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浩泉：那情，那景，曆曆在目

(來源：文匯報)

1948年夏，我從當時的江蘇省立蘇州中學高中畢業後，考入了複旦大學新聞係。是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了奪取全國勝利的決定性階段。
複旦和交大，當年並稱為上海學生運動的“兩大堡壘”，校內地下黨力量之堅強可想而知。複旦新聞係始創於1929年，享有“記者搖籃”之稱。這一年9月，複旦大學中國文學科設立新聞係，並開始招生。從1941年9月陳望道先生正式接任代理係主任，第二年9月，正式出任新聞係主任之職（原係主任程滄波被國民黨中央黨部派往香港任《星島日報》總主筆）。解放後，陳望道先生擔任複旦大學校長。1950年7月，他因校務繁忙，辭去係主任一職，聘《解放日報》社長惲逸群兼任係主任。在長達七八年的歲月裏，陳望道一貫倡導民主辦學，把“宣揚真理、改革社會”作為辦係指導原則，提出了“好學力行”四字作為係銘，鼓勵學生“有膽有識”、“學有專長”。1943年秋，在中共複旦大學地下支部領導下，複旦大學新聞學會於每周六晚上舉辦“新聞晚會”，開展研討時事、學術爭鳴等活動。這一優良傳統一直被繼承了下來。我清楚地記得，自我入學後，每周六晚上，我跟許多新生一樣，懷著興奮的心情，和數十名係友濟濟一堂，縱論天下大事，指點江山，針貶時弊，揭露國民黨當局的反動和腐敗。當時國民黨政府正垂死掙紮，經常搜捕中共地下黨員、進步學生和進步人士。1948年，係友胡其芬（又名胡南）、胡作霖被反動當局逮捕後遭殺害。我們的生活也每況愈下，吃的飯有黴味，上食堂要跑步，慢了，飯就被搶光了，就要挨餓。一天早晨，為了搶點稀飯吃，我從宿舍淞莊奔向食堂，僅幾分鍾路程，由於頭天晚上下雨，道路泥濘，我的一隻鞋子陷進了泥裏，隻好退回去穿上，耽擱了一下，跑進食堂，我傻了眼，那粥桶已“底朝天”了！
在地下黨領導下，“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的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上街示威遊行，秘密發行油印的《學生報》，競選學生會幹事，到虹口公園附近擺地攤，向市民出售衣物，籌集資金“儲糧應變”等活動，我都主動積極參加。形勢教育人，實踐鍛煉人，半年複旦生涯，我的表現也引起了地下黨組織的關注。
複旦大學在抗戰期間內遷至重慶北碚。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6月遷回上海江灣。隨遷帶來了許多四川籍同學，他們都喜歡在課餘時間泡茶館。在我們宿舍淞莊（另一處宿舍叫德莊）對麵，就有一家四川老鄉的茶館。1949年3月的一天，下課後，新聞係三年級同學丁淼約我到茶館裏喝茶，我應邀前往。我們就在靠門口的一張小方桌旁坐下，沏了一壺茶，邊飲邊聊，桌上並無他人。閑談一會後，丁兄切入正題，他問我：“有一個組織你是否願意參加？”我問他“是什麽組織”？他告訴我“是中國共產黨”。我進複旦後看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又受到學生運動和學校環境的熏陶，對黨有了一定認識，就毫不猶豫地表示：“願意！”丁兄就要我打入黨申請報告，內容包括對黨的認識、入黨動機、努力方向等，並約定時間寫好後交給他。數天後，我將“入黨申請報告”交給了丁兄。大約十多天後，他通知我，下午四時許到複旦後門田野裏，有一位係裏的女同學在那裏等我，她圍一條白色圍巾，要與我談話。我按時前往，見那位女同學已等在那兒，她穿一件綠色毛衣，圍一條白色絲綢圍巾，走近一看，原來是本係四年級同學陳先明（四川人）。打過招呼，兩人在田塍上邊走邊談，別人看到，可能以為我們是在“談朋友”呢！她告訴我，組織上已批準我入黨，今後要以黨員標準要求自己，為革命不惜犧牲自己生命，並要嚴守黨的機密，等等，我表示一定牢記在心。這就是我參加地下黨的全過程，陳先明和丁淼就是我的兩位入黨介紹人。這一天是1949年3月31日，離上海解放已不足兩個月了。
就在我入黨後不到一個月，即1949年4月26日，國民黨又伸出魔爪，那天夜裏，派出大批軍、警、憲、特，衝進許多大、中學校和民居，大肆搜捕地下共產黨員、進步學生和進步人士，僅複旦大學就有數十人被捕。這就是臭名昭著的“4·26大逮捕”。我們新聞係就有一名王樸同學被捕後慘遭殺害。
也許是命運讓我躲過一劫。這天是星期二，下午我沒有課，就離校前往東長治路積善裏探望我家鄉的鄰居鄒金福，他在這條弄堂裏一家工廠擔任會計。他熱情地留我吃晚飯，看天色已晚，他對我說，“今晚你就住這兒吧！”盛情難卻，我就在他那裏住了一宿。次日早晨，我乘公交車到四川北路底，再沿江灣路步行回校。一路上，遇見許多胸前佩戴著三角形篆體“複旦”二字校徽的同學紛紛往市區來。我們彼此叫不出姓名，但校徽就是校友的標誌。他們告訴我，“昨晚反動派來學校抓人，你別回去了！”聽了他們的勸告，我猶豫了一下，但還是想回校去看個究竟。於是心生一計：不走江灣路學校大門，而改走小路，從學校後門進去，可能安全些。我來到江灣路左側的一條小河旁，穿過一座用木板搭成的小橋，沿著鄉間小路向學校後門走去。
時值春季，陽光明媚。大約走到離學校後門約二百米處，我遠遠望見在學校後門站崗的國民黨士兵，頭上戴的鋼盔被陽光照得閃閃發亮。我馬上警覺起來：敵人尚未撤退，我不能自投羅網！我馬上往回走，又來到那座小木橋旁，見橋對麵已有兩名荷槍實彈的國民黨士兵在站崗。過橋的老百姓都要出示身份證明，我一摸口袋，不禁一怔：“這下可糟了，學生證沒有帶！”我大著膽子，緊跟在幾個過河的老百姓後麵，當他們在接受檢查時，我忽溜一下竄了過去，徑直向市區大步走去。我暗自思忖，像我這樣在學校裏經常拋頭露麵的“活躍分子”（我記得在競選學生會幹事時，曾將我的大幅肖像畫放在校園內），很有可能上了國民黨當局的“黑名單”。此次被我混過這座小木橋，不是又逃過了一劫嗎？
“4·26”大逮捕後，學校被國民黨當局勒令解散，本市同學回到自己家裏，外地同學被安排住在山海關路育才中學內。我則借宿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家鄉堂伯父的一個親戚家裏。和黨組織暫時失去了聯係，心裏老是焦躁不安。一天，我到育才中學去探望本係同學，係友蔡旭若（河南人）記下了我的住址。數天後，他通知我某日到某地開重要會議。我原先隻知道丁淼、陳先明兩人是黨員，此時才知道蔡也是黨內同誌。這是地下黨為保護黨組織的安全而規定的一條鐵的紀律——隻限於知道入黨介紹人是黨員。
我按照通知的日期和地點按時前往。到那兒一看，原來是係友章育鑫的家，地處愛文義路（今北京東路）祥生出租汽車公司隔壁的一條弄堂裏。到會的共有十多人，都是新聞係同學。劫後餘生重相聚，今日方知是同誌。大家自然分外高興，歡聲笑語，滿屋飛揚。此時，會議主持人還沒有來。大家等啊等啊，大約等了半小時，主持人來了！一看，原來就是我入黨時找我談話的陳先明。她匆匆坐下後先給大家打招呼：“今天我出來時後麵有‘尾巴’（國民黨特務），我拐了幾個彎才把他甩掉，所以來遲了，對不起！”接著，她打開辮梢，取出一張卷得很細的小紙條，向我們傳達上級的部署。大意是：陳毅司令員來電稱，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希望上海地下黨積極配合，做好各項準備，迎接解放。根據陳老總的指示精神，上海地下黨將立即組建兩支隊伍：人民保安隊和人民宣傳隊。前者負責護廠護校，防止敵人逃跑時破壞；後者負責向市民宣傳黨的政策，穩定人心。先明同誌要求大家做好思想準備，等候通知，按照上級布置，積極投入迎接解放的實際行動。這是我們這個地下黨支部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議。
5月27日，天亮了！上海解放了！我按通知到四川北路原上海戲劇專科學校（校長熊佛西）集中，到會者約二百多人，可能都是複旦的地下黨員。會上，複旦中文係高年級生李漢煌（解放初任虹口區團委書記）作動員，並分配任務，我被分在“人民宣傳隊”。會後，我戴上大紅臂章，立即奔赴北站廣場。那天，下著蒙蒙細雨，我穿了一件顏色褪得發白的雨衣，躍上廣場中間的高台，向過往群眾宣讀《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即“約法八章”）。廣場上響起了一陣陣鼓掌聲、歡呼聲。那年我才20歲，如今已是八旬老翁，60年過去了，那情，那景，仍曆曆在目，恍如昨日。(鄒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