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所談論的儒家或道家，是先秦時代那一種毫無【文學批判】或【經學影響】影響下的孔子與老子。可是這裏我遇到一個技術性以及理論性的問題。因為如果仔細觀察中國文化史，就會發現：既然秦朝時代秦始皇曾經焚書坑儒，那麽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所讀到的所謂《論語》以及《道德經》是秦朝以後的【典故】呢？這裏可以從漢朝時期的古今文之爭就能夠明白。他們都說自己所評論的“經”才是正宗的。可是東漢以後，儒學的神學化窒息了許多人的創造力，所以開始有人從道家的思想來補足。可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怎麽樣確定我們所讀的孔子或老子就是先秦時代的他們呢？——他們基本上都已經【被批評過了】。這裏實際上就是牽涉到一個問題：曆史是被解釋的；那麽曆史是否有原貌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這樣一來，我隻能夠按照【為我所用】的態度來詮釋孔子老子了。好了。回歸正傳。儒家和道家兩者之間真的可以融合嗎？看看我們的文化史，東漢的經學化讓有一些有誌之士看到其繁瑣和虛偽，所以從道家方麵來“補充”儒學的僵化。他們從道家的自然無為來補注儒學的仁義禮智信。這樣，我們可以說，儒學那一套的政治作為或實踐意義被“自然化”，被“道化”了。可是很好笑的是，如果儒學的僵化導致的是文人的虛偽和繁瑣，可是儒學玄學化之後，真的讓國人有呼吸的空間嗎？未必。因為那時候是一個戰亂的時代，所以他們為了排遣心中的苦悶以及哀愁，就借助主要是莊子的思想來【逍遙遊】。結果他們從此逃避了現實。從逃避現實的角度來說，這與儒學經學化所導致的逃避現實的那一種意識形態根本如出一撤。儒學經學化導致逃避現實，同樣，儒學玄學化也同樣是逃避現實。這樣看來，這是否說明了：孔子與老子是不能夠融合的？因為這是曆史向我們證明的思想結論。
一切都是人在操作。有操作就意味著有炒作。那麽我們怎麽可能在保持純真的情況下去【使用】——而非利用——地另外一種思想係統呢？因為每一種思想的背後都有一個人為的操作。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麽操作能夠導致弊端呢？難道是操作出了問題？難道操作是不可取的？
我看不見的。因為每一次的操作，雖然說是人為的，這種說法也不公正。我們實際上應該從政治的角度來討論道統的問題。在漢代，甚至可以說自從秦漢以來，中央集權都是一個強大的意識形態。它不僅僅是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也是文化上的意識形態，更是思想與文字上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意識形態內，連強調仁義的儒家思想，都可以成為某種統治的工具。我們都知道，如果任何的思想沒有自由，那麽它唯一的悲劇就是成為統治形態。而當思想成為統治形態時，一切的純正的思想都可能成為意識形態。
可是即使是這樣又怎麽說呢？難道為了意識形態，我們就讓孔子與老子停留在學術或思想的階段，而無法成為生活的一分子？甚至成為生命的根基？我想這既是可能的，也是不可能的。說它可能，是因為它畢竟是有一個單純的人所建構出來的因子。可是說他不可能，是因為很少人在【根基】與【原地】的情況下繼續使用它的實用性。結果，是人的野心破壞了這種單純的思想。我們要如何保持這種單純的思想意義呢？不要問我。因為即使知道了，說出來了就會變成另外一種的意識形態。我隻能夠說：從心也用心地去使用。——而中國古代文化，往往是用心多過從心，結果導致了儒學經學化或儒學玄學化。因為每一種“化”都包含著政治話語以及意識形態話語。每一種“化”都讓思想【限製在】“為我所用”的精神上，而不是“實事求是”的心靈上。
再來看看我們現代的儒學，它們有很濃的【亞洲價值觀】的味道。他們從生命形態去述說去改造——又是另外一種改造。這種改造是否構成了另外的一種意識形態？我不得而知了。你們用自己的良心去問，儒學真的成為現代中國進程的【主幹】嗎？還是僅僅是成為精神上的安慰呢？
至於我如何看待孔子與老子呢？我的做法是：取出仁義禮智信以及道虛靜背後的政治因素，單單從“美學生命”——一個單純從文字表現就能夠想象出來的意思——來【體驗】心靈上的純正；然後不管國家律法的幹預，用自己的內心和良心（我們往往有良心，卻沒有內心）去貫徹這種單純的實踐。之所以是如此，是因為我企圖用單純的心靈所表現出來的單純的行動，來抗拒物化的意識形態，也抗拒意識形態化的意識形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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