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製出版自由的困難——某些國家主張這種自由的特殊原因——出版自由是美國所理解的人民主權的必然結果——美國期刊使用的言詞激烈——期刊有其特有的本性，以美國的例子來證明——美國人對司法當局處分出版違章的看法——出版界在美國為什麽不如在法國強大有力
出版自由的影響不僅及於政治觀點，而且及於老百姓的一切見解。它不僅能使國家改變法律，而且能使社會改變風氣。在本書的另一部分，我將設法測定出版自由對美國的市民社會的影響力，努力指出它給美國人的思想提示的方向以及它使美國人的精神和思想養成的習性。在這裏，我隻想考察出版自由在政界產生的效果。
我坦白承認，我對出版自由並沒有那種因事物本身十分良好而產生的完全堅定的愛好。我之所以愛好出版自由，主要是因為它能防止弊端，其次才是因為它本身好。假如有誰能在思想的完全自由和俯首聽命之間指出一個可使我相信的中間立場，也許我會站在這個立場上。但是，誰能找到這個中間立場呢？現在，假定讓你按出版許可工作，按命令行事。這時，你該怎麽辦呢？首先，你可能把作家送交陪審團，但陪審員們宣判他無罪。這樣，本來隻是一個人的意見就變成全國人的意見了。因此，你要辦的事情是太多了，可是能辦成的又太少，你還得接著辦下去。這回，讓你把作者送交常識的法院，但法官在判決前必須聽取被告的陳述，原來沒有敢於公開寫進書裏的東西便要見於辯護詞而不構成犯罪，原來隱晦地寫在文章裏的話也要重複出現於其他許多文章或文件。說話或寫文章隻是思想的表現，而如果讓我說，我認為這種表現隻是思想的外殼，而不是思想本身。你的法庭隻是懲罰了思想的外殼，而被告的靈魂卻逃脫了懲罰，仍在被告的身上微妙地發生作用。因此，你要辦的事情依然太多，而能辦成的也依然太少，你還得繼續辦下去。最後，你給作家設立了出版檢查製度。好極了！我們擁護這個製度。
但是，政治法庭不要忙得不可開交嗎？因此，你還是一事無成。如果我猜錯了，你也得增加苦惱。你不是突然想起思想是宣傳者越多而越強大的物質力量之一嗎？你不是認為作家就象軍隊的士兵嗎？但是，與一切強大物質力量相反，思想的威力卻往往因表述思想的人為數甚少而增強。一個有能力的人在鴉雀無聲的群眾大會上所做的傾訴衷情的講話，比一千個演說家的大喊大叫還有力量。即使隻能在一個公共場所自由演說，其影響也會象在每個村鎮麵對大庭廣眾講話一樣。因此，你得象破壞寫作自由那樣去破壞講演自由。這次，你達到目的了：人人都不吭聲了。但是，你原來的目的是什麽呢？你本想製止自由的泛濫，但我卻把你帶到一個暴君的腳下。
你從極端的自主走到極端的屈從，而在如此漫長的途中，連一個可供歇一歇的站腳處都沒有遇到。
有些國家，除我方才指出的一般原因之外，還有一些特殊原因使它們不得不實行出版自由。
在某些自稱自由的國家，每個政府工作人員都可能犯法而又不受懲罰，因為它們的憲法沒有給予被壓迫者以向法院控告官員的權利。在這樣的國家，出版自由就不僅是公民的自由和安全的保障之一，而且是這方麵的唯一保障。
因此，如果這種國家的統治者宣布廢除出版自由，全體人民可以回答說：“如讓我們到普通法院去控告你們的罪行，我們也許同意不到輿論的法院去揭露你們的罪行。”
在完全按人民主權理論施政的國家，設立出版檢查製度不僅危險，而且極其荒謬。
當每個公民都被授予管理國家的權力時，那就必須承認公民有能力對同時代人的各種意見進行抉擇，對認識之後能夠指導他們的行為的各種事實進行鑒別。
因此，出版自由和人民主權，是相互關係極為密切的兩件事；而出版檢查和普選則是互相對立的兩件事，無法在同一個國家的政治製度中長期共存下去。生活在美國境內的1200萬人，至今還沒有一個人敢於提議限製出版自由。
我抵達美國後看到的第一份報載有一篇文章，我現在把它忠實地翻譯於下：
“在整個這件事情上，傑克遜（總統）使用的語言，是冷酷無情、一心一意保全自己權柄的一個暴君的語言。野心是他的罪惡，他也將因此受到懲罰。陰謀是他的愛好，但陰謀也將打亂他的計劃和奪去他的權力。他為政腐化墮落，他的應受譴責的行為將使他名譽掃地和被人辱罵。他登上政治舞台，就象一個毫無廉恥而又無法無天的賭徒來到賭場。他賭贏了，但他受審的時間也接近了。他必須把他贏到手的東西退回來，扔掉他的假賭具，讓他退休後一命嗚呼。在退休後，他可能因為感到自由而咒罵自己過去為什麽發瘋，但懺悔並不是能使他的良心有所發現的一種德行。”（《文森斯報》）
〔這個時期在（印第安納州）文森斯出版的報紙，但我們沒有找到引文的出處。印第安納州圖書館長認為，托克維爾的引文很有可能經過他刪改〕在法國，許多人認為，我們國家的報刊暴力來自社會情況的不穩定，來自我們的政治激情，來自隨之而來的普遍不安。因此，人們一直在等待，希望社會恢複安寧，使報刊不再大吵大喊。至於我，雖然願意把報刊對我國發生的巨大影響歸因於上述各項，但並不認為這些因素曾對報刊的語言起過很大影響。我認為報刊不管在什麽環境下，都該保存其特性和激情。美國目前的情況，就在證明我的看法。
現在，美國可能是世界上革命萌芽最難生長的國家。但在美國，報刊的愛好破壞的傾向，也與法國相同。美國報刊的暴力雖與法國相同，但其激起人民發怒的原因則與法國不同。在美國，一如在法國，報刊是把善與惡混在一起的一種奇特的力量，沒有它自由就不能存在，而有了它秩序才得以維持。
應當指出的是，美國報刊的力量不如法國的強大。但在美國，卻很少見到司法當局懲治報刊的事件。這個原因很簡單：美國人接受人民主權學說以後，馬上就認真地加以應用。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用每天都在變化的因素能創造出永久存在的製度。因此，隻要不是以暴力違法，攻擊現行法律亦不為罪。
另外，他們又確信，法院無力管束報刊，而人類語言的微妙差別，又總能使司法當局抓不住辮子，所以這種性質的罪行幾乎都能從企圖抓住它們的手下溜走。於是他們認為，為了能夠有效地對付報刊，就得有一個不僅致力於維護現有的秩序，而且能擺脫周圍輿論的影響的法庭。這個法庭要在審案時不公開，在宣判時不述處罰理由，懲處的主要對象是動機而不是語言。不管誰有權建立和主持這樣的法庭，我以為追訴出版自由都是多餘的，因為這個法庭將是社會本身的專製主子，它可以把作家連同他的著作一起除掉。因此，在出版問題上，屈從和許可之間沒有中庸之道。為了能夠享用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處，必須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想得好處而又要逃避痛苦，這是國家患病時常有的幻想之一。這時，國家已疲於鬥爭，力量衰竭，企圖找到一個使敵對意見與相反原則在同一塊土地上共存的方法。
美國報刊的影響力所以很小，有許多原因。現舉其主要者於下。
寫作自由與其他自由一樣，在最初提出來的時候最令國家害怕；從來沒有聽到別人在自己麵前討論國家大事的人民，完全相信第一個出現的法院。在英裔美國人中間，從建立殖民地之初就享有寫作自由了。但是，盡管報刊能對人的激情發生強大的火上加油作用，但它不能全靠自己創造激情。大家知道，在美國，政治生活是活躍、多變、甚至動蕩的，但很少被狂暴的激情所打亂。當物質利益發生衝突而不能妥協時，也很少掀起狂暴的激情，何況在美國這種利益是容易得到滿足的。為了判明英裔美國人和我們法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的差別，隻看一下兩國的報刊就可以了。在法國，報刊上登載商業廣告的版麵非常有限，甚至商業新聞也不怎麽多。
一份報紙的版麵，大部分討論政治問題。在美國，你看一份大報時，立刻看到有四分之三版麵全是廣告，其餘的部分經常是政治新聞或短小的趣聞軼事。翻來翻去之後，才能在人們不注意的角落，看到我們法國報刊每天為讀者登載的熱烈討論的題材，但也字數不多。
任何力量，越集中使用於一個方向，其效果越大。這是一條已由實驗向觀察者證明的一般自然規律，而一些微不足道的暴君，也其他們的比實驗還要可靠的本能，一直感到這個規律在起作用。
在法國，報刊兼有兩種不同的集中。
首先，報刊將自己的所有力量都集中於一個地點；其次，可以說是集中於幾個人之手，因為它的機構為數很少。
在一個人人多疑的國家如此建立起來的權力，其影響當然是接近無限的。它是政府的敵人，政府可以與它建立或長或短的休戰協定，但與它長期共處是不容易的。
我方才講的兩種集中，沒有一個存在於美國。
美國沒有大城市。在那裏，人力和物力分散於廣大國土的各處，人類智慧之光不是從一個共同的中心向四外散射，而是在各地交互映輝。美國人在任何方麵都不規定思想的總方針和工作的總方針。
這一切都來因於不依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地方環境，但法律在這方麵也起了作用。
在美國，既不向印刷業發放執照，又不要求報刊進行注冊，更不知保證金為何物。
因此，創辦報刊既簡單又容易，隻要有少量的訂戶，就足以應付報刊的開銷，所以美國定期期刊和半定期期刊的樣數多得令人難以置信。一些很有教養的美國人，都把報刊影響力之小歸咎於出版力量的這種過度分散。因此，美國政治學有一項原理：衝淡報刊影響的唯一辦法，是增加報刊的樣數。我真不明白，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真理，為什麽還未在我們法國推廣。因此，我不難理解，那些想借助報刊進行革命的人，為什麽要使報刊隻有幾個強大機構。但是，現存秩序的官方維護者和現行法律的天然支持者，為什麽相信把報刊集中起來能減弱報刊的影響力，這我就不知其所以然了。我覺得，歐洲各國政府好象在用中世紀騎士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付報刊。它們從自己的經驗得知，集中是強有力的武器；而它們把武器供給自己的敵人，無疑是為了在抗擊敵人時獲得更大
的光榮。
在美國，幾乎沒有一個小鎮沒有自己的報紙。在這麽多的鬥士中間，是無法建立秩序和統一行動的。因此，每個人都自樹旗幟，各顯神通。在美國，沒有一切報紙聯合起來支持或反對政府的情形，而且它們在攻擊政府和為政府辯解時，也使用許許多多不同的方法。因此，報紙在美國無法匯成可以衝擊或衝垮牢固的大壩的洪流。報刊力量的這種分散，還產生了另外一些也很明顯的後果：辦報容易，所以人人都能辦報；另一方麵，由於競爭，任何報紙都無望獲得巨大效益，因而使精明強幹的實業家在這類事業麵前卻步。再者，即使辦報是生財之道，但由於報刊的樣數過多，有天才的文人也難於致富。
因此，美國的報人一般都地位不高，教育水平低下，思路不敏。大家知道，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多數決定一切，由多數規定每個人應當遵行的行動守則。這些共同習慣的總合，名曰宗旨。於是，有律師業的宗旨、法院的宗旨等。
在法國，報業的宗旨是用猛烈的、但又高尚和經常是雄辯的方式討論國家大事。有時，沒有經常如此堅持下去，那是說明所有的規律都有它們的例外。美國報人的宗旨，是以粗暴的、毫不做作的、單刀直入的方法刺激他們所反對的人的感情，不以道理悔人，甚至攻擊人家的私人生活，揭露他們的弱點和毛病。
應當對這樣濫用思想自由的做法表示惋惜。以後，我還有機會來談報紙對美國人民的愛好和道德都發生了什麽影響，而我現在的題目是專談政界，所以對這種影響隻能附帶說一下。不能否認，對出版界采取這種放任作法的政治效果，曾間接地促進了公共安寧的維持。因此，已在同胞們的思想裏占有地位的人不敢在報紙發表文章，以免失去他們為了自己利益而去鼓動大眾激情的最強有力武器。由此可見，報上發表的個人觀點，可以說在讀者的眼裏經常是無足輕重的。讀者想從報紙看到的，是關於事實的報道。隻有報道改變或歪曲事實，撰稿人的觀點才能產生某種影響。
雖然報紙所能做到的隻有這些，但它在美國仍是一個有強大影響的權力。它使政治生活傳播於這個遼闊國家的各地。
它經常瞪著眼睛不斷地觀察政治的秘密動力，把搞政治活動的人依次推上輿論的法庭。它把人們的注意力集結到某種主義或學說的周圍，並為政黨樹立旗幟。它使那些彼此對話、但未見麵的政黨能夠聽到對方的聲音，從而得以不斷接觸。當大量的報紙在同一道路上前進時，它們的影響久而久之就變得幾乎是不可抗拒的，而始終被另一個方麵控製的輿論，最後也將在它們的打擊下屈服。
在美國，每一家報紙都各有一點權力，但期刊的權力比報紙的要大，僅次於最有權威的人民。（A）
在美國出版自由的環境下形成的見解經常比在其他地方受檢查製度影響形成的見解更堅定.
在美國，民主製度永遠不斷地在推出新人去管理國家事務，所以政府的施政難得一貫和按部就班。但是，該國政府的總方向卻比其他大多數國家穩定，而支配社會的主要輿論也比其他國家持久。當一個思想占領了人們的頭腦後，不管它是否合理，就再也沒有比從頭腦裏把它趕走更難的了。
同樣的事實也見於歐洲的英國，這個國家在過去一百多年中，曾有過比任何國家更大的思想自由和更牢不可破的偏見。
我把這個現象歸因於乍一看來好象是本應阻止這個現象產生的事實，即歸因於出版自由。實行這種自由的國家，高傲和自信對見解的影響程度完全相等。他們所以喜歡一種見解，是因為這一見解在他們看來是正確的和由他們自己選定的。他們所以支持一種見解，不僅是因為它是真實的，而且是因為它是屬於自己的。
還有幾個別的原因。
一位偉人說過：無知處於知的兩端。如果說自信處於兩端，而懷疑居於中間，也許更為正確。實際上，可以認為人類的智力發展有三個總是前後銜接的不同階段。
一個人之所以對某事堅信不疑，是因為他沒有深入調查就接受了它。當出現異議時，他就會產生懷疑。最終，他往往能夠克服這一切懷疑，從而又開始相信。這一次，他不是隨隨便便和馬馬虎虎地去認識真理，而是切切實實地去考察真理，並緊跟著真理之光前進。
當出版自由發現人們處於智力發展的第一階段時，它還得在一段很長的期間內對他們的不經深思熟慮就堅信不疑的習慣聽之任之，隻能逐漸地改變他們輕信的對象。因此，在智力的整個發展過程中，人類的理性隻能一次認識一點地向前發展，但被認識的那一點也在不斷改變。這正是爆發革命的時期。於是，最先突然接受出版自由的那一代人，
就要吃點苦頭！
不久以後，一批新的思想又接踵而來。人們有了經驗，在懷疑和普遍不信任中摸索。
可以認為，大多數人都總是停留在下述兩個階段之一：不是信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不能確知該信什麽。
至於來自真知和衝破懷疑的幹擾的深思熟慮的自信，以及對這種自信的主宰，那隻有很少人有能力達到這個階段。
但也有人曾經指出，在宗教狂熱鼎沸的時代，人們有時改變他們的信仰，而在人們普遍懷疑的時代，人人卻死守自己的信條不放。這種情形也見於出版自由風行時候的政治。在互相質疑和輪番角逐的一切社會理論中，如有一個被人采納並加以保護，那也不是因為人們相信它是好的，而是因為人們不相信會有比它再好的。
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不會輕易地為自己的見解賣命，但也不會輕易地改變自己的見解。同時，殉道者和變節者亦都同樣少見。
再為這個理由補充一個更為強而有力的理由：當人們懷疑某種見解時，最終總是要聯係自己的本能和物質利益，因為本能和物質利益比見解更容易看到，更容易感覺到，更能持久。
究竟是民主製度的治理好，還是貴族製度的治理好，這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民主製度要使一些人感到不快，而貴族製度則將壓迫另一些人。
你富了，我就窮了——這是一個自行成立和不需討論的真理。
出版自由的影響不僅及於政治觀點，而且及於老百姓的一切見解。它不僅能使國家改變法律，而且能使社會改變風氣。在本書的另一部分，我將設法測定出版自由對美國的市民社會的影響力，努力指出它給美國人的思想提示的方向以及它使美國人的精神和思想養成的習性。在這裏，我隻想考察出版自由在政界產生的效果。
我坦白承認，我對出版自由並沒有那種因事物本身十分良好而產生的完全堅定的愛好。我之所以愛好出版自由，主要是因為它能防止弊端，其次才是因為它本身好。假如有誰能在思想的完全自由和俯首聽命之間指出一個可使我相信的中間立場，也許我會站在這個立場上。但是，誰能找到這個中間立場呢？現在，假定讓你按出版許可工作，按命令行事。這時，你該怎麽辦呢？首先，你可能把作家送交陪審團，但陪審員們宣判他無罪。這樣，本來隻是一個人的意見就變成全國人的意見了。因此，你要辦的事情是太多了，可是能辦成的又太少，你還得接著辦下去。這回，讓你把作者送交常識的法院，但法官在判決前必須聽取被告的陳述，原來沒有敢於公開寫進書裏的東西便要見於辯護詞而不構成犯罪，原來隱晦地寫在文章裏的話也要重複出現於其他許多文章或文件。說話或寫文章隻是思想的表現，而如果讓我說，我認為這種表現隻是思想的外殼，而不是思想本身。你的法庭隻是懲罰了思想的外殼，而被告的靈魂卻逃脫了懲罰，仍在被告的身上微妙地發生作用。因此，你要辦的事情依然太多，而能辦成的也依然太少，你還得繼續辦下去。最後，你給作家設立了出版檢查製度。好極了！我們擁護這個製度。
但是，政治法庭不要忙得不可開交嗎？因此，你還是一事無成。如果我猜錯了，你也得增加苦惱。你不是突然想起思想是宣傳者越多而越強大的物質力量之一嗎？你不是認為作家就象軍隊的士兵嗎？但是，與一切強大物質力量相反，思想的威力卻往往因表述思想的人為數甚少而增強。一個有能力的人在鴉雀無聲的群眾大會上所做的傾訴衷情的講話，比一千個演說家的大喊大叫還有力量。即使隻能在一個公共場所自由演說，其影響也會象在每個村鎮麵對大庭廣眾講話一樣。因此，你得象破壞寫作自由那樣去破壞講演自由。這次，你達到目的了：人人都不吭聲了。但是，你原來的目的是什麽呢？你本想製止自由的泛濫，但我卻把你帶到一個暴君的腳下。
你從極端的自主走到極端的屈從，而在如此漫長的途中，連一個可供歇一歇的站腳處都沒有遇到。
有些國家，除我方才指出的一般原因之外，還有一些特殊原因使它們不得不實行出版自由。
在某些自稱自由的國家，每個政府工作人員都可能犯法而又不受懲罰，因為它們的憲法沒有給予被壓迫者以向法院控告官員的權利。在這樣的國家，出版自由就不僅是公民的自由和安全的保障之一，而且是這方麵的唯一保障。
因此，如果這種國家的統治者宣布廢除出版自由，全體人民可以回答說：“如讓我們到普通法院去控告你們的罪行，我們也許同意不到輿論的法院去揭露你們的罪行。”
在完全按人民主權理論施政的國家，設立出版檢查製度不僅危險，而且極其荒謬。
當每個公民都被授予管理國家的權力時，那就必須承認公民有能力對同時代人的各種意見進行抉擇，對認識之後能夠指導他們的行為的各種事實進行鑒別。
因此，出版自由和人民主權，是相互關係極為密切的兩件事；而出版檢查和普選則是互相對立的兩件事，無法在同一個國家的政治製度中長期共存下去。生活在美國境內的1200萬人，至今還沒有一個人敢於提議限製出版自由。
我抵達美國後看到的第一份報載有一篇文章，我現在把它忠實地翻譯於下：
“在整個這件事情上，傑克遜（總統）使用的語言，是冷酷無情、一心一意保全自己權柄的一個暴君的語言。野心是他的罪惡，他也將因此受到懲罰。陰謀是他的愛好，但陰謀也將打亂他的計劃和奪去他的權力。他為政腐化墮落，他的應受譴責的行為將使他名譽掃地和被人辱罵。他登上政治舞台，就象一個毫無廉恥而又無法無天的賭徒來到賭場。他賭贏了，但他受審的時間也接近了。他必須把他贏到手的東西退回來，扔掉他的假賭具，讓他退休後一命嗚呼。在退休後，他可能因為感到自由而咒罵自己過去為什麽發瘋，但懺悔並不是能使他的良心有所發現的一種德行。”（《文森斯報》）
〔這個時期在（印第安納州）文森斯出版的報紙，但我們沒有找到引文的出處。印第安納州圖書館長認為，托克維爾的引文很有可能經過他刪改〕在法國，許多人認為，我們國家的報刊暴力來自社會情況的不穩定，來自我們的政治激情，來自隨之而來的普遍不安。因此，人們一直在等待，希望社會恢複安寧，使報刊不再大吵大喊。至於我，雖然願意把報刊對我國發生的巨大影響歸因於上述各項，但並不認為這些因素曾對報刊的語言起過很大影響。我認為報刊不管在什麽環境下，都該保存其特性和激情。美國目前的情況，就在證明我的看法。
現在，美國可能是世界上革命萌芽最難生長的國家。但在美國，報刊的愛好破壞的傾向，也與法國相同。美國報刊的暴力雖與法國相同，但其激起人民發怒的原因則與法國不同。在美國，一如在法國，報刊是把善與惡混在一起的一種奇特的力量，沒有它自由就不能存在，而有了它秩序才得以維持。
應當指出的是，美國報刊的力量不如法國的強大。但在美國，卻很少見到司法當局懲治報刊的事件。這個原因很簡單：美國人接受人民主權學說以後，馬上就認真地加以應用。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用每天都在變化的因素能創造出永久存在的製度。因此，隻要不是以暴力違法，攻擊現行法律亦不為罪。
另外，他們又確信，法院無力管束報刊，而人類語言的微妙差別，又總能使司法當局抓不住辮子，所以這種性質的罪行幾乎都能從企圖抓住它們的手下溜走。於是他們認為，為了能夠有效地對付報刊，就得有一個不僅致力於維護現有的秩序，而且能擺脫周圍輿論的影響的法庭。這個法庭要在審案時不公開，在宣判時不述處罰理由，懲處的主要對象是動機而不是語言。不管誰有權建立和主持這樣的法庭，我以為追訴出版自由都是多餘的，因為這個法庭將是社會本身的專製主子，它可以把作家連同他的著作一起除掉。因此，在出版問題上，屈從和許可之間沒有中庸之道。為了能夠享用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處，必須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想得好處而又要逃避痛苦，這是國家患病時常有的幻想之一。這時，國家已疲於鬥爭，力量衰竭，企圖找到一個使敵對意見與相反原則在同一塊土地上共存的方法。
美國報刊的影響力所以很小，有許多原因。現舉其主要者於下。
寫作自由與其他自由一樣，在最初提出來的時候最令國家害怕；從來沒有聽到別人在自己麵前討論國家大事的人民，完全相信第一個出現的法院。在英裔美國人中間，從建立殖民地之初就享有寫作自由了。但是，盡管報刊能對人的激情發生強大的火上加油作用，但它不能全靠自己創造激情。大家知道，在美國，政治生活是活躍、多變、甚至動蕩的，但很少被狂暴的激情所打亂。當物質利益發生衝突而不能妥協時，也很少掀起狂暴的激情，何況在美國這種利益是容易得到滿足的。為了判明英裔美國人和我們法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的差別，隻看一下兩國的報刊就可以了。在法國，報刊上登載商業廣告的版麵非常有限，甚至商業新聞也不怎麽多。
一份報紙的版麵，大部分討論政治問題。在美國，你看一份大報時，立刻看到有四分之三版麵全是廣告，其餘的部分經常是政治新聞或短小的趣聞軼事。翻來翻去之後，才能在人們不注意的角落，看到我們法國報刊每天為讀者登載的熱烈討論的題材，但也字數不多。
任何力量，越集中使用於一個方向，其效果越大。這是一條已由實驗向觀察者證明的一般自然規律，而一些微不足道的暴君，也其他們的比實驗還要可靠的本能，一直感到這個規律在起作用。
在法國，報刊兼有兩種不同的集中。
首先，報刊將自己的所有力量都集中於一個地點；其次，可以說是集中於幾個人之手，因為它的機構為數很少。
在一個人人多疑的國家如此建立起來的權力，其影響當然是接近無限的。它是政府的敵人，政府可以與它建立或長或短的休戰協定，但與它長期共處是不容易的。
我方才講的兩種集中，沒有一個存在於美國。
美國沒有大城市。在那裏，人力和物力分散於廣大國土的各處，人類智慧之光不是從一個共同的中心向四外散射，而是在各地交互映輝。美國人在任何方麵都不規定思想的總方針和工作的總方針。
這一切都來因於不依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地方環境，但法律在這方麵也起了作用。
在美國，既不向印刷業發放執照，又不要求報刊進行注冊，更不知保證金為何物。
因此，創辦報刊既簡單又容易，隻要有少量的訂戶，就足以應付報刊的開銷，所以美國定期期刊和半定期期刊的樣數多得令人難以置信。一些很有教養的美國人，都把報刊影響力之小歸咎於出版力量的這種過度分散。因此，美國政治學有一項原理：衝淡報刊影響的唯一辦法，是增加報刊的樣數。我真不明白，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真理，為什麽還未在我們法國推廣。因此，我不難理解，那些想借助報刊進行革命的人，為什麽要使報刊隻有幾個強大機構。但是，現存秩序的官方維護者和現行法律的天然支持者，為什麽相信把報刊集中起來能減弱報刊的影響力，這我就不知其所以然了。我覺得，歐洲各國政府好象在用中世紀騎士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付報刊。它們從自己的經驗得知，集中是強有力的武器；而它們把武器供給自己的敵人，無疑是為了在抗擊敵人時獲得更大
的光榮。
在美國，幾乎沒有一個小鎮沒有自己的報紙。在這麽多的鬥士中間，是無法建立秩序和統一行動的。因此，每個人都自樹旗幟，各顯神通。在美國，沒有一切報紙聯合起來支持或反對政府的情形，而且它們在攻擊政府和為政府辯解時，也使用許許多多不同的方法。因此，報紙在美國無法匯成可以衝擊或衝垮牢固的大壩的洪流。報刊力量的這種分散，還產生了另外一些也很明顯的後果：辦報容易，所以人人都能辦報；另一方麵，由於競爭，任何報紙都無望獲得巨大效益，因而使精明強幹的實業家在這類事業麵前卻步。再者，即使辦報是生財之道，但由於報刊的樣數過多，有天才的文人也難於致富。
因此，美國的報人一般都地位不高，教育水平低下，思路不敏。大家知道，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多數決定一切，由多數規定每個人應當遵行的行動守則。這些共同習慣的總合，名曰宗旨。於是，有律師業的宗旨、法院的宗旨等。
在法國，報業的宗旨是用猛烈的、但又高尚和經常是雄辯的方式討論國家大事。有時，沒有經常如此堅持下去，那是說明所有的規律都有它們的例外。美國報人的宗旨，是以粗暴的、毫不做作的、單刀直入的方法刺激他們所反對的人的感情，不以道理悔人，甚至攻擊人家的私人生活，揭露他們的弱點和毛病。
應當對這樣濫用思想自由的做法表示惋惜。以後，我還有機會來談報紙對美國人民的愛好和道德都發生了什麽影響，而我現在的題目是專談政界，所以對這種影響隻能附帶說一下。不能否認，對出版界采取這種放任作法的政治效果，曾間接地促進了公共安寧的維持。因此，已在同胞們的思想裏占有地位的人不敢在報紙發表文章，以免失去他們為了自己利益而去鼓動大眾激情的最強有力武器。由此可見，報上發表的個人觀點，可以說在讀者的眼裏經常是無足輕重的。讀者想從報紙看到的，是關於事實的報道。隻有報道改變或歪曲事實，撰稿人的觀點才能產生某種影響。
雖然報紙所能做到的隻有這些，但它在美國仍是一個有強大影響的權力。它使政治生活傳播於這個遼闊國家的各地。
它經常瞪著眼睛不斷地觀察政治的秘密動力，把搞政治活動的人依次推上輿論的法庭。它把人們的注意力集結到某種主義或學說的周圍，並為政黨樹立旗幟。它使那些彼此對話、但未見麵的政黨能夠聽到對方的聲音，從而得以不斷接觸。當大量的報紙在同一道路上前進時，它們的影響久而久之就變得幾乎是不可抗拒的，而始終被另一個方麵控製的輿論，最後也將在它們的打擊下屈服。
在美國，每一家報紙都各有一點權力，但期刊的權力比報紙的要大，僅次於最有權威的人民。（A）
在美國出版自由的環境下形成的見解經常比在其他地方受檢查製度影響形成的見解更堅定.
在美國，民主製度永遠不斷地在推出新人去管理國家事務，所以政府的施政難得一貫和按部就班。但是，該國政府的總方向卻比其他大多數國家穩定，而支配社會的主要輿論也比其他國家持久。當一個思想占領了人們的頭腦後，不管它是否合理，就再也沒有比從頭腦裏把它趕走更難的了。
同樣的事實也見於歐洲的英國，這個國家在過去一百多年中，曾有過比任何國家更大的思想自由和更牢不可破的偏見。
我把這個現象歸因於乍一看來好象是本應阻止這個現象產生的事實，即歸因於出版自由。實行這種自由的國家，高傲和自信對見解的影響程度完全相等。他們所以喜歡一種見解，是因為這一見解在他們看來是正確的和由他們自己選定的。他們所以支持一種見解，不僅是因為它是真實的，而且是因為它是屬於自己的。
還有幾個別的原因。
一位偉人說過：無知處於知的兩端。如果說自信處於兩端，而懷疑居於中間，也許更為正確。實際上，可以認為人類的智力發展有三個總是前後銜接的不同階段。
一個人之所以對某事堅信不疑，是因為他沒有深入調查就接受了它。當出現異議時，他就會產生懷疑。最終，他往往能夠克服這一切懷疑，從而又開始相信。這一次，他不是隨隨便便和馬馬虎虎地去認識真理，而是切切實實地去考察真理，並緊跟著真理之光前進。
當出版自由發現人們處於智力發展的第一階段時，它還得在一段很長的期間內對他們的不經深思熟慮就堅信不疑的習慣聽之任之，隻能逐漸地改變他們輕信的對象。因此，在智力的整個發展過程中，人類的理性隻能一次認識一點地向前發展，但被認識的那一點也在不斷改變。這正是爆發革命的時期。於是，最先突然接受出版自由的那一代人，
就要吃點苦頭！
不久以後，一批新的思想又接踵而來。人們有了經驗，在懷疑和普遍不信任中摸索。
可以認為，大多數人都總是停留在下述兩個階段之一：不是信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不能確知該信什麽。
至於來自真知和衝破懷疑的幹擾的深思熟慮的自信，以及對這種自信的主宰，那隻有很少人有能力達到這個階段。
但也有人曾經指出，在宗教狂熱鼎沸的時代，人們有時改變他們的信仰，而在人們普遍懷疑的時代，人人卻死守自己的信條不放。這種情形也見於出版自由風行時候的政治。在互相質疑和輪番角逐的一切社會理論中，如有一個被人采納並加以保護，那也不是因為人們相信它是好的，而是因為人們不相信會有比它再好的。
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不會輕易地為自己的見解賣命，但也不會輕易地改變自己的見解。同時，殉道者和變節者亦都同樣少見。
再為這個理由補充一個更為強而有力的理由：當人們懷疑某種見解時，最終總是要聯係自己的本能和物質利益，因為本能和物質利益比見解更容易看到，更容易感覺到，更能持久。
究竟是民主製度的治理好，還是貴族製度的治理好，這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民主製度要使一些人感到不快，而貴族製度則將壓迫另一些人。
你富了，我就窮了——這是一個自行成立和不需討論的真理。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