那是自小養成的習慣,如不是刻意糾正,往往自然流露,這是深層的印記。現在的電影電視劇隻是能做到外表相似,在語音上幾乎沒有差異,不太講究。這方麵《血色浪漫》做得較好,然而李奎勇等平民子弟在說話語音上還是缺少點當時的味道。當時官宦家庭由於大部分是解放後進城的外地人,所以其子弟講話貼近廣播電台的普通話。平民子弟多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因此說純北京方言。老北京人不僅許多用語詞匯不同,在發聲方法上,也有獨到之處,較尖亢,憋著嗓子,鼻音和喉音稍重,音域較窄,吐字含混。人藝的話劇《茶館》之所以成為經典,老演員的北京語音功底功不可沒。《我愛我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和平母親身上特意表現出來。比如“我們”一詞,北京西山腳下北安河一帶農民說WAN  MENWAN是上聲,與城裏不同。城裏人若將“我”發成MU的閉唇音,肯定是小胡同大雜院裏長大的。所以當和平母親慷慨激昂地說“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們,我們,我們!”那其中的諷刺意味、身份標簽以及笑點,隻有經過那個時代,並且從小生長在北京的人才能心領神會。大概就是這個原因,要求如今的演員和導演做到,確實有點強人所難。即使做到了,年輕的觀眾也未必能解其中味。過去的京劇表演,不同身份的人在念白和唱腔設計上區分的一清二楚,有地位的必定帶有南方音,醜角、丫環、雜役、平頭百姓操京腔。江青改革後,去掉了南方音,讓壞人帶著更多京味,等同傳統醜角。一改身份地位徽章的老套,代以政治立場的新規,有點扭轉乾坤的意思,但是仍然沒有徹底消除京劇語音歧視的嫌疑。我有點奇怪,在高度重視人權,動輒討還各種名目損失費的今天,不知為什麽還未聞北京人聲討京劇的這點偏見。


 


        想得多了,不由人不感歎,想當年,語音腔調莫等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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