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延安的窯洞裏，黃炎培和毛澤東平等相對，侃侃而談，甚為投機。同是在野黨的身份，使他們認真進行的對話，維持著布衣之交的坦誠，沒有政客中常見的虛假客套，成為現代中國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政治思想深度探討。有趣的是，兩人的心態相當微妙。黃炎培秉承了幾千年士大夫的睿智憂思，代表千百萬觀望的知識分子，伸出了思想探測器，提出了發人深省的政權興衰更迭的“黃氏周期率”。毛澤東則帶著半開明君主半啟蒙思想家的敏銳，交出了一份令“無數英雄競折腰”的答卷。對此，許多學者反複探討過。無論如何評價，都不能否認它的深遠影響。無論過去多少年，隻要有人回顧這個曆史星空中的亮點，必定會向兩位前輩獻上崇高敬意。
黃先生的原話是：“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先生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先生一麵表示肯定：“這話是對的。”一麵仍有保留，“用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一個“怕”字透露了他心中的隱憂和對民主效力的不肯定口氣。
即使如此，仍然得承認，這是當時中國最誘惑人的政治承諾。不難想象，毛的一席話，在國共生死大決戰的前夕，會給共產黨一方增加多少同盟軍，多少人會聞風倒戈。
也許是黃先生的猶豫保留口氣刺激了毛先生，他在二十年後，再次解答了黃氏疑問。《九大政治報告》說：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談話中指出，“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林彪宣布：“現在，我們找到了這種形式，它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值得慶幸，黃先生在此之前已經故去。若他地下有知，又當作何感想？大概不是“怕”字所能涵蓋的了。
假如不去深究冠冕堂皇背後的陰暗，僅就表麵來看，毛先生的思想二十年過去基本停滯在所謂“民主”上，而黃先生的隱憂卻令人遺憾地化成真實的災難。
如何合理有效地管理社會共同體，讓國家機器順利運轉，古今中外一直有人苦思冥想，精心設計，積數千年經驗，集中到如何防止權力濫用、專斷獨行上。解決辦法在西方是三權分立、民主選舉、議會製和開放輿論監督。中國從古至今，王權、專製不能撼動，僅僅圍繞“開言路”問題反複糾纏。當然，連言路都不通，其它更談不到了。
稍加留意，不難發現，中國古代對王權的濫用不是沒有警惕的，曾經有過精心設計，其中最完備的一套由周厲王時召公表述出來：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 誦，百士諫， 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從這裏可以看出，在周天子的周圍，有一個龐大的網絡，從高官到平民，從親戚到外人，幾乎毫無遺漏的動用了所有能發揮點滴能量的人，運用了所有文字與思想載體形式，從各個方麵、不同角度溫和地規勸、警戒、監督、修補和規範天子的言行。先哲們在設計這個網絡時，思路之縝密，用心之良苦，不能不讓人感歎。看上去還真有點資本主義社會言論自由的色彩 ，這讓我們習慣了秦漢以後政治氣候的人來說，很有些不適應，不由得會反問，這是真的嗎？確實也有不少人認為《國語》中的這段記載是戰國甚至秦漢時人的虛構理想。
用虛假的，從不存在的事例，勸說別人，會有說服力嗎？召公這番話是勸諫厲王不要“防民之口”，其本身就表明，他是在按照古製，切實履行“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的職責。
以“史”為例，在先秦時期，這個專職人員是王或諸侯的貼身記者。每有重大活動，必定在場 。負責如實記錄事件過程，以及王或諸侯公卿大夫的言行，不能隨意添加減少掩飾歪曲。西周初年，“史”的職責範圍較大。除了本職工作外，還兼巫師職和近臣責，甚至更多權力。武王和成王兩朝有一個十分活躍的史官，名叫“佚”，參加了克商戰役，取勝後，在祝賀大會上，他代表武王舉行儀式，告訴天帝地主神明討伐商紂的理由。成王時，史佚忠實地記載了成王與其弟玩耍時的玩笑話，成王不認賬，可是史佚的理由實在充分到無可辯駁：“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 迫使成王依言選定日子封老弟於虞。史佚可以幹涉天子的決定，而天子在他麵前也沒了脾氣，應該是當時大家不言而喻公認的權力。這足以讓後世史官稱羨不已。幾百年後，晉太史董狐和趙盾依法行事，一個“書法不隱”，一個“為法受惡”，本無足為怪，卻讓見多識廣的孔子不由得感慨起來。因為禮崩樂壞，古法早被拋棄了，連他也不敢硬頂，曲折隱諱地采用“春秋筆法”。這時的“史”已有了新的含義，“文勝質則史”。一般的“史”已經成為花裏胡哨文風和品質的象征，戰國時的大量辯士，以及諸子長篇大論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董狐這種“良史”在當時盡管已不多見，但還屬幸運。齊國太史兄弟則是以兩條人命的代價，才換來了權臣崔抒對古法的認可。
先哲設立的製度，對王權的製約有一定作用。然而這一製度的本意是希望通過規勸、說服的途徑，使天子行事合乎規矩，從而達到社稷安穩，王權鞏固的目的。在設立之初，有強製性的成分。比如，伊尹處罰太甲，應是“近臣盡規”權力的原始形態。商末，王權強化到頂點，微子、比幹、箕子等規勸無效，被殺的被殺，逃跑的逃跑，關押的關押。西周初年，略有恢複。但周公別說仿效伊尹，即使忠心輔政也要被人疑心。厲王時徹底否定了傳統法對王權的規勸、監督作用，反而以特務恐怖政治鉗製社會輿論，消除不利獨裁的影響。以後盡管國人抗爭，實行了短暫的一段“共和”，卻終究沒能恢複古法的權威。
其實，就算古賢有限製王權的意圖，也絕非軟弱的社會輿論所能辦到的。在古法本身就包含著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所有人的做法都是規勸、說服，光擺事實，講道理，是禮製上的義務，不是後世那種強製執行的法律。這一點削弱了古法效力，使之不具備權威性。二、對規勸、說服、意見，建議，王要通過自己的“斟酌”，決定如何行事。這一點進一步保證了王權，使任何對王權不利的輿論起不到絲毫作用，淪為表麵的擺設。如果遇到商紂這樣雄主，“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那麽古法遭到顛覆就是必然的了。
中國幾千年政治思想死死糾纏在開言路上，沒有拓展向其它方向開辟的空間。它所達到的最大成果就是文革式的民主。毛澤東找到的新路----文革時期的“大民主”，看似“言路”大開，各階層、各領域爭相上書，大字報鋪天蓋地，但是民意經唯領袖之首是瞻的文革小組上達天聽之後，評判標準掌握在毛澤東手中，他雄才大略又非帝辛可比，結果反而促成了獨裁的空前強化。因此，並沒有從根本上超越以王權為中心的古代政治修繕設計。結果，暴露出所謂“民主”的死結，亂成一鍋粥的輿論內戰，極大削弱了輿論的作用。這一點有點像當今的網絡論壇，說得熱鬧，對民生國策政局影響甚微。而且常常不是輿論監督，而是監督輿論。回顧幾千年的探索，證明了僅有民主監督，或者單獨強調任何一點，都不足以克製獨裁弊病。必須多管齊下，多頭並進，多重保證，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控製係統，才有可能解決人類麵臨的政治難題。
現代西方民主社會三權分立，多黨輪流執政，議會選舉製度，總統雖有否決權，但不敵議會彈劾權和罷免權，從而避免權力集中、獨裁專製，從體製上提供了對權力無限膨脹實行監督防範的可能。若僅從監督者的身份範圍來看，似乎不如中國古製廣泛多元，是民主的倒退，然而，這些立法者、執法者是在民選基礎上產生的有任期限製的精英，民主選舉製度從根子上約束了統治集團的權力，規定了他們的行為走向，因此提高了監督的有效力。它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製度，卻是目前最好的製度。孫中山曾經設想仿照西方社會民主製度改造中國，但是在民國時期，收效甚微。所以，毛先生的一套才贏得了在戰亂中來不及認真思考的人們。
當一切成為經驗教訓留在曆史檔案裏後，執政黨、在野黨、布衣匹夫們將如何在原有基礎上再進幾步，早日順利交出新的答卷？解答這道難題已經拖了幾千年，人們的忍耐力還能維持多久？政治結構的承受力還能支撐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