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袁世凱當選大總統始末 並非孫中山讓位(圖) 南方周末
核心提示:南北議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轉折。議和的結局是清帝退位，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通過和平談判實現政權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後，孫中山辭職，南京參議院依法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隻是兌現政治承諾而已。於孫無所謂讓，於袁無所謂奪。
1912年2月16日袁世凱讓助手剪去了自己的辮子。3月10日下午3時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此照為他和部分政府官員與外國使節的合影。他身著 的仍為前清陸軍上將軍常服。左前第一人是孫寶琦；孫右後方是蔭昌；前右二是陸徵祥；蔭昌之右為梁士飴。 采自《莫理循眼裏的近代中國》
辛亥年九月十一日（1911年11月1日），清軍與民軍在漢口激戰，袁世凱督師到鄂，駐節孝感蕭家港。這一天，上諭電達前線:“袁世凱現授內閣總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陸海各軍及長江水師仍歸袁世凱節製調遣。”同日，奕劻、那桐、徐世昌總協理大臣及載澤、載洵、傅倫、善耆等親貴大臣均上奏辭職。袁世凱取得了足以控製朝政與指揮軍隊的權力，他一麵奏請朝廷停止進攻，一麵命劉承恩給黎元洪寫信求和。
劉承恩是袁世凱的舊部，又是黎元洪的同鄉和朋友，早在袁世凱來鄂之前，他就給黎元洪寫過兩封信，轉達袁“和平了結，早息兵事”之意。兩信未複，九月十一日，劉承恩給黎元洪寫了第三封信，仍未回信。袁世凱親自致函黎元洪，表達善意，黎元洪這才複信:“公果能來歸乎？與吾徒共扶大義，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於公，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也。”（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龍門聯合書局，1958，頁279）九月十九日，身在漢陽前線任民軍總司令的黃興也致函袁世凱，對袁寄予厚望:“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侖、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侖、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頁81-82）
劉、蔡過江，袁世凱伸出橄欖枝
袁世凱接到黎、黃信後，九月二十日，派劉承恩、蔡廷幹（袁的副官，海軍正參領，他是黎元洪的學友及黎在北洋水師時的同僚）以他私人代表的名義過江議和。
就在這幾天，山西、雲南、貴州、上海、蘇州、浙江、福建相繼獨立，黎元洪通電各省派全權委員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湖北民軍士氣大振，主戰派占了上風。九月二十一日，劉承恩、蔡廷幹赴武昌請見黎元洪。迫於主戰派的壓力，黎元洪勸袁世凱倒戈北伐，克複京師:
“以項城之威望，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劉、蔡摸清了黎元洪的態度，第二天離開武昌。黎元洪又給袁世凱寫了一封親筆信，洋洋灑灑一千二百餘字，作為對劉、蔡談話的補充，交劉向袁複命。
清廷連發上諭催袁世凱回京組織內閣，九月二十三日，袁進京赴任。審時度勢，他深知民軍士氣正盛，此時求和，尚缺籌碼，惟有攻克漢陽，方能折殺民軍銳氣，把黎元洪逼上談判桌來，也向朝廷和北洋軍中的主戰派有所交代。袁到京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前來拜謁，表達了有意調停武漢戰事、促成袁內閣與黎元洪停戰議和的願望。十月初七（11月27日），朱爾典致英外部葛壘電:“今署理漢口總領事電稱如下:清軍攻克漢陽，革軍退避武昌，軍心已挫。黎都督元洪現預備承認立憲政府，並因此事已發寄公文。”
清軍大獲全勝，馮國璋準備乘勝渡江，再取武昌。武昌起義元勳中的主戰派見民軍不敵北洋軍，北伐無取勝的希望，更恐武昌失守，丟掉獨立各省盟主的地位，遂同意黎元洪通過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與袁世凱聯絡，接受袁提出的停戰條款。
十月初十（11月30日），袁世凱再派密使劉承恩、蔡廷幹過江，與黎元洪談判。同日，各省代表由上海來到武漢，因武昌陷於清軍炮火之下，乃假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為會場，召開第一次會議，同意與袁世凱議和。英國駐漢總領事表示，黎元洪須能代表各省，方可開議。為使黎元洪有與袁世凱談判的對等地位，各省代表會議當日議決:以鄂軍政府為中央軍政府，請黎元洪以大都督名義，執行中央政務。
袁世凱、黎元洪達成停戰協議:從十月十三日早八時至十月十六日早八時（12月3日至12月6日），停戰三天。這是辛亥革命時期，民軍與清軍的第一次停戰，以後又簽署了五次協議，將停戰期一直延續到1912年1月29日。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圖為出席典禮的證件“慶祝券”。 圖片采自《莫理循眼裏的近代中國》
袁世凱委任唐紹儀為議和全權代表，南下議和
十月十七日，上諭:“著袁世凱為全權大臣，由該大臣委托代表人馳赴南方，切實討論，以定大局。”（《辛亥革命》，卷八，頁200）袁世凱發內閣谘文，委任唐紹儀為議和全權代表。同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為民國議和全權代表，溫宗堯、汪兆銘、王寵惠、鈕永建為參讚，胡瑛、王正廷為湖北特派代表，組織議和代表團，並頒發照會，鈐 “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大都督之印”。
黎元洪主張南北議和在武昌舉行，借以主導議和進程，維護湖北的革命中心地位。但江浙聯軍占領南京後，在武昌的各省代表受同盟會方麵的影響，已議決“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並於十月十七日議決“各省代表於十八日同船發赴南京”，他們把議和地點改在了南京。十月二十一日（12月11日），唐紹儀抵漢口，第二天過江會晤黎元洪，才知伍廷芳不願來武昌，要他到上海談判。原來，伍廷芳受張謇、趙鳳昌等人勸阻，托英駐滬總領事請朱爾典向袁世凱說項，令唐赴滬議和。於是，袁世凱十月二十三日電令唐紹儀“赴滬討論”。
據在漢口參加各省代表會議的江蘇代表雷奮說:“……南北協商，由精衛居間說合。凡參與辛亥秘密者，皆甚了解。即精衛本人，雖為中山心腹，亦視此為收拾時局，合理解決之最好方案。當時協議之條件有三:（一）雙方即日停戰；（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選舉項城為大總統。……先是獨立各省，對內對外，均感不便。由鄂督黎公電邀各省，派遣代表赴鄂會議。……各代表抵漢口之次日，已由北京公使電致漢口英領事，轉告各代表，提出三項條件，謂如能照辦，則共和即可成立。各代表討論之結果，並征求黎元洪、黃興、程德全之意見，均可行。”（《辛亥革命史料》，頁282-283）
伍、唐達成共識:召開國民會議表決國體
十月二十八日（12月18日）下午，南北議和第一次會議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廳舉行。
伍廷芳首先表達了南方對於議和的基本原則: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唐紹儀的態度也十分明確:“共和立憲，我等由北京來者無反對之意向。但此為同胞之事，今日若無清廷，即可實行，既有清廷，則我等欲為共和立憲，必須完全無缺之共和立憲，方為妥善。黃興有電致袁內閣雲:若能讚成共和，必可舉為總統。此電由汪君轉楊度代達袁氏，袁氏謂此事我不能為，應讓黃興為之。是袁氏亦讚成，不過不能出口耳。共和立憲，萬眾一心，我等漢人，無不讚成。不過宜籌一善法，使和平解決，免致清廷橫生阻力。今所議者，非反對共和宗旨，但求和平到達之辦法而已。”
會談氣氛良好，伍廷芳對唐紹儀的表態很滿意，他說:“皇室之待遇，旗兵之安置，自有善法。總之，君既讚成共和，則我等所求者息事後之和平辦法而已。蓋承認共和，則一切辦法皆可商量。”但就實現“和平解決”的途徑，伍、唐均語焉不詳，爭論一番之後，唐紹儀才亮出底牌:“昨夜見黃興，當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後，我曾擬一摺，請國民大會決定君主民主問題，服從多數之取決，清廷不允，現時，我尚持此宗旨，蓋此辦法，對於袁氏非此法不可也。其軍隊必如此可解散。開國會之後，必為民主，而又和平解決，使清廷易於下台，袁氏易於轉移，軍隊易於收束。竊以為和平解決之法，無逾於此也。”唐紹儀的主張合情合理，伍廷芳未表反對，他說:“各省代表已在南京，現在即可以表決。”唐紹儀不同意，他認為，獨立各省的代表皆為都督所派，而直隸、河南、東三省、甘肅來滬代表並非官派，隻具個人資格，無合法代表權，不能將現在南京的“各省代表會議”等同於將來的國民會議。這樣，各省代表的資格、人數，召集國民會議的辦法，會議地點及開會時間，就成了伍、唐以後幾次談判的焦點。
伍、唐第一次會議，即在“召開國民大會表決國體”議題上達成共識，出乎中外意料。原來，伍廷芳雖是南方議和總代表，幕後操盤手卻是張謇、趙鳳昌，他們與袁世凱、唐紹儀在議和的關鍵問題上早有默契。
張謇是江蘇省諮議局議長，實業界領袖，袁世凱的故交。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張謇從漢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車，拜會罷官隱居的袁世凱，他倆對如何應對將來時局的變化交換了意見，袁向張承諾:“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也就是說，遵從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須在各方麵，把我的誠意告訴他們，並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武昌起義後，袁世凱果然信守諾言，主要表現在:一、攻克漢陽後，他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並未這樣做，反將主張急攻武昌的馮國璋從前線調離，派主和派將領段祺瑞統率清軍；二、當張勳在南京被江浙聯軍圍攻時，他若派清江、徐州的軍隊，兩路過江增援，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沒有這樣做；三、派唐紹儀到南方議和，臨行前他囑咐唐:到上海後，必須想法先與張謇見麵，你得告張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見而行事。唐紹儀一到上海，果然先見張謇，請示機宜。（劉厚生:《張謇傳記》，龍門聯合書局，1958，頁181-182）
趙鳳昌何許人也？他是江蘇常州人，曾是跟隨張之洞多年的親信幕僚，參與機密，言聽計從，後被張派到上海辦洋務，結交了許多南方士紳，他和張謇友情深厚，與伍廷芳、唐紹儀也是舊交。唐紹儀很信賴趙鳳昌，在和議過程中，他天天都與趙通電話。北方代表團成員張國淦回憶:“伍、唐同鄉老友，共和主張，又在同一條路線。有趙鳳昌者，曾在張文襄幕，與伍、唐俱舊識，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動甚力。趙住上海南陽路，伍、唐遂假其寓所，每晚同往聚談。在議場上，板起麵孔，十足官話，及到趙處，即共同研究如何對付北方，以達到目的。趙參與密議，且在滬久，革命黨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張、湯等，皆能聯絡。據魏宸組告餘:‘所有和議中主張及致北方電，俱是夜間在趙寓雙方商洽，精衛（汪兆銘）與本人（魏自稱）常到彼處，皙子（楊度）則未參加，而袁內閣與唐，亦先有秘密私電往還，均從促成共和著手。’”（《辛亥革命史料》，頁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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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不久的袁世凱，身穿的尚是清朝陸軍將官服。
這時，清軍中的主和派將領揣摩袁世凱的心機，知其無意做曾國藩，他們見黃興已取代黎元洪即將成為南方臨時政府的首腦，便開辟第二渠道，由段祺瑞的參謀長靳雲鵬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字少遊，江蘇人，保定陸軍小學堂監督）潛赴上海，謀求與黃興談判。參與其事者有黃興的親信、江浙聯軍參謀長顧忠琛，聯軍先鋒隊長朱葆誠、洪承點，文明書局經理俞複，北軍紅十字會會員夏清詒。洪承點是顧忠琛的學生，朱葆誠是廖宇春的學生，二人共事於聯軍先鋒隊，廖、夏到滬，經朱葆誠介紹先認識了洪承點，又經洪承點介紹認識了顧忠琛，顧忠琛則告以黃興。黃興指示顧忠琛和廖宇春會談，探其來意。於是，顧忠琛乃約廖宇春、夏清詒密會於文明書局二樓經理室。
就在伍廷芳、唐紹儀舉行第二次會議的那天（12月20日），顧忠琛手持黃興的委任書（“茲委任顧忠琛君與廖宇春君商訂一切。十一月初一。黃興。”《黃興集》，頁98）再赴文明書局與廖宇春會談，簽訂五項條款:（一）確定共和政體；（二）優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複各地之秩序。（錢基博《辛亥南北議和別記》，《辛亥革命》卷八，頁103）
黃興明知黎元洪委任的議和全權代表伍廷芳正在上海與唐紹儀談判，又遣顧忠琛與廖宇春簽訂密約，悖理違法，實屬不義。
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國民會議胎死腹中
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袁世凱領銜率內閣十大臣上奏摺，代奏唐紹儀近電，請召集臨時國會，公決國體。清廷接奏，即開禦前會議，載濤、毓朗反對，奕劻主張允唐紹儀所請，隆裕太後乃下懿旨:“茲據國務大臣等奏，請召集近支王公會議，麵加詢問，皆無異詞。蓋內閣即以此意電令唐紹儀轉告民軍代表，預為宣示。一麵由內閣迅將選舉辦法妥擬，協定實行，尅期召集國會。”（《辛亥革命》卷八，頁155）第二天，伍、唐舉行第三次會議，伍廷芳提出了修訂後的“關於清皇帝之待遇”、“關於滿蒙回藏之待遇”兩項提議案，當日議決條款，首項即為“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從多數取決。決定之後，兩方均須依從”。
國民會議表決國體，清帝退位後袁世凱做民國首任總統，同盟會方麵難以接受這樣的結局。孫中山恰在此時回國，黃興、陳其美等人考慮孫革命一生，眼看滿清將倒，應給予其民國首任總統的職位，以示尊榮。“總理回滬後，黃克強、陳英士兩先生朝夕不離。十一月初七日（12月26日），假哈同花園公宴總理。席次，克強、英士、遯初（宋教仁）密商舉總理為大總統，分途向各代表示意，計已定。馬君武公言於《民立報》，喚起輿論。晚間複集總理寓所，會商政府組織方案。”（《居正文集》，上，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頁71-72）十二月初八，黃興、宋教仁等人赴南京，連夜召集各省代表開會，提出成立政府、改用中華民國紀元並改用陽曆、政府組織采用總統製等，籌備選舉臨時大總統之事。
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伍、唐（這是南北議和期間伍、唐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議）簽署協議，其第四條為:“伍代表提議國民會議在上海開會，日期定於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唐代表允電達袁內閣，請其從速電複。”
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後當即致電袁世凱解釋情由:“文前日抵滬，諸同誌皆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問其理由，蓋以東南諸省久缺統一之機關，行動非常困難，故以組織臨時政府為生存之必要條件。文既審艱虞，義不容辭，隻得暫擔任。公方以旋轉乾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576）
袁世凱認為南方太無誠意，1912年1月1日致電唐紹儀，說他12月30、31日以來的行動超越權限，政府不能承認。唐紹儀當即電請辭職。1月2日，袁世凱準唐紹儀辭去議和代表，並電告伍廷芳，否認伍、唐所訂條款，嗣後應商之事，直接與伍廷芳電商。
孫中山搶在國民會議召開之前成立政府，意在逼迫袁世凱將他視為平等的談判對手，增加推翻滿清後政治權力再分配的籌碼。他的目的達到了，袁世凱不得不與他打交道。唐紹儀辭職後，南北議和中斷了幾天，經張謇、趙鳳昌斡旋後，又繼續開議。“清帝退位優待條件”和“南方如何兌現承諾”已成最後的議題，前者伍、唐已基本談妥，後者成了決定和談成敗的關鍵。直隸、河南兩省諮議局通過汪精衛轉給孫中山一電，提出三個條件，頭一條即是:“清帝退位後，能否舉袁為大總統？”1月14日，孫中山在複電中保證:“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為眾所屬，第一條件自無不能。”第二天，孫中山又致電伍廷芳，請他轉達袁世凱:“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孫中山全集》第二卷，頁20，頁23）
孫氏鬥法，一波三折；袁氏妥協，議和成功
就在孫中山信誓旦旦之際，接連發生的幾件事，更加深了袁世凱對孫的不信任。
1月16日，袁世凱退朝回家，行至東華門丁字街三義茶館門口遭炸彈襲擊，炸死衛士六人、平民二人，袁未受傷。刺客當場被捕，自認屬於北方革命黨。該黨總部設在天津，雖屬同盟會的分支，但組織獨立，自行其是，他們反對南北議和，主張以武力推翻滿清政府。當時，清帝退位之說久傳於外，而又遲遲不能實現，他們以為是袁世凱從中作梗，因此設計炸袁。
1月18日，孫中山忽然提出五條“要約”，命伍廷芳轉達袁世凱，其中第二條:“在北京不得更設臨時政府”；第三條:“得北京實行退位電，即由民國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電問各國，要求承認中華民國彼各國之回章”。孫中山電邀伍、唐“入寧麵商，以決大計”，伍、唐拒不赴寧。從1月18日至21日，孫向伍連發五電，修改所擬的“要約”，並向黎元洪通報:“現雖未列入正式談判，而進行頗確。若清廷仍不肯就範，則再戰有詞”。1月22日，孫罕見地將“要約”公諸報端，以最後通牒之勢向袁攤牌。袁世凱以孫提出的條件與以前協商的內容不符，拒絕接受，他認為:清帝退位後，倘各國未能即時承認中華民國，斯時北方諸省清帝統治權既已消滅，南方臨時政府事實上又不能統一，中國便成無政府之狀態，何以維持秩序，對付外人？如果孫中山非要為議和附加新條件，他將把與伍廷芳先前談妥之事，即時作廢。孫中山此舉使伍廷芳顏麵大失，一怒之下，電孫請辭議和代表。
孫中山就任伊始，即通過王勳（孫的親信、外交總長王寵惠的哥哥）與流亡日本的盛宣懷密商，由盛向日本財團借款，然後轉借給南京臨時政府。1月26日，民國政府、漢冶萍公司、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於南京簽訂《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草約》，合同規定:“由公司借政府500萬元應付現金若幹，其餘作為政府向三井購買軍裝之需（英文本作 ‘購買武器與軍火’）”。（《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235-236）此事泄露後，中外嘩然，終因參議院不承認合辦條約及漢冶萍公司股東大會的反對，合約作廢。
2月3日，孫中山會見充當日本政界、財界聯絡渠道之人森格時表示:“餘等希望將滿洲委托給日本，而日本給革命以援助”。“萬一數日間無足夠資金以救燃眉之急，許多軍隊要離散，革命政府將遭瓦解的命運”，如在陰曆年底得不到一千五百萬元，則隻有把政權讓給袁世凱。當天會談的內容與結論，由森格以加急電報發給三井物產顧問益田孝，電報稿先由森格寫成中文，經孫中山與胡漢民修改後發出:“孫答應租借滿洲，日本為防止革命軍之解散，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外，應立即借一千萬元，以中止與袁世凱和議，故孫文或黃興為了滿洲之契約將到日本一行。孫文答應‘滿洲之事如有意實行，在四日之內，匯一千萬元並電告，即可與袁中止和議’。”其後，2月5日、6日孫中山致電森格催促日本方麵答複。日方深恐借款給臨時政府引起外國幹預，2月8日，益田孝複電森格，沒有允諾提供一千萬元軍費，相反勸孫中山及黃興與袁妥協。（藤井升三:《辛亥革命時期有關孫文的資料——森格關於“滿洲問題”的書信》，1982年，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調查研究部刊印。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頁647-648）
孫中山之所以節外生枝，甘冒議和破裂的風險，所恃全在借款，借款不成，隻得言和。最後的談判更像一場交易，孫中山為袁世凱繼任大總統設置了許多條件，又在新內閣人選上討價還價，袁企盼和議早成，屢屢向孫妥協，宋教仁（農林）、陳其美（工商）、王寵惠（司法）、蔡元培（教育）得以躋身總長之列（內閣設十位總長），加上由傾向同盟會的唐紹儀出任內閣總理，南方總算如願以償。
辛亥年臘月二十五（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詔退位。袁世凱通電全國:“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公認。……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為帝政之終局。”2月13日，孫中山向參議院辭職，並諮文參議院:“此次清帝遜位，南北統一，袁君之力實多……且袁君富於經驗，民國統一，賴有建設之才，故敢以私見貢薦於貴院。請為民國前途熟計，無失當選之人。大局幸甚。”（《孫中山全集》，第二卷，頁85）2月15日，南京參議院舉行總統選舉會，以十七票（全票）補選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並在通告袁世凱的電文中稱他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 作者:範福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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