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國 不 需 要 思 想 家
作者：林思雲 選自 深圳之窗論壇
人的思維可以分為兩部分∶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感性思維是“愛”、“恨”、“愉快”、“悲傷”等感情部分，理性思維則是“演繹”、“歸納”、“推理”、“論證”等理性思考部分。動物也有感情，也會“喜怒哀樂”的感性表現，但絕對不會使用“演繹歸納”等理性思考方法。地球上隻有一種生物具有理性思維的能力，這就是“人”。從感性思維到理性思維的進步，是地球上幾十億年來生物進化的最高結晶。
進入近代後，人們發現大腦是人體中負責思維的器官，大腦的右半球負責感性思維，左半球負責理性思維。現代醫學已經發現男人的大腦結構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腦的左半球更發達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於理性思維，這也是男性在人類社會中占據支配地位的生物學原因。從遺傳學的角度來看，黃種中國人與白種歐洲人在遺傳基因上的差別，比同種的男女之間遺傳基因的差別更大。因此不難類推中國人與歐洲人在大腦結構上有很大不同。
與歐洲人相比，中國人的感性思維能力很發達，而理性思維的能力卻相當欠缺。中華民族有5000年的曆史，卻從來沒有出現過一位思想家。有人也許指出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都是思想家，但按照歐洲人的標準，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維水平的人。而諸子百家的學說，基本上都是關於倫理道德等感性思維方麵的學說，與慎密嚴謹的西方哲學相比，顯得十分粗糙而膚淺。比如作為中華思想代表的儒學，其核心思想的“仁”、“禮”等，都是教導人們怎樣立世為人的學說，而不是教導人們怎樣進行理性思考的學說。
對於中國最大級的哲學家孔子的學說，黑格爾是這樣評價的∶“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隻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裏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隻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麵我們不能獲得什麽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
中國人每每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都是屬於經驗上的發明或發現，而不是來自理性的推理與思辨。中國有幾位華裔在美國獲得過諾貝爾獎，但他們的功績也都是屬於發明或發現，而不是象達爾文、愛因斯坦那樣提出新理論、新學說。麵對西方眾多的思想家，很多中國人總是抱著不服氣的態度∶“你們有的我們也一定有”。但是由於缺乏思想家的候選人，中國人隻得再次發揚“矮子裏麵拔將軍”的傳統，把魯迅破格提拔為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思想家。
其實魯迅隻是一個文學家，根本沒有關於理性思維的研究和著作。魯迅的代表作《阿Q正傳》、《狂人日記》都是純粹的小說，根本不是什麽哲學著作。魯迅的雜文都是想到哪裏寫到哪裏的隨想，根本沒有任何嚴密的理論體係，誰能說出魯迅思想的核心是什麽呢？有人也許要爭辯說∶魯迅的小說中包含了非常深刻的哲學思想，塑造了阿Q這樣典型的中國人形象。如果按照這個推理，法國的巴爾紮克、俄國的托爾斯泰的小說中，也非常深刻地描述了人物形象，也應該稱為思想家。這樣一來，世界上的思想家真是多如牛毛了。
文學家靠感性思維進行文學創作，文學作品是感性思維的結晶。哲學家則靠理性思維進行哲學思考，哲學論文是理性思維的結晶。西方人之所以隻把巴爾紮克、托爾斯泰等人稱為文學家而不稱為思想家，是因為他們的貢獻主要在感性思維方麵，而不是理性思維的代表人物。如果說中國人的大腦，在生物學結構上與歐洲人完全一樣的話，中國這麽長曆史又有這麽多人口，產生思想家的幾率應比西方大得多，無論如何也應該出幾個思想家了。中華民族產生不了思想家，不能不讓人懷疑到中國人在大腦結構上的“硬件”問題。
盡管西方的理性科學早在明代就已傳到中國，但中國人對這些理性的東西完全沒有興趣，極少數中國人翻譯出來的介紹西方科學的著作被人們扔進了垃圾桶。中國人對科學的態度就象小學生，不被先生打一頓手心，就不可能主動地去學習理性的科學。直到靠理性科學武裝起來的西方人，用超過中國人想象的洋槍洋炮打到中國來，中國人在挨了痛打之後，才想到要向西方學習理性的科學。
中國人對西方的自然科學還大致可以理解，但對理性思維更強的人文科學卻無論如何無法理解。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產生過理性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宗教學、軍事學。隻有一個曆史學，但也還是不能稱之為完全理性的科學。司馬遷首開了用文學的方法來寫曆史的先例，以至於把《史記》作為文學著作還是作為曆史文獻這一問題上，常常引起爭論。中國的曆史被嚴重地文學化和人格化了。
文學是人們用來表達感情的手段，科學則是人們用來表現理性的方式。文學所要的就是渲染和煽情，如果我們看完一部文學作品時，感到周身熱血沸騰，眼淚奪眶而出，說明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而科學卻要求人們冷靜的思考，如果我們看完一篇科學論文，激動得熱淚盈眶的話，我們怎麽可能進行冷靜的理性思考呢？所以西方人論述政治、曆史等社會科學方麵的文章，絕不用文學上煽情的手法，而是用平靜客觀的科學論文語氣，讓讀者能夠靜下心來進行理性的思考。
可是中國人卻喜歡用文學的渲染手法來講述政治、曆史等嚴肅問題。讀完中國人寫的關於抗日戰爭的曆史文章時，經常讓人心中燃起無名怒火三千丈，把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立刻捉來一個日本人碎屍萬段。在這種滿胸怒火焚燒的情況下，怎麽可能冷靜地反思抗日戰爭的經驗教訓？中國人一提起抗日戰爭就破口大罵日本人殘忍野蠻，但問到他們抗日戰爭的經驗教訓時，卻沒有幾個人能給出冷靜的回答。中國人對抗日戰爭的理解就是一個感性的“恨”，而幾乎沒有理性的反思。中國人這種對曆史的感情化理解，使中國人無法從曆史中學到應有的經驗教訓，在曆史上驚人地一犯再犯前人已經犯過的相同錯誤，成為一個不會進行理性反省的民族。
西方人寫政論文章時極少用主觀色彩濃厚的形容詞，更不用牽強附會的比喻手法。但中國人寫政論文章時，卻很喜歡用主觀色彩濃厚的形容詞和牽強附會的比喻手法。讚美共產黨時，並不是具體說共產黨好在哪裏，而是用文學的比喻手法來形容∶“共產黨象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黨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比爹親比娘親”。說到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生活艱苦時，又用“水深火熱”這樣沒有任何具體內容的形容詞，這也是中國政治宣傳的特色。
中國人還特別獨創了一種用文學的手法來論述政治問題的“雜文”，代表人物就是魯迅。中國人也常常為魯迅的雜文應該算作“文學作品”，還是應該算作“政論文章”而苦惱。但在西方，文學作品和政論文章涇渭分明，見不到這種非驢非馬的雜交品種。倒不是西方人不會用文學的手法來論述政治問題，而是西方人不喜歡用感性思維的方式來討論理性的問題。如果有人在西方寫了魯迅那樣的罵人雜文，必然會被認為是輕浮和庸俗，不可能得到讀者的好評。中國把魯迅捧為近代第一的思想家文學家，更把魯迅的罵文視為習作的典範，也正是因為魯迅的罵文特別對中國人的口味。看來魯迅生在中國真是極大的幸運，如果魯迅生在英國法國，誰會欣賞他的罵人天才，大概隻能到中學當個憤憤不平的厭世教頭而已。
翻翻魯迅全集就會發現，魯迅早期的文章還是很理性冷靜的，但卻讀者寥寥。魯迅在1918年寫了《狂人日記》這樣煽情偏激的文章後，才一舉成名，成為引人注目的作家。以後魯迅的文章越煽情，讀者的反響聲就越大，進而魯迅的文章越發煽情，讀者的反響就跟著越發上勁，如此循環。現在看來，魯迅比較好的代表作《阿Q正傳》等都是1930年以前寫的。到1930年以後，魯迅的文章已偏激煽情到走火入魔的地步，盡寫一些《資本家的乏走狗》之類的罵文，開創了中國的“罵派文學”。
日本人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根本沒有什麽反響。中國的柏楊寫了一本《醜陋的中國人》，立即成為中國的大作家。《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之類的煽情走極端文章，也隻有在中國才可能成為暢銷書。這些書裏作者表現出來的理性和見識尚不及中學生水平，而作者的狂熱感情渲染，把嚴肅的政治問題情緒化，才是這些書在中國得以暢銷的秘訣。如果你寫一篇理性的文章，說中國人的愛國有“隻說不動”的傾向，大致沒有什麽中國人會認真讀這篇文章。如果你用感性的文學手法來講述同樣的事情，說∶“阿拉伯人愛國用的是最寶貴的鮮血，中國人愛國用的卻是最廉價的吐沫”，就一下會吸引到大量的讀者。
中國人用感性的文學手法來論述理性的科學，西方人卻相反把理性的科學應用於感性的文學，創造了“科幻小說”、“偵探小說”等理性化的文學作品。人們看完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時，感情非常平靜，既不會興奮也不會流淚，這是典型西方流的理性文學。中國人卻喜歡看那種令人大悲大喜的催情文學，“科幻小說”、“偵探小說”等理性文學在中國幾乎沒有市常雖然有一些作家試圖模仿西方，創作了一些“科幻小說”、“偵探小說”，但均以失敗而告終，在中國搞理性文學大致不會有什麽出路。
近年來因特網的發達，給予了人們平等發言的機會。然而在因特網上的大眾發言，也更加暴露出中國人的非理性本質。比較一下因特網上中國人論壇和西方人論壇的發言就會明白，中國人的理性也就相當於西方未成年中學生的水平。中文論壇上99％的帖子都是感情的宣泄，隻有1％左右的發言試圖進行一些理性的思考，但這些理性的發言又很快被感性的叫囂所包圍，使中文論壇上根本不可能進行任何理性的討論。比如在台灣獨立這樣嚴肅的問題上，絕大部分帖子都是非理性的叫罵，不可能想象受過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會寫出這樣沒有理性的文字。
人一生下來就會哭，就會笑，就有了感性思維。但理性思維卻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慢慢建立起來的，成人就是理性思維成熟的標誌。西方對未成人的少年犯罪要從輕判處，就是考慮到未成年少年缺乏理性思維的能力。中國人的肉體成長速度雖然不比西方人慢，但中國人的大腦成長速度卻顯得異常緩慢，20歲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還不及10歲西方兒童的水平。如果一個成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兒的水平上，在醫學上就被稱為精神障礙者。按照西方的標準，大部分中國人都應該算作輕度精神病患者。
以前西方人嘲笑中國人為“東亞病夫”，並非說中國人身體有病，而是說中國人精神有玻很多中國人卻誤以為西方人是說中國人身體有病，硬是拍著胸脯說∶明明中國人身體好得很，誰敢胡說中國人有病？不過但凡精神病患者對自己的判斷總是異常自信，哪有精神病患者承認自己有病的？麵對12億準精神病患者的中國人，西方人不得不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態度，動不動就說∶“不要刺激中國人”。弦外之音就是說∶那位精神可是有點不正常，和他打交道時要特別謹慎，千萬別刺激他發起瘋病來，整個世界都要被他攪亂了。
現在中國人雖然學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學知識，卻怎麽也學不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維方法。也許老祖宗遺傳給我們的遺傳因子中，根本就沒有“理性”這根弦。要中國人學會理性思考，似乎就象讓猴子學會說話一樣，在生物學原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現在科學家已經發現凶惡的殺人犯都具有相同的遺傳子特征，如果請科學家們分析一下中國人的遺傳子特征，說不定能夠找到中國人缺少理性的遺傳學缺陷。
隨著生物學的發展，科學家隻要從一個未出生的胎兒身上取一個遺傳子，就可以確定該人的相貌體形、性格才能。很希望將來科學家能夠認真分析一下中國人的遺傳子特征，看看中國人的遺傳子中，是否先天就缺少理性思維的基因，是否在生物學上就不具備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中國人真的在生物學上被判定為缺少理性思維的遺傳基因的話，中國人就該省省心，不要再為不可能實現的現代化之夢而瞎忙了。因為缺少理性基因的民族不會有發達的理性科學，當然也不會實現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現代化。
根據達爾文進化論的“用進退廢”原理，越是進行理性思維，大腦的理性思維部分就越發達。對於很少進行理性思維的中國人來說，大腦的理性思維部分發生退化，也是不難想象的事。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的哲學盡管比較膚淺粗糙，但總還能算得上哲學家。可是從此以後哲學家在中國竟然斷了香火，再也找不出一個稱得上哲學家的人，這也是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日漸退化的旁證。近代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愈發低下，從鴉片戰爭、義和團、到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曆史事件中，中國人什麽時候表現過一個成熟民族應有的理性？
從生物學原理來看，就象牛不需要音樂家，狗不需要經濟學家，老鼠不需要哲學家一樣，中國不需要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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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思雲 選自 深圳之窗論壇
人的思維可以分為兩部分∶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感性思維是“愛”、“恨”、“愉快”、“悲傷”等感情部分，理性思維則是“演繹”、“歸納”、“推理”、“論證”等理性思考部分。動物也有感情，也會“喜怒哀樂”的感性表現，但絕對不會使用“演繹歸納”等理性思考方法。地球上隻有一種生物具有理性思維的能力，這就是“人”。從感性思維到理性思維的進步，是地球上幾十億年來生物進化的最高結晶。
進入近代後，人們發現大腦是人體中負責思維的器官，大腦的右半球負責感性思維，左半球負責理性思維。現代醫學已經發現男人的大腦結構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腦的左半球更發達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於理性思維，這也是男性在人類社會中占據支配地位的生物學原因。從遺傳學的角度來看，黃種中國人與白種歐洲人在遺傳基因上的差別，比同種的男女之間遺傳基因的差別更大。因此不難類推中國人與歐洲人在大腦結構上有很大不同。
與歐洲人相比，中國人的感性思維能力很發達，而理性思維的能力卻相當欠缺。中華民族有5000年的曆史，卻從來沒有出現過一位思想家。有人也許指出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都是思想家，但按照歐洲人的標準，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維水平的人。而諸子百家的學說，基本上都是關於倫理道德等感性思維方麵的學說，與慎密嚴謹的西方哲學相比，顯得十分粗糙而膚淺。比如作為中華思想代表的儒學，其核心思想的“仁”、“禮”等，都是教導人們怎樣立世為人的學說，而不是教導人們怎樣進行理性思考的學說。
對於中國最大級的哲學家孔子的學說，黑格爾是這樣評價的∶“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隻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裏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隻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麵我們不能獲得什麽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
中國人每每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都是屬於經驗上的發明或發現，而不是來自理性的推理與思辨。中國有幾位華裔在美國獲得過諾貝爾獎，但他們的功績也都是屬於發明或發現，而不是象達爾文、愛因斯坦那樣提出新理論、新學說。麵對西方眾多的思想家，很多中國人總是抱著不服氣的態度∶“你們有的我們也一定有”。但是由於缺乏思想家的候選人，中國人隻得再次發揚“矮子裏麵拔將軍”的傳統，把魯迅破格提拔為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思想家。
其實魯迅隻是一個文學家，根本沒有關於理性思維的研究和著作。魯迅的代表作《阿Q正傳》、《狂人日記》都是純粹的小說，根本不是什麽哲學著作。魯迅的雜文都是想到哪裏寫到哪裏的隨想，根本沒有任何嚴密的理論體係，誰能說出魯迅思想的核心是什麽呢？有人也許要爭辯說∶魯迅的小說中包含了非常深刻的哲學思想，塑造了阿Q這樣典型的中國人形象。如果按照這個推理，法國的巴爾紮克、俄國的托爾斯泰的小說中，也非常深刻地描述了人物形象，也應該稱為思想家。這樣一來，世界上的思想家真是多如牛毛了。
文學家靠感性思維進行文學創作，文學作品是感性思維的結晶。哲學家則靠理性思維進行哲學思考，哲學論文是理性思維的結晶。西方人之所以隻把巴爾紮克、托爾斯泰等人稱為文學家而不稱為思想家，是因為他們的貢獻主要在感性思維方麵，而不是理性思維的代表人物。如果說中國人的大腦，在生物學結構上與歐洲人完全一樣的話，中國這麽長曆史又有這麽多人口，產生思想家的幾率應比西方大得多，無論如何也應該出幾個思想家了。中華民族產生不了思想家，不能不讓人懷疑到中國人在大腦結構上的“硬件”問題。
盡管西方的理性科學早在明代就已傳到中國，但中國人對這些理性的東西完全沒有興趣，極少數中國人翻譯出來的介紹西方科學的著作被人們扔進了垃圾桶。中國人對科學的態度就象小學生，不被先生打一頓手心，就不可能主動地去學習理性的科學。直到靠理性科學武裝起來的西方人，用超過中國人想象的洋槍洋炮打到中國來，中國人在挨了痛打之後，才想到要向西方學習理性的科學。
中國人對西方的自然科學還大致可以理解，但對理性思維更強的人文科學卻無論如何無法理解。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產生過理性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宗教學、軍事學。隻有一個曆史學，但也還是不能稱之為完全理性的科學。司馬遷首開了用文學的方法來寫曆史的先例，以至於把《史記》作為文學著作還是作為曆史文獻這一問題上，常常引起爭論。中國的曆史被嚴重地文學化和人格化了。
文學是人們用來表達感情的手段，科學則是人們用來表現理性的方式。文學所要的就是渲染和煽情，如果我們看完一部文學作品時，感到周身熱血沸騰，眼淚奪眶而出，說明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而科學卻要求人們冷靜的思考，如果我們看完一篇科學論文，激動得熱淚盈眶的話，我們怎麽可能進行冷靜的理性思考呢？所以西方人論述政治、曆史等社會科學方麵的文章，絕不用文學上煽情的手法，而是用平靜客觀的科學論文語氣，讓讀者能夠靜下心來進行理性的思考。
可是中國人卻喜歡用文學的渲染手法來講述政治、曆史等嚴肅問題。讀完中國人寫的關於抗日戰爭的曆史文章時，經常讓人心中燃起無名怒火三千丈，把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立刻捉來一個日本人碎屍萬段。在這種滿胸怒火焚燒的情況下，怎麽可能冷靜地反思抗日戰爭的經驗教訓？中國人一提起抗日戰爭就破口大罵日本人殘忍野蠻，但問到他們抗日戰爭的經驗教訓時，卻沒有幾個人能給出冷靜的回答。中國人對抗日戰爭的理解就是一個感性的“恨”，而幾乎沒有理性的反思。中國人這種對曆史的感情化理解，使中國人無法從曆史中學到應有的經驗教訓，在曆史上驚人地一犯再犯前人已經犯過的相同錯誤，成為一個不會進行理性反省的民族。
西方人寫政論文章時極少用主觀色彩濃厚的形容詞，更不用牽強附會的比喻手法。但中國人寫政論文章時，卻很喜歡用主觀色彩濃厚的形容詞和牽強附會的比喻手法。讚美共產黨時，並不是具體說共產黨好在哪裏，而是用文學的比喻手法來形容∶“共產黨象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黨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比爹親比娘親”。說到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生活艱苦時，又用“水深火熱”這樣沒有任何具體內容的形容詞，這也是中國政治宣傳的特色。
中國人還特別獨創了一種用文學的手法來論述政治問題的“雜文”，代表人物就是魯迅。中國人也常常為魯迅的雜文應該算作“文學作品”，還是應該算作“政論文章”而苦惱。但在西方，文學作品和政論文章涇渭分明，見不到這種非驢非馬的雜交品種。倒不是西方人不會用文學的手法來論述政治問題，而是西方人不喜歡用感性思維的方式來討論理性的問題。如果有人在西方寫了魯迅那樣的罵人雜文，必然會被認為是輕浮和庸俗，不可能得到讀者的好評。中國把魯迅捧為近代第一的思想家文學家，更把魯迅的罵文視為習作的典範，也正是因為魯迅的罵文特別對中國人的口味。看來魯迅生在中國真是極大的幸運，如果魯迅生在英國法國，誰會欣賞他的罵人天才，大概隻能到中學當個憤憤不平的厭世教頭而已。
翻翻魯迅全集就會發現，魯迅早期的文章還是很理性冷靜的，但卻讀者寥寥。魯迅在1918年寫了《狂人日記》這樣煽情偏激的文章後，才一舉成名，成為引人注目的作家。以後魯迅的文章越煽情，讀者的反響聲就越大，進而魯迅的文章越發煽情，讀者的反響就跟著越發上勁，如此循環。現在看來，魯迅比較好的代表作《阿Q正傳》等都是1930年以前寫的。到1930年以後，魯迅的文章已偏激煽情到走火入魔的地步，盡寫一些《資本家的乏走狗》之類的罵文，開創了中國的“罵派文學”。
日本人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根本沒有什麽反響。中國的柏楊寫了一本《醜陋的中國人》，立即成為中國的大作家。《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之類的煽情走極端文章，也隻有在中國才可能成為暢銷書。這些書裏作者表現出來的理性和見識尚不及中學生水平，而作者的狂熱感情渲染，把嚴肅的政治問題情緒化，才是這些書在中國得以暢銷的秘訣。如果你寫一篇理性的文章，說中國人的愛國有“隻說不動”的傾向，大致沒有什麽中國人會認真讀這篇文章。如果你用感性的文學手法來講述同樣的事情，說∶“阿拉伯人愛國用的是最寶貴的鮮血，中國人愛國用的卻是最廉價的吐沫”，就一下會吸引到大量的讀者。
中國人用感性的文學手法來論述理性的科學，西方人卻相反把理性的科學應用於感性的文學，創造了“科幻小說”、“偵探小說”等理性化的文學作品。人們看完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時，感情非常平靜，既不會興奮也不會流淚，這是典型西方流的理性文學。中國人卻喜歡看那種令人大悲大喜的催情文學，“科幻小說”、“偵探小說”等理性文學在中國幾乎沒有市常雖然有一些作家試圖模仿西方，創作了一些“科幻小說”、“偵探小說”，但均以失敗而告終，在中國搞理性文學大致不會有什麽出路。
近年來因特網的發達，給予了人們平等發言的機會。然而在因特網上的大眾發言，也更加暴露出中國人的非理性本質。比較一下因特網上中國人論壇和西方人論壇的發言就會明白，中國人的理性也就相當於西方未成年中學生的水平。中文論壇上99％的帖子都是感情的宣泄，隻有1％左右的發言試圖進行一些理性的思考，但這些理性的發言又很快被感性的叫囂所包圍，使中文論壇上根本不可能進行任何理性的討論。比如在台灣獨立這樣嚴肅的問題上，絕大部分帖子都是非理性的叫罵，不可能想象受過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會寫出這樣沒有理性的文字。
人一生下來就會哭，就會笑，就有了感性思維。但理性思維卻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慢慢建立起來的，成人就是理性思維成熟的標誌。西方對未成人的少年犯罪要從輕判處，就是考慮到未成年少年缺乏理性思維的能力。中國人的肉體成長速度雖然不比西方人慢，但中國人的大腦成長速度卻顯得異常緩慢，20歲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還不及10歲西方兒童的水平。如果一個成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兒的水平上，在醫學上就被稱為精神障礙者。按照西方的標準，大部分中國人都應該算作輕度精神病患者。
以前西方人嘲笑中國人為“東亞病夫”，並非說中國人身體有病，而是說中國人精神有玻很多中國人卻誤以為西方人是說中國人身體有病，硬是拍著胸脯說∶明明中國人身體好得很，誰敢胡說中國人有病？不過但凡精神病患者對自己的判斷總是異常自信，哪有精神病患者承認自己有病的？麵對12億準精神病患者的中國人，西方人不得不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態度，動不動就說∶“不要刺激中國人”。弦外之音就是說∶那位精神可是有點不正常，和他打交道時要特別謹慎，千萬別刺激他發起瘋病來，整個世界都要被他攪亂了。
現在中國人雖然學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學知識，卻怎麽也學不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維方法。也許老祖宗遺傳給我們的遺傳因子中，根本就沒有“理性”這根弦。要中國人學會理性思考，似乎就象讓猴子學會說話一樣，在生物學原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現在科學家已經發現凶惡的殺人犯都具有相同的遺傳子特征，如果請科學家們分析一下中國人的遺傳子特征，說不定能夠找到中國人缺少理性的遺傳學缺陷。
隨著生物學的發展，科學家隻要從一個未出生的胎兒身上取一個遺傳子，就可以確定該人的相貌體形、性格才能。很希望將來科學家能夠認真分析一下中國人的遺傳子特征，看看中國人的遺傳子中，是否先天就缺少理性思維的基因，是否在生物學上就不具備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中國人真的在生物學上被判定為缺少理性思維的遺傳基因的話，中國人就該省省心，不要再為不可能實現的現代化之夢而瞎忙了。因為缺少理性基因的民族不會有發達的理性科學，當然也不會實現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現代化。
根據達爾文進化論的“用進退廢”原理，越是進行理性思維，大腦的理性思維部分就越發達。對於很少進行理性思維的中國人來說，大腦的理性思維部分發生退化，也是不難想象的事。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的哲學盡管比較膚淺粗糙，但總還能算得上哲學家。可是從此以後哲學家在中國竟然斷了香火，再也找不出一個稱得上哲學家的人，這也是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日漸退化的旁證。近代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愈發低下，從鴉片戰爭、義和團、到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曆史事件中，中國人什麽時候表現過一個成熟民族應有的理性？
從生物學原理來看，就象牛不需要音樂家，狗不需要經濟學家，老鼠不需要哲學家一樣，中國不需要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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