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訪王道乾先生大約是一九八四年的秋天，王先生的家住在上海市西區愚園路上，那條傳統的上海民居巷子有一個好聽的名字──美麗園。我在他的書房兼臥室裡和他聊了一個多小時。初次見到王道乾，他給我的印象個性率真。 王道乾是著名的文學翻譯家，文藝理論家。年輕時他曾留學法國，建國後曾擔任上海社會科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生導師，《外國文學報道》雜誌主編。他的筆下誕生出的一係列杜拉斯作品，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作家的創作，有相當一批如今馳騁文壇的作家從中獲益良多。由此在中國翻譯界產生了一個《情人》現象，也就是一個作家的作品如何在另一種語境中通過翻譯的文筆最充分、貼切地表達？
那天我們的話題圍繞著文革前上海文學界的一些情況，他和我談了較多關於作協和評論界的情況，其中就談到了張春橋、姚文元對作協的控製。張春橋對作協的老一代文人又打又壓，姚文元則從那時開始就成了張春橋的馬前卒，經常充當撰寫批判文章，打棍子，戴帽子的角色，人見人厭。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也是三十年代的作家，為了這個頭上生角的兒子，經常會負疚地向同輩們致歉。
到了文革開始，張春橋便利用權力，把上海文學界搞得雞犬不寧。先是利用一批來自解放區的作家鬥倒了當權的來自國統區的作家；後來又調動建國後成了氣候的工人作家，把那幾個曾經喧囂一時的文革紅人也幹掉了。最後，又鼓動一批更年輕的文學工作者把工人作家也掃進了牛棚。上海文學界似乎是無一好人。
當時和王道乾聊的話題十分沉重，聽王道乾的語氣，他似乎已經十分厭倦那種畸形社會環境下的特定文化氛圍。我以為王道乾已經倦怠於從事了幾十年的文學評論和翻譯事業。直到很多年後，我才驚喜地發現，正是在那間晦明參半的屋子裡，王道乾的文學之心，早已遨遊萬裏去了遙遠的異國，數年後為文壇捧出了一道難得的盛宴。這道盛宴影響了後來許多寫作者。這就是他翻譯的法國作家杜拉斯的小說《情人》。
杜拉斯的長篇小說《情人》發表於一九八四年，這部小說獲得當年法國文學的最高獎項龔古爾文學獎。一九八六年《情人》又獲裏茨巴黎──海明威獎。這部小說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和她個人生活密不可分。
小說中十五歲的法國女孩，有一天，在從家去西貢學校的一條渡船上，遇到一位比她年長十二歲的華裔男子。男子對她一見鍾情，殷勤地用自己的黑色大轎車送她回學校。這位華裔青年，住在沙瀝河岸上的一幢藍瓷欄杆的別墅裡，家庭十分富有。他的家族控製著當地的不動產金融集團。
這以後，他們常在城南的一座單間公寓裡幽會。在這間單身公寓裡，女孩向華裔青年奉獻出童貞，儘管她還是個尚未成熟的孩子。在以後的一段日子裡，男子熱烈地愛著她，她卻隻希望他對待她像對待那些通常出沒於酒店的女人。對她來說，是因為他有錢才來的。一個是家境貧寒的白人女孩，一個是家財萬貫，卻受到白人傳統歧見的華人富商子弟。女孩需要他的錢改變自己窮困潦倒的家。男士則在封閉的小屋裡，對女孩宣泄著他病態而狂熱的情慾。這種跨越鴻溝的情感，在當時的社會中又有多少容身之地。女孩的家人雖然瞧不起她的中國情人，卻無恥地以她的肉體作交易，滿足他們的金錢慾望。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裡，他們在情慾和物慾的相互補償的同時，燃燒著萌生的愛情。
但這段感情終究還是一段感傷絕望的愛情。最終女孩不能戰勝膚色和民族的偏見，離開了印度支那，回巴黎定居。他也掙脫不了幾千年封建禮教的羈絆，不得不尊從父母之命，與一位素未置嫻鬧袊?媚锝Y婚了。「戰後許多年過去了，經歷幾次結婚，生孩子，離婚，還要寫書，這時他帶著他的女人來到巴黎。他給她打來電話。……他對她說，和過去一樣，他依然愛她，他根本不能不愛她，他說他愛她將一直愛到她死。」
這是一段無望而不被祝福的感情，兩個完全不同的個體相遇了，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民族，懸殊的經濟地位，懸殊的文化背景……有人說愛情的萌生是一種荷爾蒙的作用，當愛情發生時，理智早已喪失了判斷力。所以該如何解釋她和他在西貢那個旅館房間裡的肉體關係？
「自始我們就知道我們兩個人共同的未來未可預料，當時我們根本不談將來，我們的話題就像報紙上的新聞一樣，內容相同，推理相逆。 「我對他說，他去法國住下來，對他來說是致命的。他同意我的看法。……我對他說我準備把他介紹給我家裡的人，他竟想逃之夭夭，我就笑。……我發現，要他違抗父命而愛我娶我，把我帶走，他沒有這個力量。」
這部作品以其自由開放的結構，敘述了一個跨越年齡，跨越種族，跨越國界的愛情故事。作品所表現的男女情愛遊走於道德邊緣，慾望的掙紮和感情的交流緊密不可分，而杜拉斯卻用自己的筆把這種複雜的情慾糾葛表現得那麼純潔。作品的內容和敘述方式對於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界充滿了啟蒙和開放的作用。因此，毫無疑問地引起了格外的注目。
已故作家王小波就誠懇地說自己受到王道乾譯作很大的影響。王小波讀了王道乾翻譯的杜拉斯的《情人》，是這樣描繪自己的感受的：「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譯筆也好，無限滄桑盡在其中。」王小波在《我的師承》一文裡說：那些原先是詩人的翻譯家們，「查良錚、王道乾對我的幫助，比中國近代一切著作家對我的幫助的總和還要大。……道乾先生和良錚先生都曾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後來，因為他們傑出的文學素質和自尊，都不能寫作，隻能當翻譯家。就是這樣，他們還是留下了黃鐘大呂似的文字。」
法國作家杜拉斯發表於一九八四年的一部作品，飄揚過海，傳到中國，通過王道乾的筆譯成中文，在中國文化開放後的一代文學青年中傳播，這些文學青年如飢似渴般渴求著，吸取著外來文化的滋養，他們中的佼佼者如王小波等，在這些文化的滋養下，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優秀作品。這種跨越地域，跨越國界的文化傳承就是那麼神奇地發生著作用。王道乾所從事的翻譯工作，是這些環節中美妙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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