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後
三年後，我回到總部，和西妮卡同屬 ‘中央直屬機關’，又麵臨10年前的同樣問題：要不要參加‘影子內閣’。仗著已是老工作人員，這回，我連一次都沒有去敷衍。不料半年後，一場風暴平地而起。原來，芬蘭有法律，國家機關的任何永久位置，在聘人做了半年後，要再次向社會開放，公平竟爭，沒人爭得過，才簽正式合同。我拿的正是大學永久位置，卻混混沌沌，更本不知道有這規矩，一門心思在考慮怎麽改革很多明顯不合理的地方。
我們的老教授已退休，移到美國去做教授了，因為在那時，芬蘭最高退休年齡是65歲。我那貴族教授健康的很，每周打網球，腰板筆直，思維敏捷，步伐猶如年輕人，但也不得不退休，去了美國另打天下。接任的女教授也是醫學遺傳界的泰鬥，但她正在美國身兼數職，要一年多後才能回來。老教授的第一批弟子，已成長為各學科的帶頭人，有些已有副教授或教授頭銜，但從大學的官僚眼光來看，應該先安排比他們年紀大的。於是我們得了一位代理主任，離退休還有一年。他少一事好一事，睜一眼閉一眼，坐在這個他不熟悉的位子上，舒舒服服地等退休。當頭的一無能，下麵必定翻天，象西妮卡這樣的厲害腳色，那能等閑視之，我已聽了她不少抱怨代理主任的話，也難怪她，科室確是前所未有的混亂。
一天，代理主任約我談話，我很高興，他終於想到了我。我認真準備材料，要向他顯示接管工作半年來的成績。一進門，還沒坐穩，他劈頭就問 『你能在其它地方找到工作嗎？』我張口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他看我坐在那裏，不說也不動，隻好自己說起來：大家對你意見很大，你不負責任，雲雲。我說，請拿出證據。他說，西妮卡說....... 。我這才知道，她在主任麵前告了我不少狀。我當然要辯解，說明她所說的有些不是事實，有些有事實影子，但那是我的改革措施，不是不負責任，我給他指出，什麽什麽不合理，作為一個受過正規醫學訓練的人，你覺得應該改嗎? 那主任說，我管不了那麽多，隻要大家沒有意見。談話不了了之。
但是，我的正式合同也被懸在半空。我打聽到了，原來外麵有人要爭我這個位子。既然當頭的如此無能，我隻好自己打‘保衛戰’了。此時，那批和西妮卡一起喝咖啡的人，見到我訕訕的，打招呼都不自然 。保衛戰打到六月中，還沒結果，我覺得自己已經 做了所有能做的，結果就交給上帝吧，於是自管自休假去了。三周後回來，秘書來找我，那訕訕的樣子沒有了。她拿出合同的副本，說，我不在時，她代我在永久合同上簽了名，因為六月底一定要通報大學，我當然連聲謝她咯。後來知道，代理主任不敢貿然踢掉我，但也不敢得罪另一個更厲害的，最後他讓一批少壯派學科帶頭人開會決定。會議上，意見一邊倒，要把我留下，並認為西妮卡也 是位好工作人員，沒有惡意，隻是兩人性格不合、觀點不同而已。
影子內閣成員的態度很象我在國內文化大革命時的經曆。在文革初期, 我因貼大字報被批，同班同學們見到我訕訕的，打招呼都不自然。當然，在中國，事情沒有到此了結。後來風聲緊了，連招呼都不打了，壞一點的，跑到指導員麵前添油加醋，落井下石，最後沒事了，那最早跑來和你套熱呼的正是那下石最重的。
芬蘭人，中國人，人性何嚐不是一樣的！芬蘭人的人性不比中國人好，乃是製度比中國好。好在沒有政治攪和在學術裏；好在教授們能申請到經費，不是靠勢力，乃是靠學術實力；好在製度民主，任何雇員都有工會作後盾，保障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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