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知道的老舍和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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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知道的老舍和其作品

\"每天早上起來不要跟我說話\" 舒乙說老舍

端午節,一個紀念投江詩人屈原的節日,我們來懷念一個投湖的作家老舍,他於111年前出生、44年前自沉太平湖。

老舍用文字為我們繪製了一幀幀生動的畫像,我們在裏麵看到了渺小、偉大、苦難、不屈、苟且、血性、忠厚、狡詐、優美、鄙俗……

《四世同堂》是“抗戰文學”的代表作,解放後近四十年方得完整出版;《龍須溝》是北京人藝的奠基之作,在1953年首演之後,即成為幾十年不再上演的“經典作品”;老舍的短篇小說寫於1930年到1936年的青島、濟南,他本人對這些零敲碎打的小品頗多揶揄,但或許,它們更接近於老舍看到的那個世界。

鄭振鐸和吳組緗都說過,老舍的短篇小說有傳奇性。從唐宋傳奇到老舍的傳奇,從老舍的傳奇到今天比傳奇更有戲劇性的現實人生,中國人往前走了多遠?

上升最猛的是老舍

文學像一條大河,奔流向前,最後真正留下來的是非常少的。200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起一個“百年百部”的作品評選活動,幾十位最有名的評論家秘密投票,各自寫出自己認為最好的100部作品。第一名是魯迅,他一個人進去四部:《彷徨》、《呐喊》、《阿Q正傳》,和他去世之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幫他編的《魯迅雜文選》。第二名老舍,進去3部:《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茶館》。另有七個人進去兩部:巴金、冰心、郭沫若……第七個人是誰都沒想到的汪曾祺。剩下一人一部,包括茅公(茅盾)。

從這個評選結果可以看出,對絕大部分作家的評價在下降,包括郭老和茅盾;魯迅不升不降;隻有極少的幾個人在上升:沈從文、蕭紅、張愛玲,上升最猛的是老舍。

原來對老舍評價不高。第一,他不是黨員;第二,對革命毫無貢獻。解放戰爭時他在美國呢,一呆四年,解放了才回來。很多人看不上他,覺得他是摘桃派。

他不是工農兵,沒法寫了

雖然他回國的時候人家歡迎他,但他充其量是一個愛國者。他沒寫過革命,沒寫過武裝鬥爭、八路軍、新四軍,他寫的是老百姓。抗戰的時候,他是文藝界的最高領袖,那是周恩來有意的:絕對不要郭沫若和茅盾出來,否則張道藩就不來了,沒法統一戰線。老舍中間偏左,愛國,文學成就大,團結人,熱情,推他,張道藩肯定來。

一解放,必須推郭沫若和茅盾,老舍隻能排在他們和巴金後麵。但周總理知道老舍在抗戰時期很重要,也知道他文學上很有成績。當時周恩來就想,也不能隻要郭老和茅盾。他突發奇想:成立北京、上海文聯,分別讓老舍和巴金當頭兒。四大文學巨頭各有其位。

當時黨內三個人:周揚、丁玲、馮雪峰,在他們之上是胡喬木———他是中央書記處的人。黨外四個人:文聯主席郭老、作協主席茅盾、北京文聯主席老舍、上海文聯主席巴金。老舍一直任了三屆北京文聯主席,直到“文革”。

“文革”之後,對文學藝術的看法發生了改變。馮牧告訴我———他是周揚在延安魯藝的四大弟子(張光年、馮牧、陳荒煤、林默涵)之一———改革開放後,鄧小平複出,主張開第四次文代會。

第一次文代會是在1949年6月,北京、上海兩支文藝大軍會師北京,開慶功會。毛澤東一貫主張革命成功靠槍杆子和筆杆子,他沒有召開工代會、婦代會、團代會,先開文代會。當時的文學指導思想依然是“文藝為工農兵,文藝寫工農兵”。文藝的路越走越窄。大文學家在這個時候就全都沉默了,因為他不是工農兵,沒法寫了。

到了第四次文代會,鄧小平讓剛從監獄出來的周揚做主報告。周揚把四大弟子找出來,一人寫一章,他來總提調。為討論這個報告,鄧小平專門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他顯然秉承毛周的意思,重視文學。

周揚帶著四個弟子列席會議。胡喬木第一個發言:這個報告不行,不可以再提“文藝為工農兵,文藝寫工農兵”,不可以再提文藝為政治,這些彎路走得太厲害。當時,有幾位中央領導反對胡喬木,讚成周揚:毛主席的延安方針是既定方針,不可以改變。

鄧小平側著耳朵聽,大家都說完了,他來總結:按喬木同誌意見辦,散會。這就是後來的“二為方向”:文藝為人民,文藝為社會主義。文藝的標準發生了變化,很多右派都出來了,王蒙、鄧友梅、劉紹棠……對老作家的作品也有了重新解讀的可能。

怎麽老舍還有這個啊?

“文革”之後,老百姓一直不知道老舍有一部作品叫《四世同堂》,中文係的學生都沒看過。因為這部作品解放後沒有再版過———抗戰不寫八路軍、新四軍?北平雖然淪陷了,城外有遊擊隊啊!

1985年,北京的導演林汝為悄悄把這篇小說改編成28集電視劇,而且正好趕上抗戰勝利40周年。那年的5到6月份,歐洲紀念反法西斯勝利已經熱鬧得要命。到了8月,林汝為突然把《四世同堂》拿出來,從中央到地方高興得要命。怎麽老舍還有這個呀?趕緊把《四世同堂》找出來重印。

後來,人們對《四世同堂》的評價越來越高:雖然沒有描寫八路軍、新四軍,但起碼描寫了老百姓的愛國,描寫了整個民族的靈魂———長孫瑞宣是家裏頂梁柱,抗戰以後,他麵臨的選擇是忠孝不能兩全。他得掙錢養活一家老小,他出去抗日,家就垮了。老舍的意思是: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是個很大的包袱,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都被這個包袱壓著:中國不倒黴了嗎?肯定不能迅速組織起有效的反抗,肯定損失慘重。現在清楚了,中國損失3500萬人,遍體鱗傷。老舍先生寫的是文化問題,文化問題過去算老幾啊?階級鬥爭放第一。現在變了:呦,這個作家太有遠見了!

老舍地位的提升跟讀者欣賞習慣的變化也有很大關係。過去講求思想性第一,說得客氣點,頂多是讓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統一”。後來藝術性第一,思想性降到第二。思想第一的是社論、政治報告,文學作品要稱王稱霸,還要看藝術性。老舍的作品好看、俏皮、動人,又不直奔主題,所以地位就上來了。

“他叫我傻小子”

我上學的時候,家裏沒有他的書。他認為,作品寫完,就像潑出去的水,他從來不收集自己作品的版本。有得意的作品寫完,也不會給我們看。他肯定認為我們都是笨蛋。我後來總結他的想法,他一定認為好的作家必須是天才。有時候,他叫我“小乙”,有時候就叫我“傻小子”。

那時候,書店也少有他的書,解放之後,他的書印得多的,就一本《駱駝祥子》。

我們當時都是文學青年,我讀得最多的書是《靜靜的頓河》、《戰爭與和平》。他不看這些書,也不會推薦我們看。

大概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了一版很全的魯迅全集,新華書店第一天發售,他給錢讓我們買了一套。有一次,他突然拿出其中一本,跟我說:你看,魯迅先生罵我呢———其實,魯迅沒罵過他,好像是說他地方味兒太濃。他崇拜魯迅,覺得魯迅說過誰都很重要。

我從1978年到1988年寫《老舍傳》,顯然要把他所有的作品再讀一遍。但我的偏重不是作品,是人生,而他的人生是大家所不熟悉的。這是有原因的:第一,他是窮人出身,沒有家譜。第二,他有三段人生空白:24歲之前,他是不為人知的窮小子;英國5年,是他步入文壇的關鍵時期,但一點資料沒有;在美國那幾年,也沒資料———因為他剛回來,就是抗美援朝,國內反美、仇美,一切與美國相關的話題都凍結了。

一個作家,才活了67歲,有一半人生不為人所知。別的作家都有傳記,隻有老舍沒有。北京出版社出版作家傳記,以他為第一選題,到現在,別人的已經出版了三十多本,周作人都有了,唯獨他沒有。

北京文聯委托我調查他的人生,我當時還是工程師,業餘時間做,用了差不多七八年時間,訪問了一百多人。我第一個作品是《老舍的童年》,寫完後給《人民日報》副刊《大地》,那時候,《人民日報》剛恢複出版,沒稿子,把我的文章當長篇連載,吳組緗、王瑤都等著看。

老舍先生很奇怪,他在家裏話極少。後來媽媽說了多次:她新婚第二天,他就跟她約法三章———每天早上起來不要跟我說話,我絕不是跟你吵架,我得想我那兩千字(當時他的標準是每天上午寫兩三千字)。

但是家裏隻要一來人,他詼諧幽默得不得了。他是一個充滿了生活樂趣的人,比別人有趣,家裏有花,有畫,有好吃的、好煙好酒,好玩的東西,大家非常樂意來。往往吃飯之後有餘興,大家會表演東西。他會唱戲,會各種曲藝,會說笑話,玩意最多。很多作家,包括葉聖陶的日記裏都寫過:隻要他在,誰都不說話,就聽他說,看他耍,他結束了,才退席,絕不早退。有一次,老舍酒後出狂言:“哼,我可以當總理。”客人一走,他馬上一句話沒有,不是寫,就是想———他是一個大作家,一個故事就那麽兩三句有真事的影子,很多東西都要自己編,那太難了。

滿腔熱血換來一瓢一瓢的冷水

他給我們最大的印象是勤勞。那時候他名氣大、歲數大,但是他沒有節假日,上午寫作,下午辦公,隻要有功夫,就在家裏練字。當時我們都大了,深夜路過他窗前,他還開著電燈,伏案工作。我們兄妹幾個就討論:了不起……但現在我想起來,那時候,他的內心可能是很孤獨的,大部分時間裏,他沉浸在自己的創作裏。後來他的悲劇在於,他一直覺得自己是窮人出身,理應成為新社會的一分子,但人家依然不要他。“文革”之前兩三年,已經開始批判茅盾、夏衍、陽翰笙,他的作品很難發出去了。老舍的作品居然被退稿!這在之前從來沒有過。

我做過卡片,那兩年,他的作品數量直線下降,最後一年隻有一篇———是快板《陳各莊上養豬多》:“熱愛豬,不辭勞……幹勁大,不識閑……越進步,越學習,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生命的最後幾年,他作為一個作家,已經被生生地抹煞掉了。他的滿腔熱血換來的是別人一瓢一瓢的冷水。

他那時候願意不斷地修改自己的作品。解放前作品是不修改的,當然,題材不同,解放之前是小說,解放之後是戲劇,戲劇要跟舞台工作者商量。但願意多次修改,是他解放後的主要特點。

他經常朗誦劇本,然後讓大家提意見,這是他的法定節目。他聲音好聽,隻要聽說他在家裏朗誦,很多人都願意來,那是一場享受。演員來的原因之一是想看他的樣子,聽他的語調,揣摩自己上台以後怎麽表演。《茶館》劇本第一次跟人藝的演員見麵,不是印在紙上的,是他讀出來的。

那時候很民主,大家聽他讀完,猛提意見,他往往要把第一稿廢了,寫第二遍,再朗誦,再改……改得少的3遍,給人藝寫的《春華秋實》,重寫了10遍,一次5萬字,10次是50萬字。家裏都有手稿。

也有一些東西他是堅持不改的。周恩來看了《茶館》,有完全不同的建議,他把焦菊隱和於是之先生找來,談了一大堆:第一,不讚成寫這三幕,不典型。他的“典型”就是黨史———1919年或1921年第一幕,1927年第二幕,抗戰第三幕。第二,他提了很多具體的建議,比如兩個灰大褂兒娶一個媳婦,這個情節不能要,對年輕人影響不好。但周恩來畢竟是周恩來,他對焦菊隱、於是之說:這些意見是我個人的意見,將來有條件我自己跟老舍說,你們不要傳達。後來他也沒有找老舍,但老舍還是知道了———焦菊隱他們告訴他了,他聽後笑了笑,意思是:我不改。

《也是三角》跟《茶館》裏的灰大褂純粹是一個故事。我曾經研究這個現象,一個故事在一個作者不同年代的作品裏反複出現的時候,一定有一個生活原型使得這個作者久久不會忘卻。像周恩來提的這個意見,他自己肯定會偷偷地想:哼,這個是真事。

他喜歡小孩。他不會逼你做功課,不會問你任何學習上的事情。在他身邊生活很幸福,主要是你能偷聽他說話,那是一種幸運。

我畫畫兒,媽媽是大畫家,不跟她學。父親寫字極漂亮,但一筆畫都不會畫。報告聽煩了,他在筆記本上畫小人兒,那小人的五個手指頭跟樹枝子一樣紮杈著。但是他對美術有極高的見解。家裏來客人了,他愛跟他們談畫,一個小孩在旁邊偷聽到了,不得了的有用。他說過,評價一張畫的好與壞不在技巧,在於有沒有傳遞一點新的意思。(未經受訪者審定)

《老舍五則》:貧困線以下的幽默

《老舍五則》中的《上任》描述了官場的腐敗及小人物的無奈,其中的尤老二吃著官俸,卻腳踩兩支船,在治安官吏與黑社會之間平衡  普羅之聲供圖

林兆華的《老舍五則》中,京劇、功夫等元素都有所展現 普羅之聲供圖

2010年5月31日,青島老舍的故居修複工程完成,“駱駝祥子”博物館開館,館內展出了不同年代的老舍著作  

□本報記者石岩實習生馬曉莉發自北京

5月底,曾在香港藝術節亮相的京味話劇《老舍五則》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老舍五則》的前身是“全明星版”《茶館》。人藝版《茶館》五十年的改編權到期了,大導林兆華和製作人王翔去找版權人舒乙,三人思謀著在老舍先生誕辰110周年之際,像《建國大業》一樣,排一個全明星茶館,大角小角都請腕兒。薑文、葛優、陳道明們甚至跟林兆華、王翔開過幾次創作會,王誌文在上海無法出席,但答複得同樣很爽氣:你們開,我在電話裏聽著。

但明星們的檔期實在太難湊一起,“明星版”茶館很快就沒了下文。舒乙重提他向很多影視導演都提過的建議:你們可以改編老舍的短篇小說。

王翔眼睛一亮。此前一年,他陪林兆華去愛丁堡藝術節,途經倫敦的時候,在新維客劇院看過《短打貝克特》。大導彼得·布魯克把愛爾蘭大作家貝克特的五個短篇小說《戲劇片段Ⅰ》、《搖籃曲》、《無言劇П》、《空》、《來與去》串聯在一起。女主角隻有一米五幾,不上台,誰都會以為她是個家庭婦女,但表演得卻精彩極了。

王翔“閃回”的同時,舒乙信手拈來、繪聲繪色地講了父親的兩則短篇小說《熱包子》和《斷魂槍》。《熱包子》講一個男人死心踏地地愛他的媳婦,甚至她罵他是生不出孩子的軟貨,甚至她出軌,離家半年,也不離不棄,反而給她買熱包子。“挺溫馨的,但是太軟了,我還是想做酷一點的”,王翔認為,老舍擅長描寫的既不是《啼笑因緣》,也不是《京華煙雲》,而是幽默中帶著苦澀和壓抑的市井人生。

《斷魂槍》卻一下子抓住了王翔。舒乙的聲音靠後,特別有底氣,他講到沙子龍送走孫老者,關上街門,對著朗月星空,練了一套斷魂槍,完了之後槍杆兒奔地上一戳,摸著涼滑的槍杆兒,說了四個字:不傳不傳。王翔仿佛一下子看見了對著稿紙微笑的老舍,千百種滋味都被他濃縮進一篇不足五千字的小說。

靠背戲改唱短打

1930年到1936年,在齊魯大學和山東大學任教的六年,是老舍短篇小說的高產期,《趕集》、《蛤藻集》、《櫻海集》都在此時結集。在這些集子的序裏,老舍總不忘揶揄他自己:“因為忙,所以寫得很短,好像麵沒醱好,所以饅頭又小又硬。”“這裏的‘趕集’不是逢一四七或二五八到集上去賣兩隻雞或買二鬥米的意思;這是說這本集子裏的十幾篇東西都是趕出來的。我本來不大寫短篇小說,因為不會。可是自從滬戰後,刊物增多,各處找我寫文章;既蒙賞臉,怎好不捧場?同時寫幾個長篇,自然是做不到的,於是由靠背戲改唱短打……設若我要是不教書,這些篇還不至於這麽糟。可是白天我得教書,隻能在晚間來胡扯;扯到哪兒算哪兒。現在要出集,本當給這堆小鬼修飾打扮一番;哼,哪有那個工夫!”“收入此集的有六短篇,一中篇;都是在青島寫成的。取名‘蛤藻’,無非見景生情:住在青島,看海很方便:潮退後,每攜小女到海邊上去;沙灘上有的是蛤殼與斷藻,便與她拾著玩。拾來的蛤殼很不少,但是很少出奇的。至於海藻,更不便往家中拿,往往是拾起來再送到水中去。”長女舒濟、長子舒乙、次女舒雨與《趕集》、《蛤藻集》、《櫻海集》腳前腳後出生,經濟負擔益重,齊魯大學要求也嚴,“一定要寫講義,不準用流行的教材,而且講義要成書,他教了6門課,大部分時間蹲在圖書館裏寫講義。”舒乙回憶。

溽熱的暑假,老舍專門留著寫長篇。平時教書之餘的零碎時間隻能用來寫短篇,在山東回望身後的北平,湧上老舍筆尖的都是他最熟悉的人和事,采用的卻是全新的敘事技巧。比如象征主義的《微神》、用意識流寫成的《狗之晨》……“老舍是個試驗者,他願意嚐試各種東西。1920年代他在英國,見識了很多現代小說的新技巧,回來就試,他1930年代的小說裏有很多很新的東西:意識流、印象主義、表現主義……他幾乎是這些寫作技巧在中國最早的實驗者。”舒乙說。“老舍先生有英國人的幽默,但1930年代的英國人和1930年代的中國人,生存狀態完全不同的。英國人的幽默是飽暖以後的幽默,老舍先生是貧困線下的幽默,更狠。”王翔從舒乙推薦的篇什中選出五篇。從出品人的角度,他覺得這幾篇各有各的看點,連綴在一起,又有特別的舞台效果。

《兔》講一位票友急於“下海”,為了“下海”搭上了親妹妹,也搭上了自己,卻自始至終篤信“為了藝術,值!”《上任》以戲謔的筆墨描寫了一次失敗的“匪變官”實踐。《斷魂槍》發出的是“自從洋人把洋槍帶進了中國,天下已經沒有江湖可言”的喟歎,一個時代的結束並不總以人的意誌為轉移。《也是三角》寫兩個逃兵敗光從死屍身上扒下來的錢財,隻能“就這點水和這點泥”地娶一房老婆。《柳家大院》寫一個屈死的小媳婦。一家子人都跟她過不去,等她上吊死了,馬上被換算成娘家和婆家之間掰扯不斷的銀元。

王翔自己動手,把老舍白描的小故事改編成大段對白串聯而成的“話”劇。大導林兆華添加各種舞台手段,把劇本變成舞台上的《老舍五則》。3月,《老舍五則》到香港參加藝術節,英文劇名起初想學《短打貝克特(英文劇名碎片》譯作《老舍碎片》,後來被藝術節工作人員改成《人生五種(FiveActsofLife)》。

政治並不能改變民俗

“我喜歡寫短篇小說時的老舍。那時候他還是一個憤青,能夠看到人性的惡,‘窮人擠兌起窮人比他媽富人還邪乎’。不像《龍須溝》裏頭,窮人之間總是互相幫襯,其樂融融。”王翔住過很多胡同,崇文區的蘇州胡同、宣武區的下斜街、東直門內的手帕胡同、東城的大雅寶胡同……在他的記憶裏,自己的少年生活跟老舍筆下三四十年代的底層生活,沒有太大區別,一樣的貧困、一樣的掙紮。“周圍住的是‘西屋那娘們兒’、穆老太太、二爺、二奶……大家麵兒上友好,腳底下互相使絆兒。誰家吵架了,得聽到卒瓦了東西,才敲敲門,說上兩句話,其實也不是真為勸架,主要是想看看卒瓦成什麽樣了。”“政治並不能改變民俗”,王翔說。1978年之前的北京,仍舊是一個前現代化的社會。演員甄瑩和孫寧印證了王翔的判斷。

甄瑩在石景山的工人區長大。在她的記憶裏,鄰居老奶奶叫孫子吃飯的聲音像唱歌一樣,每天下午五點準時響起:“順兒哎,家吃飯來唄”,“王八蛋操的哎,家吃飯來唄”……孫寧在《也是三角》裏演跟把兄弟娶一個媳婦的逃兵馬德勝。對劇中的情節,孫寧並不感到陌生。1970年代初,還是中學生的孫寧到懷柔山區支農,“拉幫套”是親眼得見的事情:房東的單身漢哥哥跟房東家住在一起。村裏人朝學生們擠眼睛:他們是一家子。當時的孫寧似懂非懂,成年以後聽說“拉幫套”這個詞才對上號:一個男人在人家裏吃、人家裏住,幫這家人幹活,作為回報,可以跟女主人睡覺。生了孩子,就在這家養著,男主人不會介意。

在孫寧看來,即便是到了今天,人們也很容易從老舍的作品裏看到身邊人的影子。鐵杆莊稼沒了,“北京大爺”的脾氣可是一點沒變。“小事不願意幹,大事幹不了。天天一拍胸脯:操,這,什麽玩意兒?可是整戲他未必會唱一出。”“北京人隻在一個時候肯吃苦。文革之後,開始練攤了,我一個朋友的弟弟,在動物園門口賣西瓜,切開,一牙兒一牙兒地賣,外地人走過來:多少錢?兩毛。吃完了一算賬,您給3塊!為什麽?兩毛錢一克,一牙兒一斤半。”敢情你就是從這兒鑽出來的

沒事的時候,成功人士王翔愛帶著兒子去“瞻仰”他曾經住過的那些胡同———有些已經被大廈攔腰斬斷,有的拆得已經不留一塊瓦片兒。兒子毫不客氣:敢情你就是從這兒鑽出來的!

王翔也不含糊:“這叫家族記憶、城市記憶。”《老舍五則》在北京演出,商人王翔不考慮收益地印了幾千本書。書的前一半是老舍的小說,後一半是他改編的劇本。序言從老舍、冰心、鬱達夫、沈從文、周作人等九位作家(之所以要有九個作家,是因為北京曾經有九座城門)的作品中各摘錄出描寫北京的一段話。老舍的話放在最前頭:“我真愛北平。這個愛幾乎是要說而說不出的。我愛我的母親。怎樣愛?我說不出。我願成為詩人,把一切好聽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裏,像杜鵑似的啼出北平的俊偉。”“什麽叫老北京?胡同、大雜院、牌樓底下鑽出來的人才叫老北京。如果跑出來的都是四川人,那就不是北京文化了。”提到北京,比老舍年幼很多的王翔也有很多東西想捍衛。

要想讓《老舍五則》的京味地道,演員很重要。王翔和林兆華想過天津人藝和北京人藝。但天津人藝一張嘴是海河的味道,北京人藝是外地人演京味兒戲,最後還是大導林兆華出主意:北京曲劇團。

曲劇團的演員符合王翔的理想:一水兒的“北京大爺”。林兆華看了北京曲劇團曆年演出的光盤,從中挑出了五十三歲的孫寧、甄瑩、許承章、秦士臣、趙國來,大肚彌勒佛一樣的張雨時,長發蓋臉、瘦得賽過麻稈的高建民,滿頭白發、月牙兒眼,然而自帶一股凶相的王皓……舒乙看到演員,直誇林兆華:太好了!這些“歪瓜裂棗”你都從哪兒淘換來的?

王翔更加得意:“你別看徐帆往台上一站,小腰一叉,北京話說得也挺溜,真正的北京娘們兒不是她那個味!”為改《老舍五則》的劇本,王翔像市場調查員一樣,把《窩頭會館》看了六遍,最大的收獲是“京味文化還是有很大市場的。如果劉恒有這樣的號召力,老舍更有”。

“我們這幫人都是城圈上的人,我祖上十輩都是北京人,許承章還在旗呢。我們團一演老舍的戲,北京的戲就火,不演還就不行。”甄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曲劇團打哈哈的黑話多半來自老舍的劇本。“您這點意思得多少?”“您別把這點意思弄成不好意思!”經常在電視上演雙簧的莫岐是團裏的老先生。“莫岐,多好一個人呐……”大家齊聲說,莫岐自己就接下句:“死啦!”大導林兆華很少給演員說戲,他期待的是生活化的表演。甄瑩常年在舞台上演“大青衣”,一張嘴就是敞亮的高腔。林兆華走到她跟前:你嗓子忒好!甄瑩就知道,導演是希望她把聲音壓下來。

孫寧在《上任》裏演土匪出身的稽查長尤老二。“貓是明星,狗就不行。貓老是弄出點動靜,讓你注意它,你招手想把它叫過來,它一轉身就走了”———很早之前,孫寧就聽說過這套明星哲學,但他在戲裏戲外,一直是厚道人一個。為了遮住孫寧笑容裏的善良,王翔建議他看獲奧斯卡提名的《無恥混蛋》。林兆華的提示卻簡而又簡:你不在意的時候,效果反而好。

明星版《茶館》出其不意地變成了草根版《老舍五則》。

天是藍的嗎?太陽是紅的嗎?

在舞台上堆過黃土高原、放過羊、搭過整棟窩頭會館的林兆華,在《老舍五則》裏設計了一個極簡的舞台。三塊草簾子、幾把椅子、一截粗繩子,幾乎就是全部的道具。曲劇演員的加入,讓他更加方便地打破現實主義的銅牆鐵壁。演員一會扮演自己的角色,一會兒跳出來敘述劇情。

林兆華要呈現一個極空的舞台,落實成王翔的舞台提示,就是“一個中性的環境,四周無限的黑,無限的遠”。

“這個戲拿到人藝演,肯定有人說三道四。老舍先生的戲,怎麽能夠不現實主義?”在《老舍五則》之前,林兆華隻動過一次老舍的戲,那是1999年複排《茶館》。當時,林兆華是北京人藝的副院長,同是副院長的於是之三次請林兆華複排《茶館》,林兆華才肯出山。雖然當時放言“描紅模子肯定是死路一條”,今天林兆華卻不得不承認“沒有太大的改變。跳不出那個圈去”。

《老舍五則》給了林兆華跳出圈的可能。

《上任》一出,有兩撥黑社會的成員出場,王翔改劇本的時候設想他們由同一組演員扮演。林兆華說,這樣還不夠,要讓黑社會跟官府稽查員在角色上互換。同一批演員,黑大褂裏頭套中山裝。稽查長上任,他的黑道兄弟變成了稽查員,一人一把椅子,或站或靠或坐,提起公務個個心不在焉,一提豐澤園(北平有名的飯館),全都喜上眉梢。

豐澤園一場戲,林兆華沒讓演員圍坐,而是讓他們在一張長長的桌子背後一字排開,肩膀挨著肩膀,大腿並著大腿,麵向觀眾,說詞的時候,演員之間誰也不看誰一眼。———二哥,你聽好,我們是夥計,你是頭兒。自己朋友,醜話先說頭裏。叫我們去掏人,那容易。我們把事情辦下來,你稽查長去報功,反動派要是請吃“黑棗”,可也得先盡著你不是!———賞錢是你們的,黑棗歸我!

一頓飯吃出了殺氣騰騰。跑堂的突然亮著嗓子從舞台上飛奔而過:“三鮮湯來啦!”稽查長尤老二望著熱湯,不動聲色:“水晶肘子不賴?”手下:“秋天了,以後該吃紅燜肘子了。”尤老二:“整個這頓飯就你丫這句話在理!”去參加香港藝術節,香港人問演員:《上任》這種戲你們回去能演嗎?“他們以為我們還在‘那個’時代。”甄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老舍五則》跟她以往演的戲都不一樣。演完這個戲,唱過半輩子“高大全”的她問過自己:天真的是藍的嗎?太陽真的是紅的嗎?

《四世同堂》的前世今生

《四世同堂》創作於1940年代,直到1980年代才第一次出了有刪節的全本。有研究者認為,《四世同堂》不便出版是老舍一直拒絕出版自己全集的重要原因。

□本報記者石岩實習生馬曉莉發自北京

“中國人都好,隻是缺少自衛的刺”

1941年末的一天,燕京大學國文係研究生王世襄從燕園回家,西直門甕城是必過的一道關卡。

王先生會玩,對古今中外的昆蟲分類都有研究,他自己種葫蘆,刻了很多蛐蛐罐。這天進城,王先生把一個蛐蛐罐揣在胸口,棉袍被支得老高。

你的,什麽的幹活?日本人一看,刺刀就抵上了王世襄的胸口:

王世襄伸手想掏蛐蛐罐,“呼啦”圍上來一群日本兵,槍都上了栓。

這是蟈蟈兒,alittleinsect……王世襄解釋,日本人哪裏懂英文,隻如臨大敵地盯著王世襄的胸口。

幾分鍾過後,一個膽大的日本兵上前,“嘩”地把王世襄的棉袍撕開,衣兜裏的大小錢掉了一地。蛐蛐罐也應聲而落。刺刀立刻把那枚刻著花草的小葫蘆圍個密不透風。

日本人讓王世襄把小葫蘆撿起來,還是問:“什麽的幹活?”王世襄隻好繼續對牛彈琴:“蟈蟈兒,蟈蟈兒……”還沒說完,嘴巴已經扇到他臉上。蟈蟈罐又掉了,還在地上蹦了兩下。

日本人看出門道,東西很輕,不像武器,便命令王世襄把蟈蟈罐撿起來。膽大的日本兵把蟈蟈罐的蓋拽開,探著腦袋往裏看。門一開,裏麵那隻綠油油的小蟲子倏地跳走了。“給我心疼得喲……”四十多年後,王世襄向林汝為回憶這段經曆,還在嘬牙花子。當時,林汝為正籌拍電視劇《四世同堂》。王世襄是林汝為父親林子明在燕京大學的校友,知道林汝為要拍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王世襄有一肚子話要講。

王世襄的故事讓林汝為想起老舍筆下那些在殘酷的境遇裏,仍然知裏知表,愛生活、愛自由的北平人:祁家院子裏的菊花、石榴、棗樹、八月節的兔兒爺;錢詩人自釀的茵陳酒;票友小文夫婦在絲竹悠揚中拋灑

一腔熱血……“老舍先生在書裏寫了:玫瑰的智慧不僅在於它有色有香,而也在於它有刺!刺與香美的聯合才會使玫瑰安全,久遠,繁榮!中國人都好,隻是缺少自衛的刺!”老舍總結的國民性讓林汝為深深服膺。

1941年12月,燕園裏的孩子還在盼望聖誕節到來,去校長司徒雷登家看卓別林的電影,太平洋戰爭突然爆發。一夜之間,燕園的門崗全換上了日本人。

這天,林汝為兄妹放學回家,街上穿黑大褂的人特別多。還沒到家門口,就看見鄰居沈教授的廚子五花大綁,臉刷白,正往林家的門檻裏邁。屋裏,林汝為的父親林子明正在家裏為沈教授畫像。最後一筆顏料未幹,林子明和沈教授已經被捆起來。幾分鍾之後,他們的好朋友、燕大曆史係教授聶崇岐也給抓了出來,聶教授穿著拖鞋、睡衣,聶家桌上放著一盤西紅柿,日本兵拿起來就吃,吃了一半的果子,滿院子亂扔,到處流淌著紅色的漿汁———那是林汝為對“淪陷”最早的直觀記憶。

編全集,算總賬

1970年代末,林汝為從工作單位長春電影製片廠回京探親,卻發現公公、婆婆一人捧著一本書,成天看,顧不上理人。“我一看書皮,是老舍寫的。老舍先生的書當然好看。”林汝為以為自己已經讀遍了老舍所有的著作,但她從來沒看過《四世同堂》。藏書甚豐、有釘著膠皮墊的閱讀椅和綠色燈傘閱讀燈的長影廠閱覽室,根本就沒有這本書。

向公婆借,老人不肯,“我們還沒看完呢”。去新華書店買,架子上沒有。泡了半天,售貨員從庫裏找出一套。如果當時林汝為知道,從1949年到“文革”結束,《四世同堂》沒有再版過,她一定會慶幸自己的好運氣。

據已退休的上海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史承鈞考訂,《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從1944年11月10日起,在隸屬國民黨軍委總政治部的《掃蕩報》上連載。第二部《偷生》,從1945年5月1日起,在成舍我創辦、以“嚴守公正立場”為辦報宗旨的《世界日報》上連載。第三部《饑荒》,創作於老舍先生訪美期間,1950年代,曾在《小說》雜誌連載,但隻有前麵87章。1980年代初,巴金養女馬小彌從英文縮譯本把最後13章翻譯回來,《四世同堂》第一次出了全本,但為刪節版,未經刪節的《惶惑》與《偷生》多處情節和國民黨正麵戰場相呼應。

淞滬會戰打響,老舍寫道:“上海的炮聲把就壓在北平人的頭上的黑雲給掀開了!”困守家小、報國無門的瑞宣把這個消息告訴他終日病病歪歪、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母親,老太太居然說:“好!蔣委員長作大元帥吧?”在全城噤聲中,瑞宣冒險走十幾裏夜路去聽南京的廣播。“南京的聲音讓他心中溫暖,不管消息好壞……南京的聲音足以使他興奮或頹喪,狂笑或落淚。”寫《四世同堂》前兩部的時候,作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實際負責人的老舍正熱忱實踐自己的“抗戰文藝觀”:“我不管什麽是大手筆,什麽是小手筆;隻要是有實際的功用與效果,我就肯去學習,去試作。”老舍並不是1949年之後才開始寫快板和大鼓,這方麵的實踐委實是從“陪都”重慶開始的。“……我們的蔣委員長,忠心義膽發宣言,非把日本打出去……中華民國萬萬歲!中華民國萬萬年!”“我黨總裁文武全。陸海空軍大元帥,率領全國保江山”。

在1949年之前出版的《四世同堂》中,重慶之於瑞宣,更是被比作耶路撒冷之於基督徒。

史承鈞教授認為,《四世同堂》是解放之後老舍先生一直拒絕出版自己全集的重要原因。

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魯迅全集》,又計劃為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四人出文集。這在當時的作家是一項很高的政治待遇,而且其他三人的文集也已陸續出版了。唯獨老舍無意於此。

1959年冬,出版家趙家璧進京訪問老舍,說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計劃為他出文集的事,“老舍就問到我巴金在滬遭蓬子的寶貝兒子(姚文元)批判的事,我一五一十地講了,老舍歎口氣說:‘老巴的舊作,還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這幫人的批判;我的舊作,例如《貓城記》之類,如果編入文集,我還過得了安穩日子嗎?’”趙家璧在他的回憶錄《我和老舍》中回憶。

1960年趙家璧再次進京,為促成老舍出作品集,特地拉陽翰笙(時任文聯黨組書記)和樓適夷(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一起去見老舍。“不料我一張口,老舍就站起身來說:‘我想寫的東西還多得很;我肚子裏的許多作品還沒問世,嘿!幹嗎現在就出全集、出文集?現在我得集中精力寫新的,到那時候,咱們編全集,算總賬。’”趙家璧的回憶並不是孤證。1990年代,史承鈞訪問曾與老舍交往甚密的女作家趙清閣。趙清閣回憶:為動員老舍出文集,趙家璧曾請自己做說客。1962年,老舍參加廣州會議後經上海,趙清閣曾在飯桌上向老舍提及出文集的事情。老舍當即反問:我出全集為什麽?為名?為利?兩者都不必要。況且我的那些東西,也不見得通得過。我看《四世同堂》就通不過,裏頭有蔣介石,有國民黨。當時北平國民黨在抗戰。我沒法改。現在又不抗戰了,出它幹嘛?

老太太赤膊上陣

在林汝為讀到的那本1979年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四世同堂》裏,“蔣委員長”自然是不見痕跡。但林汝為還是猜測,老三瑞全是“上國民黨那邊去了,因為老舍就去了重慶”。不過,在電視劇裏,老三究竟去了哪裏,被處理得很含糊。“我身邊有很多老八路。演王成的劉世龍他們一家子都是共產黨,日本人掃蕩村子的時候,把他姐姐給殺了,還把她屁股上的肉割下來,煮了吃。當時的照片我都見過。當然,重慶也挨了轟炸,上海也死了好多人。何必再分死的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改編《四世同堂》的半年,林汝為思緒萬千,下筆慎而又慎。“文革”已經結束,長影廠的生產卻沒有立刻恢複。導演們要麽已經退休,要麽寧可學做菜。“運動”教人學會了“遊魚”的人生哲學:少看書、少說話、少拍片。與丈夫長期分居,在長影廠又無事可做的林汝為,調進剛成立不久的北京電視台電視劇藝術中心。所謂的“中心”,是西三環橋腳下的幾間平房,辦公室裏沒有桌椅板凳,開會要坐在窗台上。到新單位沒多久,林汝為就打了一個報告,提議把《四世同堂》改編成電視連續劇。那時,她已經把原著讀了七八遍,小說中的每個人都戳在她心裏:祁家老大從來不笑,唯獨一次例外,是女兒餓死的時候,毫不知情的他舉著四枚雞蛋進門,高興地告訴媳婦:我看見老三(在外抗日)了,這是老三捎給妞子的。祁家大兒媳上有老下有小,每天忙得粉都不顧得擦勻,眉毛總是白的。祁家老二近乎無恥地熱愛自己,禮義廉恥全拋腦後,吃穿上的講究卻決不肯落空。還有長袍抬頭罩西裝的丁約翰,會用狐狸眼勾人的招娣……

報告交上去五天,北京市廣播電視局召開局黨組擴大會議,討論林汝為的提議可不可行。被“擴大”進去的林汝為侃侃而談:市委有精神,要大力發展電視劇,尤其是持續播出的長篇電視劇,持續時間越長,宣傳效果越好;電視劇應該能感動人,教育人,並且有北京特色,這些《四世同堂》都符合。與會的一位北京廣播電台的女同誌也在一邊搭腔:我看《四世同堂》可以拍,我們在搞《四世同堂》的連續播講,觀眾來信已經攢了一大包。

時光流轉到1983年,《四世同堂》已經從新華書店庫房轉移到貨架上。讀者新奇且驚喜:老舍先生還寫過這樣一部作品。

電視劇可拍,劇本誰來改?有人提李準,有人提鄧友梅……林汝為發了言:各位導演,我在長影專門進修過編劇和導演……散會後,幾個同事走過來:老太太,您怎麽赤膊上陣了?您也太不謙虛了吧?在新同事的眼裏,五十歲的林汝為名不見經傳。在長影呆了那麽多年,做演員,沒當過幾回主角;做導演,沒什麽代表作。

受父親的牽連,林汝為在長影廠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學習”中度過的。

投奔陝甘寧的父親先後做過華北聯合大學的教務長、天津市委委員,1949年之後因主張不能全國中學都學俄文,要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學校學英文,英文更有用,獲罪“狹隘民族主義”。“文革”中,因為曾在國共談判期間受命以燕大校友的身份給司徒雷登寫信,被扣上“美國特務”的帽子。

身為“美國特務”的女兒,在長影廠的林汝為到長白山做伐木工;到吉林第一人民醫院外科體驗生活,給病號洗腳、倒尿盆、摳大便;在汽車廠組裝前葉子板和大燈座,一幹八小時,三分鍾一輛車下線……

從三十七歲起,就被尊稱“老太太”,提議拍《四世同堂》的時候,林汝為已經五十歲,她不能再等。

老舍先生有的是朋友

改編《四世同堂》,需經過老舍夫人胡潔青同意。胡潔青恪守滿族人的禮儀,林汝為每次見她,都要行蹲安禮。“她不讓坐,咱們就不坐,多會兒她想起來了:小林你坐。再坐下。”胡潔青向林汝為回憶,老舍去重慶之前曾跟家人約定:寫家信的時候不能提災難,頂好隻談家長裏短;要是搬家了,用什麽暗語表示;萬一不能寄信了,通過誰轉信;我那邊要是好,你們就過去,到時候哪位先生會來接,是他,你們跟著走,不是,你們別動。

老舍一走就是五年。1941年,胡潔青帶著年幼的孩子,輾轉5個月,從山東取道北平到重慶,找到老舍。

林汝為改編劇本的時候,胡潔青把家裏幾位經曆過日據時代的滿族親戚介紹給林汝為。親戚們講給林汝為的故事,有些胡潔青在重慶也曾講給老舍聽。

因為小說裏祁家老三瑞全是混在出殯的杠夫裏出城去抗日,林汝為特意找到幾位八寶山和東郊火葬場的老工人。他們在解放前做過杠夫,對送葬的儀仗怎麽走,有相當的權威,對日本人把街上的“倒臥”拉到郊外草草掩埋的事情有很深的記憶。

這些人還熟諳連接北京城內外的秘密交通路線。

老舍在《四世同堂》裏描寫了一位熱血的劉棚匠。他不願意在膏藥旗下苟活,偷偷混出北京城,臨走把劉嫂托付給祁家老大瑞宣。瑞宣每月貼補劉嫂六塊錢。日本人實行糧食管製之後,北平人吃飯越來越不容易,劉嫂不願再接受祁家的接濟,冒險把布料、舊衣服賣到石家莊、張家口。口外缺衣少穿,北平吃不上糧食,原意冒險的人兩頭有賺,但是要一路躲避日本人的盤查,買通鐵路上的職工與巡警,人有時藏在貨車裏,有時得趴在車頂上。得到的那點糧食,放在袖口或者褲襠裏帶回北平。

杠夫們向林汝為證實:淪陷八年,北平跟外界的秘密民間通道從來沒有中斷過。

《四世同堂》裏還有一位著墨不多的明月和尚,是一位抗日義士。為什麽單單要把一位和尚寫成抗日義士?通過采訪戲劇學家吳曉玲先生,林汝為知道:當年二十九軍在南苑附近抗擊日軍,死傷無數。部隊奉命草草撤退,是南苑附近的和尚把死傷的戰士從戰場上偷運走,傷員寄放在佛教徒家裏,陣亡者安厝在寺廟,用油漆把棺材封嚴,防止散味。“後來北平就被日本人占了。和尚幹的事情,日本人始終不知道。但是老舍先生知道。你別看他先去重慶,之後又去美國,老舍先生有的是朋友,泥瓦匠、花匠、杠夫……他會想象,他認識的花匠遇到鬼子會怎麽辦,他認識的小販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北平怎麽生活”,林汝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棗樹為主,老頭為輔

劇本改好,接下來就是選角。聽說北京電視台要拍長篇電視連續劇,四十幾家文藝團體的演員聞訊而動。每天早晨八點到晚上十點,林汝為跟一撥又一撥的演員談話。入圍的演員試裝、拍照,每張照片都要拿給胡潔青過目。

6個月之後,全劇大大小小幾十個角色都定了下來。林汝為給每個演員發了一套《四世同堂》:“好好念書。老舍先生都寫好了,照著演就行了。”開拍前一個月,演員們進駐片場。用一個月的時間,看原著,讀劇本,對詞,練習穿平底布鞋,練習穿旗袍,好使它在走路的時候不裹腿;練習穿長衫和小褂。

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後成為中國國家話劇院的一部分)的老演員杜澎在劇中扮演原本“橫草不動,豎草不拿”,後來卻成為抗日義士的錢詩人。老舍筆下的錢詩人好喝茵陳酒。杜澎從讀劇本起就難以釋懷:茵陳酒究竟是什麽味道。“茵陳”是一種野生植物,剛好片場的空地上就長著幾株。趁春天茵陳剛長出嫩芽,杜澎采來泡酒。“噯,我發現它有點清香味。從這裏我想到,錢詩人可能喝酒不多,但愛喝,喜歡粘著酒勁暈在其中喚起的詩情畫意。”杜澎在當年的拍戲心得中寫道。

64歲的老演員邵華要演80歲的祁老太爺。每有大動情緒的戲,有肺心病的邵華就故意停藥,寧可胸悶、氣喘,以傳遞祁老人的滿腔激情。

有一場戲是祁老太爺聽說兒子被日本人淩辱後投河自盡,林汝為讓美工彥小追按照圖紙的位置在攝影棚裏栽兩棵棗樹。彥小追找不到棗樹,買來一棵楊樹。林汝為不幹:必須是棗樹。第一,北京人好在院子裏種棗樹,可以當景賞,到秋天還可以給孩子打棗;第二,棗樹的枝幹是有硬結、有力度的,而楊樹的樹枝是圓的,讚美人就說“楊柳細腰”。

按照林汝為的設想,這場戲,攝像機要吊在攝影棚的最高點,從上往下俯拍,棗樹為前景,祈老太爺是遠景,鏡頭慢慢搖下,祁老爺子要有大段獨白。

邵華顧不上吃飯,把林汝為堵在攝影棚門口,一手拿著老舍的小說,一手拿著劇本:原著裏,老舍先生一句話都沒讓祁老爺子說,你為什麽要讓他說那麽多?

老爺子您念過《天問》嗎?林汝為反問。這段寫的就是祁老爺子的“天問”。他那麽忠厚老實的兒子死在他前頭,沒病沒災,之前沒跟他說上一句話,早晨出去好好的,晚上成了護城河裏冷冰冰的屍體。他不得不好好問問:好好的一個人,為什麽要被日本人逼死?

我懂了,你拍吧。邵華撅著祁老爺子的山羊胡,臉上貼著祁老爺子的老年斑轉身離開。那場戲,一條拍過。

還有一回,演小崔太太的馬寧遇到了難處。有一場戲是她丈夫小崔叫日本人把腦袋給砍了,她起先不知道。後來她聽到四大媽罵白巡長:你是幹什麽吃的?!我活蹦亂跳的小崔怎麽讓人把腦袋給砍了?!按照劇本提示,小崔太太應該登時昏倒,被救醒之後,要“大嚎”。

馬寧找到林汝為:老太太,什麽叫“嚎”?“嚎”就是你有一口氣在心裏憋著出不來,你必須“嚎”,因為你實在不明白:我的小崔怎麽就沒了腦袋?

馬寧想了半天:我不會。

那我給你示範吧,你可別生氣,按說導演不該給演員示範,但是這個太難了,我試著給你“嚎”兩聲。兩聲過後,林汝為的心跳加快,氣都喘不上來。過了好半天,她問馬寧:這回你明白了嗎?

馬寧點點頭。

2007年,電視台的娛樂節目做“四世同堂再聚首”。事先,幾位年輕的女記者找到林汝為,林汝為把記者們請到她家對麵的茶館,從上午九點談到晚上十點。“有幾位演員已經去世了,能不能把他們的照片掛在演播室裏,我想跟他們一起坐坐?”林汝為隻有一個要求。

電視台沒有爽約。“祁老爺子”邵華、“大赤包”李婉芬、“冠曉荷”周國治的照片,被遠遠地掛在演播間的背景牆上,“也不介紹也不幹嘛的”,“明月和尚”高恩德的照片幹脆被忘記了。“他們根本不明白老舍先生為什麽寫明月和尚。更不明白為什麽我想跟去世演員的照片一起坐坐。”林汝為悵然地說。

《龍須溝》:一出戲就說清了我們的政權

美國回來的老舍、法國巴黎大學畢業的博士焦菊隱完勝解放區藝術家。北京市人民政府發獎狀給老舍,上麵寫著:“《龍須溝》闡述了人民政府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

□本報記者石岩實習生馬曉莉發自北京

2010年6月6日,北京人藝話劇《龍須溝》第三輪演出結束。《龍須溝》還能再演,是誰都沒有想到的事情。複排導演顧威1966年進入人藝工作,在他的記憶裏,盡管每次總結人藝的藝術傳統,都要打《龍須溝》講起,但幾十年間,從來沒人提議複排這部起家戲。2009年,老舍誕辰110周年,老舍之子舒乙給北京人藝院長張和平寫信,提議複排《龍須溝》。舒乙在信中列舉了五六條理由,每一條都無可辯駁,包括:《龍須溝》是北京人藝1952年成立後的起家戲,自此現實主義成為人藝安身立命的法寶;老舍先生因為這台戲獲得了“人民藝術家”的稱號。

人藝接受了舒乙的建議,“開始隻是想作為內部紀念”,顧威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複排《龍須溝》,舒乙點名請他導演。

盡管有1996年導演曲劇《龍須溝》又得獎又叫座的經驗,顧威對複排話劇《龍須溝》並沒有十足的底氣:“現在都看帥哥美女,這種窮戲、破戲誰看?”首輪演出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龍須溝》不止屬於1950年代的老舍、1950年代的北京。

“三結合”結合出《龍須溝》

1949年底,老舍從美國返回闊別19年的北平———此時北平已經改名北京。本以為多年未通音信的親人們一定早就餓死了,可三個姐姐、一個哥哥都還好好地活著,雖然衣服上補丁摞補丁,但都漿洗得很幹淨。老舍後來的小說《正紅旗下》裏寫過的那位大姐告訴老舍:你的外甥都當了工人,解放前是地下黨的,當上了工會主席。

老舍把大姐接到丹柿小院,一住就是一兩個月。“他們倆很親,飯桌上互相挾菜,也說說以前的事情,但更多的話沒有。老太太沒事幹,一雙一雙地納鞋底,我們全家都穿上了她做的鞋。有時候,她弟弟寫東西,她就走到他的房間外頭,趴著窗戶看他。”舒乙回憶。

窗裏的老舍多半在奮筆疾書。事實上,從舒乙記事起,老舍一直恪守著上午寫作的工作律條。

在很多老作家往往因“出身”不好,在時代麵前交白卷,再也寫不出新作品的時候,天才“寫家”老舍卻有寫不完的東西。鼓詞、快板、話劇……“大躍進”的時候,文學也要放衛星。田漢跟老舍打擂,老舍偷笑:他根本不可能戰勝我。果不其然,解放後沒寫過東西的田漢在那年寫出劇本《十三陵水庫暢想曲》,而同一年老舍卻寫了三部,其中就包括《茶館》。

而《龍須溝》則是老舍在火紅的1950年代的開山之作(雖然有《方珍珠》在前,但影響力遠不及《龍須溝》)。

《龍須溝》可謂1958年之後盛行的“三結合”創作(領導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眾出生活)的始祖。當時北京市市長彭真希望人藝拿出一部以“城市建設為市民”為主題的話劇。人藝院長李伯釗找到剛回國不久的老舍。老舍有腿疾,人藝特地給他派了一個叫濮思溫的年輕助手,濮思溫每天上午到龍須溝采訪,回來把有意思的事情匯報給老舍。人藝的演員們也在導演焦菊隱的號召下不斷去龍須溝體驗生活,他們的所見所聞豐富了老舍的創作。“演員們體驗生活深入細致且形象,把我的一雙腳變成了幾十雙腳”,對這種新式的創作,老舍興奮且忐忑,“在我二十多年的寫作經驗中,寫《龍須溝》是個最大的冒險。不過冒險有時候是由熱忱激發出來的行動,不顧成敗而勇往直前……”焦菊隱回憶,劇本拿給人藝的時候,老舍惴惴不安:“這還像一出戲嗎?”當時,焦菊隱還是北京師範大學外文係的主任,給人藝導戲屬於業餘兼差。

焦菊隱對老舍的劇本並不十分滿意,他帶著演員邊排邊改,在老舍文學劇本的基礎上,漸漸拾掇出一個演出本。

《龍須溝》公演以後,老舍堅持出文學本和舞台本。他在文學本序言中寫道:“《龍須溝》有兩種不同的本子:一種是依照我的原稿印的,一種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舞台本。現在,我借用了一部分舞台本中的對話與穿插,把我的原稿充實起來……舞台布景的說明,在原稿中本來沒有,這次我全由舞台本借用過來。”其實不止是舞台布景。在文學劇本裏,主角程瘋子“原來是有錢人,後因沒落搬到龍須溝來”。23歲的演員於是之卻在他為角色撰寫的自傳中把程瘋子定位為“拉單弦的旗人”,老舍看後大受啟發,於是程瘋子有了新身份:“原是相當好的曲藝藝人,因受壓迫,不能登台,搬到貧民窟來”。

劇本定了,開始排練。今天“土得掉渣”的《龍須溝》,是當年的“實驗作品”。焦菊隱明確提出:我們不要怕搞自然主義。焦菊隱的敵人是不從生活出發,不講究人物塑造的套路式表演。他手下的演員大多出身部隊文工團。“自然主義到什麽程度?煤球爐的爐灰都得是真的。台上的水坑一腳下去要濺出水來。葉子老師演丁四媳婦,焦先生要求她啞著嗓子說話———常年被生活所累的婦女,嗓音不可能是好的。曾經有專家說葉子聲音不好聽,葉子試著往回調,焦先生生氣了,給葉子寫了一封措辭很嚴厲的信:你是共產黨員,為什麽

沒有藝術創造的紀律?”顧威對人藝的傳統津津樂道,“曹禺先生給北京人藝的演劇定位是‘詩意現實主義’,用焦先生的話說‘滿腔熱情就是詩意’。”老舍+北京人藝,《龍須溝》上演,立刻產生了轟動性的效果。周恩來異常興奮:雖然我們進城的時候老百姓敲鑼打鼓歡迎,但是老百姓並不明白這個政權是幹什麽的。我要做很多的報告、辦很多的學習班才能做到的事情,老舍一個戲就做到了。“周恩來跟周揚說,必須寫一篇文章,發到《人民日報》上,讓全國的人民都看到。後來周揚真的發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名為:《向〈龍須溝〉學習什麽》,文章末尾號召全國作家向老舍先生學習。”1978年之後,舒乙以研究父親作品和生平為業,對建國後的文藝政策相當熟悉。

周揚的文章讓解放區的作家很不滿意:要我們向戴金絲邊眼鏡、穿尖頭皮鞋的老舍學習?“周恩來說,你們的價值就是不如剛從美國回來的老舍高。你們不服氣,我索性就給他個‘人民藝術家’的稱號。”舒乙笑著演繹當時的情境。

美國回來的老舍、法國巴黎大學畢業的博士焦菊隱完勝解放區藝術家。獎狀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發給老舍,上麵寫著:“《龍須溝》闡述了人民政府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老舍很重視這張獎狀,把它掛在自己寫字台上方的牆上。

“薑文能演,我們也能演”

1996年,因為《龍須溝》,北京曲劇團重續與老舍中斷了十幾年的前緣。

1950年代初,大鼓藝人魏喜奎,單弦八角鼓藝人曹寶祿、尹福來、孫硯琴,奉調組成“群藝社”,在前門箭樓遊藝廳演出反映現實生活的應景小戲《探親家》、《新打灶》、《四勸》。藝人們這種把單弦、琴書、大鼓、京劇、評劇共融一爐的草根演出形式,被命名為“解放新劇”,後經戲劇學家馬少波的建議,更名“曲藝劇”。

周恩來牽線,讓老舍多關心曲藝劇。1951年,老舍把宣傳婚姻法的新作《柳樹井》交給“群藝社”排演。以北京語言、北京音樂表現北京人新生活的《柳樹井》一炮而紅,老舍建議把“曲藝劇”改名“曲劇”,並且下定義說,“曲劇乃中國北方之歌劇”。“北京曲劇團”就此成立,團長魏喜奎的任命書由市長彭真親自簽發。

《柳樹井》之後,北京曲劇團的第二部戲是《駱駝祥子》。“那會兒曲劇特別紅。前門小劇場‘楊啼駱’(《楊乃武與小白菜》、《啼笑因緣》、《駱駝祥子》),三出大戲輪著演,觀眾任何時候都可以進去看,十分鍾兩分錢。”北京曲劇團的台柱之一孫寧回憶。

孫寧1975年入團,他入團的時候,北京戲劇圈的老話“中國評劇院是地主,北京曲劇團是富農”已經成為過去時。“文革”一來,什麽劇種,都要唱樣板戲。戲裏隻有三種人物,好人、壞人、中間人。主角的唱腔必須唱到多高的音高,一出戲要有幾個“中心唱段”,都有明確規定。

1980年代,曲劇團無可挽回地走上了下坡路。天天鬧“改製”,天天聽說劇團要被裁撤,孫寧開了家複印店補貼家用。

當時的北京市領導張百發視察過好幾次,把曲劇團和市歌舞團合並成“北京歌舞曲藝中心”的傳聞越來越盛。新上台的團長把編劇張永和10年前寫的劇本《煙壺》翻出來,目標很簡單:演滿30場,得北京市首屆金菊花獎。

張永和建議請北京人藝的顧威做導演。在那之前,顧威從來沒看過曲劇。“導不好還導不壞麽?”顧威輕裝上陣,反正是死馬當活馬醫。曲劇團的老少爺們兒卻把《煙壺》當作生死關頭的最後一搏,流火的八月,悶在沒有空調的北京戲校排練廳苦幹28天。

首演那天,北京人藝的老人兒們都被請去看戲。人藝的林連昆跟演員開玩笑:你們給我們演“話戲”的留口飯吃吧。夏淳建議:你們可以排老舍先生的《茶館》。

孫寧是《茶館》迷,各種版本的《茶館》,看過不下十五次。“我看戲不看主角。隻要配角撐得起來,戲就立起來了。”孫寧知道,老舍筆下的角色,別管幾句詞,都神完氣足。當時,孫寧的同事都認為,排演《茶館》為時尚早,功力不到。

《茶館》沒來,《龍須溝》來了。《煙壺》演滿100場,輕鬆拿下金菊花獎,所有人都看出曲劇團的出路還是演京味戲。當時的北京市文化局局長吳江建議:你們排《龍須溝》吧。

演員們都反對。“政治戲,破爛遭嘰的服裝和布景,誰看?”團長被夾在中間。“當時惟一的目的就是讓觀眾看下去。”有了《煙壺》的成功經驗,顧威又被請來做導演。改劇本,二春和二嘎子,趙大爺和王大媽,把他們往一塊“拴”!———顧威和編劇張永和很快商量出改編策略。“《龍須溝》以程瘋子為主要線索,但隻有他一個人戲撐不住。必須要有各種複雜的人物關係。‘豹頭、熊腰、鳳尾’,豹頭和鳳尾都不難,熊腰最難做到。”顧威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原劇本的問題恰恰出在腰眼上———1949年之後的戲太單薄。“剛解放的時候這樣演行,當時全社會都在為新政權歡欣鼓舞,喊喊口號,觀眾就能明白,現在這麽演不行。”編劇張永和把二嘎子的年齡從12歲改成17歲,把二春的年齡從19歲改成18歲,這樣一來,二嘎子就有機會跟同院的鄰居二春兩小無猜了。王大媽對趙大爺也有意,她反對女兒二春跟二嘎子好,想把她嫁給前門的雜貨鋪少掌櫃。二春反戈一擊:您要反對我,您跟趙大爺的事,別怪我橫在中間。

戲排起來,演員們漸漸忘記了對“政治戲”的成見。戲裏的每個人物都有鮮明的性格、豐富的前史,台詞往一塊一搭,就出戲。

這也正是老舍對《龍須溝》最得意的地方:“假若《龍須溝》劇本也有可取之處,那就必是因為它創造出了幾個人物……這個劇本裏沒有任何組織過的故事,沒有精巧的穿插,而專憑幾個人物支持著全劇。沒有那幾個人就沒有那出戲……”老舍曾在《文藝報》上總結《龍須溝》的創作經驗。

四十幾年之後,老舍珍愛的人物依然有生命力。曲劇《龍須溝》成為當年的舞台黑馬。孫寧記得,那年他和同事在各種各樣的舞台上演出過,“最小的舞台不比我們家客廳大,演員上台得貼著景片走”。演員們在清華大學的美式禮堂,頻頻謝幕,頻頻返場。驕傲的清華學生事後還專門給顧威寫了一封信:“本來對《龍須溝》充滿不屑,結果卻看到了一片實實在在的生活。”有《龍須溝》練兵,第二年,北京曲劇團排演了《茶館》。當時,薑文正在跟舒乙談《茶館》版權,要排一個明星版。曲劇團土生土長的北京大爺們氣兒不忿:薑文能演,我們也能演。

導演還是顧威。為了跟人藝版《茶館》眾聲喧嘩的開場迥異其趣,顧威設計了一個靜開場。紗幕背後,演員雕塑一般擺好各種各樣的劇中造型。“四九城聞名的裕泰老茶館兒,大方桌寬條凳燙金的對聯兒,銅搬壺細蓋碗小葉香片兒,侃西山道北海取樂消閑兒”,京味十足的序曲過後,紗幕拉開,王利發扒拉著算盤滿堂招呼,鬆二爺跟常四爺隔著鳥籠子聊天。一大段多聲部的數唱撲麵而來:四下裏說說笑笑人聲鼎沸滿堂讚兒,講鬼靈說鬼怪沒邊又沒沿兒,求官謀事算命那個求簽兒,保個媒,拉個纖兒,蟲魚狗馬,鷹鵠駱駝,漲價兒落價兒,扯的盡是閑篇兒。

合唱過後,單個兒的角色張嘴,誰跟誰的詞兒也不搭,拚接在一起相當的“後現代”:“您再把那八大胡同說上一段兒。”“今晚上八大胡同青衣唱小班兒。”“家中有老米樹,戳著腰杆兒。”“振精神進茶館為的是掙泡大煙兒。”“憑什麽咱的錢糧總是發一半?”“您瞧我這黃鳥兒在籠裏正撒歡兒。”……

最主要的道具是一棵槐樹,第一幕青蔥碧綠,二幕樹葉金黃色,三幕老樹枯藤。

曲劇《茶館》從北京唱到了台北。那是老舍在台灣解禁的開始。

人藝屬於大明星,還是屬於大演員?

重排人藝的《龍須溝》,焦菊隱和曲劇《龍須溝》都是顧威的樣板。舞台上有水坑和真正的爐灰還不夠,顧威在舞台上造了一條真溝。1953年的《龍須溝》,主角程瘋子最後的歸宿看自來水。曲劇《龍須溝》和人藝新版《龍須溝》都認為,用這樣的方式表現程瘋子的“新生”遠遠不夠,他本來是唱單弦的,還叫他唱單弦,豈不更好?

程瘋子重新拿起八角鼓,扮演他的人非楊立新莫屬。在北京人藝,北京戲校出身的楊立新是惟一一個既能演話劇,又能唱曲藝的演員。

除了楊立新,新版《龍須溝》沒有大明星。借著複排《龍須溝》的機緣,顧威重新拿起了《焦菊隱文集》。他意外地發現,在反對明星製的問題上,焦菊隱是他的前輩知音:“不消說,‘明星製度’是導致藝術及傳統戲劇文學日趨沒落的主要原因。……這種‘明星’製度會可悲地改變觀眾的審美觀……人們由欣賞一個演員的藝術而縮小到對演員本人的崇拜,乃是不良教育的結果,這種教育使得人們看不見藝術表現的真正價值。”在顧威看來,如何看待明星,事關北京人藝的傳統:“過去北京人藝有培養大演員一說,而且有五年規劃,但從來沒有提過培養明星。於是之當了一輩子演員,最後連一級演員都沒評上。在街上被小姑娘認出他來,於是之會臉紅。去年丁誌誠演小劇場話劇《關係》,手捧鮮花的粉絲把前三排都坐滿了。”劇院組織生產時也開始打明星牌。“你別看《窩頭會館》號稱2000萬元票房,不能長此以往。明星演出一場補貼1500,普通演員補貼600,一樣演戲,憑什麽?這次我排《大酒店套房》就是準兒,明星報酬上去後,其他演員也要求加薪,舞美、後台也跟著水漲船高。票價自然要往上抬。”顧威說。

顧威去日本四季劇團,發現1000人的大劇場,最高票價2000日元,合人民幣130元———大概是日本應屆大學畢業生工資的1/20。這讓他想起自己剛畢業的時候,工資48元,首都劇場最高票價8毛。北京人藝一上戲,靠集體票就能演40場。“電車公司就得包10場,因為工會主席是話劇迷。現在,工會主席哪還看得起戲?”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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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家裏隻要一來人,他詼諧幽默得不得了。 -aerie- 給 aerie 發送悄悄話 aerie 的博客首頁 (474 bytes) () 07/24/2010 postreply 11:24:15

    好文章, -亞洲飛蝗- 給 亞洲飛蝗 發送悄悄話 (30 bytes) () 07/24/2010 postreply 12:36:03

    39集電視劇《茶館》改得相當精彩,至少十年來我覺得最 -白梅格- 給 白梅格 發送悄悄話 白梅格 的博客首頁 (303 bytes) () 07/24/2010 postreply 15:09:41

    沒看過, 不過額也不喜歡陳寶國. -小小花- 給 小小花 發送悄悄話 小小花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07/24/2010 postreply 2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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