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學不是政府計劃出來的
溫家寶總理近日與來自科教文衛體各界的10位代表座談，聽取他們對《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建議。從事結構生物學研究的施一公教授於2008年辭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職位，回到清華大學任生命科學院院長，他對溫總理懇言:“您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中國大師級人才求賢若渴的心情。但是沒有世界一流的大學，就不可能培養世界一流的人才。”“加快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應該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關的報道也稱:“從英國、美國到日本，施一公以史料論證了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對於民族昌盛、國家崛起的意義。”
施教授作為一流的科學家，對科學創造的環境有親身體會。比如他感慨道:“在大學這個本應該思想最活躍、最富有創造力的地方，如今的教育在管理上‘一刀切’，嚴重阻礙了學生創造力的培養。”但是他應該理解，西方國家的一流大學之所以成為“思想最活躍、最富有創造力的地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其形成和發展是在政府控製之外。比如，八百年前歐洲大學成立時，都屬於自發的社會共同體，要麽教授自治(如巴黎大學)，要麽學生自治(如波倫亞大學)。現今美國的一流大學(包括施教授曾任教的普林斯頓)，絕大多數也都是私立。美國當年如果把建設這種一流大學的使命“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中”，恐怕這些大學就不會成為“思想最活躍，最富有創造力的地方”，也恐怕不會有今日的常青藤了。最近普林斯頓大學前校長William G. Bowen領銜撰寫的《美國高等教育中的平等與優異》一書，就特別對比了現今歐洲那種以政府主導的大學模式和美國依靠民間動力推動的大學模式，指出後者的優異。我們不妨檢視一下世界大學史，有幾所一流大學是因為《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規劃而產生的呢?
幾年前，中國就掀起了一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熱潮。我對此始終不抱樂觀態度。因為這種建設辦法還是計劃經濟的老一套，靠政府給幾個重點大學注入大量資金。結果，大學城紛紛崛地而起，教育質量卻沒有明顯提高，教育的不平等反而加劇。這也是為什麽我一聽到施教授建議總理把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使命寫進《政府工作報告》時會精神緊張。
我多年來一直主張，中國真要想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政府首先應該縮減對大學的直接財政撥款，把錢通過教育券的方式直接交給學生，讓學生拿著教育券到自己選擇的學校繳納學費，學校再將收到的教育券從政府那裏兌換成現金，由此獲得教育經費。這樣，大學就必須通過競爭學生來生存，就會把學生當成中心。以美國的經驗，聯邦政府對大學的資助，主要體現在直接給學生的獎學金(Pell Grant)上。這種獎學金是跟著學生走的。學生選擇A大學讀書，獎學金就花在A大學上，選擇了B大學，錢就流向B大學。對大學科研的資助，也不是通過政府的直接行政撥款。比如施教授在普林斯頓領導重大科研項目，是靠他個人的優異成就在開放的競爭中贏得了有關基金，而不是聯邦政府直接給了普林斯頓多少億。
一流大學是自由競爭出來的，不是政府計劃出來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不應該是《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政府的職責，是努力做到公平有效地分配教育資源，創造大學之間自由競爭的良好環境。至於哪些大學最終能成為世界一流，則是政府控製之外的事情。（文：薛湧）
溫家寶總理近日與來自科教文衛體各界的10位代表座談，聽取他們對《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建議。從事結構生物學研究的施一公教授於2008年辭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職位，回到清華大學任生命科學院院長，他對溫總理懇言:“您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中國大師級人才求賢若渴的心情。但是沒有世界一流的大學，就不可能培養世界一流的人才。”“加快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應該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關的報道也稱:“從英國、美國到日本，施一公以史料論證了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對於民族昌盛、國家崛起的意義。”
施教授作為一流的科學家，對科學創造的環境有親身體會。比如他感慨道:“在大學這個本應該思想最活躍、最富有創造力的地方，如今的教育在管理上‘一刀切’，嚴重阻礙了學生創造力的培養。”但是他應該理解，西方國家的一流大學之所以成為“思想最活躍、最富有創造力的地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其形成和發展是在政府控製之外。比如，八百年前歐洲大學成立時，都屬於自發的社會共同體，要麽教授自治(如巴黎大學)，要麽學生自治(如波倫亞大學)。現今美國的一流大學(包括施教授曾任教的普林斯頓)，絕大多數也都是私立。美國當年如果把建設這種一流大學的使命“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中”，恐怕這些大學就不會成為“思想最活躍，最富有創造力的地方”，也恐怕不會有今日的常青藤了。最近普林斯頓大學前校長William G. Bowen領銜撰寫的《美國高等教育中的平等與優異》一書，就特別對比了現今歐洲那種以政府主導的大學模式和美國依靠民間動力推動的大學模式，指出後者的優異。我們不妨檢視一下世界大學史，有幾所一流大學是因為《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規劃而產生的呢?
幾年前，中國就掀起了一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熱潮。我對此始終不抱樂觀態度。因為這種建設辦法還是計劃經濟的老一套，靠政府給幾個重點大學注入大量資金。結果，大學城紛紛崛地而起，教育質量卻沒有明顯提高，教育的不平等反而加劇。這也是為什麽我一聽到施教授建議總理把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使命寫進《政府工作報告》時會精神緊張。
我多年來一直主張，中國真要想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政府首先應該縮減對大學的直接財政撥款，把錢通過教育券的方式直接交給學生，讓學生拿著教育券到自己選擇的學校繳納學費，學校再將收到的教育券從政府那裏兌換成現金，由此獲得教育經費。這樣，大學就必須通過競爭學生來生存，就會把學生當成中心。以美國的經驗，聯邦政府對大學的資助，主要體現在直接給學生的獎學金(Pell Grant)上。這種獎學金是跟著學生走的。學生選擇A大學讀書，獎學金就花在A大學上，選擇了B大學，錢就流向B大學。對大學科研的資助，也不是通過政府的直接行政撥款。比如施教授在普林斯頓領導重大科研項目，是靠他個人的優異成就在開放的競爭中贏得了有關基金，而不是聯邦政府直接給了普林斯頓多少億。
一流大學是自由競爭出來的，不是政府計劃出來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不應該是《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政府的職責，是努力做到公平有效地分配教育資源，創造大學之間自由競爭的良好環境。至於哪些大學最終能成為世界一流，則是政府控製之外的事情。（文：薛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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