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齡人

一九八九年時，赫爾辛基大學醫學遺傳學教研室擁擠在Haartman Institute 三樓的半邊。就這半邊還要和藥理教研室分用，各占環型走廊的一條腿，廁所和休息室公用。因為隻有一個休息室，好多年來，二家隔年主辦小聖誕。那時Haartman Institute 還未整修更新，室內空氣很差。那年我們教授搞到了一個新地方， 弄到一大筆基金開始一個新的科研項目。 隻搬過去二個組 。我隨組長去了。那是一棟白色的高樓，共11層，與我原來的那棟大樓的後門相對，隻隔一條馬路。我們和另一醫學科研機構一起租了一半的二樓，另一半是銀行。和原來擁擠、窒息、暗幽幽的實驗室兼辦公室相比，這兒簡直是天堂了：空間大、亮堂、從地板到桌子到實驗器械都是新的。我們都有自己的辦公室。

因為是新項目，還在招兵買馬。另一組的組長搬去時還是光棍司令。不久，那位組長招到一位和我年齡相仿的女助手。很明顯，她不愛說話。我盡量熱情和她打招呼，有閑時和她搭訕，畢竟我們隻有四個人嘛，而實驗儀器主要是我們二個人在使用。日久，我察覺到在她的沉默寡言中含有對我的一絲敵意。我便也閉口不啃聲了。誰能料到，幾年之後，她成了我最要好的芬蘭朋友?

芬蘭曆史短，人口少，人種單純，有害基因容易強化傳給後代。更特別的是在曆史上人口登記由教會負責，相當可靠穩定。這些條件對研究遺傳病、追蹤家譜提供了獨特的有利因素。89時對芬蘭特有遺傳病的分子水平研究剛起步，我們的教授是全國領頭人物。我們二個組為他打先鋒，各研究一個芬蘭遺傳病。著手時，隻是根據臨床資料估計是單基因遺傳病，甚至沒有一點概念，這個假設的基因可能在哪個染色體上。這是我工作史上最忙的一個階段，直到八年後，找出致病基因才得以鬆口氣。我實在想不出是哪件事或哪些事成了我和ELVI 關係的轉折點。當時二個組研究的病不同，但研究方法完全一樣。一定是每日度過的共同艱難和困惑，以及分享每一個新進展的喜樂，把我們拉近了。ELVI還是沉默寡言，但那絲敵意消失了。隨著漫長的尋找基因進程，研究人員越招越多; 而研究的進展也帶來了名利的紛爭，實驗室生活不再像開初時這麽單純了。在各樣的職場風暴中我和ELVI互相支持，成了好朋友。

ELVI和我同年同月生，比我大一天。然而從外表到內心我們二人截然不同，形成鮮明對照。她頭發淡黃，皮膚倉白，五官尖削；人瘦精精的，卻精力充沛。我比一般中國人顯得黑，五官渾圓，很容易疲勞。天氣好時，她通常上下班騎自行車來回40公裏。52歲那年，我勸她說，工作如此辛苦，再騎車40公裏對我們這樣的年紀太過分了。二年後，她采納了我的意見，改為一天上班騎車來，下班坐車走；第二天，上班坐車來，下班騎車回去。我能騎車多長距離？最多十公裏，還得每回遇上小坡就下車推。輪到滑雪更不能比了。她經常到位於北極圈的Lapland去滑雪， 四小時滑30公裏，中間小休二次，喝點熱咖啡和溫熱果汁。我隻能在平地上沿著別人滑出的雪道，小心翼翼滑上一公裏，已是汗流浹背，氣喘淋淋，還自鳴得意，美其名曰CROSS COUNTRY SKI.

這輩子我從沒有見過象ELVI這麽不吭聲的人。俗語‘三棍打不出一個悶屁’ 用在她身上再也合適不過了。更沒有見過一個人象她那樣熱衷於社交場合又一聲不啃，隻是出自內心地微笑和專心傾聽別人講話。我是一個能說會道的人。在社交場合中，當ELVI一聲不吭時，我在和人熱烈地交談，或微笑或大笑，或貪心地抓住點心往口中送，儼然一副享受派對的樣子，至少看起來比ELVI 愛好交際。但是在內心深處，她喜歡熱鬧，我不喜歡熱鬧。如果能避免這些場合，我寧可一人獨處。

別以為她不吭聲就無聊的很；她比誰都忙，忙得沒時間拿點心，沒空坐下來。她在幹啥哪? 拿了個相機到處取景拍照，且每人都要拍到。然後她把照片印出來。每一次爬梯的照片歸成一本自製的照相本；每一本的首頁配上美麗的詩句。然後這本相本在教研室流傳一圈，最後落戶到她家中。她經常抽出幾張底片再印一些相片送給相中人。作為她的好朋友，我有特權經常得到照片。有一次小聖誕後，她把每一張照片剪下來，藝術性地布置在走廊牆上，給枯燥的實驗生活帶來樂趣和藝術享受；也給激烈的竟爭帶來些溫情。以後有了數碼相機，她拍得更歡了。我敢說，在赫爾辛基大學沒有一個部門有如此詳細的14年（至她離開我們實驗室）的視覺曆史記錄，被保存在一個退休的雇員家中，至今還在不斷整理，隻為自己的愛好，沒有任何討好得利的動機。

她愛好古典音樂。她說這是在大學階段培養出的愛好。我也愛古典音樂，那是在中學時代受家庭影響培養的愛好。到我大學時代貝多芬們已在打倒之列；家中幾櫃子的唱片都被抄家沒收。她愛運動。在她的影響下，我在芬蘭學騎自行車，學滑雪，愛好走路。她到今天，還冬天長途滑雪，夏天去阿爾卑斯山脈山路旅遊；而我已與滑雪走山路無緣了。二年前膝蓋手術，現在用拐杖走路。她愛好文學藝術，經常去博物館。不止一次，她試圖激起我對芬蘭詩史Kalevala的興趣。可惜的是，我實在缺乏欣賞這部芬蘭名著的藝術細胞。

我們出生在二次大戰後期；我們的父母都經曆了戰爭的苦難; 我們都是在嬰兒時就受洗。她的父親是KUOPIO郊區的農民。戰後，為了讓孩子們得到較好的教育，全家搬到KUOPIO市，父親改做修路工人養家。她母親是個非常能幹的女人。吃的素菜、糧食（洋芋）是她媽種的; 全家大小衣褲都是她媽縫製的。靠著刻苦勤儉，五個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ELVI在1969年畢業於赫爾辛基大學生物化學係。66年一位數學係的學生成了她的丈夫。他們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並在位於大赫爾辛基地區的VANTAA買了房子。畢業後她在一家著名的藥廠工作了三年，不幸得了一種怪病，在家休息了二年。恢複後在赫大農林係工作了數年，直至老二誕生。以後她在家做家庭主婦八年照顧二個孩子。 八六年她複出工作，在八九年遇上了我。她的生活軌跡很合情理，很平衡。

我生長在上海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祖上三代都是醫生。祖父是前清公派留英生，父親是全套美式教育出來的專家。我1961年考入上海一所重點醫學院，曾是家中引以為傲的第四代醫生。和ELVI 的生活軌跡相反，我的生活漩入了革命的龍卷風；無情理可言，隻有顛亂毀滅。當ELVI 從小省城移到首都，我被一腳從上海踢到山區的農村。她可以辭去工作照顧家庭，而我夫離子散，奮鬥了15年才合家團圓。她因病可在家休養二年；我得重病，照樣要幹苦工，得不到絲毫憐憫。她大學畢業後就設法買房；我結婚後，第一個正規的床是在24年後在赫爾辛基買的。她的父親活到86歲，母親現在還活著；我的父母親在60歲以前雙雙死於迫害。她回憶年青時代，很是平靜感恩；我的回憶充塞生離死別。

我想，基因決定了我們二人外貌上的巨大差異，或許也造成了我們說話習慣的不同。但是這二個同齡人性格、素質上的尖銳差異必定與我們的成長環境密切相關。她遠遠地比我謙虛溫和。當我盡力壓製我的自私，她卻自然而然地愛她周圍的人。我隻記得她的生日（因為隻和我差一天）和聖誕；而她會記住很多場合來表達她的友情。某個情人節早晨我進入辦公室，一個美麗的小花籃站在我桌上，絲綢玫瑰花散發出舒適的香味，一張精致的卡片係在花籃上，寫有一首小詩和她的簽名。我很慚愧，更本沒記得這一天。當我換科研組，第一天去上班，一張她製作的歡迎彩紙已經貼在新辦公室的門上。我又羞慚不已，她換工作時，我沒有任何鼓勵的表示。

她的新老板是一個乖戾的女人。我常給她打氣，不要給這個女人欺負。五年後，ELVI實在不能再忍受，決定退休。我壓根不同意她的決定。值得嗎？她嘮叨，你就一個耳朵進一個耳朵出；覺得實在太煩，就塞個耳機聽音樂。如果她沒道理的責備你，你就用比她更大的聲音反駁她。你不能在這個女人麵前退縮，因她的緣故退休。ELVI搖搖頭。她覺得生活中有這麽多有趣的事等著她去做，不值得和這個女人糾纏。她不想和任何人吵架，隻想安靜生活，默默做自己喜歡的事。她退休了。我找到一個機會，和她的老板起了一次正麵衝突，給她出一口惡氣。當我洋洋得意告訴她這件事時，她平和地笑了，象笑一個孩子的惡作劇，迫使我反省，到底她有惡氣還是我有惡氣。這件事再典型不過地注釋了，生長背景和生活經曆在人生關鍵時刻進行選擇時所起的作用。

所以現在她在精力充沛地享受退休生活，時而進城來辦公室看望我，然後去SHOPPING,再去戲院、歌劇院或藝術展覽館。我呢，柱了拐杖走路，精力日益減退，晚上看場歌劇都累得不行，卻照樣不在任何職場波瀾前退縮，還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