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基本上是一個不斷摧毀中國人的理解力增長可能性的曆史。文中指出，在全部人類的思維能力中，也即在記憶力、理解力和創造力中，理解力實際上處於最關鍵的環節，因為，隻有它的不斷增長，才可能真正推進人類思維智慧的有效的進化。因此，摧毀理解力增長可能性的曆史，實質上即是摧毀中國人的思維能力，以及最終摧毀中國人的全部智慧力量的曆史。筆者始終在尋找“中國人為什麽這麽愚蠢”的根源。
思維的關鍵在理解，理解的關鍵呢，在“判斷”。這是因為，理解的過程，實即從概念到判斷，到推理的不斷循環推進的過程。這是形式邏輯的基本知識。而在此過程中，判斷最關鍵。這類似於理解力在整個思維能力中的地位。事實上我們也能體會到，因為判斷是對概念與概念之間關係的判斷，而推理呢，則是判斷與判斷之間的再判斷。可見，判斷力始終處於不間斷地重複進行的展示之中，判斷力的強弱事實上主宰了理解力，最後甚至思維能力的強弱。
前麵講到，中國人普遍理解力水平低下，明顯可見，其關鍵則在判斷力的低下。不能理解，即是因為不能判斷，不知如何判斷。
中國人在秦漢之後的兩千多年中，在極權專製的政統和獨尊儒術的學統的合謀之下，中國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共同形成的優良的道統，實際上早就已經式微。喪失了全麵的道統，或僅處於極端扭曲的儒家一家的“道統”之下的中國人，隻能有逐漸成為世界上最愚蠢的人類的命運。所謂愚蠢的人，其實就是缺乏判斷力，進而缺乏理解力的人。
“判斷”什麽？判斷真假，判斷善惡，判斷美醜。這三種判斷的關係是逐步推進的，而且是不可逆的。即不真，不善，不美，或者說，不真的必不善，不善的必不美。反言之，美必須善，善必須真，雖然真的不必善，善的不必美。這裏的關係已經超越了形式邏輯，以後有機會我會更詳細地進行討論。由上所述亦可見，關於真假的判斷，實際上處於打開人類智慧大門的最關鍵的地位，所以又稱其為第一判斷，善惡判斷和美醜判斷則順次稱之為第二判斷和第三判斷。人類的曆史其實已經用它的文明進程，充分地證明了這個具有普遍性的真理。
凡是今天顯得最具有文明性的國家、民族、社會，那裏的人們關於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的問題，必定早已經獲得了邏輯化和法製化的雙重保障。反之，凡是今天仍顯得極其落後的國家、民族、社會，那裏的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必定仍未能獲得有效的解決，甚至依然不可能解決。中國和中國人即是，直到今天，也未能從邏輯方法上和憲政法律上真正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的世界上少有的幾個國家或民族之一。而不能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的問題，便不可能真正解決屬於第二判斷的善惡判斷的問題，更不用說再深入解決屬於第三判斷的關於美醜判斷的問題了。
為了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的問題，在曆史中，西方人也不是那麽一帆風順的，而是經曆了漫長而艱苦的努力。雖然，亞裏斯多德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了個人處理真假判斷問題的思維的方法、規則、邏輯，並說出了令人敬佩的箴言：“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也即，在任何時候，真理高於一切，也高於親情。但西方中世紀近一千多年中，宗教神權對真理的壟斷，卻嚴重地阻礙了西方社會解決真假判斷問題的法律製度化的可能，甚至出現了布魯諾葬身火刑的慘劇。但畢竟在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一係列人文主義的運動之後，西方人迎來了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的重大的轉機，乃至為全人類開創了新的文明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西方人在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等方麵的自由權利，獲得了憲政、法治意義下的最終的保證。
個人思維方麵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的邏輯方法的確立，再加上社會交往層次方麵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的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等自由權利的憲政、法治製度的確立，這兩種“確立”使得西方人在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的問題上，獲得了人類中史無前例的個人層次和社會交往層次上的全方位的保障。這種保障，使得西方人的智慧取得了人類曆史上空前飛躍的大發展，全人類中的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望其項背。
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的全方位的成功，不僅為西方人迎來了民主的時代，更迎來了為解決善惡判斷，即第二判斷問題（即有利無利、有效無效、有理無理、對與錯等等）的空前進步的時代，此即科學技術興起和發展的時代。人們的判斷能力更又進一步滲透到了美醜判斷，即第三判斷的層次。
說到這裏，必須指出，西方人在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上的成功是全方位的，但在解決善惡判斷，即第二判斷問題上的成功，雖然仍領先於其他人類，但卻不是全方位的，至於在解決美醜判斷，即第三判斷問題上的成功就更顯得片麵。其中的關鍵，即在西方人自亞裏斯多德以來的形式邏輯是二元論的。這種邏輯是標準的真假判斷邏輯，卻不是標準的善惡判斷邏輯，更不是標準的美醜判斷邏輯。順便說說，“辯證法”家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這是明顯地把真假判斷與善惡判斷等同起來的謬論。存在與否屬於真假判斷，合理與否屬於善惡判斷。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確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則不一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怪不得叔本華說黑格爾是騙子，他既騙了革命者（合理的是存在的），又騙了反革命者（存在的是合理的）。這裏，明顯是黑格爾違犯了把真假判斷混同善惡判斷的邏輯錯誤。這就是辯證法家的伎倆，也是辯證邏輯的死穴。
再談到中國，中國直到今天也沒有解決最基本的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的問題。作為個人的思維方法，中國近半個世紀有意輕視形式邏輯，（而我前麵已經說了，形式邏輯恰恰是標準的真假判斷邏輯），卻又把對解決真假判斷毫無價值，甚至有相反的破壞意義的所謂辯證邏輯作了最大力的推廣，五十多年如一日，一直到今天還在大、中學校宣講這套東西。另外，作為社會，中國至今也沒有在憲政、法治的意義上為公民的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等等自由的權利提供任何明確的保障。
一個連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都不能得到有效解決的國家和民族，怎麽可能進一步為解決善惡判斷問題、美醜判斷問題，也即第二、第三判斷問題提供必要的前提呢？又如何可能會有關於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的深度，更進一步分辨清楚真理、真事和真情之間的差別呢？普遍匱乏判斷力的人類最容易訴諸情緒上的發泄和可怕的從眾心理，例如中國曆史上的“義和拳”運動，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運動，當今的年輕人迷戀種種“星”們的一窩蜂般的“狂歡”時尚，“憤青”們的魯莽行事，以及深深陷入“網癮”而不可自拔的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悲劇，至於賭博、吸毒、濫淫、艾滋病等等人間的醜惡和苦難就更不用說了，等等等等，事後留下的全是無盡的悔恨，和青春歲月磋砣殆盡之後的無窮的悲哀。中國人的悲哀延續了兩千年，現在應該是終止的時代了。
中國人的普遍匱乏判斷力，進而匱乏理解力，進而導致全民族的愚蠢，這是明擺著的事實。這既是中國曆史傳統中的問題，也是現實中的問題。
梁漱溟先生曾說，中國人是個“早熟”的民族，我非常認同這種直覺的洞察。何為“早熟”？我的理解是，中國人一直在真假判斷、善惡判斷上表現得無能，乃至幼稚，卻最早由孔夫子提出了美醜判斷的問題，即所謂“仁者愛人”的問題、“大同”世界的問題。“早熟”的另一麵，應該是“早生”，或稱“早產兒”，先天不足，後天又得不到大補，從而留下了中國人智能發育上的巨大的欠缺。
從中國人普遍匱乏判斷力、理解力這個角度，我們來反思中國現實中的方方麵麵：中國科技上不去、中國學術水平低下、中國教育低能……等等等等，再聯想到曆史上的“指鹿為馬”、“莫須有”的典故，以及近現代“畝產十萬斤糧食”和薩斯發生的事實被隱瞞等等醜聞，我認為，上述關於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的普遍真理的問題，的確是個值得中國上下共同嚴重關心的問題。邏輯問題非常重要，它涉及到教育；自由問題同樣非常重要，它涉及到憲政和法治。總之，它們全都涉及到中華民族大腦中的“智慧礦”，要不要立即大力開發的大問題，這個“智慧礦”的價值，比什麽“油礦”、“煤礦”不知要高上幾千萬倍，中國真正想要“崛起”，開發這個“智慧礦”，就幾乎是惟一最重要的途徑，而要這樣做，首先第一條，即必須立即開發中國人的第一判斷力——真假判斷力。中國人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人類之間的競爭，從來就是智慧的競爭。過去是如此，今後，隻會更加如此。我的年輕的同胞們，盡快讓自己聰明起來吧。
思維的關鍵在理解，理解的關鍵呢，在“判斷”。這是因為，理解的過程，實即從概念到判斷，到推理的不斷循環推進的過程。這是形式邏輯的基本知識。而在此過程中，判斷最關鍵。這類似於理解力在整個思維能力中的地位。事實上我們也能體會到，因為判斷是對概念與概念之間關係的判斷，而推理呢，則是判斷與判斷之間的再判斷。可見，判斷力始終處於不間斷地重複進行的展示之中，判斷力的強弱事實上主宰了理解力，最後甚至思維能力的強弱。
前麵講到，中國人普遍理解力水平低下，明顯可見，其關鍵則在判斷力的低下。不能理解，即是因為不能判斷，不知如何判斷。
中國人在秦漢之後的兩千多年中，在極權專製的政統和獨尊儒術的學統的合謀之下，中國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共同形成的優良的道統，實際上早就已經式微。喪失了全麵的道統，或僅處於極端扭曲的儒家一家的“道統”之下的中國人，隻能有逐漸成為世界上最愚蠢的人類的命運。所謂愚蠢的人，其實就是缺乏判斷力，進而缺乏理解力的人。
“判斷”什麽？判斷真假，判斷善惡，判斷美醜。這三種判斷的關係是逐步推進的，而且是不可逆的。即不真，不善，不美，或者說，不真的必不善，不善的必不美。反言之，美必須善，善必須真，雖然真的不必善，善的不必美。這裏的關係已經超越了形式邏輯，以後有機會我會更詳細地進行討論。由上所述亦可見，關於真假的判斷，實際上處於打開人類智慧大門的最關鍵的地位，所以又稱其為第一判斷，善惡判斷和美醜判斷則順次稱之為第二判斷和第三判斷。人類的曆史其實已經用它的文明進程，充分地證明了這個具有普遍性的真理。
凡是今天顯得最具有文明性的國家、民族、社會，那裏的人們關於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的問題，必定早已經獲得了邏輯化和法製化的雙重保障。反之，凡是今天仍顯得極其落後的國家、民族、社會，那裏的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必定仍未能獲得有效的解決，甚至依然不可能解決。中國和中國人即是，直到今天，也未能從邏輯方法上和憲政法律上真正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的世界上少有的幾個國家或民族之一。而不能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的問題，便不可能真正解決屬於第二判斷的善惡判斷的問題，更不用說再深入解決屬於第三判斷的關於美醜判斷的問題了。
為了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的問題，在曆史中，西方人也不是那麽一帆風順的，而是經曆了漫長而艱苦的努力。雖然，亞裏斯多德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了個人處理真假判斷問題的思維的方法、規則、邏輯，並說出了令人敬佩的箴言：“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也即，在任何時候，真理高於一切，也高於親情。但西方中世紀近一千多年中，宗教神權對真理的壟斷，卻嚴重地阻礙了西方社會解決真假判斷問題的法律製度化的可能，甚至出現了布魯諾葬身火刑的慘劇。但畢竟在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一係列人文主義的運動之後，西方人迎來了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的重大的轉機，乃至為全人類開創了新的文明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西方人在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等方麵的自由權利，獲得了憲政、法治意義下的最終的保證。
個人思維方麵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的邏輯方法的確立，再加上社會交往層次方麵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的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等自由權利的憲政、法治製度的確立，這兩種“確立”使得西方人在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的問題上，獲得了人類中史無前例的個人層次和社會交往層次上的全方位的保障。這種保障，使得西方人的智慧取得了人類曆史上空前飛躍的大發展，全人類中的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望其項背。
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的全方位的成功，不僅為西方人迎來了民主的時代，更迎來了為解決善惡判斷，即第二判斷問題（即有利無利、有效無效、有理無理、對與錯等等）的空前進步的時代，此即科學技術興起和發展的時代。人們的判斷能力更又進一步滲透到了美醜判斷，即第三判斷的層次。
說到這裏，必須指出，西方人在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上的成功是全方位的，但在解決善惡判斷，即第二判斷問題上的成功，雖然仍領先於其他人類，但卻不是全方位的，至於在解決美醜判斷，即第三判斷問題上的成功就更顯得片麵。其中的關鍵，即在西方人自亞裏斯多德以來的形式邏輯是二元論的。這種邏輯是標準的真假判斷邏輯，卻不是標準的善惡判斷邏輯，更不是標準的美醜判斷邏輯。順便說說，“辯證法”家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這是明顯地把真假判斷與善惡判斷等同起來的謬論。存在與否屬於真假判斷，合理與否屬於善惡判斷。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確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則不一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怪不得叔本華說黑格爾是騙子，他既騙了革命者（合理的是存在的），又騙了反革命者（存在的是合理的）。這裏，明顯是黑格爾違犯了把真假判斷混同善惡判斷的邏輯錯誤。這就是辯證法家的伎倆，也是辯證邏輯的死穴。
再談到中國，中國直到今天也沒有解決最基本的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的問題。作為個人的思維方法，中國近半個世紀有意輕視形式邏輯，（而我前麵已經說了，形式邏輯恰恰是標準的真假判斷邏輯），卻又把對解決真假判斷毫無價值，甚至有相反的破壞意義的所謂辯證邏輯作了最大力的推廣，五十多年如一日，一直到今天還在大、中學校宣講這套東西。另外，作為社會，中國至今也沒有在憲政、法治的意義上為公民的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等等自由的權利提供任何明確的保障。
一個連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都不能得到有效解決的國家和民族，怎麽可能進一步為解決善惡判斷問題、美醜判斷問題，也即第二、第三判斷問題提供必要的前提呢？又如何可能會有關於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的深度，更進一步分辨清楚真理、真事和真情之間的差別呢？普遍匱乏判斷力的人類最容易訴諸情緒上的發泄和可怕的從眾心理，例如中國曆史上的“義和拳”運動，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運動，當今的年輕人迷戀種種“星”們的一窩蜂般的“狂歡”時尚，“憤青”們的魯莽行事，以及深深陷入“網癮”而不可自拔的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悲劇，至於賭博、吸毒、濫淫、艾滋病等等人間的醜惡和苦難就更不用說了，等等等等，事後留下的全是無盡的悔恨，和青春歲月磋砣殆盡之後的無窮的悲哀。中國人的悲哀延續了兩千年，現在應該是終止的時代了。
中國人的普遍匱乏判斷力，進而匱乏理解力，進而導致全民族的愚蠢，這是明擺著的事實。這既是中國曆史傳統中的問題，也是現實中的問題。
梁漱溟先生曾說，中國人是個“早熟”的民族，我非常認同這種直覺的洞察。何為“早熟”？我的理解是，中國人一直在真假判斷、善惡判斷上表現得無能，乃至幼稚，卻最早由孔夫子提出了美醜判斷的問題，即所謂“仁者愛人”的問題、“大同”世界的問題。“早熟”的另一麵，應該是“早生”，或稱“早產兒”，先天不足，後天又得不到大補，從而留下了中國人智能發育上的巨大的欠缺。
從中國人普遍匱乏判斷力、理解力這個角度，我們來反思中國現實中的方方麵麵：中國科技上不去、中國學術水平低下、中國教育低能……等等等等，再聯想到曆史上的“指鹿為馬”、“莫須有”的典故，以及近現代“畝產十萬斤糧食”和薩斯發生的事實被隱瞞等等醜聞，我認為，上述關於解決真假判斷，即第一判斷問題的普遍真理的問題，的確是個值得中國上下共同嚴重關心的問題。邏輯問題非常重要，它涉及到教育；自由問題同樣非常重要，它涉及到憲政和法治。總之，它們全都涉及到中華民族大腦中的“智慧礦”，要不要立即大力開發的大問題，這個“智慧礦”的價值，比什麽“油礦”、“煤礦”不知要高上幾千萬倍，中國真正想要“崛起”，開發這個“智慧礦”，就幾乎是惟一最重要的途徑，而要這樣做，首先第一條，即必須立即開發中國人的第一判斷力——真假判斷力。中國人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人類之間的競爭，從來就是智慧的競爭。過去是如此，今後，隻會更加如此。我的年輕的同胞們，盡快讓自己聰明起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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