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父

    連年戰亂，很多人都窮的看不起病。我爺爺就經常免費給人家看病，可是用藥用時，自己也是一大家子人口要他養活。社會治安也不好，經常被偷被搶，家裏當時的情形，其實已經是外麵看著光鮮, 裏麵已經虛空了。家裏的傭人也隻剩下一兩個曾經幾代人都為我家扛工的佃戶家的女人。他們很是忠心，非但沒有因為爺爺那不出工錢給她們，而離開我家。還時常拿些吃食給幾個小孩。

大伯父在縣裏讀書，費用差不多都是他丈人給出的。那人其實是一個奸商，日本人打來這些年，他家非但沒有變窮，而且資產比原來膨脹了好幾倍。當年定親的時候，兩家還算是門當戶對，可是現在，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要不是我大伯父特別出息，很給他長臉麵，也許早就很我家悔婚了。
後來大伯父要考大學，要知道，那時候，大學的費用是十分昂貴的。據說當時一個一般地主家庭，都供養不起兩個大學生。以我家當時的狀況，隻有賣房賣地，才可能讓大伯父上大學。不過他的丈人說了，隻要旭少爺和他的女兒完婚。這一大筆費用，就由他來出。可是我大伯父其實從心裏是十分抗拒這段婚姻的。那個裹小腳，目不識丁的商人家的小姐，根本不是他理想中的對象。

這樣耽擱了幾年，幾番抗爭無濟於事以後，旭少爺還是完成了他自幼定下的娃娃親。把他的第一任妻子娶進了蔡家。婚後，他開始刻苦學習，準備報考大學。民國時期的大學招生製度和現在並不一樣，有點類似現在的美國大學錄取製度。每個學校單獨招生，單獨錄取。所以會出現同時收到幾個大學的錄取通知的現象。我大伯就是如此。他報考了包括北大，複旦在內的幾所大學，全部收到了錄取通知！

當他正在考慮上那所大學的時候，家裏收到了姨奶奶從上海寄來的信。信中說：“聽說旭哥要報考大學，請千萬要報考上海的學府。到上海來，可以住在姨媽姨爹這裏，我們會好好照顧他的。畢竟是姐夫的長子，我們決不會虧待他。”這樣一封家書，讓蔡家上下都很感動。就連他的丈人，也是十分樂意省下這筆供女婿讀書的錢。所以也支持他到上海去。可是他和他的女兒那裏想得到：旭少爺這一離開家鄉，就再也沒回去。直到現在：公元2004年。

於是, 大伯父去了上海, 就住在我姨奶家裏。他和他的弟妹一樣稱呼我姨奶奶為姨媽, 稱她的母親為姥姥, 叫她的先生為姨夫, 或者姨爹。而他的這位姨父也是非常喜歡這個年輕人, 讓家裏的下人依舊叫他旭少爺, 姥姥, 姨媽和姨夫則叫“旭”，或“旭哥兒”。
大伯上了複旦大學，修讀的是新聞係。開學之初，和現在一樣，要經曆軍訓的。那時正值盛夏，酷日當頭，教官們就躺在樹蔭下麵的躺椅上，扇著扇子，喝著涼茶。而軍訓的學員們，卻不得不站在大太陽底下立正，常常一站就是一天。每天都有體質不好的人中暑暈倒。
大伯在複旦大學讀書期間，是一個很活躍，進步的人。不僅是學生會的骨幹力量，而且還參加了地下黨組織。那時正是我國的國內戰爭時期，他和其他很多年輕學生一樣，在敵後做出了很多貢獻，例如，購買大量藥物，偷運給解放區。他們時常開組織會議，或者是和聯絡員聯係。而地點又常常就安排在他住的唐公館裏！這叫什麽？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國民黨特務怎麽也不會想到，地下黨的會議就在高級軍官（他的姨夫），和特務頭子（姨媽）家的客廳裏召開！

不過，他的姨夫多多少少看出了一些彌端。1949上海解放前夕，姨奶一家和其他國民黨高官一樣，帶著金銀珠寶，舉家準備逃往台灣。就在臨行之時，全家上下怎麽也找不到旭少爺。姨奶當時正懷著她的長子，挺著大肚子，急得不知怎樣才好。這時，她的丈夫說話了：“別找了，旭，不會和我們走了。他和我們不是一路人了… …” 其實, 當時大伯父就躲在暗處, 這一切, 他全看著眼裏。

解放以後, 大伯在上海地區工作過一段時間, 曾任某區的副區長。後來，調到北京。開始是在新聞處任機要秘書，後來，就調到國家教委工作。就在大伯的事業穩定發展，蒸蒸日上之時，噩耗從家鄉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