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記載到“在上有權柄的，人人都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羅13：1-2節）；又說“你們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順服”（彼前2：18節）
這裏雖然看起來好像是在談論【君權神授】的觀念。但是如果你們深入研究這種觀念，就會發現，在形式上與神的話【似乎】有關，但是從內心世界的深處來看，那是個人主義在“創造”自己的上帝。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不能夠從【君權神授】的個人心理因素，與神的話相比配。畢竟，當上帝說“要順服掌權的”，並不是要我們做傻子，乃是因為為了要我們不會因為自己的不滿而讓自己陷入【被毀謗】的名義和困境裏麵。上帝始終要我們行善；但是這裏的【善】，並不是自己的善，乃是配合上帝所命令的。這種命令在抗拒者看來是愚蠢的；但是在智慧者看來就會明白其中所關涉到的問題乃是“上帝拯救人脫離自設陷阱”的意義
曆史上很多紛爭，並不是由於政治不足，也不是因為生產力低下，乃是因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鬥爭所致。從人世間來說，文化就是個人之間的戰鬥——個人與個人，與集體，與國家的戰鬥——而這種戰鬥往往是借助諸如：國家，民族，權利，自由等等【形式】而發生的。可是說到底，他們就是野心的代言人和行動者。這種野心，可以讓一個平民失去自我，以至於當他用自己熱情來推翻國家或朝代時，一當上掌權者就會違背自己的當初承諾。因為當他們起初用熱情來改革時，也將自己的【報複】醞釀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裏。所以當他當權後，必然害怕自己像起初所推翻的當權者的結局，以至於隻能用自己所熱情出來的【報複】來打壓自己的異己。我們並不能夠怪罪於他——要怪就怪我們的【當初配合】“激發”了他報複的欲望及其合理性。
這是一方麵。可是另外一方麵，很多無知的人民不是整天用自己的渴望和希望來【評論】掌權者的行動和決策嗎？他們的渴望或希望並不是純正的，乃是為了“看死你懂不懂我的心”這種心態來【挑戰】當權者的良善動機。所以有時候當權者為了不讓自己被大眾誤會，他們就隻能夠【保持秘密】。可是這樣一來，很多民眾或媒體就一直要“挖”這種秘密——這對當權者來說不僅僅是“挑戰”，還包括“挑釁”。
人類的曆史就是在這種挑戰與挑釁中不斷地惡劣地循環反複。曆史的本質並不在於文化或政治，乃是在於因為個人利益的不滿所引發的【報複】或鬥爭。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聖經說“順服掌權者”，並不是要我們像個白癡地什麽不說話。乃是要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根本就是上帝在掌管的。至於如何掌管，看看我們的曆史就能夠知道——有多少野心家一直渴望回複以前的【主權】，但是曆史從來就沒有機會給予他們這種【能力】。即使像中國古代這樣專製的【社會】，那種焚書坑儒或文字獄的“曆史”隻不過是發生在三次：秦始皇，清朝以及文化大革命。可是每一次這種的“邪惡力量”，不會超過十年或一代。更何況，對儒生的這種【逼迫】也許就是出自於上帝的手中。提醒我們，依靠知識的人，必然會被有知識的人所【鎮壓】——六四天安門事件不就是一個最好的政治行動例子嗎？
當然這不是叫你們什麽都不管。因為至少在【順從】的意義下，我們還有【禱告的權柄】。我們可以將每一個時代的當權者所作的決策【透過】禱告而向上帝“訴求”。這並不是我們軟弱，或我們無知——乃是因為知道：我們信徒的能力已經超過了國家的力量。更何況，難道你們認為你們這樣的【破壞社會的改革運動】就一定是智慧的麽？——曆史上不是要配上許多無辜者的【血】才能夠看到“一點點曙光”嗎？可是有多少次的【社會改革】是應向人們所希望的【社會製度】呢？
所以看了淩牙門和英二的文章，我發現他們隻是關注文化或政治的問題。他們隻能夠從【曆史】的角度來說說自己的意見。然而在我看來：不論是集體主義，還是自由主義，不是因為文化的不同，也不是因為生產力的影響。乃是因為每一個“主義”的背後，都是由當權者的貴族利益引導著社會的力量。這樣看來，所謂的【主義】，隻不過是任何上層建築所代表的貴族利益的思想形式。所以，中國古代之所以是集體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並不是由於生產力低下或不足條件所致。乃是因為，生產貴族利益的上層建築乃是中央集權——他們培養了一大堆唯我獨尊的官僚形式，所以才會形成以【土地】來衡量的政治行動。所以，與其改變當今中國社會的貴族經濟形態，倒不如提升貧民的生活權利——因為離開了平民，任何國家的社會基礎將會瓦解，也會引發更嚴重的社會心理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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