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 謙
近來的一個熱點話題，是中國出現的“第三波移民潮”。《聯合早報》近來就接連有三篇文章在討論這個話題，鳳凰網上也為此開辟了專題。在這些評論中，第三波移民潮的特別之處，不光是移民人數的增長，而是知識與財富的精英階層成了這波移民潮的主力。評論者對此做出政治解讀時，拿出了政治學中關於“忠誠、聲音與退出”的理論，認為知識和財富精英階層中，越來越多的人所做的移民國外的選擇，是因為無法通過民主渠道參與國內政治過程、發出聲音，因而選擇“用腳投票”來退出這個群體，是“不跟你玩了”的一種政治行為。
移民的增與減
讀了這些評論，我很是擔心了一番。這可不是好事情。但想想又覺得有些疑惑：我倒也認識不少中國屬於知識與財富精英階層的朋友，他們之中在國外買房的有的是，但一個個在國內都玩得熱火朝天的，真要“退出”中國、真要“不跟你玩了”的，好像還一個都沒有。莫非是我交友不慎，認識的都是些不知憂國憂民，隻知貪圖享樂的酒肉之徒？為此，我特地做了點研究和反思。但發現，這所謂的第三波移民潮及對其之政治解讀，都大有可商榷的餘地。
這個“第三波移民潮”的提出，往往被歸溯到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但我通讀此文件，卻並未見其提及什麽“第三波移民潮”，而且也沒有給出數據表明中國對海外的移民——尤其是知識與財富精英階層——在近年來較以往有明顯的增長。各種相關報道中，真正拿出來的數據，倒是顯示相比於1990年代，新世紀以來移民美國的中國人中，高學曆的比例保持不變；而2009年，留學回國人員增加的速度，是出國留學人員增速的兩倍以上。
國民越來越富裕、政治上越來越自由、人生的選擇越來越多，因而有更多的人移民海外、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這很正常，也是個好事。我們不是一直盼著中國能更自由嗎？正因為中國人有了越來越多的自由遷徙、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政治空間與經濟條件，移民海外才變得可能。不說別的，就從辦護照這一點，便可看出這些年來中國人在行動的自由上增加了多少。我本人1990年代中期從上海辦理出國留學時，是非要拿到了美國學校的錄取信之後，才能開始申請護照；之後又要過五關斬六將，把從工作單位到上海市教委的各個衙門跑遍，還得把戶口也注銷了，才總算拿到個護照。那時候，真是有跟這個國家恩斷情絕、壯士一去不複還的意思。而現在呢？拿個護照比在麻將桌上自摸一把清一色還容易。
中國雖然日益富裕起來，但在社會環境與生活質量上，與發達國家間的落差會在長時間內存在。而閘門打開了，流動容易了，落差所導致的水流量自然會增大。所以，中國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移民輸出國一點不奇怪——中國在人口基數上也是世界第一大國吧。
知識精英的得與失
除了移民數量的增長之外，更引起大家關注的，還是移民成分的變化，也就是所謂高學曆、高技術、高成本的新移民。
有一個被認為是“高學曆”或“知識精英”移民增多的現象，是今年的高考中，香港高校成功地招收了1400多名內地的尖子生。首先，這些高考高分生縱然潛力無限，但說他們是“高學曆”或“知識精英”還為時過早。其次，到香港讀大學就真是一種選擇“退出”中國的政治行為嗎？我看這其中沒那麽多政治含義，也未必是什麽對製度的不滿。
香港的大學辦得好，這有曆史原因，也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而且香港大學為吸引大陸學生所提供的經濟資助，比大陸的高校也更有吸引力。所以，與大陸的學校相比，香港的大學有其優勢，但也有其劣勢。學生在擇校時所做的考量，與選擇去北京還是去上海、讀複旦還是讀交大一樣，未必包含多少對中國的政治製度和中國未來興衰的判斷。大陸的好學校每年也吸引日益增多的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的尖子學生，那這些學生莫非也選擇了“退出”他們所來自的地區？
再說了，如果真打算以後不在中國玩了，北大清華畢業生出國留學的比例，遠高於香港任何一所大學，去香港讀書豈不誤了前程？那這樣說來，去香港而不是北京讀大學不反倒是選擇了留在國內、是對中國信心的投票？
至於有越來越多的高中畢業生選擇不參加高考、直接到國外的大學就讀，而不少家長為了能讓子女脫離國內應試教育體係中的殘酷競爭而移民海外，也未必是對國內教育體製的否定。中國高等教育的資源跟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很多學生在國內可能競爭不到好的資源，但如果能到國外獲得更好教育機會的話，對個人對國家都是好事，談不上什麽“精英的流失”。不少不參加高考、或是在高考後出國讀大學的學生，主要還是因為在高考的競爭中沒有優勢、不能進入理想的國內一流大學。起碼我認識的在新大就讀的中國學生中，抱著“老子不跟你玩了”的憤怒離開國內的是少數，更多的還是懷著沒進國內一流名校的遺憾、或對畢業後閃亮回歸的期盼。
中國國內的一流大學競爭不過海外的一般性大學，也不是這幾年才有的事情，這跟中國的高等教育管理製度有關係，但跟曆史傳統、跟國力強弱也有關係。不能因為外國的大學辦得比中國好，就否定中國教育製度的成就。中國與國外的教育體係各有所長，學生與家長選擇自己適合的體係，這很正常。以中國這樣一個不以英語為母語、教學體係與西方有顯著不同的國家，卻多年來一直是向美國英國最高水平的研究生院，輸出留學生數量和獲得獎學金數量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這不正說明中國教育體製還是有其長處的嗎？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準知識精英”出國留學逐年增加的同時，在海外學成後的“成熟知識精英”近年來向國內的回歸也越來越多了。十來年前我出國留學時，博士畢業後立馬便回到國內學校任教，簡直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是對自己當初千辛萬苦混出來留學的全麵否定。而今天，在海外學成畢業後即回國任教或就職，已經是很多人就業考慮中的一個正常選擇，作出這一選擇的人也越來越多。
所以，雖然製度上仍然弊病重重（近兩年來海歸回到國內高校後自殺的就有兩起），但畢竟還是在改善。學術規範的健全、匿名評審製度的建立、教授自主權的增加、教師待遇的改善、在人才使用上對近親繁殖的約束，這些都在一步步地變化起來。但製度變遷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個過程。這些年來沒有培養出錢學森這樣的大師，並不代表中國的科研與高教體係全無長進。大師也需要造就他們的時勢。西方這幾十年來不也再沒出過愛因斯坦了嗎？所以，我看這杯子還是有半杯滿的，而且那空著的一半也在慢慢被填滿。
財富精英的進與出
“第三波移民潮”中另一個引人注目之處，是中國越來越多的有錢人到海外購房、甚至通過置業與投資變成在海外定居。這也沒有什麽奇怪之處。西方國家裏，在國外置業、投資、就業、經商、求學、探親的人多的是，而且擁有雙重或多重國籍及居留權的也大有人在。為何一到中國人出國置業、定居，就變成了個飽含政治意義的“用腳投票”了呢？
其實，這也就是因為中國不允許雙重國籍，而很多國家的護照相比中國護照在旅行上方便很多，才使不少有條件的中國人選擇放棄中國國籍。但這一舉動在政治上的含義並沒有想象的那麽深遠。放棄中國國籍的人，未必對中國沒有信心。更何況，還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完全有條件換國籍、換了國籍也有實際好處的情況下，仍然選擇保留中國國籍，用信心給中國投票。
中國的富人在海外置業，這是再正常不過的經濟行為。且別說不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這個理財基本原則，以京滬兩地目前房價之高、而美國房市之低迷，投資在美國等地買房是個顯而易見的機會。而京滬兩地房價何以如此之高？這不還是得益於各國的有錢人、尤其是海外華人在兩地投資置業嗎？那這些人是不是對他們的原住地失去信心、拔腿退出了呢？
中國的確有些企業家、成功人士、還有貪官為了自身與財產的安全而移民海外。這背後也確實有中國製度不健全的原因。但這批移民所造成損失沒什麽可怕。首先，辦了移民但照舊在國內掙錢與生活的，仍然占多數。其次，資本的外流，在參與國際經濟體係、開放資本流通後，是必然的事情。中國吸收了那麽多外資，也不能指望資本隻進不出。至於人才方麵，自有後浪推前浪。況且，現在成為投資移民主力的這批先富起來的企業家（尤以浙閩兩地為主），致富時靠的更多的是機遇與勇氣，沒多少不可替代的技術與經驗會隨著他們的出走而流失。他們的退出也未必不是個優勝劣汰的過程。
我們在看待中國時，還是容易把她看成個怪物。同一件事，發生在他國，不值得一提，可一旦發生在中國，就被解讀成玄機重重、怪象連連。有時候，把中國當成其他任何一個國家一樣來理解，可能倒更簡單也更準確。
作者任職於新加坡管理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