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製作的中國“六十年婚戀往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係列片, 具有相當的曆史真實性, 從中國普通百姓到三教九流裏的“非普通人”的婚姻和愛情故事的“情天恨海”裏發掘了片片閃光的貝殼與早已被時間的浪潮洗掉的前世人的足跡。相信沒看過的同胞們一定會從中發現一些不熟悉的曆史和中國人在“兩性話題”上的種種變化和演進。
1950年，中國結束了幾千年的“納妾”（一夫多妻）的原始、封建的婚姻結合方式。
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個人問題”成了性欲和搞對象的代名詞；婚姻的成功與否也可能會成為一個人的“作風問題”！
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對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毛澤東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1967年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人，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製和打擊。朱德、陳雲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知青”的情書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麵，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係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國以來17年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自己在內的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鬥。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鑒]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隻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中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後，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後，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麵，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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