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抉擇——沈從文退出文壇的前前後後
中國網 | 時間：2005 年10 月27 日 | 文章來源：《書屋》第八期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內地學術沉寂之時，香港和日本、美國等海外的沈從文研究一直薪火不斷，並對沈從文給予極高的評價。八十年代以來，他們的著述直接促進了內地沈從文研究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績。無論是“文學大師文庫”還是“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排行榜”，海外都一律將沈從文排在位於魯迅之後的中國最傑出的小說家及文學大師的行列。然而，這樣一位大師對於中國文學作品的貢獻，僅僅表現在現代文學這一段。他沒有像其他的老作家那樣繼續從事創作，而是在建國前夕突然停止了他在文學天空的翱翔，永遠地退出了文壇，這是為什麽？在他折斷翅膀的前前後後究竟發生了什麽？
永遠的湘西
從時間上看，沈從文的確從建國前夕便退出了文壇。但倘若仔細研究一下他的創作道路和他的心路曆程就不難發現，沈從文其實早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創作勢頭正旺盛的時候，就曾經出現過思想的消沉和低落。原因是他的作品內容與當時的時代主潮距離較遠，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張也與新文學主將們相悖，這樣就不斷地受到批評和攻擊，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悶”。這種情緒始終伴隨著他。
沈從文基本上是一個沉醉於詩情的作家。一條綿長千裏的湘西水，維係著他的審美理想和人生寄托。鳳凰古城的風土人情，那揮之不去的遙遠回憶，承載著他的作品主題，呼喚著他的全部情思。他是一位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追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征於一體，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而都市題材的上流社會的“人性的扭曲”，也是在“人與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燭照下獲得顯現。正是這獨特的價值尺度，構成了沈從文筆下的都市人生與鄉村世界的橋梁，從而寫出《邊城》、《湘西》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個人的隱痛。這種作品從美學的、曆史的原則出發，遠離政治，超越時空，具有永恒的審美價值。
然而這樣做卻帶來一個問題：當許多人都致力於描繪曆史運動和人民苦難等具體明確的社會現象的時候，沈從文卻在那裏起勁地企圖表現個人的情緒。你可以責備他這做法不合時宜，但卻不能否認，那種朦朧的情緒正是他創作的出發點。在作家筆下，再縹緲的情緒也具有一種無可否認的實體性。我們通過他的身世、自傳就能知道，他的描寫湘西生活的作品也都在說明，他是一個非常特立獨行的作家。和同時代許多描繪現實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個被過去的記憶吸引住的人。沈從文對湘西鄉土的思念，在潛意識裏催動著他創作的激情，也使他從中得到心靈的慰藉。他說：“我隻想把我生命所走過的痕跡寫到紙上。”嚴格說來，越是出色的作家，他的藝術世界就越是獨特，每個這樣的世界都是按照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式建構起來的。
沈從文越與眾不同，就越招來非議。魯迅曾說胡秋原和沈從文是“自由人”、“第三種人”，在編《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時，沒有收入沈從文的作品。1936年賀玉波的《沈從文作品批判》、1937年凡容的《沈從文的〈貴生〉》等文章，責備他“不寫階級鬥爭”，沒有塑造“個性化的人物”，對不同階級人物“缺乏愛憎分明的立場”。從抗戰開始，他與左翼作家的關係惡化，在“與抗戰無關論”、“戰國策派”、“反對作家從政論”、“自由主義文學”等一係列論爭中，沈從文幾乎每次都被列為批判對象；昆明西南聯大時期，沈從文在創作方麵的新探索，也受到種種非議。他明知自己的作品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麵對接踵而來的爭論和批評，他感到茫然和疲憊了。他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所追求的唯美風格與現實時代的差異，有著清醒的自知之明。早在1946年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評價自己的作品：“我能寫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寫偉大的作品了，我的作品也遊離於現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於此，我工作也成為一種無益之業了。”〔1〕他就是懷著這樣惶惑的心情離開昆明西南聯大去了北大。
他的老朋友巴金說：“離開昆明後的三年中，我每年都要寫信求他不要放下筆，希望他多寫小說。”“抗戰前他在上海《大公報》發表過批評海派的文章引起強烈的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人。因此常有對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議論出現。他可能感到有點寂寞，偶爾也發牢騷，我看到他倒又站起來……”〔2〕作為沈從文的知己，巴金的回憶還是實事求是的。特別是到後來，沈從文明顯地感到了時代的變革對他創作的衝擊，“擱筆”的念頭也隨之產生。當他主持《益世報》文學周刊時，1948年12月7日在給作者吉六的退稿信中說：“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人到中年，性情凝固，又或因性情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起步，此時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幹人必然結果。”
沈從文的 “擱筆”，固然是因為對新時代的“不適應”，但他二三十年來對時代主潮似乎從來沒有“適應”過。這種差距始終伴隨著他。而湘西之夢又時刻催動著他，因此他不斷地寫作，也就不斷地受到批評，在批評中他感到孤立和寂寞。作為一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作為一個人，他的意誌又是脆弱的。他是唯美的人，他是理想主義者。他總是用一種善良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鄉沱江的水那樣透明，他經不起在這純潔感情裏摻上褻瀆的汙點。永遠的湘西是他的一個情結，是他的寫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經和沈從文融為一體。他想“跳”出來也不大可能。他對自己的湘西情結與時代精神的需要之間的矛盾困惑不已。這種心理一直纏繞著他。任何打擊都會觸動他孱弱的神經。
永遠的告別
遭到致命打擊、對沈從文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是後來對他的一次嚴厲批判。
1948 年，解放軍已兵臨北平城下，國民黨軍隊退守城內，兩軍對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國民黨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從文也在名單之列。但飽經離亂的沈從文毅然決定留下。同時留下的還有他的朋友楊振聲、朱光潛、梁思成、金嶽霖等教授。沈從文此時的心情其實是很矛盾的，一方麵他對新時代的來臨歡欣鼓舞，另一方麵又擔心跟不上步伐。因為他畢竟是一個遊離於兩個政黨之間的自由主義作家。他已然洞察到了自己的結局，為他的後半生埋下了伏筆，實際上也預示了整整一代舊知識分子的命運。
幾乎在沈從文做出預測的同時，1948年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抗戰文藝叢刊》登載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斥反動文藝》。文章犀利而尖刻地給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等人畫像，他們分別被罵成紅、黃、藍、白、黑的作家。斥責沈從文是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是個“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同期的《抗戰文藝叢刊》還刊登了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一文。原來，沈從文與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是同鄉兼遠親，就寫過一篇散文《熊公館》發表在《國聞周刊》上。馮乃超的文章說沈從文稱道熊希齡故居的“古樸”和熊“人格的樸素與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深思”，是“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體現了“中國文學的清客文丐傳統”。兩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對沈從文的“作為反動派”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本來對批評就敏感的沈從文以沉重的打擊。
接踵而來的是，1949年3月，沈從文任教的北京大學校園裏，有人指使學生們將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重抄成大字報，並貼出“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標語。沈從文感到這次是對他二十多年來獨立為文藝奮鬥的自強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麵否定”，先前的擔憂很快變成了現實，他害怕，恐懼，覺得有一張網在收緊。
“清算的時候到來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常常喃喃自語。
“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裏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險刀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當時，我們覺得他落後，拖後腿，一家人亂糟糟的。現在想來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3〕考古學家史樹青教授也證實：“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跡，但他後來一概不談自殺之事。”
1949年 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他與京派理論家朱光潛、淪陷區女作家張愛玲、國統區作家無名氏（卜寧）等都被排除在外，並被趕下北大的講台。
眾所周知，作為最優秀的小說家的沈從文，從建國以後再也沒有寫那些湘西的靈性文字了，從這一年到他去世是漫長的四十載。四十春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能夠寫出更多的《邊城》、更多的《湘西散記》這樣的傳世之作，但沒有，天才文學大師的藝術之翼就此折斷了。
住院恢複後的沈從文下決心“轉業”——他不得不離開北大，遠離既給他帶來榮譽又招來是非的文壇。促使沈從文退出文壇的直接原因，除了他再也不想麵對和忍受那種曠日持久的“階級鬥爭”的大批判，他在這種鬥爭中已經心力交瘁外；再就是他所信奉的“唯美”和“理想主義”的創作原則受到挑戰，他的生活體驗與新時代的要求實在相去甚遠，過去不適應，現在更難適應。他的夫人張兆和說：“幸好他轉了，轉的時候有痛苦，有鬥爭。他確實覺得創作不好寫了，難得很。”
這種想法沈從文曾流露過多次。上世紀三十年代，沈從文曾寫過《記胡也頻》、《記丁玲》的文章，他們之間還是互相了解的。所以發生沈從文自殺事件之後，丁玲約何其芳在 1949年6月11日、30日兩次到沙灘中南胡同北大教授宿舍去看望沈從文。這時候沈從文的情緒相當低落。丁玲對他說：“你怕什麽嘛，共產黨有什麽可怕的嘛！你寫了一些東西有問題，共產黨還有那個度量，不會跟你計較、追究，在這個社會生活了一個時期之後，你自己也會找到結論的。要是你這樣疑神疑鬼的過下去，共產黨不會來整你，你自己也會把自己整垮的！從文，現在還是要靠你自己振作起來，我還是知道你這支筆，你還可以寫你的東西嘛……”
丁、何來過之後，沈從文想了很久，覺得還是不能拿起寫小說的筆。1949年9月8日，他在寫給丁玲的一封信中說：“已深知個人由於用筆離群，生活離群轉成個人幻念。涉於公，則多錯誤看法，近於病態而不健康；涉於私，即為致瘋致辱因果。為補救改正，或放棄文學……但要說即能十分積極運用政治術語來表示新的信仰，實在一時也學不會。”“為自己，我已痛苦掙紮了近四十年，永遠為獨自作戰，實在太累，得休息，也不為什麽遺憾了。”他對自己目前的狀況和無奈的抉擇也很痛苦，說：“北京是和平解放的，中國都極重要，我卻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戰爭中病倒下來。”〔4〕
“實在太累，得休息”，這真是一個無奈的選擇！沈從文從1924年在《晨報副刊》發表處女作《一封未曾付郵的信》，到1948年初被批判前完成最後一篇小說《巧秀與冬生》，二十五年間創作結集有八十多部作品，一千多萬字，是中國現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個。著名學者季羨林說：“我覺得，在所有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隻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5〕
沈從文的遭遇在中國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和他差不多的同輩作家中，還有茅盾、巴金、丁玲、冰心、夏衍、曹禺、沙汀、郭沫若、葉聖陶、錢鍾書、鄭振鐸、施蟄存，等等。可以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老作家，建國後都毫無例外的沒有寫出什麽成功的、有影響的文藝作品，與他們曾經的輝煌無法相比。隻不過他們要比沈從文幸運得多。好在他們未曾“封筆”，更沒有退出文壇，有的還擔任文藝界的領導，但多隻是一個“牌子”而已。有時勉強寫也差強人意。曾斥責過沈從文的郭老1958年詩興大發，曰：“才見早稻三萬六，又傳中稻四萬三”，“不闖鋼鐵千萬二，再過幾年一萬萬”。曹禺1951年按照領導意圖寫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劇本《明朗的天》，宣告失敗。1958年、1964年寫了“大躍進”和河北抗洪題材的話劇，無一成功。後來寫曆史題材的《膽劍篇》、《王昭君》屬於完全按政治意圖的“憑空虛構”，也很快消亡。曹禺最後病中悟出一痛：“我總是聽領導的，領導一說什麽，我馬上去幹，有時候還得揣摸領導意圖……可是，寫作怎麽總聽領導的？”〔6〕 (我欲哭無淚——轉摘著言)
與許多作家相比，沈從文卻有著鮮明的特殊性，即不隨波逐流，堅持自己認定的原則和創作規律，這也正是他可貴的地方。“從文一方麵很有修養，一方麵也很孤僻，不失為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像這樣不肯隨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時代的犧牲？”〔7〕
永遠的金子
沈從文在北大教書時就與博物館係打交道，常去幫忙，也捐過不少陳列物品。所以他既然提出離開北大，就被安排到了中國曆史博物館。這一年沈從文四十七歲。一開始，還有人說他是“鴛鴦蝴蝶派”，他被當作“統戰對象”，政治上處於被壓製的狀態。有關部門也不給他安排辦公室，他就在午門樓上的穿堂風裏呆了十年。沈從文筆下曾流露出當時的情形：“我在這裏每天上班下班，從早七時到下六時共十一小時。從公務員而言，隻是個越來越平庸的公務員，別的事通說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雖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實許多就不相熟。自以為熟習我的，必然是極不理解我的。一聽到大家的笑聲，我似乎和夢裏一樣。生命浮在這類不相幹的笑聲中，越說越遠。關門時，獨自午門城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8〕他在這裏當起了義務講解員，包括有的小腳老太太來參觀展覽也要他講解。蕭乾有一次陪外賓去故宮參觀，看見沈從文正在拿一根講解棍，心裏很不是滋味：“我看了很傷心，覺得這是一個青年人幹的事，怎麽讓他幹？我怕影響他，也怕傷害他，躲得遠遠的，沒有上前打招呼。”類似這樣尷尬的場麵他的好朋友汪曾祺也碰到過。“文革”一來，沈從文的處境更慘了，無休止的檢查、批鬥、掃女廁所，他還被弄到湖北鹹寧鄉下勞動看鴨子。有一次他和幾個人上街，看到鹹寧縱橫交錯的街道，有人說不要找不到回去的路，沈從文指著住處附近火葬場那高高的煙囪說：“不會迷路。隻要看火葬場的煙囪。那是我們每個人的最後歸宿。”
在曆史博物館期間，盡管沈從文很苦悶，但他還是很敬業的：“一旦碰到具體的文物工作，沈從文就仿佛變了一個人。看見好東西，沈先生就想辦法買回來。自己先墊錢，再交給館裏。”他的同事這樣評價他。他千方百計地接觸文物、研究文物，積累了不少資料。他豐富的知識和文物功底得到了社會和學界的認可。1958年北京人藝排演《蔡文姬》請沈從文當顧問，他就把演職員們帶到曆史博物館，引經據典地講了好幾個小時。1960年排《武則天》時把劇本送給他看，他列出十頁、六十四條關於這部戲的參考資料。盡管如此，沈從文的內心還是淒苦的，這種淒苦又能對誰說呢？他做的是文物工作，自己也像一件文物似的被塵封了。但他還是默默地守望著屬於自己的角落。他已進入寵辱不驚的境界。這種人性的耐力和人格的精神是非常罕見的。
是金子總要閃光。
沈從文開始徜徉於他的文物世界，雖然繁瑣考證，但對於一個觸類旁通的小說家來說也不是什麽太困難的事。他說：“至於搞文物工藝，盡管工作千頭萬緒，隻要能就全國材料作綜合，隻要看得多，材料在手邊，就可以不太費力在一較短時間裏，做出許多事情。過去三五十年難於見功的，現在三五年也可以完成。”在蟄伏一段時間後，從 1957年到1963年，他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文章，並且撰寫出版了《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戰國漆器》、《明錦》、《中國的瓷器》等學術專著。
1978 年，受胡喬木的關懷，沈從文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並配了助手。 1981年，一部從“文革”前就嘔心瀝血的八開本煌煌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精印出版。胡喬木致函祝賀：“以一人之力，曆時十餘載，幾經艱阻，數易其稿，幸獲此鴻篇巨製，實為我國學術界一重大貢獻，極為可賀。”這部著作成為領導人出訪贈送外國元首的禮物，同時填補了我國文化史上的空白，從而奠定了沈從文由著名作家到著名曆史學家、考古學家、古代服飾學家的地位。
比起很多表麵紅火而實則蒼白、甚至虛度光陰的作家朋友們來說，沈從文的失落感大大衝淡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是不幸的，但又是幸運的。他在遼遠塵封的文物角落耕種，雖然辛苦，卻避開了陸續發生的一場又一場的文壇爭鬥。當噩夢醒來，塵埃落定，許多人因命運蹭蹬、光陰虛度而懊悔，沈先生卻意外地以文博考識著作等身。沈從文退出熱鬧的文壇而遁入冷清的“空門”，是他後半生的最佳選擇。事實證明他有先見之明，睿智而不虛榮，懦弱恰含剛強。他沒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沒有虛擲寶貴的光陰，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態度，平靜而執著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曆程，實現了真正的人生價值。曾與沈從文同屬“京派”作家的最後一位傳人汪曾祺後來說他： “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難言；亦得亦失，得失難言。步入冷徑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9〕
沈從文雖然過早的改了行，轉了業，但他並不是真正的隱遁。作為寫了八十多部文藝作品、小說被四十多個國家翻譯出版的世界文化名人，他內心的創作情結還是難解難分。在埋頭自己的花花草草、壇壇罐罐的時候，他也不時關注著眼花繚亂的中國文壇，也希望自己有立功的機會。1957年反右的時候沈從文出差到上海，巴金、曹禺、熊佛西等人都在報紙上發表了意見，認為黨的政策束縛了文藝繁榮。沈從文隔岸觀火，沒有鳴放的權利，就給人寫信：“如今有些人說是為行政羈絆不能從事寫作，其實聽他辭去一切，照過去二十年前情況來寫三年五載，還是不會有什麽真正好作品的。目下不寫作品，還在領導文學，領導不出什麽，卻以為黨幫忙不夠，不大符合事實的。”他還說過：“一些作家寫作差不多，永遠在寫，永遠見不出絲毫精彩過人之處，真如四川人說的'不知咋個搞法！’”〔10〕
1953年 9月，沈從文參加了全國文代會，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部分代表。在介紹到沈從文時，毛澤東問過他的年齡後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胡喬木寫信給沈從文表示願意為他重返文壇做安排，嚴文井等老朋友也向他約稿，希望他能夠回到專業作家隊伍中來。1961年初，沈從文在北京阜外醫院住院時研讀了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小說，記下了自己的心得：“難的不是無可寫之人，無可寫的事，難的是如何得到一種較從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較從容工作環境，一定還可以寫得出幾個有分量東西的。”在當年的一次會議上，周揚說如沈從文繼續寫作，將給他十年的創作假。其實，沈從文從1948年就開始醞釀一部以其內兄——1936年犧牲的共產黨員張鼎和一生鬥爭事跡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於是，1961年6月1 日中宣部、中國作協給沙汀寫信，安排沈從文到四川深入生活。可是不知什麽原因，6月23日沈從文又突然被告知到青島休息。這樣，他又來到青島，看了幾家繡藝廠、印染廠，隻是把小說素材“重謄個順序線索”而已。1961年7月27日，作為《人民文學》編輯的夫人張兆和給在青島“信心不大”的沈從文寫信說： “當初為尋求個人出路，你大量流著鼻血還日夜寫作，如今黨那樣關心創作，給作家各個方麵的幫助鼓勵，安排創作條件，你能寫而不寫，老是為王瑤（王瑤，文藝理論家，與聞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沈從文等同為北大中文係教授。1954年曾出版我國最早的新文學史《中國新文學史稿》，沈從文以反麵形象忝列其中。 ——筆者注）這樣的所謂批評家而嘀咕不完，我覺得你是對自己沒有正確的估計。至少在創作上信心不大，因此舉足彷徨無所適從。”
從青島回來後他又去了河北宣化體驗生活，增強了信心，便寫信給夫人說：“如照過去經驗，能試寫三章成功，以下即不會有什麽困難了，即照寫《邊城》方式一星期寫一章，年末完成初稿是可望的。”談何容易，“年末”終未能完成初稿——寫《邊城》時的心情與環境恐怕一去不複返了。1962年作協又安排沈從文等八名作家去江西老區，他帶著幾次寫下的近十萬字的小說素材，準備長期住下去。但誰也沒有留下來。他在江西呆了三個月，最後跑到景德鎮看他喜歡的陶瓷去了，還幫助人家改進工藝。也許他覺得幹這些要比寫小說容易和保險得多。他的夫人張兆和談及他的創作狀況和幾次失敗的原因時說：“沈從文收集了一些材料，還到宣化煤礦去了好幾次，記了好幾本。1961年熱鬧，他想寫，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體怎樣寫，他就不行了。沒有多大把握，寫了也寫不好。”
也就是說，沈從文從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張條幅上寫下“封筆試紙”以後的四十年裏，雖經幾番努力，終沒能寫出一篇小說。而在這以前的二十五年中他卻出版了八十多部。
永遠的鳳凰
1983年沈從文患了腦血栓，造成左身癱瘓。
1985年 6月，中央組織部發文，規定按部長級待遇解決沈從文的工資、住房等問題。
畫家黃永玉說：“表叔在臨終前兩三年，得到黨和政府的認真關注，給了他一套寬大的房子，並且配備了一部汽車和一位司機。遺憾的是太晚了。”
1985年 12月9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長篇訪問記，祝賀他從事文學創作六十周年。
1986年 10月，沈從文幾百萬字的小說、散文合集《鳳凰》，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同年，電影《湘女蕭蕭》在法國和西班牙電影節上分獲“金熊獎”和“唐吉訶德獎”。
1988年 5月10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沈從文因心髒病猝發，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生命曆程。
李先念、李鐵映、王任重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有關方麵負責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香港、台灣及國外多家媒體報道了沈從文逝世的消息。《人民日報》以《眷念鄉土多名作，飲譽中外仍寂寞——傑出作家沈從文告別親友讀者》為題發表報道。
巴金的唁電說：“文藝界失去一位傑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財富不會消失。”
夏衍說： “沈從文沒有得到他應該得到的文學地位，他不單是一位鄉土文學大師，應該是更高一層的作家。”
邵燕祥說： “沈從文這個又溫文又野性，屬於湘西又屬於整個中國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這些既清新且斑斕的作品之中。所有這些，可以不舍晝夜地流下去，潤澤當代的直到後代的無數焦渴的靈魂。”
遵照先生遺願和家鄉人民的請求，在沈老逝世4周年的祭日，即1992年5月10日，沈從文的骨灰在家人的護送下魂歸故裏鳳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清澈秀麗的沱江，一半安葬在風景旖旎的聽濤山麓。一塊天然的五色巨石肅然矗立，成為沈從文墓碑獨特的標誌。墓碑鐫刻著沈先生蘊含很深哲理的手跡銘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古語說，鳳凰擇良木而棲。沈從文終於回到他魂牽夢縈的良木故土。湘西的流波碧水，裹挾著一個自稱“鄉下人”的深深眷戀，更加遼遠悠長、綿綿無盡……
注釋：
〔1〕吳澤順：《悲愴的樂章》，引自書屋雜誌社網絡版——作家授權文庫。
〔2〕巴金：《懷念從文》，引自巴金《再思錄》，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
〔3〕陳徒手：《午門城下的沈從文》——對沈從文夫人張兆和的采訪（1990年12月7日），引自中國青少年新世紀讀書網。
〔4〕沈從文：《我的學習》，載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報》。
〔5〕季羨林：《悼念沈從文先生》，載1989年4月1日《文匯報》。
〔6〕甘竟存：《戲劇大師曹禺的“悟”》，載1998年第4期《雨花》。
〔7〕梁實秋：《憶沈從文》，引自《梁實秋懷人叢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3月版。
〔8〕沈從文：《給一位青年記者的信》（1951年3月29日），引自《沈從文全集》第十九卷書信，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9〕汪曾祺：《沈從文轉業之謎》，引自《晚翠文談新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
〔10〕沈從文：《給雲六大哥的信》（1959年3月12日），引自《沈從文全集》第二十卷書信，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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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內地學術沉寂之時，香港和日本、美國等海外的沈從文研究一直薪火不斷，並對沈從文給予極高的評價。八十年代以來，他們的著述直接促進了內地沈從文研究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績。無論是“文學大師文庫”還是“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排行榜”，海外都一律將沈從文排在位於魯迅之後的中國最傑出的小說家及文學大師的行列。然而，這樣一位大師對於中國文學作品的貢獻，僅僅表現在現代文學這一段。他沒有像其他的老作家那樣繼續從事創作，而是在建國前夕突然停止了他在文學天空的翱翔，永遠地退出了文壇，這是為什麽？在他折斷翅膀的前前後後究竟發生了什麽？
永遠的湘西
從時間上看，沈從文的確從建國前夕便退出了文壇。但倘若仔細研究一下他的創作道路和他的心路曆程就不難發現，沈從文其實早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創作勢頭正旺盛的時候，就曾經出現過思想的消沉和低落。原因是他的作品內容與當時的時代主潮距離較遠，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張也與新文學主將們相悖，這樣就不斷地受到批評和攻擊，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悶”。這種情緒始終伴隨著他。
沈從文基本上是一個沉醉於詩情的作家。一條綿長千裏的湘西水，維係著他的審美理想和人生寄托。鳳凰古城的風土人情，那揮之不去的遙遠回憶，承載著他的作品主題，呼喚著他的全部情思。他是一位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追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征於一體，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而都市題材的上流社會的“人性的扭曲”，也是在“人與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燭照下獲得顯現。正是這獨特的價值尺度，構成了沈從文筆下的都市人生與鄉村世界的橋梁，從而寫出《邊城》、《湘西》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個人的隱痛。這種作品從美學的、曆史的原則出發，遠離政治，超越時空，具有永恒的審美價值。
然而這樣做卻帶來一個問題：當許多人都致力於描繪曆史運動和人民苦難等具體明確的社會現象的時候，沈從文卻在那裏起勁地企圖表現個人的情緒。你可以責備他這做法不合時宜，但卻不能否認，那種朦朧的情緒正是他創作的出發點。在作家筆下，再縹緲的情緒也具有一種無可否認的實體性。我們通過他的身世、自傳就能知道，他的描寫湘西生活的作品也都在說明，他是一個非常特立獨行的作家。和同時代許多描繪現實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個被過去的記憶吸引住的人。沈從文對湘西鄉土的思念，在潛意識裏催動著他創作的激情，也使他從中得到心靈的慰藉。他說：“我隻想把我生命所走過的痕跡寫到紙上。”嚴格說來，越是出色的作家，他的藝術世界就越是獨特，每個這樣的世界都是按照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式建構起來的。
沈從文越與眾不同，就越招來非議。魯迅曾說胡秋原和沈從文是“自由人”、“第三種人”，在編《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時，沒有收入沈從文的作品。1936年賀玉波的《沈從文作品批判》、1937年凡容的《沈從文的〈貴生〉》等文章，責備他“不寫階級鬥爭”，沒有塑造“個性化的人物”，對不同階級人物“缺乏愛憎分明的立場”。從抗戰開始，他與左翼作家的關係惡化，在“與抗戰無關論”、“戰國策派”、“反對作家從政論”、“自由主義文學”等一係列論爭中，沈從文幾乎每次都被列為批判對象；昆明西南聯大時期，沈從文在創作方麵的新探索，也受到種種非議。他明知自己的作品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麵對接踵而來的爭論和批評，他感到茫然和疲憊了。他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所追求的唯美風格與現實時代的差異，有著清醒的自知之明。早在1946年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評價自己的作品：“我能寫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寫偉大的作品了，我的作品也遊離於現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於此，我工作也成為一種無益之業了。”〔1〕他就是懷著這樣惶惑的心情離開昆明西南聯大去了北大。
他的老朋友巴金說：“離開昆明後的三年中，我每年都要寫信求他不要放下筆，希望他多寫小說。”“抗戰前他在上海《大公報》發表過批評海派的文章引起強烈的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人。因此常有對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議論出現。他可能感到有點寂寞，偶爾也發牢騷，我看到他倒又站起來……”〔2〕作為沈從文的知己，巴金的回憶還是實事求是的。特別是到後來，沈從文明顯地感到了時代的變革對他創作的衝擊，“擱筆”的念頭也隨之產生。當他主持《益世報》文學周刊時，1948年12月7日在給作者吉六的退稿信中說：“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人到中年，性情凝固，又或因性情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起步，此時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幹人必然結果。”
沈從文的 “擱筆”，固然是因為對新時代的“不適應”，但他二三十年來對時代主潮似乎從來沒有“適應”過。這種差距始終伴隨著他。而湘西之夢又時刻催動著他，因此他不斷地寫作，也就不斷地受到批評，在批評中他感到孤立和寂寞。作為一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作為一個人，他的意誌又是脆弱的。他是唯美的人，他是理想主義者。他總是用一種善良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鄉沱江的水那樣透明，他經不起在這純潔感情裏摻上褻瀆的汙點。永遠的湘西是他的一個情結，是他的寫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經和沈從文融為一體。他想“跳”出來也不大可能。他對自己的湘西情結與時代精神的需要之間的矛盾困惑不已。這種心理一直纏繞著他。任何打擊都會觸動他孱弱的神經。
永遠的告別
遭到致命打擊、對沈從文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是後來對他的一次嚴厲批判。
1948 年，解放軍已兵臨北平城下，國民黨軍隊退守城內，兩軍對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國民黨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從文也在名單之列。但飽經離亂的沈從文毅然決定留下。同時留下的還有他的朋友楊振聲、朱光潛、梁思成、金嶽霖等教授。沈從文此時的心情其實是很矛盾的，一方麵他對新時代的來臨歡欣鼓舞，另一方麵又擔心跟不上步伐。因為他畢竟是一個遊離於兩個政黨之間的自由主義作家。他已然洞察到了自己的結局，為他的後半生埋下了伏筆，實際上也預示了整整一代舊知識分子的命運。
幾乎在沈從文做出預測的同時，1948年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抗戰文藝叢刊》登載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斥反動文藝》。文章犀利而尖刻地給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等人畫像，他們分別被罵成紅、黃、藍、白、黑的作家。斥責沈從文是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是個“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同期的《抗戰文藝叢刊》還刊登了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一文。原來，沈從文與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是同鄉兼遠親，就寫過一篇散文《熊公館》發表在《國聞周刊》上。馮乃超的文章說沈從文稱道熊希齡故居的“古樸”和熊“人格的樸素與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深思”，是“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體現了“中國文學的清客文丐傳統”。兩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對沈從文的“作為反動派”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本來對批評就敏感的沈從文以沉重的打擊。
接踵而來的是，1949年3月，沈從文任教的北京大學校園裏，有人指使學生們將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重抄成大字報，並貼出“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標語。沈從文感到這次是對他二十多年來獨立為文藝奮鬥的自強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麵否定”，先前的擔憂很快變成了現實，他害怕，恐懼，覺得有一張網在收緊。
“清算的時候到來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常常喃喃自語。
“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裏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險刀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當時，我們覺得他落後，拖後腿，一家人亂糟糟的。現在想來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3〕考古學家史樹青教授也證實：“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跡，但他後來一概不談自殺之事。”
1949年 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他與京派理論家朱光潛、淪陷區女作家張愛玲、國統區作家無名氏（卜寧）等都被排除在外，並被趕下北大的講台。
眾所周知，作為最優秀的小說家的沈從文，從建國以後再也沒有寫那些湘西的靈性文字了，從這一年到他去世是漫長的四十載。四十春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能夠寫出更多的《邊城》、更多的《湘西散記》這樣的傳世之作，但沒有，天才文學大師的藝術之翼就此折斷了。
住院恢複後的沈從文下決心“轉業”——他不得不離開北大，遠離既給他帶來榮譽又招來是非的文壇。促使沈從文退出文壇的直接原因，除了他再也不想麵對和忍受那種曠日持久的“階級鬥爭”的大批判，他在這種鬥爭中已經心力交瘁外；再就是他所信奉的“唯美”和“理想主義”的創作原則受到挑戰，他的生活體驗與新時代的要求實在相去甚遠，過去不適應，現在更難適應。他的夫人張兆和說：“幸好他轉了，轉的時候有痛苦，有鬥爭。他確實覺得創作不好寫了，難得很。”
這種想法沈從文曾流露過多次。上世紀三十年代，沈從文曾寫過《記胡也頻》、《記丁玲》的文章，他們之間還是互相了解的。所以發生沈從文自殺事件之後，丁玲約何其芳在 1949年6月11日、30日兩次到沙灘中南胡同北大教授宿舍去看望沈從文。這時候沈從文的情緒相當低落。丁玲對他說：“你怕什麽嘛，共產黨有什麽可怕的嘛！你寫了一些東西有問題，共產黨還有那個度量，不會跟你計較、追究，在這個社會生活了一個時期之後，你自己也會找到結論的。要是你這樣疑神疑鬼的過下去，共產黨不會來整你，你自己也會把自己整垮的！從文，現在還是要靠你自己振作起來，我還是知道你這支筆，你還可以寫你的東西嘛……”
丁、何來過之後，沈從文想了很久，覺得還是不能拿起寫小說的筆。1949年9月8日，他在寫給丁玲的一封信中說：“已深知個人由於用筆離群，生活離群轉成個人幻念。涉於公，則多錯誤看法，近於病態而不健康；涉於私，即為致瘋致辱因果。為補救改正，或放棄文學……但要說即能十分積極運用政治術語來表示新的信仰，實在一時也學不會。”“為自己，我已痛苦掙紮了近四十年，永遠為獨自作戰，實在太累，得休息，也不為什麽遺憾了。”他對自己目前的狀況和無奈的抉擇也很痛苦，說：“北京是和平解放的，中國都極重要，我卻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戰爭中病倒下來。”〔4〕
“實在太累，得休息”，這真是一個無奈的選擇！沈從文從1924年在《晨報副刊》發表處女作《一封未曾付郵的信》，到1948年初被批判前完成最後一篇小說《巧秀與冬生》，二十五年間創作結集有八十多部作品，一千多萬字，是中國現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個。著名學者季羨林說：“我覺得，在所有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隻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5〕
沈從文的遭遇在中國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和他差不多的同輩作家中，還有茅盾、巴金、丁玲、冰心、夏衍、曹禺、沙汀、郭沫若、葉聖陶、錢鍾書、鄭振鐸、施蟄存，等等。可以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老作家，建國後都毫無例外的沒有寫出什麽成功的、有影響的文藝作品，與他們曾經的輝煌無法相比。隻不過他們要比沈從文幸運得多。好在他們未曾“封筆”，更沒有退出文壇，有的還擔任文藝界的領導，但多隻是一個“牌子”而已。有時勉強寫也差強人意。曾斥責過沈從文的郭老1958年詩興大發，曰：“才見早稻三萬六，又傳中稻四萬三”，“不闖鋼鐵千萬二，再過幾年一萬萬”。曹禺1951年按照領導意圖寫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劇本《明朗的天》，宣告失敗。1958年、1964年寫了“大躍進”和河北抗洪題材的話劇，無一成功。後來寫曆史題材的《膽劍篇》、《王昭君》屬於完全按政治意圖的“憑空虛構”，也很快消亡。曹禺最後病中悟出一痛：“我總是聽領導的，領導一說什麽，我馬上去幹，有時候還得揣摸領導意圖……可是，寫作怎麽總聽領導的？”〔6〕 (我欲哭無淚——轉摘著言)
與許多作家相比，沈從文卻有著鮮明的特殊性，即不隨波逐流，堅持自己認定的原則和創作規律，這也正是他可貴的地方。“從文一方麵很有修養，一方麵也很孤僻，不失為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像這樣不肯隨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時代的犧牲？”〔7〕
永遠的金子
沈從文在北大教書時就與博物館係打交道，常去幫忙，也捐過不少陳列物品。所以他既然提出離開北大，就被安排到了中國曆史博物館。這一年沈從文四十七歲。一開始，還有人說他是“鴛鴦蝴蝶派”，他被當作“統戰對象”，政治上處於被壓製的狀態。有關部門也不給他安排辦公室，他就在午門樓上的穿堂風裏呆了十年。沈從文筆下曾流露出當時的情形：“我在這裏每天上班下班，從早七時到下六時共十一小時。從公務員而言，隻是個越來越平庸的公務員，別的事通說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雖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實許多就不相熟。自以為熟習我的，必然是極不理解我的。一聽到大家的笑聲，我似乎和夢裏一樣。生命浮在這類不相幹的笑聲中，越說越遠。關門時，獨自午門城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8〕他在這裏當起了義務講解員，包括有的小腳老太太來參觀展覽也要他講解。蕭乾有一次陪外賓去故宮參觀，看見沈從文正在拿一根講解棍，心裏很不是滋味：“我看了很傷心，覺得這是一個青年人幹的事，怎麽讓他幹？我怕影響他，也怕傷害他，躲得遠遠的，沒有上前打招呼。”類似這樣尷尬的場麵他的好朋友汪曾祺也碰到過。“文革”一來，沈從文的處境更慘了，無休止的檢查、批鬥、掃女廁所，他還被弄到湖北鹹寧鄉下勞動看鴨子。有一次他和幾個人上街，看到鹹寧縱橫交錯的街道，有人說不要找不到回去的路，沈從文指著住處附近火葬場那高高的煙囪說：“不會迷路。隻要看火葬場的煙囪。那是我們每個人的最後歸宿。”
在曆史博物館期間，盡管沈從文很苦悶，但他還是很敬業的：“一旦碰到具體的文物工作，沈從文就仿佛變了一個人。看見好東西，沈先生就想辦法買回來。自己先墊錢，再交給館裏。”他的同事這樣評價他。他千方百計地接觸文物、研究文物，積累了不少資料。他豐富的知識和文物功底得到了社會和學界的認可。1958年北京人藝排演《蔡文姬》請沈從文當顧問，他就把演職員們帶到曆史博物館，引經據典地講了好幾個小時。1960年排《武則天》時把劇本送給他看，他列出十頁、六十四條關於這部戲的參考資料。盡管如此，沈從文的內心還是淒苦的，這種淒苦又能對誰說呢？他做的是文物工作，自己也像一件文物似的被塵封了。但他還是默默地守望著屬於自己的角落。他已進入寵辱不驚的境界。這種人性的耐力和人格的精神是非常罕見的。
是金子總要閃光。
沈從文開始徜徉於他的文物世界，雖然繁瑣考證，但對於一個觸類旁通的小說家來說也不是什麽太困難的事。他說：“至於搞文物工藝，盡管工作千頭萬緒，隻要能就全國材料作綜合，隻要看得多，材料在手邊，就可以不太費力在一較短時間裏，做出許多事情。過去三五十年難於見功的，現在三五年也可以完成。”在蟄伏一段時間後，從 1957年到1963年，他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文章，並且撰寫出版了《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戰國漆器》、《明錦》、《中國的瓷器》等學術專著。
1978 年，受胡喬木的關懷，沈從文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並配了助手。 1981年，一部從“文革”前就嘔心瀝血的八開本煌煌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精印出版。胡喬木致函祝賀：“以一人之力，曆時十餘載，幾經艱阻，數易其稿，幸獲此鴻篇巨製，實為我國學術界一重大貢獻，極為可賀。”這部著作成為領導人出訪贈送外國元首的禮物，同時填補了我國文化史上的空白，從而奠定了沈從文由著名作家到著名曆史學家、考古學家、古代服飾學家的地位。
比起很多表麵紅火而實則蒼白、甚至虛度光陰的作家朋友們來說，沈從文的失落感大大衝淡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是不幸的，但又是幸運的。他在遼遠塵封的文物角落耕種，雖然辛苦，卻避開了陸續發生的一場又一場的文壇爭鬥。當噩夢醒來，塵埃落定，許多人因命運蹭蹬、光陰虛度而懊悔，沈先生卻意外地以文博考識著作等身。沈從文退出熱鬧的文壇而遁入冷清的“空門”，是他後半生的最佳選擇。事實證明他有先見之明，睿智而不虛榮，懦弱恰含剛強。他沒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沒有虛擲寶貴的光陰，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態度，平靜而執著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曆程，實現了真正的人生價值。曾與沈從文同屬“京派”作家的最後一位傳人汪曾祺後來說他： “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難言；亦得亦失，得失難言。步入冷徑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9〕
沈從文雖然過早的改了行，轉了業，但他並不是真正的隱遁。作為寫了八十多部文藝作品、小說被四十多個國家翻譯出版的世界文化名人，他內心的創作情結還是難解難分。在埋頭自己的花花草草、壇壇罐罐的時候，他也不時關注著眼花繚亂的中國文壇，也希望自己有立功的機會。1957年反右的時候沈從文出差到上海，巴金、曹禺、熊佛西等人都在報紙上發表了意見，認為黨的政策束縛了文藝繁榮。沈從文隔岸觀火，沒有鳴放的權利，就給人寫信：“如今有些人說是為行政羈絆不能從事寫作，其實聽他辭去一切，照過去二十年前情況來寫三年五載，還是不會有什麽真正好作品的。目下不寫作品，還在領導文學，領導不出什麽，卻以為黨幫忙不夠，不大符合事實的。”他還說過：“一些作家寫作差不多，永遠在寫，永遠見不出絲毫精彩過人之處，真如四川人說的'不知咋個搞法！’”〔10〕
1953年 9月，沈從文參加了全國文代會，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部分代表。在介紹到沈從文時，毛澤東問過他的年齡後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胡喬木寫信給沈從文表示願意為他重返文壇做安排，嚴文井等老朋友也向他約稿，希望他能夠回到專業作家隊伍中來。1961年初，沈從文在北京阜外醫院住院時研讀了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小說，記下了自己的心得：“難的不是無可寫之人，無可寫的事，難的是如何得到一種較從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較從容工作環境，一定還可以寫得出幾個有分量東西的。”在當年的一次會議上，周揚說如沈從文繼續寫作，將給他十年的創作假。其實，沈從文從1948年就開始醞釀一部以其內兄——1936年犧牲的共產黨員張鼎和一生鬥爭事跡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於是，1961年6月1 日中宣部、中國作協給沙汀寫信，安排沈從文到四川深入生活。可是不知什麽原因，6月23日沈從文又突然被告知到青島休息。這樣，他又來到青島，看了幾家繡藝廠、印染廠，隻是把小說素材“重謄個順序線索”而已。1961年7月27日，作為《人民文學》編輯的夫人張兆和給在青島“信心不大”的沈從文寫信說： “當初為尋求個人出路，你大量流著鼻血還日夜寫作，如今黨那樣關心創作，給作家各個方麵的幫助鼓勵，安排創作條件，你能寫而不寫，老是為王瑤（王瑤，文藝理論家，與聞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沈從文等同為北大中文係教授。1954年曾出版我國最早的新文學史《中國新文學史稿》，沈從文以反麵形象忝列其中。 ——筆者注）這樣的所謂批評家而嘀咕不完，我覺得你是對自己沒有正確的估計。至少在創作上信心不大，因此舉足彷徨無所適從。”
從青島回來後他又去了河北宣化體驗生活，增強了信心，便寫信給夫人說：“如照過去經驗，能試寫三章成功，以下即不會有什麽困難了，即照寫《邊城》方式一星期寫一章，年末完成初稿是可望的。”談何容易，“年末”終未能完成初稿——寫《邊城》時的心情與環境恐怕一去不複返了。1962年作協又安排沈從文等八名作家去江西老區，他帶著幾次寫下的近十萬字的小說素材，準備長期住下去。但誰也沒有留下來。他在江西呆了三個月，最後跑到景德鎮看他喜歡的陶瓷去了，還幫助人家改進工藝。也許他覺得幹這些要比寫小說容易和保險得多。他的夫人張兆和談及他的創作狀況和幾次失敗的原因時說：“沈從文收集了一些材料，還到宣化煤礦去了好幾次，記了好幾本。1961年熱鬧，他想寫，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體怎樣寫，他就不行了。沒有多大把握，寫了也寫不好。”
也就是說，沈從文從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張條幅上寫下“封筆試紙”以後的四十年裏，雖經幾番努力，終沒能寫出一篇小說。而在這以前的二十五年中他卻出版了八十多部。
永遠的鳳凰
1983年沈從文患了腦血栓，造成左身癱瘓。
1985年 6月，中央組織部發文，規定按部長級待遇解決沈從文的工資、住房等問題。
畫家黃永玉說：“表叔在臨終前兩三年，得到黨和政府的認真關注，給了他一套寬大的房子，並且配備了一部汽車和一位司機。遺憾的是太晚了。”
1985年 12月9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長篇訪問記，祝賀他從事文學創作六十周年。
1986年 10月，沈從文幾百萬字的小說、散文合集《鳳凰》，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同年，電影《湘女蕭蕭》在法國和西班牙電影節上分獲“金熊獎”和“唐吉訶德獎”。
1988年 5月10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沈從文因心髒病猝發，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生命曆程。
李先念、李鐵映、王任重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有關方麵負責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香港、台灣及國外多家媒體報道了沈從文逝世的消息。《人民日報》以《眷念鄉土多名作，飲譽中外仍寂寞——傑出作家沈從文告別親友讀者》為題發表報道。
巴金的唁電說：“文藝界失去一位傑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財富不會消失。”
夏衍說： “沈從文沒有得到他應該得到的文學地位，他不單是一位鄉土文學大師，應該是更高一層的作家。”
邵燕祥說： “沈從文這個又溫文又野性，屬於湘西又屬於整個中國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這些既清新且斑斕的作品之中。所有這些，可以不舍晝夜地流下去，潤澤當代的直到後代的無數焦渴的靈魂。”
遵照先生遺願和家鄉人民的請求，在沈老逝世4周年的祭日，即1992年5月10日，沈從文的骨灰在家人的護送下魂歸故裏鳳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清澈秀麗的沱江，一半安葬在風景旖旎的聽濤山麓。一塊天然的五色巨石肅然矗立，成為沈從文墓碑獨特的標誌。墓碑鐫刻著沈先生蘊含很深哲理的手跡銘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古語說，鳳凰擇良木而棲。沈從文終於回到他魂牽夢縈的良木故土。湘西的流波碧水，裹挾著一個自稱“鄉下人”的深深眷戀，更加遼遠悠長、綿綿無盡……
注釋：
〔1〕吳澤順：《悲愴的樂章》，引自書屋雜誌社網絡版——作家授權文庫。
〔2〕巴金：《懷念從文》，引自巴金《再思錄》，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
〔3〕陳徒手：《午門城下的沈從文》——對沈從文夫人張兆和的采訪（1990年12月7日），引自中國青少年新世紀讀書網。
〔4〕沈從文：《我的學習》，載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報》。
〔5〕季羨林：《悼念沈從文先生》，載1989年4月1日《文匯報》。
〔6〕甘竟存：《戲劇大師曹禺的“悟”》，載1998年第4期《雨花》。
〔7〕梁實秋：《憶沈從文》，引自《梁實秋懷人叢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3月版。
〔8〕沈從文：《給一位青年記者的信》（1951年3月29日），引自《沈從文全集》第十九卷書信，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9〕汪曾祺：《沈從文轉業之謎》，引自《晚翠文談新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
〔10〕沈從文：《給雲六大哥的信》（1959年3月12日），引自《沈從文全集》第二十卷書信，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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