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丹麥
一九八六年冬天是北歐多年來氣溫最低的一年。哥本哈根的冬天溫度一般和上海差不多，但那年特別冷，降水量也是曆年來的高峰，加上冬天固有的風暴和長長的黑夜，正是又凍、又濕、又暗、風又大，讓我們這些性高彩烈、想望安徒生之國的學子們立即陷入不可自拔的思家病。
我寄宿在一個丹麥人家的三層閣樓，第一夜聽了一夜的狂風呼嘯和樹枝擊打的可怕聲音，倒是體驗了一番‘呼嘯山莊’裏的描述。第二天出門時，天還一片漆黑。我邊走在人煙稀少的鄉間小路，趕往車站，邊想到出國前再三接受的警告‘天黑不要出門’，用在北歐豈非可笑。火車轉汽車，已出了哥本哈根城，到了該下的站，司機叫我下車。一下車，我犯傻了，東南西北，一片空曠，不見人影。我轉了幾個圈，也沒見路牌，沒見象個研究所的建築物，更可怕的是不見一個人，問也沒法問。轉到後來，連下車的車站也不見了，時間早過了約定見麵的九點，不要說上班，連家也不知怎麽回了，突然看到一個藍色的房子，有人影進出，真是救命哪。我趕往那個房子，原來是一個倉庫。工人們讓我打電話給單位，單位問我在哪裏，工人接過電話講了方位，放下電話，哈哈大笑，原來就在附近，但是怕我再迷路，還是開車來倉庫接我。
車進入研究所，我這才知道，為什麽轉了這麽多圈卻視而不見，因為我根據腦中固有的概念，在找一棟大樓房，它有一個大門，有一塊大門牌寫著 xx 研究所。而研究所是一片矮平房，有花園，和馬路隔了一個大停車場。停車場有矮牆圍起，但沒有大門。現在回想起來，真也不記得研究所的牌子掛在哪兒。我被帶到了導師瑪格麗塔的辦公室。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太太站起來，熱情地握著我的手，開朗地大笑說,‘走到門口迷路啦’。我的第一印象是老太太有一個大鼻子和一雙特別靈活的藍眼睛，眼睛不大，但那射出的藍光，可以切割玻璃。
很快地我就發現，研究所工作效率很高，對我的安排也很落實，我應該安心地投入工作。不料，出國前的各樣健康問題，這時來了個總爆發，腹瀉不斷，一個月內體重掉了五公斤，加上從來沒有經曆過的孤單、寂寞和文化差異，造成思想集中困難，嚴重影響工作。在丹麥的頭三個月，是我學術生涯最差的時期，不知學了什麽，做了什麽。丹麥的同事們不會不看到我的差勁。我領的是丹麥政府的獎學金，為期一年，對他們也不是什麽負擔，也不必指望這個人出成績，大家客客氣氣，一年後走人了事。但是我的導師瑪格麗塔不是這樣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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