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語境的衝擊下，中國開始從各個領域探討自身的合法化危機。尤其是哲學與科學，開始走出自己的框架，進入一個對話的平台，以便希望在所有的討論中達成一種共識，那就是建立一套屬於中國的話語模式。其中，最讓我注意的乃是：文化身份的問題。由於全球語境的影響，我們中國人對自身的當代文化的意識，可以說越來越具有主體性。於是，探討文化身份的問題，就成為各學科所要麵對的一個社會課題。然而，什麽是文化身份？文化本身是一種身份意識嗎？
我對文化身份這個課題以及概念性，嚴格來是說非常的陌生。因為文化本身就是很抽象的——而且它也總是在一定的意識形態下敘述出來的【場域】。再加上不同的文化之間，雖然能夠做個對比，但是還是無法說明什麽是文化。嚴格來說，文化追根揭底，畢竟是生活方式的樣式。也就是說，當我們說“有不同的文化模式”時，實際上我們就是在談論自身的生活模式。這裏的自身，除了包含著國家與社會意識之外，也包括了我們個人的意識，以及公民意識。這樣看來，文化與文化之間是不可比的；因為每一種生活都是有它的生產性和價值性。可是在文化的內部，卻包含了不同的生活層次。這樣看來，所謂的文化身份的意識，實際上就是指自身內部的層次上的身份覺醒。例如前幾年我們討論的妓女合法化問題，本身就是在文化內部中去“發覺”出來的身份意識的討論。這樣說來，當我們要從全球化的語境中去確立我們自身的文化身份，會不會有點誇張了？因為真正的文化是不可能在不同的【場域】中進行對比的，除非是為了某種的【中心主義】才會引發的爭論。正如當代中國為了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竟然去提倡一種【亞洲價值觀】的問題，這顯然又是一種【中心主義】。同樣，當我們討論“文化身份”這一詞的時候，我們是在用西方的概念，但是討論的過程及其結果到底是什麽呢？是中國的話語模式嗎？除非我們原封不動的按照古代中國哲學的文言文模式來敘述自身的文化意識，那麽當我們在討論過程中進行自身的文化審查時，難道不會牽涉到西方所建立起來的理論架構以及邏輯結構之內呢？
這樣看來，所謂的【文化身份】隻不過是另外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表明了中國人對自身意義的擔憂，以及對自身社會實踐的認同問題的合法化危機的困擾。但是雖然這種心理焦慮是正當的，可是我們的敘事話語形態是否就是恰當的呢？因為如果正確的心理危機感，引發出來的竟然是無意義的意識形態討論，那麽我們到底是在討論什麽呢？是關乎自己的事？還是關乎國家的事？這樣看來，文化身份的討論，必然牽涉到國家認同，社會認同，文化意識，以及主體性合法意識問題等等的【語境】。這樣，我們豈不是在為著某種【策略】進行自我建構嗎？因為到最後，我們可能所探討的不是文化身份的意識，乃是自身的民族主義的複興，或者是文化保守主義的曆史重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任何的討論，必然牽涉到其中關鍵的意識形態問題。這種牽涉實質上就是【進入】某種領域而采用該領域的話語模式來為自己編造曆史的舞台以及邏輯的舞台。可是，與其說是在編造，倒不如說我們隻不過是像嬰兒般地【模仿】自己所認同的對象。這樣看來，沒有認同意義的編造，就不是意識形態上的編造。因此，如果我們將全球化語境當作一個龐大的敘事舞台，那麽我們就是在這種語境下的意識形態內，進行自我的演繹，以便希翼在這種陌生的意識形態舞台內述說自己的立場和危機。這樣的話，我們似乎不是在建構，我們隻不過是在別人的舞台上【搶地盤】，為自己的利益進行理論上的整合。——這樣的整合，難道就是【文化身份】所願意看到的樣子和結局嗎？於是，當代中國的當務之急，並不是忙碌地進入別人的舞台來述說自己的【場域】和問題，乃是從自身的漢學水平中去整理自身的一套的話語模式；這種話語模式既可以排除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情感衝動，也可以用自身的獨特性來與西方模式對話，甚至可以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模式對話。顯然，我們不能夠從現有的馬克思模式來與東西方對話。因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雖然經過幾次的整合，讓我們發現現實與理論之間的關係，但是改革後的理論模式並不是中國獨有的文化模式——更何況我們是在尋找文化對話，而不是理論對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論你借用別人的理論進行改造也好，還是為它進行了各種合理化論述也好，總不是文化的出路。因為文化的根本並不是在於理論，也不在於現實性；乃是在於它的言語性。隻有針對言語性進行文化整合，我們才能夠為自身的文化尋找到理論與現實的出路。也就是從語言結構的現實內部去尋找契機，我們才能夠為自身的文化和文化身份尋找到自身的土壤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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