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溯源
正像書法並不等於漢字一樣，書法溯源也不等於追溯文字的原始。書法的源流以古文和籀文為宗，其次為秦書八體，再次為通行六體，最後才數甲骨、鍾鼎和簡牘。甲骨文早於古文，鍾鼎早於秦書八體，簡牘早於通行六體，甲骨、鍾鼎與簡牘之所以在書法源流上奉陪末座，是因為三者早已沉埋地下，其出土而為人所知、為人所效仿為一種書法的年代反而遠在通行六體之後。古文相傳為蒼頡所創，蒼頡相傳為黃帝的史官。籀文相傳為史籀所書，史籀相傳為周宣王的史官。迭用“相傳”，因為年代久遠，其說之為真為訛，皆不免令人存疑。
或以為“籀文”即“古文”，其說欠妥。因為“古文”為對某特定文字形式的統稱，而“籀文”實乃一家之書法。由此觀之，稱“籀文”為書法之始似乎更加妥當。古文早已失傳，後世所謂的古文真跡皆為贗品。石鼓文相傳即為籀文。六十年代石鼓曾在北京故宮展出，柞裏子雖有幸目擊，無奈歲在垂髫，學識淺陋，惶惶然如睹天書，姑妄信之尚且不能，焉能信口雌黃，辯其真偽。
所謂秦書八體，曰“大篆”，曰“刻符”，曰“蟲書”，曰“摹印”，曰“署書”，曰“殳書”，曰“小篆”，曰“隸書”。大篆即古文。蟲書又稱為“蟲鳥書”。柞裏子曾在某出土文物展覽上見過一把青銅寶劍，柄上刻有“越王勾踐”等數字，正作蟲鳥體。殳書也見諸兵器，想必與蟲書同為今日所謂之藝術字體。署書用於簽名，摹印用於圖章，刻符用於符令，皆為特殊用途之書法。
以上六體雖為所謂秦書八體之一，其實皆為先秦時代所創。之所以歸納於秦書八體之中，大約是因為此六體者，在秦尚通行，秦亡而與之俱亡。秦所創者僅有小篆與隸書兩體。小篆為李斯作，隸書為程邈創。小篆之所以稱之為小篆，是相對於大篆而言。顧名思義，當是為大篆之簡體。隸書本為便於史隸書寫文書而設，故亦稱史書。史與隸，皆指下級行政人員，尤指類似如今秘書一類之職。以意推之，所謂隸書，又當為小篆之簡體。
小篆原本有六處石刻傳世，分別為繹山、泰山、琅琊台、之罘、碣石與會稽。前四處皆在山東，會稽為今日浙江之紹興，碣石所指不詳，或以為在當今之河北境內。繹山石刻真跡亡於唐以前，杜甫有詩曰：“繹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可以為證。泰山石刻宋歐陽修、趙明誠皆曾目擊，據說至清乾隆年間方受毀於火，今僅存數字。琅琊台、之罘與碣石之石刻早已不知去向。會稽石刻唐時尚完好，至宋則已不見諸著錄。元代有摹本出，來路不明。除幸存的泰山石刻數字之外，小篆尚有鑄造在秦權上的金文傳世。
所謂通行六體，指篆、隸、分、草、真、行。所謂通行者，指自漢代通行至近代。篆即秦之小篆，至漢大篆已失傳，因而無須在小篆前加“小”字以示甄別。隸書雖始於秦，至漢方大盛。盛行到何種程度？漢諺曰：“何以禮義為？史書而士宦”。此諺不僅道出隸書在漢代盛行的程度，也反映出當時一些人對隸書盛行的不滿。由此可見因簡體字而引起的意識形態之爭古已有之，並非始於今日。
隸書在漢代又衍生出分書與章草。前者用於法令，後者用於奏章。分書既用於法令，可見分書在漢代已經取代小篆成為政府法定的正體，而小篆則已退居古文的地位，不再是日常實用的文字。分書又稱之為八分書，因起筆與落筆取上下左右分飛之勢而得名。
漢代的隸書筆法原本平拙，這種筆法似乎因不為後人所欣賞而失傳，現在一般人所謂的隸書，實為漢代的分書。章草既用於奏章，勢必不能癲狂到難以認識的程度。事實上，章草的結構與寫法都有一定之規，不像如今流行的草書那麽大而化之、非憑借上下文難以識讀。現代流行的草書當自行書出。
分書據說為漢末文化名人蔡邕所創，至於章草為何人所作，則眾說紛紛，莫衷一是。唐代以前所謂的真書，即漢代之分書。唐以後所謂的真書，則指現代所謂的楷書。行書相傳為漢劉德升所創。行書而兼有真書韻味者，稱之為真行；行書而帶草書筆法者，稱之為草行。真行後代不多見，今日所謂的行書，皆為草行。
自漢迄魏初，碑文均用分書。真書之入石，始於吳衡陽郡太守葛府君碑。以後真書用之日廣，草隸皆望塵莫及。唐孫禮虔所謂“趨勢適用，行書為要；提勒方幅，真乃居先”，恰到好處地概括了這種演變。
甲骨、鍾鼎、簡牘清季以後出土漸多。無論寫刻，皆非出自名家之手，但因其結構古樸渾拙，遂有臨摹其體者，然至今仍處偏師之地位而未入書法之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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