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當今文化焦慮問題
朱厚澤: 廣義的說，凡地球上的非自然存在，以及打上人類印記的自然存在，都可以叫做文化。從社會存在的意義上說，文化就是曆史演進過程的積澱及其軌跡。
在西方許多國家，文化和文明在詞義上是相通的。在中國的漢語中，往往把一定的文化類型，把凝固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並存續一段曆史時期的文化，稱為文明，不僅涵蓋一定文化的特征，還涵蓋一定文化發展的程度。為區分文明的物質和精神的屬性，或為強調它的政治和製度的層麵，又區分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製度文明等等。
文明差異和文化交流
為說明這個問題，我想稍微離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具體的曆史，一般性地考察文明發展進程的全球態勢。
無疑，各種文明總是在一定人群、一定的地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總是以一定的自然環境為背景，又以一定的人群作載體。因此，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種種文明，勢必存在著文化的差異，存在著各自的特點和風貌。但是，在一個橫斷麵上對它們進行的觀察，又無法比較出它們的高低優劣。比如各個民族的文學藝術，你怎麽比啊？因為習俗和審美的不同，這個民族喜歡這個，另一個民族喜歡那個。
然而，由於資源（自然的，人文的）聚集不平衡的絕對性，在人類曆史發展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文明的發展又是不平衡的。既有相對走在前頭的，也有相對發展靠後的；既有處於中心區域的，也有處於邊陲的。文明發展程度不一，就會產生“文明的落差”。這與流水的落差一樣，必然會從高端向低端流動，從中心向周邊擴散。或周邊地帶也會被中心地區吸引，主動去學習和接受高端文化，以提升自己。
中國曆史上曾是東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派“遣唐使”學習唐朝文化，是吸納高端文明的例證；而聞名世界的“絲綢之路”，則深深刻錄了這種文明流淌和擴散的軌跡。
當然，文化交流現象還不僅僅由於“文明落差”引起的。相對先進的民族向相對落後的民族吸收文化營養，以豐富自己文化內涵的現象，也是屢見不鮮的。中國中原地區自漢至唐，從西域各民族那裏不僅學習了佛法，而且學習了許多種植技術——如西瓜、核桃、棉花等等，還學習了音樂、舞蹈、雜技、繪畫等許多文化藝術。而《西遊記》描寫唐僧取經，玄奘最後回到長安，關起門來譯經，是因為發現了和我們不同的印度文化，覺得它很值得我們去了解、去吸取。這種不同文化相互流動、相互影響、取長補短的曆史現象，也是不可忽視的。
總之，文化的交流、擴散、轉移、相互接納、互補、融合，是人類文明發展不可遏製的曆史主流。不同的地域、環境和人群孕育出不同的文明，決定了文明的多樣性；而文明的差異，特別是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聚集的不平衡，又決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在人類文明發展到資本主義出現的時代，因文明落差而引起的文化交流，就是所謂全球化的過程。什麽是全球化？定義很多。我認為全球化就是指當今世界人類的活動已經或正在急速地、大規模地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界限，從經濟、文化、政治、社會的各個方麵，日益密切的互相交往、互相聯係、互相求索、互相利用、互相滿足、互相融合、互相製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難解的一種全球性的發展趨勢、運行狀態和演化過程。
中國近代和現代麵臨西方文明的兩次大規模進入，反映出不同的時代特點。第一次是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正值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西方文明東來，是以貪婪的經濟侵略（傾銷工業產品和掠奪原料）為主導，以血腥的軍事侵略為手段，它給中國帶來西方文明的同時，也給幾代中國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災難和屈辱的感受。第二次是20世紀下半葉，革命與戰爭時代逐漸為和平與發展時代所代替，西方文明東邊來，是帶著高新科學技術、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政治的偉力，中國人民從全球化的進程中，感受到嚴重的挑戰並爭得新的發展機遇。
在近代和現代兩次外來文明大規模進入中，我們民族在應對上，似乎反複地表現出兩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是器物層麵的東西比較容易認識，容易接受，在清末是“堅船利炮”，在1950年代是“兩彈一星”。但是對於器物後的製度層麵、文化層麵的東西，則不容易看清楚，不容易接受。在洋務運動開展若幹年後，我們被曆史上曾是中國文明的學生——日本打敗後，才認識到進行製度改革的必要性。至於從製度改革的層麵進入到文化改革的層麵，出現像魯迅、胡適那一代人，則更晚了。新中國成立以後，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抓緊“兩彈一星”和重工業的建設，看來也是必然的，事後看來，雖然有值得討論之處，但難於非議。不過，後來的實踐證明，如果沒有製度層麵上的改革和創新，吸納人類文明的新成果，提升我國文明的層次是有一定困難的。
第二是我國麵臨外來強勢文明進入的時候，正是國難當頭或危機四伏的時候。因此，在器物層麵接受外來文明時，采取了國家主義的形式：用國家壟斷資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員操辦；以國有製為形式，搞“國家工業化”。對民間力量限製、削弱，甚至企圖把它消滅。經過多年的實踐證明，沒有民間力量的活躍，沒有社會的生機和活力，要想持續發展是不可能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的改革決策，正是對我們近代現代曆史痛苦教訓反思的結果。
前兩年，在我們討論全球化問題的時候，有人講：“全球化”不就是往北美那個國家那裏“化”嗎？不是把全世界都“化”成它那個樣子嗎？國外、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也有這種論調。2008年，在廣州我對提出這個問題的同誌說：你說當今全球化表現為“美國化”，這也不是沒有一點根據。從高新科技到“好萊塢”、“可口可樂”、“麥當勞”，都是從美國來的。但我們不能不問：為什麽20世紀的全球化突出表現為“美國化”呢？要先回答而且從曆史的角度考察，還應該先問一問：為什麽18世紀、19世紀的全球交往，主要表現為 “英國化”呢？還要問一問：為什麽在八、九、十世紀的時候的國際文明交流中，東方表現為“中國化”，或者叫“漢化”、“唐化”呢？
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正是我前麵說的，在不同時期，文明有中心和邊陲，有高端和低端。處於低端和邊陲的國家、地區，總是希望從高端拿到新的文明成果來豐富自己、提升自己，來充實和發展自己。而居於高端和中心的國家及地區總有一種向四周擴散的趨勢。
在文明擴散和轉移的過程中，有二重性。一方麵是處於高端的先進的文明向低端和邊沿擴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一方麵，在傳播過程中會伴隨著磨擦和衝突。
為什麽會有磨擦和衝突呢？
第一，高端文明是從處於高端的那個民族和國家中孕育出來的，必然帶有那個民族和國家的特點，這就有個價值判斷問題，即是與非，美與醜的判斷。價值判斷的標準不同，在交流和傳播中就會與接受地的文化產生磨擦。
第二，從一定民族國家中孕育出來的文明，它在向外擴散、傳播過程中，必然會帶有那個民族和國家的利益，這就會與其他的民族和國家發生利益上的碰撞。此外，高端文化向外擴散過程中，也不是很純潔的文化，難免泥沙俱下，鴉片隨同英國商品進來了。因此，高端文明擴散的過程，不要幻想是牧歌般的，不是演奏著圓舞曲、邁著輕鬆舞步的過程。磨擦、碰撞有時會爆發為戰爭，強勢的文明對弱勢的文明采取征服的辦法，甚至是滅絕的辦法。一旦高端文化和落後文化發生衝突，吃虧的往往是後者。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我們誠心向西方學習，結果卻是“先生打學生”。
既然文化傳播過程有二重性，那麽，對於二重性的事情就應該采取二重性方針。第一，判斷清楚，那是先進的文明，我們就要把它拿來，學到手，拿過來為我所用，豐富自己，發展自己。第二，對於傳播中的文化磨擦，對於傳播中的利益衝撞，就應該用國際間共同遵守的國際規章通過談判、對話、協商，用訂立契約的辦法，訂立雙邊或多邊協議、條約的辦法，來界定相互之間的利益。以求得在“雙贏”的條件下實現文明的吸收和交流。如果不能做到“雙贏”，也要做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下來實現這樣一個過程，力爭降低震蕩，減少磨擦，避免衝突。
由此，我想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所創立的特區思想以及開放14個沿海城市的決策。什麽是開發區？一般解釋是：開發區是一塊地，有幾平方公裏，裏麵有很好的設施和密集的企業，實行一些優惠的政策。這是從空間上的理解。如果從人類文明的傳播、轉移、吸納、擴散的角度來看，是否可以這樣來理解：開發區是為遠渡重洋來到的一種新的文明提供的一個停泊的港灣，一個登陸的碼頭，是為一種新的文明的種子提供發芽的苗床，為新的文明的幼苗、植株提供生根、定植、壯大的園圃；為新的文明、新的生命的那個“蛋”，提供孵化的舒適、溫暖的“窩”，讓它能破殼而出，茁壯成長。如果可以這樣理解沿海開放，我們就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們在當代全球人類文明擴散、轉移、吸納中，做出的一種現實的政治選擇，一個製度安排。一種減少文明傳播中的磨擦、衝突的政治選擇和製度安排。
關於現代文化焦慮
當前說的文化焦慮顯然是指精神方麵、心理方麵的。焦慮是對心情、對精神狀態的形容。文化焦慮是一種社會心理狀態。
文化焦慮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是近代的事。
在農耕文明時代，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文化焦慮。那時也有焦慮，杜甫就有焦慮，但杜甫焦慮不是文化，他是焦慮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他對社會不公感到焦慮，看見貧困而焦慮，看見戰爭帶來的災難而焦慮。我們民族號稱有5000年的曆史。在河姆渡發現了7000年前的人工培植的稻子，說明這時已經進入了農耕文明。古人雲：“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說明農耕社會是人類從野蠻進入文明的標誌。因為在建立農耕文明之前，人跟野生動物沒有多大區別，生活資源直接取之於自然，有魚就打魚吃，有果子就摘果子吃，沒有就搬家，哪裏有哪裏去。隻有農耕文明的確立，才使得人類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在一個相對可以預期的時段裏，取得自己的食物作為生存保障。這樣，人就和其它動物開始明顯地區別開了。
要建立農耕文明，要種農作物，就得知道寒熱暑濕、風霜雨雪、陰晴圓缺、春夏秋冬，這就迫使人從這裏進入對自然的了解，逐漸產生了天文和曆法。我們中華大地在農耕文明延續的幾千年中，從秦始皇以後就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專製國家。下邊是農戶，有鄉紳，然後有一層一層的政權，一直到最上邊的皇帝。在自然觀上比較尊重自然，對自然有敬畏之心。在社會觀上，有家庭、家族的一套行為規範。總體上講，那個時候的思想、理念、價值觀、社會觀、自然觀跟農耕文明是適應的，不存在現在說的文化焦慮。
現代文化焦慮是怎麽來的呢？
說得確切一點，是“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焦慮”。
問題就出在現代化上。而我們這個民族在現代化的問題上是掉了隊的，就是比歐洲的現代化進程差了好大一截。當歐洲文化進入中國，和中國傳統文化一接觸，就產生了磨擦，引起了震蕩，進而發生了衝突。磨擦、震蕩、衝突反映到心理上就是焦慮。
前幾年有一本書名為《中國可以說“不”》，就反映了文化焦慮的心理。
其實，自從現代化敲擊中國的大門的開始，中國一直都在說“不”，一直有文化焦慮。乾隆年間，英使馬嘎爾尼來訪。因為下跪的問題有過一番交涉，最後得到解決，乾隆皇帝接見了他。他提出的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比如：馬嘎爾尼要求派專使長期駐紮北京，要給他們提供港口，要有固定的稅率。乾隆皇帝說“不”，馬嘎爾尼失望而去。20年後，英國又派人來，但是皇帝不見，還是說“不”。又過了二十幾年，1840年，戰爭就打起來了。現在的共產黨也是說“不”的，把西方那一套弄過來了還行？絕對不搞西方那一套！
有人為當代“全球化”表現為“美國化”而焦慮。對唐宋時代的“唐化”、“漢化”，為什麽沒有人焦慮？那時很安逸嘛，為什麽近代以來就不安逸了？1840年前後賣鴉片的進來了，打起來了，你跑我家門口來了，我就不高興了。當時我們也搞不清楚外國人為什麽要跑這麽遠來跟我們建立聯係。最近幾年大概有點感覺了，你發展了這麽大個經濟體，你怎麽可能不到全球去尋求資源和市場呢？我們也跑到非洲挖礦去了，采油去了，那裏也出現了殺中國人的事情了嘛；我們的商品也行銷海外了，貿易磨擦也多起來了。麵對新的情況，我們外交部也開始認識到了。
文化焦慮跟現代化進程中的文明傳播有關係。焦慮之後會產生危機感、緊迫感是積極的反應；焦慮以後也會產生急躁，還會產生一些極端主義的反應。如果沒有東西文明的交流、碰撞、磨擦，就沒有現代的文化和文化焦慮問題。進入了近代，西方商業文明發展起來，它的力量向外擴張。西方文明進來，和東方文明相遇。以工商文明作為內容的西方文明跟我們的傳統農耕文明發生了磨擦和碰撞，文化焦慮就開始了，而且是越來越焦慮了，一直焦慮到五四運動。進入近代，從器物層麵、製度層麵一步一步到文化層麵，在這一係列的方麵艱難地在探索和適應。器物層麵上的東西比較容易接受，洋槍洋炮洋船，先買嘛。後來就覺得製度不行，就進行製度改革，製度改革以後就引起了文化觀念上的碰撞。現代意義上的文化焦慮，首先從少數先進人物普及到了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官員以及廣大的群眾當中。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在這樣一種焦慮中出現的，就是在這樣一個焦慮中奮起的，就是在這樣一個探索中走到前邊的。
從更大的曆史視野來看，我們正在從三個大的方麵跨越文明峽穀：
第一，全球化、知識化、民主化形成了衝擊世界的三大潮流。這是當代全球主流趨勢，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東西，概莫能外。三大潮流其能夠形成全球大趨勢，它的動因、形成的條件，又可以簡單概括為三個“化”：第一是科學技術方麵的信息化，它是以數字化、網絡化和逐步邁向智能化為特征的；第二是經濟製度方麵的市場化，它是與社會化、民營化（西方叫私有化）和經濟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精神文化方麵的多元化，它是以人為本，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開放、共容、和諧、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二，三大經濟結構轉型。傳統的農業經濟，近代的工業經濟，當代已經和正在到來的知識經濟。以三種不同的經濟結構為基礎，相應的形成了三種不同的社會結構，發育成長出三種很不相同的文明。即：傳統農業社會和農耕文明，近代工業社會和工業文明（有的直接稱之為機器文明），現代知識社會和智能文明（有的稱之為信息社會和信息文明）。
三，兩大文明轉型。一是從傳統農業經濟、農業社會、農耕文明，向近代工業經濟、工業社會、工業文明轉型。這個轉型在發達國家經曆了二、三百年才完成。二是從近代工業經濟、工業社會、工業文明，向已經和正在到來的知識經濟、知識社會、智能文明轉型。這個轉型首先從北美這個最發達、最成熟的工業社會中表現出來，1956年美國白領工人超過藍領工人的數量，是這一社會文明轉型的標誌。
中國正是在這個宏大的背景下還進行著一係列深刻的製度性、結構性轉變。這指的是：共和國成立後，在全國規模上推進我國從傳統農業經濟社會向近代工業經濟社會轉換中，選擇了這樣的方式：國家壟斷資源，政府集中控製，官員直接操辦，以國有製為形式，以行政指令為方法。“國有化”把一切財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級官員手中，把十億人都變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鍋飯”的無產者。整個國家變成為一部“大機器”，各個地方、企業、單位、個人就是“大機器”上的一個部件，一個螺絲釘。城鄉被嚴格分隔，個人屬單位所有，社會被國家吞沒……。這種方式限製和取消了市場製度，限製和消滅了私營民營經濟，壓製了民間社會力量。經過30年的實踐，證明這種選擇對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極其不利。因此，我們又正處在從行政指令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從單一國有經濟向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轉變，從城鄉分割、固化農村向全麵城市化、城鄉一體化轉變……等等，這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使長期僵化固化的社會結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流動開始了。但這個變化還受到原有文化的束縛，步履維艱。
外部的三大潮流衝擊，內部的三種經濟並存，曆史性的兩大社會文明轉型同時到來，全局性的深層組織製度變革和結構變遷與創新相互疊加。……這一切，在世紀之交的時刻，在東亞這塊土地上，匯合、重疊、聚集到一起來了。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各種地區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擾，都在同一時空裏聚焦到一起來了，複雜而多樣，深刻而尖銳，持續不斷而變化多端，融合滲透，難解難分。
當前的文化焦慮，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因為幾種不同的文明壓縮疊加在一起，我們負擔非常重，心情特別的焦慮。焦慮當中容易出現一些極端主義的思潮，對這些極端主義的思潮要看到它出現的不可避免，但是要防止引起一些不理智的選擇。在這樣困難重重的選擇過程中，應當保持一點理性的思考，減少一點非理性的衝動。
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這般，從時、空雙向——曆史的和全球的——更加展開來觀察與思考，就不難發現，它是與人類文明演化中，中國近代發展與世界曆史進程在時段上明顯地滯後，在路徑選擇上之偏離主流，從而形成的時、空雙向的深層間距和強烈反差有關。這是曆史的與現實的、地區的與全球的、經濟的與政治的、製度的與文化的、利益的與價值的、理性的與感情的，……多維空間中的多重差距與對立。
中國今後的發展進程能否比較順利、較少折騰，在相當程度上，也正是決定於能否正確對待和恰當處理三大衝擊、三種經濟、兩大轉型和一係列製度性、結構性轉變相疊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麵、複雜情況和深層矛盾。
跨越文明的峽穀，這也許就是當今中華民族艱難之所在。但同時，它也是當代和未來幾代人創造民族偉業的、極其難得的曆史機遇。
在曲折中艱難探索
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運動，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一步一步往前深入，但是每一步都遇到了困難，幾代人為此在文化問題上作了反複的研究和艱難的判斷。
前些年我和幾位80多90歲的老同誌聊這個問題：怎麽會從五四運動的德先生、賽先生（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表征），最後走上了蘇聯的道路？這是怎麽回事？是怎麽走過來的？
我們當時提出這樣的觀點：20世紀初，當我們正在進行探索的時候、正在尋找道路的時候，西方經過文藝複興、工業革命而建立起來的製度，其內部便蘊含著許多矛盾和危機。生產過剩，經濟震蕩，金錢成為衡量一切的尺度，階級矛盾尖銳等。這些矛盾導致兩次經濟大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麵對嚴重的社會問題，全球有識之士都在思考：西方工商文明所建立的製度究竟怎樣？站得住還是站不住？為了走出危機，20世紀出現了四大思潮及其社會實踐：
第一是法西斯主義。在經濟上對大股份公司實行國有化，實行高度集中的、國家壟斷的統治經濟；希特勒為了實現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理想，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營的恐怖手段鎮壓反對者；反對民主，扼殺人權。法西斯的實踐給人類帶來了災難，已經被人們唾棄。
第二是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它的主要特征是：放棄暴力革命，實行和平過渡；實行民主政治，反對專製主義；靠市場力量配置資源，國家對經濟實行調控，不實行國家所有製；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計劃。
第三是資本主義自身的完善。資本主義製度實際是組織社會生活的一種製度體係。這種製度體係是經過人類幾百年的探索、實踐和試錯中逐漸演變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變的。在20世紀，比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戰”前夕英國的勞合•喬治的社會政策，和1935年美國的羅斯福新政。這些變革無疑是吸收了社會主義的一些內容。
第四是以前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二戰以後，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製度在十幾個國家掌握了政權。由於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和經濟體製，能夠動員全社會的財富，因而使一些落後國家迅速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但是，從上世紀60年代以後，這種社會主義製度，越來越顯現出它的不足。由於經濟壟斷、政治壟斷、思想壟斷，內部危機日益深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
如果畫一個坐標來描繪這四大思潮及其實踐的話，那麽，共產主義運動大體上類似一條拋物線，20世紀初十月革命後升起又慢慢下來，最後到這個世紀末，以東歐的劇變和蘇聯的解體作標誌。希特勒就像一個尖脈衝，急劇升起又急劇掉下來。北歐社會民主黨類似一個平緩的漸進線，它也有波折，但是比較平緩。突出的是在上世紀70年代社會黨總結自己的經驗和教訓慢慢走向了核心，歐洲很多國家的社會黨比較長時間執政，或者單獨執政，或者聯合執政。而處於這個危機中的美國又是原來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他經曆降低曲線幾乎破產的時期，在羅斯福新政的帶領下經過二戰，借助新的技術革命逐步上升，進入了持續的發展。
這四大思潮不是學者在書齋裏麵的思考，而都是有大量的人群跟隨，都建立有政黨，形成一定的國家製度，我們的選擇應是在這麽一個大背景下進行的。
蘇聯的道路曾經在全世界引起過巨大的反響。在上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大危機的時候蘇聯搞工業化很有成就。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思潮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些西方知識分子也崇尚這種社會主義。在20世紀的幾大實踐的背景下，孫中山先向西方學習，後來又向蘇聯學習。麵對20世紀的多種探索，經過各種文化的交流、磨擦和碰撞，在各種複雜的曆史條件下，在錯綜複雜的政治力量的交叉作用下，我們終於走上了這麽一條路：兩千年皇權政治的傳統，蘇聯的政治經濟製度，兩種東西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毛主席說的“馬克思加秦始皇”。
不同文明在交流、磨擦、碰撞中，選擇自己的出路，當然有自己的立足點。如果沒有自己的立足點，就沒有辦法形成自己的凝聚力。所以，民族國家依然是當今國際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基本單位。但同時要看到，不同文化在交流、磨擦和碰撞中，逐漸形成人類共同的價值觀。超越民族國家的趨勢也在發展，具體的例子就是歐盟。曆史上戰亂不休的歐洲國家終於走到一起來了，形成了一個共同體。
如何在和平共處、平等互利的條件下，尋求人類共同的價值觀，找到既有差別、各具特色又共通的前進道路，這恐怕是我們思考文化問題不能回避的問題。
前麵說的20世紀四大思潮，是我上世紀90年代的看法，後來我思考，實際上有六大思潮。另外兩個思潮是指在民族獨立運動中的兩種路線選擇：暴力革命的路子與和平漸進的路子。比較研究民族獨立運動兩個路子會給人以啟發。關於和平漸進的路子，早一點的是印度甘地為代表，晚一點的是以南非曼德拉為代表（嚴格說來，這是曼德拉出獄以後的路子，他早期也是主張暴力的）。
在1980年代，小平同誌會見非洲的一位領導人時就跟他講，你不要去搞什麽社會主義。我覺得這句話有著十分深刻的曆史背景。二戰以後有一個民族獨立的浪潮。這個浪潮大體上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就是武裝鬥爭、暴力革命，趕走殖民者，包括農場主，最終建立民族國家；另外一類突出的代表就是南非的曼德拉，他沒有搞武裝鬥爭、暴力革命，而是采取和平的、漸進的辦法。現在南非經濟社會都比較平穩，發展也比較好。第一類國家不是全不好，但的確有相當一批陷入到部落民族的糾紛裏邊，打了幾十年，現在還沒完沒了。通過武裝鬥爭把殖民者趕走的同時，還清除了殖民者帶來的文化。因此這些地方出現了文化的斷層。這些經驗告訴我們，殖民主義也有多重性，起碼有二重性。它既是對這個國家民族主權的侵犯，經濟利益的剝奪，又帶來了一種不同於你這個國家的文化。如果在趕走殖民者的時候，把它帶來的文化也消滅了，就是連洗澡水帶娃娃一起潑掉了。一個國家的道路怎樣選擇，恐怕要有多重考慮，不要單一化。特別是在文化麵前，更應當保持一點冷靜，保持一點思考，減少一點非理性的衝動，防止一些不理智的選擇。極端主義往往會有不良的後果。
從這裏引出一個相關的問題：一個執政黨，一個政府，怎樣管理文化？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時候，講了文化問題的三個“寬”：對不同意見寬容一點；對不同意見的同誌寬厚一點；把文化環境搞得寬鬆一點。文化思想上不要強求一律，不要搞思想文化一元化。我想到費孝通，費老，他80大壽的時候說過的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老這幾句話說得很深刻。
朱厚澤: 廣義的說，凡地球上的非自然存在，以及打上人類印記的自然存在，都可以叫做文化。從社會存在的意義上說，文化就是曆史演進過程的積澱及其軌跡。
在西方許多國家，文化和文明在詞義上是相通的。在中國的漢語中，往往把一定的文化類型，把凝固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並存續一段曆史時期的文化，稱為文明，不僅涵蓋一定文化的特征，還涵蓋一定文化發展的程度。為區分文明的物質和精神的屬性，或為強調它的政治和製度的層麵，又區分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製度文明等等。
文明差異和文化交流
為說明這個問題，我想稍微離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具體的曆史，一般性地考察文明發展進程的全球態勢。
無疑，各種文明總是在一定人群、一定的地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總是以一定的自然環境為背景，又以一定的人群作載體。因此，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種種文明，勢必存在著文化的差異，存在著各自的特點和風貌。但是，在一個橫斷麵上對它們進行的觀察，又無法比較出它們的高低優劣。比如各個民族的文學藝術，你怎麽比啊？因為習俗和審美的不同，這個民族喜歡這個，另一個民族喜歡那個。
然而，由於資源（自然的，人文的）聚集不平衡的絕對性，在人類曆史發展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文明的發展又是不平衡的。既有相對走在前頭的，也有相對發展靠後的；既有處於中心區域的，也有處於邊陲的。文明發展程度不一，就會產生“文明的落差”。這與流水的落差一樣，必然會從高端向低端流動，從中心向周邊擴散。或周邊地帶也會被中心地區吸引，主動去學習和接受高端文化，以提升自己。
中國曆史上曾是東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派“遣唐使”學習唐朝文化，是吸納高端文明的例證；而聞名世界的“絲綢之路”，則深深刻錄了這種文明流淌和擴散的軌跡。
當然，文化交流現象還不僅僅由於“文明落差”引起的。相對先進的民族向相對落後的民族吸收文化營養，以豐富自己文化內涵的現象，也是屢見不鮮的。中國中原地區自漢至唐，從西域各民族那裏不僅學習了佛法，而且學習了許多種植技術——如西瓜、核桃、棉花等等，還學習了音樂、舞蹈、雜技、繪畫等許多文化藝術。而《西遊記》描寫唐僧取經，玄奘最後回到長安，關起門來譯經，是因為發現了和我們不同的印度文化，覺得它很值得我們去了解、去吸取。這種不同文化相互流動、相互影響、取長補短的曆史現象，也是不可忽視的。
總之，文化的交流、擴散、轉移、相互接納、互補、融合，是人類文明發展不可遏製的曆史主流。不同的地域、環境和人群孕育出不同的文明，決定了文明的多樣性；而文明的差異，特別是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聚集的不平衡，又決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在人類文明發展到資本主義出現的時代，因文明落差而引起的文化交流，就是所謂全球化的過程。什麽是全球化？定義很多。我認為全球化就是指當今世界人類的活動已經或正在急速地、大規模地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界限，從經濟、文化、政治、社會的各個方麵，日益密切的互相交往、互相聯係、互相求索、互相利用、互相滿足、互相融合、互相製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難解的一種全球性的發展趨勢、運行狀態和演化過程。
中國近代和現代麵臨西方文明的兩次大規模進入，反映出不同的時代特點。第一次是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正值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西方文明東來，是以貪婪的經濟侵略（傾銷工業產品和掠奪原料）為主導，以血腥的軍事侵略為手段，它給中國帶來西方文明的同時，也給幾代中國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災難和屈辱的感受。第二次是20世紀下半葉，革命與戰爭時代逐漸為和平與發展時代所代替，西方文明東邊來，是帶著高新科學技術、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政治的偉力，中國人民從全球化的進程中，感受到嚴重的挑戰並爭得新的發展機遇。
在近代和現代兩次外來文明大規模進入中，我們民族在應對上，似乎反複地表現出兩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是器物層麵的東西比較容易認識，容易接受，在清末是“堅船利炮”，在1950年代是“兩彈一星”。但是對於器物後的製度層麵、文化層麵的東西，則不容易看清楚，不容易接受。在洋務運動開展若幹年後，我們被曆史上曾是中國文明的學生——日本打敗後，才認識到進行製度改革的必要性。至於從製度改革的層麵進入到文化改革的層麵，出現像魯迅、胡適那一代人，則更晚了。新中國成立以後，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抓緊“兩彈一星”和重工業的建設，看來也是必然的，事後看來，雖然有值得討論之處，但難於非議。不過，後來的實踐證明，如果沒有製度層麵上的改革和創新，吸納人類文明的新成果，提升我國文明的層次是有一定困難的。
第二是我國麵臨外來強勢文明進入的時候，正是國難當頭或危機四伏的時候。因此，在器物層麵接受外來文明時，采取了國家主義的形式：用國家壟斷資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員操辦；以國有製為形式，搞“國家工業化”。對民間力量限製、削弱，甚至企圖把它消滅。經過多年的實踐證明，沒有民間力量的活躍，沒有社會的生機和活力，要想持續發展是不可能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的改革決策，正是對我們近代現代曆史痛苦教訓反思的結果。
前兩年，在我們討論全球化問題的時候，有人講：“全球化”不就是往北美那個國家那裏“化”嗎？不是把全世界都“化”成它那個樣子嗎？國外、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也有這種論調。2008年，在廣州我對提出這個問題的同誌說：你說當今全球化表現為“美國化”，這也不是沒有一點根據。從高新科技到“好萊塢”、“可口可樂”、“麥當勞”，都是從美國來的。但我們不能不問：為什麽20世紀的全球化突出表現為“美國化”呢？要先回答而且從曆史的角度考察，還應該先問一問：為什麽18世紀、19世紀的全球交往，主要表現為 “英國化”呢？還要問一問：為什麽在八、九、十世紀的時候的國際文明交流中，東方表現為“中國化”，或者叫“漢化”、“唐化”呢？
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正是我前麵說的，在不同時期，文明有中心和邊陲，有高端和低端。處於低端和邊陲的國家、地區，總是希望從高端拿到新的文明成果來豐富自己、提升自己，來充實和發展自己。而居於高端和中心的國家及地區總有一種向四周擴散的趨勢。
在文明擴散和轉移的過程中，有二重性。一方麵是處於高端的先進的文明向低端和邊沿擴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一方麵，在傳播過程中會伴隨著磨擦和衝突。
為什麽會有磨擦和衝突呢？
第一，高端文明是從處於高端的那個民族和國家中孕育出來的，必然帶有那個民族和國家的特點，這就有個價值判斷問題，即是與非，美與醜的判斷。價值判斷的標準不同，在交流和傳播中就會與接受地的文化產生磨擦。
第二，從一定民族國家中孕育出來的文明，它在向外擴散、傳播過程中，必然會帶有那個民族和國家的利益，這就會與其他的民族和國家發生利益上的碰撞。此外，高端文化向外擴散過程中，也不是很純潔的文化，難免泥沙俱下，鴉片隨同英國商品進來了。因此，高端文明擴散的過程，不要幻想是牧歌般的，不是演奏著圓舞曲、邁著輕鬆舞步的過程。磨擦、碰撞有時會爆發為戰爭，強勢的文明對弱勢的文明采取征服的辦法，甚至是滅絕的辦法。一旦高端文化和落後文化發生衝突，吃虧的往往是後者。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我們誠心向西方學習，結果卻是“先生打學生”。
既然文化傳播過程有二重性，那麽，對於二重性的事情就應該采取二重性方針。第一，判斷清楚，那是先進的文明，我們就要把它拿來，學到手，拿過來為我所用，豐富自己，發展自己。第二，對於傳播中的文化磨擦，對於傳播中的利益衝撞，就應該用國際間共同遵守的國際規章通過談判、對話、協商，用訂立契約的辦法，訂立雙邊或多邊協議、條約的辦法，來界定相互之間的利益。以求得在“雙贏”的條件下實現文明的吸收和交流。如果不能做到“雙贏”，也要做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下來實現這樣一個過程，力爭降低震蕩，減少磨擦，避免衝突。
由此，我想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所創立的特區思想以及開放14個沿海城市的決策。什麽是開發區？一般解釋是：開發區是一塊地，有幾平方公裏，裏麵有很好的設施和密集的企業，實行一些優惠的政策。這是從空間上的理解。如果從人類文明的傳播、轉移、吸納、擴散的角度來看，是否可以這樣來理解：開發區是為遠渡重洋來到的一種新的文明提供的一個停泊的港灣，一個登陸的碼頭，是為一種新的文明的種子提供發芽的苗床，為新的文明的幼苗、植株提供生根、定植、壯大的園圃；為新的文明、新的生命的那個“蛋”，提供孵化的舒適、溫暖的“窩”，讓它能破殼而出，茁壯成長。如果可以這樣理解沿海開放，我們就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們在當代全球人類文明擴散、轉移、吸納中，做出的一種現實的政治選擇，一個製度安排。一種減少文明傳播中的磨擦、衝突的政治選擇和製度安排。
關於現代文化焦慮
當前說的文化焦慮顯然是指精神方麵、心理方麵的。焦慮是對心情、對精神狀態的形容。文化焦慮是一種社會心理狀態。
文化焦慮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是近代的事。
在農耕文明時代，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文化焦慮。那時也有焦慮，杜甫就有焦慮，但杜甫焦慮不是文化，他是焦慮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他對社會不公感到焦慮，看見貧困而焦慮，看見戰爭帶來的災難而焦慮。我們民族號稱有5000年的曆史。在河姆渡發現了7000年前的人工培植的稻子，說明這時已經進入了農耕文明。古人雲：“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說明農耕社會是人類從野蠻進入文明的標誌。因為在建立農耕文明之前，人跟野生動物沒有多大區別，生活資源直接取之於自然，有魚就打魚吃，有果子就摘果子吃，沒有就搬家，哪裏有哪裏去。隻有農耕文明的確立，才使得人類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在一個相對可以預期的時段裏，取得自己的食物作為生存保障。這樣，人就和其它動物開始明顯地區別開了。
要建立農耕文明，要種農作物，就得知道寒熱暑濕、風霜雨雪、陰晴圓缺、春夏秋冬，這就迫使人從這裏進入對自然的了解，逐漸產生了天文和曆法。我們中華大地在農耕文明延續的幾千年中，從秦始皇以後就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專製國家。下邊是農戶，有鄉紳，然後有一層一層的政權，一直到最上邊的皇帝。在自然觀上比較尊重自然，對自然有敬畏之心。在社會觀上，有家庭、家族的一套行為規範。總體上講，那個時候的思想、理念、價值觀、社會觀、自然觀跟農耕文明是適應的，不存在現在說的文化焦慮。
現代文化焦慮是怎麽來的呢？
說得確切一點，是“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焦慮”。
問題就出在現代化上。而我們這個民族在現代化的問題上是掉了隊的，就是比歐洲的現代化進程差了好大一截。當歐洲文化進入中國，和中國傳統文化一接觸，就產生了磨擦，引起了震蕩，進而發生了衝突。磨擦、震蕩、衝突反映到心理上就是焦慮。
前幾年有一本書名為《中國可以說“不”》，就反映了文化焦慮的心理。
其實，自從現代化敲擊中國的大門的開始，中國一直都在說“不”，一直有文化焦慮。乾隆年間，英使馬嘎爾尼來訪。因為下跪的問題有過一番交涉，最後得到解決，乾隆皇帝接見了他。他提出的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比如：馬嘎爾尼要求派專使長期駐紮北京，要給他們提供港口，要有固定的稅率。乾隆皇帝說“不”，馬嘎爾尼失望而去。20年後，英國又派人來，但是皇帝不見，還是說“不”。又過了二十幾年，1840年，戰爭就打起來了。現在的共產黨也是說“不”的，把西方那一套弄過來了還行？絕對不搞西方那一套！
有人為當代“全球化”表現為“美國化”而焦慮。對唐宋時代的“唐化”、“漢化”，為什麽沒有人焦慮？那時很安逸嘛，為什麽近代以來就不安逸了？1840年前後賣鴉片的進來了，打起來了，你跑我家門口來了，我就不高興了。當時我們也搞不清楚外國人為什麽要跑這麽遠來跟我們建立聯係。最近幾年大概有點感覺了，你發展了這麽大個經濟體，你怎麽可能不到全球去尋求資源和市場呢？我們也跑到非洲挖礦去了，采油去了，那裏也出現了殺中國人的事情了嘛；我們的商品也行銷海外了，貿易磨擦也多起來了。麵對新的情況，我們外交部也開始認識到了。
文化焦慮跟現代化進程中的文明傳播有關係。焦慮之後會產生危機感、緊迫感是積極的反應；焦慮以後也會產生急躁，還會產生一些極端主義的反應。如果沒有東西文明的交流、碰撞、磨擦，就沒有現代的文化和文化焦慮問題。進入了近代，西方商業文明發展起來，它的力量向外擴張。西方文明進來，和東方文明相遇。以工商文明作為內容的西方文明跟我們的傳統農耕文明發生了磨擦和碰撞，文化焦慮就開始了，而且是越來越焦慮了，一直焦慮到五四運動。進入近代，從器物層麵、製度層麵一步一步到文化層麵，在這一係列的方麵艱難地在探索和適應。器物層麵上的東西比較容易接受，洋槍洋炮洋船，先買嘛。後來就覺得製度不行，就進行製度改革，製度改革以後就引起了文化觀念上的碰撞。現代意義上的文化焦慮，首先從少數先進人物普及到了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官員以及廣大的群眾當中。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在這樣一種焦慮中出現的，就是在這樣一個焦慮中奮起的，就是在這樣一個探索中走到前邊的。
從更大的曆史視野來看，我們正在從三個大的方麵跨越文明峽穀：
第一，全球化、知識化、民主化形成了衝擊世界的三大潮流。這是當代全球主流趨勢，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東西，概莫能外。三大潮流其能夠形成全球大趨勢，它的動因、形成的條件，又可以簡單概括為三個“化”：第一是科學技術方麵的信息化，它是以數字化、網絡化和逐步邁向智能化為特征的；第二是經濟製度方麵的市場化，它是與社會化、民營化（西方叫私有化）和經濟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精神文化方麵的多元化，它是以人為本，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開放、共容、和諧、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二，三大經濟結構轉型。傳統的農業經濟，近代的工業經濟，當代已經和正在到來的知識經濟。以三種不同的經濟結構為基礎，相應的形成了三種不同的社會結構，發育成長出三種很不相同的文明。即：傳統農業社會和農耕文明，近代工業社會和工業文明（有的直接稱之為機器文明），現代知識社會和智能文明（有的稱之為信息社會和信息文明）。
三，兩大文明轉型。一是從傳統農業經濟、農業社會、農耕文明，向近代工業經濟、工業社會、工業文明轉型。這個轉型在發達國家經曆了二、三百年才完成。二是從近代工業經濟、工業社會、工業文明，向已經和正在到來的知識經濟、知識社會、智能文明轉型。這個轉型首先從北美這個最發達、最成熟的工業社會中表現出來，1956年美國白領工人超過藍領工人的數量，是這一社會文明轉型的標誌。
中國正是在這個宏大的背景下還進行著一係列深刻的製度性、結構性轉變。這指的是：共和國成立後，在全國規模上推進我國從傳統農業經濟社會向近代工業經濟社會轉換中，選擇了這樣的方式：國家壟斷資源，政府集中控製，官員直接操辦，以國有製為形式，以行政指令為方法。“國有化”把一切財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級官員手中，把十億人都變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鍋飯”的無產者。整個國家變成為一部“大機器”，各個地方、企業、單位、個人就是“大機器”上的一個部件，一個螺絲釘。城鄉被嚴格分隔，個人屬單位所有，社會被國家吞沒……。這種方式限製和取消了市場製度，限製和消滅了私營民營經濟，壓製了民間社會力量。經過30年的實踐，證明這種選擇對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極其不利。因此，我們又正處在從行政指令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從單一國有經濟向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轉變，從城鄉分割、固化農村向全麵城市化、城鄉一體化轉變……等等，這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使長期僵化固化的社會結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流動開始了。但這個變化還受到原有文化的束縛，步履維艱。
外部的三大潮流衝擊，內部的三種經濟並存，曆史性的兩大社會文明轉型同時到來，全局性的深層組織製度變革和結構變遷與創新相互疊加。……這一切，在世紀之交的時刻，在東亞這塊土地上，匯合、重疊、聚集到一起來了。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各種地區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擾，都在同一時空裏聚焦到一起來了，複雜而多樣，深刻而尖銳，持續不斷而變化多端，融合滲透，難解難分。
當前的文化焦慮，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因為幾種不同的文明壓縮疊加在一起，我們負擔非常重，心情特別的焦慮。焦慮當中容易出現一些極端主義的思潮，對這些極端主義的思潮要看到它出現的不可避免，但是要防止引起一些不理智的選擇。在這樣困難重重的選擇過程中，應當保持一點理性的思考，減少一點非理性的衝動。
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這般，從時、空雙向——曆史的和全球的——更加展開來觀察與思考，就不難發現，它是與人類文明演化中，中國近代發展與世界曆史進程在時段上明顯地滯後，在路徑選擇上之偏離主流，從而形成的時、空雙向的深層間距和強烈反差有關。這是曆史的與現實的、地區的與全球的、經濟的與政治的、製度的與文化的、利益的與價值的、理性的與感情的，……多維空間中的多重差距與對立。
中國今後的發展進程能否比較順利、較少折騰，在相當程度上，也正是決定於能否正確對待和恰當處理三大衝擊、三種經濟、兩大轉型和一係列製度性、結構性轉變相疊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麵、複雜情況和深層矛盾。
跨越文明的峽穀，這也許就是當今中華民族艱難之所在。但同時，它也是當代和未來幾代人創造民族偉業的、極其難得的曆史機遇。
在曲折中艱難探索
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運動，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一步一步往前深入，但是每一步都遇到了困難，幾代人為此在文化問題上作了反複的研究和艱難的判斷。
前些年我和幾位80多90歲的老同誌聊這個問題：怎麽會從五四運動的德先生、賽先生（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表征），最後走上了蘇聯的道路？這是怎麽回事？是怎麽走過來的？
我們當時提出這樣的觀點：20世紀初，當我們正在進行探索的時候、正在尋找道路的時候，西方經過文藝複興、工業革命而建立起來的製度，其內部便蘊含著許多矛盾和危機。生產過剩，經濟震蕩，金錢成為衡量一切的尺度，階級矛盾尖銳等。這些矛盾導致兩次經濟大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麵對嚴重的社會問題，全球有識之士都在思考：西方工商文明所建立的製度究竟怎樣？站得住還是站不住？為了走出危機，20世紀出現了四大思潮及其社會實踐：
第一是法西斯主義。在經濟上對大股份公司實行國有化，實行高度集中的、國家壟斷的統治經濟；希特勒為了實現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理想，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營的恐怖手段鎮壓反對者；反對民主，扼殺人權。法西斯的實踐給人類帶來了災難，已經被人們唾棄。
第二是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它的主要特征是：放棄暴力革命，實行和平過渡；實行民主政治，反對專製主義；靠市場力量配置資源，國家對經濟實行調控，不實行國家所有製；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計劃。
第三是資本主義自身的完善。資本主義製度實際是組織社會生活的一種製度體係。這種製度體係是經過人類幾百年的探索、實踐和試錯中逐漸演變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變的。在20世紀，比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戰”前夕英國的勞合•喬治的社會政策，和1935年美國的羅斯福新政。這些變革無疑是吸收了社會主義的一些內容。
第四是以前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二戰以後，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製度在十幾個國家掌握了政權。由於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和經濟體製，能夠動員全社會的財富，因而使一些落後國家迅速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但是，從上世紀60年代以後，這種社會主義製度，越來越顯現出它的不足。由於經濟壟斷、政治壟斷、思想壟斷，內部危機日益深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
如果畫一個坐標來描繪這四大思潮及其實踐的話，那麽，共產主義運動大體上類似一條拋物線，20世紀初十月革命後升起又慢慢下來，最後到這個世紀末，以東歐的劇變和蘇聯的解體作標誌。希特勒就像一個尖脈衝，急劇升起又急劇掉下來。北歐社會民主黨類似一個平緩的漸進線，它也有波折，但是比較平緩。突出的是在上世紀70年代社會黨總結自己的經驗和教訓慢慢走向了核心，歐洲很多國家的社會黨比較長時間執政，或者單獨執政，或者聯合執政。而處於這個危機中的美國又是原來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他經曆降低曲線幾乎破產的時期，在羅斯福新政的帶領下經過二戰，借助新的技術革命逐步上升，進入了持續的發展。
這四大思潮不是學者在書齋裏麵的思考，而都是有大量的人群跟隨，都建立有政黨，形成一定的國家製度，我們的選擇應是在這麽一個大背景下進行的。
蘇聯的道路曾經在全世界引起過巨大的反響。在上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大危機的時候蘇聯搞工業化很有成就。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思潮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些西方知識分子也崇尚這種社會主義。在20世紀的幾大實踐的背景下，孫中山先向西方學習，後來又向蘇聯學習。麵對20世紀的多種探索，經過各種文化的交流、磨擦和碰撞，在各種複雜的曆史條件下，在錯綜複雜的政治力量的交叉作用下，我們終於走上了這麽一條路：兩千年皇權政治的傳統，蘇聯的政治經濟製度，兩種東西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毛主席說的“馬克思加秦始皇”。
不同文明在交流、磨擦、碰撞中，選擇自己的出路，當然有自己的立足點。如果沒有自己的立足點，就沒有辦法形成自己的凝聚力。所以，民族國家依然是當今國際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基本單位。但同時要看到，不同文化在交流、磨擦和碰撞中，逐漸形成人類共同的價值觀。超越民族國家的趨勢也在發展，具體的例子就是歐盟。曆史上戰亂不休的歐洲國家終於走到一起來了，形成了一個共同體。
如何在和平共處、平等互利的條件下，尋求人類共同的價值觀，找到既有差別、各具特色又共通的前進道路，這恐怕是我們思考文化問題不能回避的問題。
前麵說的20世紀四大思潮，是我上世紀90年代的看法，後來我思考，實際上有六大思潮。另外兩個思潮是指在民族獨立運動中的兩種路線選擇：暴力革命的路子與和平漸進的路子。比較研究民族獨立運動兩個路子會給人以啟發。關於和平漸進的路子，早一點的是印度甘地為代表，晚一點的是以南非曼德拉為代表（嚴格說來，這是曼德拉出獄以後的路子，他早期也是主張暴力的）。
在1980年代，小平同誌會見非洲的一位領導人時就跟他講，你不要去搞什麽社會主義。我覺得這句話有著十分深刻的曆史背景。二戰以後有一個民族獨立的浪潮。這個浪潮大體上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就是武裝鬥爭、暴力革命，趕走殖民者，包括農場主，最終建立民族國家；另外一類突出的代表就是南非的曼德拉，他沒有搞武裝鬥爭、暴力革命，而是采取和平的、漸進的辦法。現在南非經濟社會都比較平穩，發展也比較好。第一類國家不是全不好，但的確有相當一批陷入到部落民族的糾紛裏邊，打了幾十年，現在還沒完沒了。通過武裝鬥爭把殖民者趕走的同時，還清除了殖民者帶來的文化。因此這些地方出現了文化的斷層。這些經驗告訴我們，殖民主義也有多重性，起碼有二重性。它既是對這個國家民族主權的侵犯，經濟利益的剝奪，又帶來了一種不同於你這個國家的文化。如果在趕走殖民者的時候，把它帶來的文化也消滅了，就是連洗澡水帶娃娃一起潑掉了。一個國家的道路怎樣選擇，恐怕要有多重考慮，不要單一化。特別是在文化麵前，更應當保持一點冷靜，保持一點思考，減少一點非理性的衝動，防止一些不理智的選擇。極端主義往往會有不良的後果。
從這裏引出一個相關的問題：一個執政黨，一個政府，怎樣管理文化？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時候，講了文化問題的三個“寬”：對不同意見寬容一點；對不同意見的同誌寬厚一點；把文化環境搞得寬鬆一點。文化思想上不要強求一律，不要搞思想文化一元化。我想到費孝通，費老，他80大壽的時候說過的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老這幾句話說得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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