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廣東和香港發生的“粵語保衛戰”,諸君大概已都注意到。事情的起因是廣東廣州市政協向廣州市政府提交《關於進一步加強亞運會軟環境建設的建議》,包括將主要使用粵語的廣州電視台頻道改為使用普通話廣播,或是在主時段使用普通話廣播,隨即引起廣州市各界以及香港市民的強烈反對及批評,也引起了網民對國語和方言的熱議。
無獨有偶,漁樵子在回鄉探親和家人及朋友聊天時,也驚詫地發現,由於學校教學的普遍國語化和大大小小電視電台是國語(普通話)的“一統天下”,越來越多的下一代人不通甚至不太會講家鄉的吳語方言,和家人朋友交流時,攙雜了很多國語,而且幾乎成了一種潮流,有點類似於在海外的華裔孩子大多需要用英文或所在國語言與家長交流的情形。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是匪夷所思的。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家鄉的方言就是母語,張口即來,無處不用,偶爾聽到一個人操北國口音的“蠻子”講話,反而覺得很別扭。記得上高中時,臨班有個語文老師用國語授課的語調,常常成為我們這些學生課餘飯後模仿取笑的話資。一直到去外地上大學,學校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才開始學習用第二語言–國語,進行交流。看到現代年輕一代對自己方言(母語)的淡漠和陌生,驚訝之餘,更多的是擔心和憂慮。
方言是什麽?每種方言就是一個語種。也許你會辯解,方言顧名思義隻是地域語言。其實,每一種語言都是方言,隻有使用的區域大小、人口多少之別,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華夏九州,地大人眾,語種數以百計。光是汗族,就有北方(中國)語、吳越語、閩南語、粵語、客家話等大語種,而每個大語種中又有很多類而不同的亞語種,如北方語係中魯、豫、秦、淮北、川等,和吳越各縣千差萬別的語言,豐富而生動。廣東話是方言,閩南語是方言,上海話是方言,北京話同樣也是方言。撇開文化的成分,單從語言的角度講,東南西北中各種語言(或方言)應該說是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比如,很多字在北方語係中發音分得清清楚楚,在吳語中卻是一筆“糊塗賬”,如“張、莊”,“王、黃”,“陳、鄭”,“思、詩”,“五、恩”;同樣,很多在吳語中發音區分得很清的字,在北方語係中卻無法分開,如“劉、留”、“吃、癡”,“及、急”,“伍、武”等。有些吳語發音,在北方語係中找不出來,也無法用“拚音”來注音,如“肉”(發音類似於西班牙語中的“ño”),又如“硬”字(恕我找不出可以注音的字或拚音),再如“菊”(近似於“幾”加上“哦”的音)。另外,吳語和粵語中還相當完整地保留了北方語係中幾乎消失了的“入聲”字的發音(屬仄聲),如“白”、“八”、“郭”、“獨”、“積”、“夕”,等,大大方便了今人學習、理解和研究唐代以來的詩詞格律(見下文)。總之,我個人的總體感覺是,相對而言,吳越、粵語發音變化更多一些,對“舌頭”(發音的技巧)的要求更高一些,所以吳越、粵地弟子在學習英文、西班牙文等西方語言以及中國古詩詞格律方麵發音相對容易一些,占了一定便宜。
方言是什麽?方言是地域“血緣”和文化“護照”。古人曾把“他鄉遇故知”和“洞房花燭夜”、“金榜提名時”並列為人生三大快事。無論在他鄉還是異域,當我們驀然聽到熟悉的鄉音,都會感到親切,兩個陌生人之間遙遠的心理距離在幾個毫秒之內就會縮短到幾個厘米,比“熱漲冷縮”的物理現象來得快捷的多 - 因為你碰到了與你同源的“親人”。講同一種方言的人,是在同一個地方長大,吃相同的食物,玩相同的遊戲,有相同的習俗和喜好,用相同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互相之間有很大程度的理解,無論走到哪裏,都更容易接近,所謂“人以類聚,物以群分”。所以鄉音(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你的地域“血緣”,是一個人的文化“護照”。試想,如果來自同一地方的兩個人相遇,不用他們的方言而用國語交流(有外人在的特定場合除外),那麽這種“他鄉遇故知”的喜悅恐怕要遜色得多,既別扭,也容易產生心理上隔閡,就象兩個在美的華人用英文交流一樣。
方言是什麽?方言是文化的載體。《詩經》中的《風》就是周朝各地的民歌民謠,如《衛風》、《鄭風》、《秦風》,而《楚辭》則是用楚地的方言寫的。最有代表性的要算各類南北戲曲,如京戲、昆曲、越劇、豫劇、平劇、評彈、黃梅戲、秦腔、粵劇,折子戲等。這些戲曲,無一不是用當地的方言,創造出了美倫美渙的天籟般的妙音 – 一曲唱罷,餘音嫋嫋,繞梁三日而不絕。其它曲藝如相聲、雙簧,二人轉,獨角戲及近年的海派清口等,也都是用方言唱和,深受歡迎。漁樵子在早年流放西北時,聽過用純正的蘭州方言(金蘭腔)說相聲,也是別有風味,讓人忍俊不禁。此外,熟悉詩詞格律的人都知道,律詩與古體詩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就是平仄律的運用。中古漢語有“平、上、去、入”四聲,其中的“上”、“去”、“入”三聲合稱“仄”聲。不過其中的“入”聲,如前麵提到“白”、“八”、“郭”、“獨”、“積”、“夕”等在現代國語(普通話)中已幾乎絕跡。用大家耳熟能詳的張九齡的《望月懷遠》一詩來舉個例子:“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其中的“夕”、“燭”、“滅”、“覺” 都是入聲(仄聲)。如果按照現代國語/普通話讀,這幾個字除了“滅”以外都讀成平聲,那麽張大總理這首格律嚴謹的詩就不免“出律”而不及格了。所幸的是,大部分“入聲”字在吳語和粵語中保留完整,讀來毫不費力。北方語係諸君則要辛苦一點,須得死記硬背《平水韻》不可,沒有捷徑可走,少不了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一番。在這一點上,吳粵子弟占了一個大便宜。
方言是什麽?方言是活著的曆史。諸君如果留心一下各地方言,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曆史上發生的很多重大事件,往往會改變或影響一個地方的語言。比如,大家一定會納悶,地處長江以南吳語區的南京、鎮江兩地,按理說應該講吳語,卻偏偏“鶴立雞群”,講的是與周邊地區截然不同北方話,這是為什麽?究其緣由,應該與東晉時遷都南京(建康),大批北方官僚氏族“衣冠南渡”定居於此而造成的。雖然剛開始時丞相王導等人為了籠絡當地吳人,還假模假樣的向吳地名士顧榮等學吳語,但畢竟北方官僚士族人多勢眾權高,南京周邊吳語不占優勢,也就逐漸被北方官語同化了,延續至今。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杭州。杭州話也是吳越語中的一個異類,其語調和很多說法與周邊吳越語地區(如紹興)的方言有明顯的差別,聽起來很奇怪。其中的原因也就是因為南宋偏安杭州,大量的皇族、官吏和百姓都從北方語係的北宋首都開封等地移民過來,結果是當地的越語和北方官話互相影響,產生了一個南北混血的方言 – 杭州話。其它如北京方言(京片子),多多少少也有類似的情形。自從賣國求兵的後晉兒皇帝石敬瑭將“燕雲十六州”獻給契丹到滿清朝滅亡,期間除了明朝之外,北京(及燕趙之地)一直在外族人(契丹,金/滿,蒙古)的統治之下,長達七百年餘年(五代,遼,金,元,清)。可以想像,“京片子”中一定也揉合了較多的契丹語,滿語和蒙古語的成分。
西方有方言嗎?以歐洲為例,整個歐洲(俄國除外)加在一起,麵積也比中國大不了多少,國家眾多,語言各異。因此,每個國家的“國語”也就相當於我們的一種方言。遊曆過歐洲的人都知道,英文遠遠不是歐洲“普通話”,而是一種歐洲島國方言,其地位和影響力遠遠不及在北美洲那樣重要和普遍,甚至不如在中國。在“大步趔顛”以外的歐洲大多數國家生活旅行,別人都指望你會說他們國度的語言。如果你隻會英文,而不會當地語言,也通常要先問一聲:“Do you speak English?”,而不是一上來張嘴就說英文。漁樵子當年去巴黎旅行,就生吞活剝了“法語四字經”,受益匪淺 (見拙作《歐遊散記 – 塞納河之旅: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704&postID=22160)。再如,北歐三個兄弟王國丹麥、瑞典、挪威曾經是同一個國家,語言大同小異,同屬北歐日耳曼語係。書麵語言98%相似,隻有些細微的差別,如把“Æ“換成“Ö”等。發音有些差別,就象是江南各地的吳語一樣。所以,瑞典、挪威人常常嘲笑丹麥人說話時嘴裏含了土豆。三個國家中挪威人口最少,約四百萬人,卻有兩種語言,即“Bokmål ”(挪威普通話)和“Ny Norsk”(主要用於西部如卑爾根和僻遠山區)。兩者區別不大,但挪威人卻為他們一個小小的民族而擁有兩種語言而感到很自豪,把兩者同列為官方語言。相比之下,我們中華大地擁有數以百記的語言/方言,這難道不值得我們自豪和驕傲嗎?
方言影響交流嗎?持批評方言意見的人氏大都認為,方言影響交流,所以要削弱或限製。其實並不如此。如果說戰國時期首都洛陽的書生蘇秦以其三寸不爛之舌,成功遊說六國(韓、魏、齊、趙、燕、楚)合縱抵秦,還局限於北方語係地域(楚國除外),那麽三國時諸葛亮入吳國“舌戰群儒”就很說明一點,那就是操荊襄方言(屬北方語係)的諸葛亮與講吳語的東吳群儒並沒有語言交流障礙。其後,自隋煬皇帝創立科舉製度之後的各朝各代,通過科舉而入朝做官的人則更來自五湖四海。他們同朝為官,雖然語言五花八門,卻相安無事,甚至相交甚歡。如中唐“吳中四友”之一的賀知章,到老都是一口吳地方言(“鄉音無改鬢毛衰”),這既不妨礙他在他鄉(長安)做“人民公仆”,也不妨礙他與講北語的晚輩詩人李白等交往,反倒是相見很晚,飲酒作詩,互為知己,並列為“飲中八仙”。另外,從古到今,曆史上也很少聽說因為方言而仿礙政令通達,民眾交流,或地方治理而出現大問題的。現代西方的歐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歐盟由多個語言(或方言)、民族、文化迥然不同的國家組成,一體化進展良好,而且還在不斷擴展,一榮懼榮,一損俱損,儼然是一個國家,不同語言/方言之間交流完全不是問題。我們中國方言雖多,畢竟還有統一的文字,難道還不如語言文字俱異的歐盟,會因為方言而出現地域和文化交流的障礙?
在中國的曆史長河中,由於地理的分隔,山川的阻閡,交通的不便,地域方言會長期而保守的代代相傳,就是想改變也難,不存在保護的問題。所一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可以推行“車同軌,書同文”,卻做不到“話同語”- 也沒這個必要。時代進入二十一世紀,現代交通和通訊的空前發達,人群流動空前踴躍,主流媒體力量空前強大,加上中小學推廣普通話教育,以北方語係為主體的國語/普通話大有飲馬長江、珠江,一統天下的趨勢。各地方言,特別是吳、粵等與國語迥異的南方方言已經岌岌可危,所以方言成了同北京的古城牆、四合院一樣的文化遺產,不能一味以經濟建設或政治的需要進行拆遷,亟需加以保護。
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我們已經喪失了書麵語言(白話替代),我們不希望再喪失方言(國語替代),甚至喪失漢語(網語,英語替代)。我國的南北方言,承載了三千年多年的曆史,是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特色鮮明,內容豐富,是其它國家想有也不會有的,也是可以令我們華夏後人引以為傲的巨大而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而且,方言能在幾千年中不斷地進化演變而保持到今日,足見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存在的理由。如果我們今天憑借強勢的政府和主流媒體一味推廣國語/普通話,而忽略對弱視的方言文化的保護,那麽各地的方言勢必象東北虎、大熊貓、揚子鱷,或者象北京四合院、上海的石庫門一樣,瀕臨滅絕。
借用諸葛武侯《出師表》中的一句話:“此誠(方言的)危急存亡之秋也”。粵語危急!吳語危急!方言危急!我們大聲疾呼:救救方言,救救多元文化!!
(西園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九日 草就於“師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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