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與世俗，信仰與理性，政道與治道，一代表常經，一代表權變，時各趨兩極。解決矛盾，通常的想法，希望兩邊討好，中間落墨。若有幸成功，最多也隻是對立之雙方，在遭遇的那一點上相安無事，兩個完整體係的拮抗，壓力未除，衝突危機潛伏仍在。教徒的辦法，則常盼超然力量介入，令兩造合而為一。果有神跡真這般靈驗，自此彼此無別，這樣根除掉敵對之同時，更消除了個性，其結果竟違造物主創生萬有之初衷。和諧之當然理境，彼此不該各走極端，又未可無異，泯滅特質，故真是這也難，那也難，但卻非完全再沒有脫困的出路。隻要心眼終於開啟，如實知見，看到兩個並立又整全無以省減之我，及其各別管轄的範疇，原出於一，本來即屬存在中的同體異麵，一有二相，二無兩般。所以不論是神聖與世俗在原則上，信仰與理性在方法上，政道與治道在實行上，將永遠合則兩全，分則雙失。
世俗世界適當的理性運用，鞏固政道常軌，調整治道操作，其功在俗世政壇與民間社會，此外更有助揭示信仰的根據，解釋信仰的真理，抵禦反信仰的乖謬。而宗教團體得宜的信仰踐履，填補理性的留白，鼓舞理性的探險，避開唯理性、乏信守的陷阱，並同時給政道背書保證，確定價值標準，為治道護持祝福，添加行動力量。現代化經驗，肯定世俗、理性、多元的意義。故現代化即世俗化，世俗重要，不表宗教無聊，而是深於此世之俗，更見超然宗教之當下需要非遙。現代化亦理性化，理明魔魅除，解魅化所解除的，是迷信的魅惑，信仰非迷信，反逾顯必要。現代化更是多元化，理有多端，認理行將去，盡人而合天，自是民主化。理之至者，非可離於人事而求之，又非可泥於人事以求之。道理無窮，宇宙無量，果是忠盡人事，必當恭聽天命。循客觀軌約的政道，依主體德行的治道，呼喚上契天道而獲貞定。此筆者一再指出，現代化與宗教，休戚相關之由來，禍福與共之未來，亦在其中。自現代化以降，宗教主宰的範圍縮小了，但卻與世界的互動頻繁了，關係密切了。中國現代化時，對世俗化早有理解，通俗隨俗習俗慣俗，已為常態；對理性化一知半解，向西方學曉工具理性，然昧於目的理性；對多元化似知未解，一元一統始終正統，多元難容認，歸元方正宗。至於與世俗、理性、多元互為表裡的宗教之現代意義，國人基本不知不解！中華古文明，真欲現代化，這一缺失，亟待補課呀！
我們該都知道，中國器物四大發明，造紙印刷火藥羅盤，怎樣促使教育改革，思想傳播，封建崩潰，海洋探險，替十三至十六世紀現代化先聲的文藝復興，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歐西文明之躍進，精神方麵固因祖述猶太與希羅，但是若無中國因素這一外緣，信也必難以邁步。馬可波羅遊記，講東方見聞，西起中東，東至南亞，書分四卷，第二卷專講中國，北方叫「契丹」Cathay，南方叫「蠻子」Manji。此書風行歐洲兩世紀，刺激西方的地理發現和知識探索，更重要的是開示了文明理想，人間樂土，物阜民康，非可望不可及。因而中國意象，漸呈現文藝復興的圖景中，小說《十日談》有寬宏大度的契丹貴冑，繪畫《蒙娜麗莎》背景見類似國畫的山水掩映。透過阿拉伯人的轉介，中國的絲、瓷、漆、茶，融入西方有閒階級的生活。生存競爭之外，歐人始更懂追求素質與品味，進而掀起十八世紀的「園林運動」，順應自然的悠遊，衝淡汲汲於改造自然的緊張。英德法荷瑞以至北歐，中國式林苑塔榭、亭臺樓閣、溪澗小橋、疊石假山紛紛湧現，蔚為時尚。此種情態，走入宮廷顛覆宮廷繁文縟節的呆板，代之以輕盈、纖巧、抹膩、華麗、瑣細、幻變的靡曼，是謂洛可可Rococo一代之風神。由十六世紀起的兩個百年，中歐文化接觸，中方乃一麵倒輸出，先是器物技術，再是美感藝術，終至思想學術。帶中國思想回歐洲，耶穌會居功至偉，教士譯介華夏文化，幾同啟蒙運動之啟蒙。修會東漸旨在傳教，十六世紀乘商船之便抵華，結果與商賈一樣，寸步難越廣州。教士多在澳門遠距離觀望，或道聽途說，蒐集資料寫通訊，即使如此，對中國的製度民情，溢美有加。十六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葉，教士擺脫教商連繫，學漢語，順民俗，較易得到知識階層和官廳禮遇，時獲機會進入內地實地考察。利瑪竇初在澳門，後住粵肇慶府，再至粵北韶州，轉移南京，終北詣首都，定居十年，病逝京寓。利氏在繙譯基礎上修撰《天主實錄》，開創首部漢語神學著作，同時儒典洋譯，亦為第一人。身後仍影響耶穌會教士，勤於寫下有關中國現狀的書簡、紀要、傳記、論文、全誌，縷縷續續刊佈，直入十八世紀，儒學的主要典籍，幾都已有洋文譯本及註釋出版了。
利氏所做，標誌中西接觸的轉捩點，由物質層進入精神層，西方開始向中國反饋，文化交互對流。他為中國印發了《坤輿萬國全圖》，呈示一個更近真的天下；譯介《幾何原理》，製地球儀、星盤、日晷、棱鏡、鐘錶，度天量地紛見新方法。他因準確預測日食，聲名鵲起。慕名拜訪者，聽他說事時記憶超卓，促他寫西國記法，分享心得。見他年近五十，麵如桃花，想必善納氣內觀，向他討教養生妙訣，利氏啞然。又傳他有秘冊，專煉黃白之術，請傳授點金絕技，他坦言不懂更不信這些，來者好奇漸失，慢慢疏遠。利氏在華，交遊廣闊，可考者過百，包括皇族王孫官宦僧道名士文人，雖不少識者亦覺其西洋科技概皆實學，較明末心學空談性理為優，唯願從遊潛心討習者不多，終肯皈依天主的書生，寥寥可數十五人。最令利氏意想不到的，他廣受華人無保留歡迎的貢獻，至終竟是部《交友論》。中土生活十年，學習漢語需要練筆，他輯集西洋名人交友格言百條加以編寫，不久讀書人聞風求閱輾轉傳抄，並予出版，鴻儒為作序，稱譽「其悟交之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與也篤，而論交道獨詳」。其實朋友早為中華五倫之一，國人耳熟能詳，何待外求？蓋父子夫婦長幼三倫，不離血緣，君臣一倫擬同血緣，推論倫常似順理成章。朋友一倫，卻最特殊，齊平對待，不同其他人倫預存先後之序，若勉強比作兄弟，未盡切要。今有他山之石可供攻錯，其書受追捧，實非無故。從利氏身上顯示出的中西相遇，看到交化碰觸，不是單向的。我固可給人，不等於人一無所有，沒有所給；而我最引以自豪的，別人不隻可能也有，且或更是我猶有缺，需加聽取學習的。
利瑪竇半生在華，不生於斯，卻願逝於斯葬於斯，至今剛四百年。他留給中國以至全世界的遺產，一是文化之間充當仲介的模範，二是呈示現代化多元世界的格局。前者略已交代，而相關論述亦多有，讀者不難明瞭，唯提到後者的尚少，故筆者再添些說明。利氏帶來的西方，是正處現代化起跑點上的西方，中古宗教加文藝復興人文思想再加其時之最先進科學。他和耶穌會在不出百五十年間出書四、五百部，原創著作外，譯述不遺餘力，神學與非宗教類譯本皆逾二百部，各佔六、四之比。他們介紹過來的，有宗教、倫理，哲學、邏輯，數學、曆法，天文、地理，機械、儀器，鐘錶、火炮，西樂、律呂，洋畫、建築，不因彼身為教士，以為必是傳教。如看到他們對各門知識之認真及付出的精力，便知道非像通常認為的隻當文藝科技是佈道手段。各種學問在他們都有非凡價值，互相關連，故此遍而無偏。如按我們自己的傳統語言，這叫「絜矩之道」，絜度權量不錯亂，矩定正位不淩駕；時髦點的說法，當可謂撐開互動之格局，互參之框架，實頗有現代性的味道。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識》十二卷，內容包括物理化學動植醫藥等等，實我國小百科，除集明代以前著作，更收錄新知，大多取自教士。因他當官之時與教士過從，認真讀其書。即使另一部人文小百科《通雅》，推崇存疑，詞必有證，考據精審，在當時學術圈卓然獨立，不能不多少受西學之學風名理條貫影響。明亡後他削髮為僧，最後自沉殉國，信仰上並未跟隨教士。教士與文士交篤，所重友情道義，宗教無強人之難。其時排斥西學隻屬來自草野山林之儒生，執夷夏之辨、華夏中心的僵化觀念批洋，為教士之書作序題跋引為知音者，反每是碩學通儒。利氏的地圖一再被重繪翻印，因有助打破夷夏之別的傳統舊窠臼。《幾何原本》由中土傳至東瀛，譽為西方送給東方之大禮。利氏的合譯者徐光啟說，彼邦數學如同匠人斧、尺，無之萬事難成。事實上它僅次《聖經》後為西方流傳最廣之著作，利氏慧眼識寶，早予推介。
教士們來華的工作對將來中國現代化影響深遠，惜當時我們未全麵給予應有重視，虛懷量淺，浪費太多。利瑪竇轟動一時，雖終為萬曆的門客，每年四度入宮，責任隻是調較自鳴鐘。湯若望乃順治的瑪法，滿語之「爺爺」，年青皇帝佩服湯氏上知天文，下曉地理，精通曆算，身懷絕技，賜號通玄教師，委任欽天監監正。然世祖駕崩，權臣糾同因出錯免職的回回曆士，誣陷湯氏等私傳西洋邪教圖謀不軌，判處淩遲，幸京師一場地震，免死羈獄稍後特赦。南懷仁為康熙之監正，職掌觀天象、衍曆法外，更負責設計督造火炮四百餘門，為軍中長技，在平定三藩、拓疆臺灣、抗擊沙俄諸役中屢建戰功。南氏與皇帝關係超乎一般君臣，出巡偕行，陸上騎禦馬水上與帝同舟，隨時蒙詢天文氣象知識。康熙自幼慕西學，成年後仍繼續向教士學幾何代數，即使往承德山莊避暑仍無間斷。康熙敕撰《律呂正義》，續編中有西洋樂理、五線譜。乾隆修後編，延教士以洋樂器和中樂曲，宮中更建西洋管絃樂隊，假髮洋服獻奏。不過這些科學藝術，畢竟屬餘一人之雅好清玩，於國運實無大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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