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不比袁世凱更愛中國。他曾對日人說,“餘等希望將滿洲委托給日本,而日本給革命以援助”
來源: Glider 於 10-01-05 10: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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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革命,不把中國的版圖越革越小了嗎。
2月3日,孫中山會見充當日本政界、財界聯絡渠道之人森格時表示:“餘等希望將滿洲委托給日本,而日本給革命以援助”。“萬一數日間無足夠資金以救燃眉之急,許多軍隊要離散,革命政府將遭瓦解的命運”,如在陰曆年底得不到一千五百萬元,則隻有把政權讓給袁世凱。當天會談的內容與結論,由森格以加急電報發給三井物產顧問益田孝,電報稿先由森格寫成中文,經孫中山與胡漢民修改後發出:“孫答應租借滿洲,日本為防止革命軍之解散,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外,應立即借一千萬元,以中止與袁世凱和議,故孫文或黃興為了滿洲之契約將到日本一行。孫文答應‘滿洲之事如有意實行,在四日之內,匯一千萬元並電告,即可與袁中止和議’。”其後,2月5日、6日孫中山致電森格催促日本方麵答複。日方深恐借款給臨時政府引起外國幹預,2月8日,益田孝複電森格,沒有允諾提供一千萬元軍費,相反勸孫中山及黃興與袁妥協。(藤井升三:《辛亥革命時期有關孫文的資料——森格關於“滿洲問題”的書信》,1982年,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調查研究部刊印。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頁647-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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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行動中,孫中山先是積極地參加了反對“二十一條”的鬥爭,他在1920年8月的一次談話中說:“我已經看出了如何才能夠停止中國現在的混亂。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廢除二十一條款。”並堅定表示:“我們革命黨,一定要打到一個人也不剩,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了,才歇手”(33)。之後,他又多次深入人民群眾之中,號召群起參加“廢約”的鬥爭。孫中山號召工人組成一個“大團體”,“和外國交涉,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34);號召學生,‘我們要以後不做各國人的奴隸,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並強調:“這就是做人的、做學生的和做一般國民的,對於民族主義應該有的責任。”(35)1923年冬的“關餘事件”,則是孫中山“廢約”鬥爭實踐中的一件最為突出的事例。當時,帝國主義國家不僅不承認廣東政府,而且也不容許它留用西南各省應得的“關餘”。孫中山麵對北京外交使團揚言將以強硬手段對付,甚至還派出20餘艘外國軍艦集結廣州威脅恫嚇而毫不動搖,他針鋒相對地宣告:“中國海關始終為中國國家機關,本政府轄境內各海關,自應遵守本政府命令”;截留關餘的行動,“乃完全中國內政問題,無與列強之事”。(36)由於孫中山毅然給予堅決回擊,以及全國人民的合力抗爭,終於使外交使團被迫作出將海關關餘撥給廣東政府的決定,打擊了美、英、法、意、日、葡等帝國主義的反動氣焰。鬥爭實踐進而促使孫中山懂得了隻有堅決進行“廢約”鬥爭,才可能“除去”帝國主義橫加給中國人民的“賣身契”,清算曆史的舊帳,挽救中國的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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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世凱政府實際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利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憚民黨與日本親善,故表麵猶買日本之歡心……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
3,國民黨掌握政權之目的未達到之前,中國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話是:"夫惟民黨握中國之政柄,而後中國始有治安可言也。"民黨"抱有主義,為求其之必達,生死以之……民黨之誌一日不伸,即中國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黨,則有大利",所以要敢於超越常規,幫助國民黨。孫文坦言"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為助,其希望亦難達到",但"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
如此大利,沒有打動日本首相。在日本政府首腦看來,依靠已經統治著全國的袁世凱,比起指望形單勢孤的孫文一夥顯然更加實惠。孫文暗通款曲,唯一的作用是日本在壓袁世凱就範時多了一個籌碼。
此外,孫文的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報刊廣為登載,還說是黃興揭露的。此事不但進一步損害了國民黨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國民黨人之間的分裂。從黃興當時的一封信,可見一斑:"近得各處黨員通告,並讀中外各報登載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從何說起,黨德敗壞,竟至此極,殊可歎也!此事之有無,弟不必加辯,請足下函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與日本當道,尚屬疑問,袁賊陰險,派偵離間吾輩,亦時時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從未與興閱過,興又何從宣泄?此種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為。"內外疑謗叢集,真偽莫辨,親痛仇快,而禍根卻在孫文的作為。
第七、在日本迫使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之際,竟主動要求與日本政府結盟,再一次慷慨地出賣國家主權。日本是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的。幾經討價還價,日方於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袁世凱政府則於5月9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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