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與政治改革
毛澤東說，“什麽是政治呢？ 政治就是人心向背”。
什麽是人心？人心就是天道、天理、道理、真理。中國的天道是在人倫中，仁義禮智信，是格物致知，是講人的正心誠意。老莊講天道五常，是大公無私，天人合一的道統，按天命盡人事，這就是中國人的信仰。所以說老毛和中國的傳統是相通的。
天道到宋代轉為天理，也就是今天說的道理。齊家治國，還是為人處世，都要講道理。什麽是道理呢？ 明代的王陽明說是“心即理”。做事憑良心，遇事講道理，良心即道，是做人行為的準則。
如何來判定良心呢？毛澤東的方法很簡單，判斷良心的標準就是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把集體利益放在個人利益前麵，以大局為重的，就會憑良心辦事。反之，凡事都為自己考慮的怎麽會按良心辦事呢？
這個判斷並不簡單，如果往深處往廣度擴展，就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定位和走向。
自由主義本質上是個人主義。自由和民主是二片蓋著西方社會“私”處的無花果葉子。自由資本主義是先設定人有罪的法製社會，實行的是個人主義的叢林規則。西方自由民主社會沒有集體主義的概念。
中國的自由主義是西方的舶來品，嚴複，梁啟超等人介紹西方近代的自由主義到中國，又想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挖掘出能與西方“自由主義”相會通的東西。嚴複對老莊的思想作過“自由主義”的闡釋。不過，中國文化中存在的是一種“修身養性的心靈自由”，與自由主義相去甚遠，沒什麽關係。中國在秦漢以後的大一統的社會裏，不存在近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思潮，中國傳統文化沒有宣揚個人主義的成分。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處於民族危機與政治危機交相煎迫之時，和現在相比，除了發展的層次不同，還是有許多相似之處。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價值觀念被介紹到中國，讓知識分子在個人自由與國家命運之間感到困惑。到了新文化運動，胡適一批自由主義精英告訴青年人，“要想救國必先救自己；要想爭國家的自由和權利，就要先爭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因為國家是由個人積成的，先有個人，後有國家；國家是為個人而存在，不是個人為國家而存在”。他們是在個人優先的基礎上建立個人自由與國家的關係。自由主義從一種觀念在中國轉變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勢力，但是中國的近代曆史為什麽最終沒有選擇自由主義，而是選擇了立場相對的馬克思主義？
在民族危機深重的近代中國，擺在國人麵前的是謀求民族解放和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強調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價值觀與民族救亡時代的責任相背離，從根本上說這種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並不符合中國的文化傳統和也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所以也難得到絕大多數國人的認同。而同樣是舶來品的馬克思主義則是把民族解放、國家獨立和人民的自由權利聯係在一起，這種理念更符合中國的集體主義傳統，這也是中國近代曆史為什麽沒有選擇自由主義的原因。
從19世紀末的100年後，自由主義在中國又卷土重來，其勢銳不可當，又一次造成了中國人思想意識的極度混亂，但是所遭遇的處境在本質上與100年前並沒有太大的區別。自由主義要在中國完全變色成功，需要完成兩件大事，一是要割裂中國文化的集體主義傳統，二是要跨越在近代已入人心的毛澤東思想。如果過不去這兩道集體主義坎子，自由主義在中國還隻能是望洋興歎。
中國的近代政治與中國製度的走向所麵臨的仍然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選擇。這裏並不是說所有製，而是說政治要走向天道與人道的合一。“政治就是要按照多數人的意願辦事，要讓人民滿意。” 這樣的政治就是“天下為公”的政治。
中國的自由主義精英是正在做相反的事情，以個人主義來取代集體主義傳統。中國的政治改革走向取決於自由主義精英在最後的突圍中獲得成功，或是被強大的集體主義傳統一劍封喉，而逐漸走向“為公”的政治。
毛澤東說，“什麽是政治呢？ 政治就是人心向背”。
什麽是人心？人心就是天道、天理、道理、真理。中國的天道是在人倫中，仁義禮智信，是格物致知，是講人的正心誠意。老莊講天道五常，是大公無私，天人合一的道統，按天命盡人事，這就是中國人的信仰。所以說老毛和中國的傳統是相通的。
天道到宋代轉為天理，也就是今天說的道理。齊家治國，還是為人處世，都要講道理。什麽是道理呢？ 明代的王陽明說是“心即理”。做事憑良心，遇事講道理，良心即道，是做人行為的準則。
如何來判定良心呢？毛澤東的方法很簡單，判斷良心的標準就是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把集體利益放在個人利益前麵，以大局為重的，就會憑良心辦事。反之，凡事都為自己考慮的怎麽會按良心辦事呢？
這個判斷並不簡單，如果往深處往廣度擴展，就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定位和走向。
自由主義本質上是個人主義。自由和民主是二片蓋著西方社會“私”處的無花果葉子。自由資本主義是先設定人有罪的法製社會，實行的是個人主義的叢林規則。西方自由民主社會沒有集體主義的概念。
中國的自由主義是西方的舶來品，嚴複，梁啟超等人介紹西方近代的自由主義到中國，又想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挖掘出能與西方“自由主義”相會通的東西。嚴複對老莊的思想作過“自由主義”的闡釋。不過，中國文化中存在的是一種“修身養性的心靈自由”，與自由主義相去甚遠，沒什麽關係。中國在秦漢以後的大一統的社會裏，不存在近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思潮，中國傳統文化沒有宣揚個人主義的成分。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處於民族危機與政治危機交相煎迫之時，和現在相比，除了發展的層次不同，還是有許多相似之處。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價值觀念被介紹到中國，讓知識分子在個人自由與國家命運之間感到困惑。到了新文化運動，胡適一批自由主義精英告訴青年人，“要想救國必先救自己；要想爭國家的自由和權利，就要先爭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因為國家是由個人積成的，先有個人，後有國家；國家是為個人而存在，不是個人為國家而存在”。他們是在個人優先的基礎上建立個人自由與國家的關係。自由主義從一種觀念在中國轉變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勢力，但是中國的近代曆史為什麽最終沒有選擇自由主義，而是選擇了立場相對的馬克思主義？
在民族危機深重的近代中國，擺在國人麵前的是謀求民族解放和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強調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價值觀與民族救亡時代的責任相背離，從根本上說這種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並不符合中國的文化傳統和也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所以也難得到絕大多數國人的認同。而同樣是舶來品的馬克思主義則是把民族解放、國家獨立和人民的自由權利聯係在一起，這種理念更符合中國的集體主義傳統，這也是中國近代曆史為什麽沒有選擇自由主義的原因。
從19世紀末的100年後，自由主義在中國又卷土重來，其勢銳不可當，又一次造成了中國人思想意識的極度混亂，但是所遭遇的處境在本質上與100年前並沒有太大的區別。自由主義要在中國完全變色成功，需要完成兩件大事，一是要割裂中國文化的集體主義傳統，二是要跨越在近代已入人心的毛澤東思想。如果過不去這兩道集體主義坎子，自由主義在中國還隻能是望洋興歎。
中國的近代政治與中國製度的走向所麵臨的仍然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選擇。這裏並不是說所有製，而是說政治要走向天道與人道的合一。“政治就是要按照多數人的意願辦事，要讓人民滿意。” 這樣的政治就是“天下為公”的政治。
中國的自由主義精英是正在做相反的事情，以個人主義來取代集體主義傳統。中國的政治改革走向取決於自由主義精英在最後的突圍中獲得成功，或是被強大的集體主義傳統一劍封喉，而逐漸走向“為公”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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