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廢除不平等條約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戰爭威脅或政治訛詐，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
①這數百計的不平等條約，幾如重重枷鎖，緊緊地束縛著中國，使其失去了獨立和統一。因此，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淩，修改或廢除奴役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以下簡稱“廢約”），成為中國走向國家統一和獨立於世界強國之林的一項重要任務。
孫中山畢生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和富強而奮鬥，他始終強烈反對不平等條約，並把它視為謀求祖國獨立和統一鬥爭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活動。但是，在“廢約”問題上呈現的是一個頗為曲折、複雜和矛盾的逐漸推移過程，有著明顯的演進階段。
本文擬就孫中山與“廢約”問題的發展變化軌跡及其影響作一探討。
一
孫中山生活的1866至1925年間，正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最酷烈的年代。從1884年中法戰爭中國“不敗而敗”訂《中法新約》，到1901年八國聯軍踐踏北京，訂《辛醜條約》，一個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猶如台風掀起的割地、賠款的狂潮，將中華民族推向苦難的深淵，同時也喚醒了廣大中國人民――特別是先進的愛國誌士，投身到反抗鬥爭中。
麵臨著國家權益被列強分割、祖國陷於危亡的局麵，孫中山在十九世紀末醞釀民族鬥爭時，就了解中國是受著“五洲列強”各種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中國在國際上是處於“奴隸”的不平等地位。正是在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屈辱和苦難、國家的貧弱和殘破的激發下，促使他走上了挽救祖國危亡的道路。所以在他革命活動一開始，他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列強利用不平等條約對中國進行的侵略及其危害。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興中會章程》中指出：“我中華受外國侵淩，已非一日”，大聲驚呼：“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②從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實現祖國的獨立富強為出發點，他提出了“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組織起革命團體興中會，以求擺脫中國在國際上處於“半獨立國”的不平等地位，從外國侵略、壓迫下解放出來。
甲午中日戰後，帝國主義侵略一步步加緊的現實、使孫中山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意識更加明確，他揭露和譴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破壞中國革命的陰謀活動，駁斥帝國主義的侵略論調，警告帝國主義者如膽敢瓜分中國，中國人民定會“同仇敵愾”，奮起“自衛其鄉族，自保其身家”，使他們“無安枕之時”。④他聯絡愛國誌士，“合成大團”，要立誌“‘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孫中山的熾熱愛國熱忱和堅決反侵略思想，為他以後的“廢約”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最直接的主觀條件。
在革命鬥爭實踐中，孫中山進一步認識到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用以幹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革命的主要工具，指出：“數十年來，中國與外國所結條約，皆陷於侵害中國主權及利益之厄境”。⑤基於對不平等條約的切膚之痛，他明確地表示對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憤慨和批判。他說：“今有滿清政府為之鷹犬，則彼外國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攜之便”，使其能“今日簽一約割山東，明日押一款賣兩廣”⑥，使中華民族陷於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孫中山稱不平等條約為“賣身契”、“鐵鎖鏈”。他在探析國家民族危機嚴重的原因時，與不平等條約聯係起來，認識到是各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落到“半獨立國”、“次殖民地”的境地。因此，他將“外邦逼之”和“異種殘之”二者，並列為欲實行民族主義“殆不可須臾緩”⑦的內容。可以看出，孫中山甫踏上民主革命的征途，即對帝國主義列強對華侵略的危害性具有一定的認識，表示出要求國家獨立自主的願望，對不平等條約甚為不滿，欲以去之而後快。
孫中山的“廢約”反帝思想究竟始於何時？
往昔論者多認為它產生在二十年代，即1923年以後。從現有史料來考察，我認為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已具有“廢約”思想是符合實際的。
在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曾相繼發表了一些反對不平等條約和列強在華特權的言論。他痛切地指出：“中國向來與外人所訂條約不良，喪失主權”⑧，致使其“外交之棘手，係因條約”⑨。基於國家獨立自主的原則，孫中山提出了反對不平等條約和“除去”列強在華特權的要求，並宣稱將要求各國同意重訂海關稅則，取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以“得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誼”。迨辛亥革命既起，孫中山對於中國國際地位的前途，懷著十分樂觀的希望。國家過去屈辱既因清廷的腐敗積弱自招其禍，推翻清廷後一個新的***自然要獨立自主於世界之林。他在辛亥年返國前，即11月23日，與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總栽談話中，明確指出：要“重新掌握海關及其稅收”，實現近代中國“早想抹掉的屈辱曆史。”⑩***甫告成立，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提出：務要“一洗而去”“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⑾。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曾對“廢約”問題進行了研討，商議如何進行的對策。它在發布的《***對於租界應守的規則》中，針對列強根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租界內強行設立審判機關會審公堂一事，提出了要求收回管理權，以維護司法主權獨立的主張。⑿1912年1月6日，孫中山在答複南京《大陸報》記者問及“領事裁判權其將撤廢乎？”時，毫不猶豫地指出：“自當撤棄，一俟改革既定，即須實行此事。”⒀他已認識到中國之所以至今仍為“半獨立國”，“蓋以中國現在尚未收回領事裁判權也”⒁，提出在“各種改革完成時，政府當立即取消領事裁判權”。⒂他還強調要裁去通商口岸、收回租界，嚴詞拒絕了外國在上海擴張租界的企圖，認為“此乃華人之意誌，謂吾人必要獨立者，更不願在中國而歸洋人統轄也。……洋人欲拓上海租界，惟吾人不允，此乃當然之理也。”⒃
值得提出的是，1912年3月，孫中山又以“力謀國際平等”作為《同盟會總章》中政綱之一，積極地謀求擺脫中國在世界上所處的不平等地位。他還多次要求廢除侵略者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一再強調：“將條約修正，將治外法權收回”⒄；“中國政府將取消各口岸（之租界）”；“吾人將取法日本。日本所有之外國人，皆受日本管轄。”⒅
與此同時，孫中山1911年冬在上海與外報記者談話，1912年8月9日在北京與報館記者談話，同年9月29日在濟南與報館記者談話時，均有類似爭取國家權益的主張。
從總體上看，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有了初步認識，對修改、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是作了考慮，打算俟革命成功之後進行“廢約”之事。當時，盡管他尚未明確提出“廢約”這一概念，但是他萌發了除掉不平等條約的初步設想，並提出了收回國家權益的一些具體主張，冀求逐步砸碎列強套在中國人民脖子上的“鐵鎖鏈”。這雖然隻能說是孫中山“廢約”思想的萌芽階段，卻已明確地顯示出他的“廢約”思想初露端倪，從而為後來提出成熟的“廢約”主張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
在二十世紀初年，隨著民族危機的更加深重，孫中山對不平等條約危害的認識日漸深刻，政治態度日趨明朗。照常理推論，他在南京登上***的權力舞台後，本應為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帶來希望，有所作為，但是，當時政局極不穩定，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列強都未承認***，在清帝退位後他們也仍隻與袁世凱發生事實上的外交關係、孫中山所預期的借款和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談判，自然無法進行。客觀形勢使他也無暇顧及“改約”和“廢約”的設想。
不僅如此，孫中山不但未能再提出反帝“廢約”口號，卻反其道而行之，出現言行差距甚大，認識與行動相互矛盾的情況。
1912年1月5日，孫中山在《對外宣言書》中公開聲明：革命前清政府與各國“‘締結的條約”、“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的賠款”、“讓與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種種之權利”，“民國均認為有效”，“亦照日尊重之”，並“承認償還之責，不變更其條件。”⒆實際上，早在《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他便明確宣布：“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的條約，皆繼續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律保護。”⒇迨辛亥革命爆發後，又通過《通告全國書》等方式，表示：“滿政府於我軍起事以前與各國所有之條約，皆作為有效”；“所借外債，一概承認償還”；“各國租界，一律保全……”。（21）在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他不過是重申前議而已。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在不平等條約問題上，思想仍是矛盾的，具有著兩麵性。1912年5月，他曾提出取消各通商口岸的租界，這自然是中國主權獨立完整的合理要求。然而，6月他在提出廢除通商口岸製度時，又表示願以“開放中國各方”為代價實現這一要求。他說：廢除通商口岸製度、“此乃華人之誌意，謂吾人必要獨立者，更不願在中國而歸洋人統轄也，然吾人必將開放中國各方，以為酬償。”並說：“此事非欲即行，吾人將必先行自立妥善，使歐洲諸國滿意，然後請其裁去口岸。”（22）這裏，雖僅隻涉及不平等條約的一個局部問題，孫中山的態度也是軟弱無力，未顯示出堅強的原則的立場。與此同時，在公開的宣言和講演中，再也見不到孫中山反帝“廢約”的激烈文字，代之的是妥協退讓的言論。
對於孫中山出現的這種蒼黃反複，認識與行動相互矛盾的現象應該怎樣理解？
過去，許多論者指出是由於孫中山對帝國主義本質缺乏認識，以及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所使然。毋庸諱言，孫中山承認不平等條約，固然包含有他的妥協軟弱和對帝國主義的幻想，但僅此籠統地解釋，既不夠全麵，也難以對事實的原委闡釋清楚。我認為，若將這一矛盾變化過程，置於具體的曆史背景上進行考察、對辨析孫中山的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及其真正動機是有幫助的。
檢閱孫中山一生的革命奮鬥史，可以看出：他在相當長時間的革命活動中，一直沒有將主要精力放在發動和組織國內人民的鬥爭上，同時也找不到怎樣才能把廣大人民群眾喚醒並組織起來的方法，而是過於重視列強諸國對待中國革命的態度。所以，從他革命活動一開始，就不斷想方設法地尋求和爭取外國朋友和組織的支持及援助，並確曾得到過日、英、美等國進步勢力和人士的較大援助，但他不能把這些進步勢力??來，甚至對待後者還寄予著種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期盼憑借帝國主義的支援和諒解來取得革命的勝利和民國的建立，以完成自己拯救祖國的重任。事實上，在辛亥革命時期，革命與***力量極為懸殊，特別是對待帝國主義列強，革命勢力根本不能與之抗衡。因此，孫中山不能不擔憂列強對中國革命的幹涉，同時又不能不幻想外援，以及爭取各國的支持和承認。特別是民國初年的政局，是特殊複雜和極端不穩定，亟需千方百計地去謀求自立。在這一曆史的具體情況下，孫中山麵對現實，思緒紛繁，既要“維持國體”，保護祖國的領土完整，又要使“艱難頓挫”的革命能夠成功，如此雙管齊下顯然力所不逮，難以兼顧。在這種形勢下，他認為，隻有先清內自立，再圖禦外“廢約”，待“內治一定，則以一中華亦足以衡天下矣”。（23）所以，孫中山權衡利弊，便作出了先自立再“廢約”的抉擇，使用克製的態度，在製定政策時采取了應變方策和措施。他企圖在“各種改革完成時”，“俟大局底定”，再著手“廢約”的計劃。因此，他不敢與帝國主義列強公開抗爭，不僅沒有在收複主權方麵采取積極行動，而且也不敢明確提出“廢約”口號，以避免引起帝國主義列強的敵意。
當時，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在商議“廢約”問題時的態度，可以從一個方麵佐證孫中山采用妥協措施的緣由。外交部官員們指出：“查自海禁開後，始與各國互訂條約，……各種失敗，日久變成例案，言之殊可痛心。新政府興，自當亟圖挽救。”（24）但又認為，新政府剛成立，各國沒有承認，他們通過不平等條約奪取的權利“我們倘宣布取消，它就完全幫助清方，我們恐怕就站不住了。”並明智地認識到：“對於廢約或修正，總須國家完全統一，國內有相當辦法。”所以，隻有打倒清廷建立統一政府後，“合力建設，再謀對外”。當前“對於各國外交，不得不容忍遷就。”（25）
當然，孫中山用承認不平等條約及列強既得權利的妥協，以求達到自立目的行為，與他自己倡言的維護祖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和“維持國體”的願望相去甚遠，它既偏離了拯救祖國的偉大奮鬥目標，也同當時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枷鎖下迅速解放出來的迫切願望相違悖，不利於調動而且可能挫傷人民的積極性。但是，這種具有明顯的策略意義的妥協和退讓，是孫中山在沒有找到可靠支持力量情況下所產生的一些迷誤、幻想和不適當的策略運用，是受當時曆史條件所製約的。眾所周知，曆史發展本身就充滿著矛盾，經常呈現著多樣性和複雜性，甚至在某些問題上一人一身同時就包含著互相排斥的對立麵，因而人們當處於客觀形勢複雜多變之時，他們的思想行動一時間出現了複雜多變一特別是具有複雜革命經曆的孫中山，在思想上呈現出多元性和矛盾性也就不足為奇了。依據具體的曆史背景，闡明矛盾變化的原委及其內心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實際上，孫中山的這種妥協和退讓，也是有條件、有限度的。他宣布承認不平等條約，是以列強放棄支持清廷、不幹涉中國革命為前提的。在同盟會《對外宣言》中聲明：“所有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各國權利與各國所借外債，其事件成立於此宣言之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26）1908年孫中山發動雲南河口起義，革命軍向各國發表宣言，表示承認已有的條約，但同時聲明：“外國人若有援助清政府妨害革命軍者，革命軍即將其認作敵國。”（27）起義爆發後，以孫中山名義發布的《通告各國書》，在表示條約有效的同時，宣布清政府於革命軍起義以後與各國所訂之條約、租界及借款，“一概永不承認”；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攻革命軍者，“即視同敵人”。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發表的《對外宣言書》中，孫中山也表示了同樣的態度，申明條約“認為有效，至於條件期滿為止”，以及其他諸條“都含有不是完全承認的意旨”。從這裏可以清楚看出，孫中山雖然出於策略需要而承認了不平等條約，但他卻根據形勢發展靈活應變，既有妥協又有鬥爭，防止外人與清廷的勾結，以盡量減少對中國革命的危害。
概而言之，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廢約”思想和行動，在認識上是正確與失誤並存，堅強性與軟弱性並有的兩重性，而尤以失誤與軟弱占主導。他這樣做，盡管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企圖用“忍讓”、“妥協”的辦法，作為擺脫當前困境的出路，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一策略明顯地具有嚴重的缺陷。孫中山認識到自己的力量不足與列強相抗衡，但卻意識不到若宣布代表人民心聲的“廢約”主張，將會激起多麽巨大的一股反帝力量。“妥協”、“忍讓”的結果，自然事與願違，使他的美好願望始終不能成為現實。
三
在辛亥革命後的十年中，孫中山經曆了一段艱難的鬥爭、苦悶和探索的坎坷旅程。他的“廢約”思想也是在曲折中向前發展的。
從“二次革命”到護法鬥爭，孫中山在承受挫折和極大痛苦中，曾不遺餘力為爭取列強的外援而多方活動。然而，對於他爭取外援的呼籲，帝國主義各國政府反應十分冷淡，孫中山所得到的隻是一次次的嘲弄、輕侮和吃虧上當。相反，列強還支持袁世凱篡權和極力扶持南北軍閥。正是在中外反動勢力的相互勾結、共同絞殺下，辛亥革命的果實喪失貽盡，中國出現了軍閥割據、長期混戰的局麵。隨著痛苦教訓的積多，和當時國際國內形勢變化（或者說時代的變化）的助力，諸如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1919年中國“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和1921年中國***的成立，都給了孫中山以積極的影響，促使他的思想迅速發生變化。他對列強和人民的認識與態度逐漸明朗，認清了帝國主義的真麵目，看到了人民群眾力量的偉大，從而對敵友我三方麵力量對比的認識逐步提高，開始改變過去對列強不敢抗衡，對群眾不信任、不依靠的態度，增強了鬥爭的信心和決心。也正是在這一認識和態度逐步提高後，孫中山隨之轉變了對“廢約”的態度，最終形成和提出了自己的“廢約”主張。
早在1918年夏季，孫中山開始對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事提高了認識，流露出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意向。他曾斷然宣稱：“救國，須救到無條件收回青島及其他一切領土主權為止”（28），並於翌年初囑告參加巴黎和會的國民黨人說：在和會上”宜提出取消中國與列強所訂之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被侵掠之各地。”（29）同年5月的《護法宣言》中，孫、中山就明確提出了要解除“一切有損主權危及國脈之條約”。1920年12月，孫中山再次嚴正宣告：“對外必須使***條件悉行廢棄”（30）。在中***人積極幫助和人***動的推動下，1923年1月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宣言》中，他第一次公開以宣言的形式提出“廢約”的主張，宣布對外要“力圖改正條約，恢複我國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31）“廢約”這一振奮人心口號的提出，標誌著孫中山對“廢約”問題的認識和態度的重大轉折。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宣言裏，以綱領形式重申堅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認為“蓋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32）、在通過製定的七條《對外政策》中，主要的前五條都與“廢約”有關，明確宣布要廢棄列強在華一切特權和不平等條約。這表明孫中山“順應時代潮流，適乎人群需要”，對帝國主義本質和對不平等條約的認識出現了曆史性的飛躍，已達到一個光輝的高度。他的“廢約”思想作為一個完整的政治概念，至此已經正式形成。
孫中山的“廢約”活動，不僅於言論上的一般理論批判和道義上的譴責、反對，以及積極地提出“廢約”的要求，而且又進一步將其發展為“廢約”的口號，堅決地將其作為政綱之一列入國民黨“一大”宣言之中。與此同時他還勇敢地轉入了采取鬥爭的實際行動，並以此為中心組織和發動千百萬人民群眾掀起了廣泛的“廢約”運動的高潮。
在實際行動中，孫中山先是積極地參加了反對“二十一條”的鬥爭，他在1920年8月的一次談話中說：“我已經看出了如何才能夠停止中國現在的混亂。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廢除二十一條款。”並堅定表示：“我們革命黨，一定要打到一個人也不剩，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了，才歇手”（33）。之後，他又多次深入人民群眾之中，號召群起參加“廢約”的鬥爭。孫中山號召工人組成一個“大團體”，“和外國交涉，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34）；號召學生，‘我們要以後不做各國人的奴隸，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並強調：“這就是做人的、做學生的和做一般國民的，對於民族主義應該有的責任。”（35）1923年冬的“關餘事件”，則是孫中山“廢約”鬥爭實踐中的一件最為突出的事例。當時，帝國主義國家不僅不承認廣東政府，而且也不容許它留用西南各省應得的“關餘”。孫中山麵對北京外交使團揚言將以強硬手段對付，甚至還派出20餘艘外國軍艦集結廣州威脅恫嚇而毫不動搖，他針鋒相對地宣告：“中國海關始終為中國國家機關，本政府轄境內各海關，自應遵守本政府命令”；截留關餘的行動，“乃完全中國內政問題，無與列強之事”。（36）由於孫中山毅然給予堅決回擊，以及全國人民的合力抗爭，終於使外交使團被迫作出將海關關餘撥給廣東政府的決定，打擊了美、英、法、意、日、葡等帝國主義的反動氣焰。鬥爭實踐進而促使孫中山懂得了隻有堅決進行“廢約”鬥爭，才可能“除去”帝國主義橫加給中國人民的“賣身契”，清算曆史的舊帳，挽救中國的危亡。
孫中山為完成自己的“廢約”夙願，進行了艱苦不懈的鬥爭，堪稱殫思竭慮，鞠躬盡瘁；直到他生命彌留之際，還特別將其作為政治遺訓，語重心長地囑告國人：對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
怎樣認識孫中山的“廢約”思想與實踐的作用，它對當時及後來的影響如何？
過去，在一段時期中，我們對於孫中山思想的科學性和實踐的先進性，欠缺恰如其份的評價，以致未能充分認識到它的曆史地位和作用。孫中山與“廢約”之事同樣存在著這一問題。實事求是地考察，斯事的主要作用和影響是清楚的：
首先，孫、中山的“廢約”思想和實踐，超過了他的前人和同時代人。在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早期改良派，對於不平等條約的認識往往都停留在感性階段，所作的批判缺乏理論高度，較為膚淺或存有謬誤。如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韜曾將領事裁判權說成是“時勢所逼，未嚐不可”（38）。何啟等則稱讚英人把持控製下的中國海關“頗有成效”，“無可疵議”，甚至還說“未有洋人，虛耗實多：既用洋人，虛耗則少”。（39）維新派梁啟超曾提出：願“將全國之地盡為通商口岸”，“即與各國訂約通商”，並“保護西人洋行教堂”，（40）等等。並且，他們對於不平等條約，企圖以和平方式或寄希望於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來解決問題，對“廢約”之事並無高明對策，很少甚至沒有采取過任何“廢約”的具體行動。就是孫中山同時代的某些人，如鄧澤如、胡漢民等，也竟提出對收回租界、海關和“廢約”等內容，不要“太明顯的提出來”，不列入國民黨的政綱，免得影響國民黨自身的地位。孫中山的“廢約”主張和態度，則是大大高明於早期改良派和他同時代的民主革命派人物，達到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反對不平等條約的最高水平。
其次，孫中山的“廢約”思想與實踐，經過曲折演進臻於完整成熟，不僅留給了後人份值得認真繼承的珍貴遺產，而且它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階段“廢約”鬥爭的第一頁。是新民主主義時期“廢約”鬥爭的開端，並對’當時和以後的中國人民的“廢約”反帝鬥爭有著很大的影響。
孫中山晚年對“廢約”的主張和行動，益發堅定和勇敢，他果決地拋棄了對帝國主義的幻想，改變了以往的軟弱態度，敢於和西方列強進行麵對麵的堅決鬥爭。他明確提出要盡一切力量收回租界、海關和領事裁判權，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中國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國僑民在中國領土之飛揚跋扈。”（42）1924年11月，他在《北上宣言》中鄭重宣布，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是自己到北京去的主要任務。這一主張，表達了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因而得到包括中共黨人在內的全國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歡迎和響應。正是在他的號召之下，一場轟轟烈烈的“廢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以後，在此基礎上，開始了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北伐戰爭。
孫中山的“廢約”思想與實踐，為中國人民艱辛的“廢約”鬥爭開了一個好頭、提供了經驗及教訓的警策和啟迪，促進和推動了以後“廢約”鬥爭的發展。近代中國的“廢約”鬥爭，經曆著一個艱難坎坷且又長期、漸進的過程，是隨中國人民和國家力量的愈益強大而逐步完成的。孫中山辭世後的長達70餘年的時間中，他“廢約”的“未竟之業”，在中華民國時期，不論是以孫中山繼承者自居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具有更大妥協性的北京政府，都對‘“廢約”工作進行過不斷努力，逐漸收回了一些喪失的國家主權；最終，是孫中山事業名符其實的繼承者、以堅決反帝著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擔當起了徹底掃除近代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曆史重任，1997年和1999年兩年內，香港、澳門的相繼回歸，標誌著畢其全功，圓滿地實現了長期以來幾代中國人收回領上、掙脫全部枷鎖的共同願望，湔雪百年國恥，最終圓了國家民族統一的跨世紀美夢。（完）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
注釋：
①據研究者統計，從18401949年的108年中，中國同21個國家簽訂了745個不平等條約這在世界殖民主義曆史上可說是絕無僅有的怪事參見高放：《近現代中國不平等條約透視》
②③《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頁，中華書局
④《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3頁。
⑤《中國國民黨對中俄協定宣言》，《國父全集》第二冊，第151頁，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版。
⑥⑦《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4頁，第288頁。
⑧⑨《孫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8麵，第49頁。
⑩《孫、中山全集》第一巷，第564頁。
⑾《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頁。
⑿參見《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二輯，第10―1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⒀《孫中山集外集》第16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⒁《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99頁。
⒂《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92頁。
⒃《國父全集》第二冊，第805頁。
⒄⒅⒆《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0頁，第368頁，第10頁。
⒇（21）《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10――311頁，第545頁。
（22）《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89頁。
（23）《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2頁。
（24）《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二輯，第910頁。
（25）《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冊，第146頁。
（26）《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11頁。
（27）《革命文獻》第67輯，第63頁，台北1974年版。
（28）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四輯（上），第7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9）蔣永敬：《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第232頁。
（30）《國父全集》第一冊，第841頁。
（31）《民國日報》，1923年1月1日增刊。
（32）《孫中山選集》下卷，第525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33）《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96300頁。
（34）（35）《孫中山選集》下卷，第840、835頁，第891一892頁。
（36）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二集，第37頁，上海民智書局1930年版。
（37）《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640頁。
（38）王韜：《韜園文錄外編》。
（39）何啟、胡禮垣：《曾論書後》。
（40）《梁啟超年譜長編》。
（41）黃季陸：《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香港《掌故》第41、42期。
（40）《廣州民國日報》，1924年11月19日。
魯迅筆下的孫中山
孫中山生前與《新青年》同人中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都有過直接交往與合作，他對於“托名”魯迅的《新青年》同人、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卻沒有留下任何印象。出現在魯迅筆下的孫中山，也與普通人的理解大不相同。
一、《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
孫中山比魯迅大15歲，兩個人都是被奉為楷模的曆史人物。魯迅在孫中山生前，雖然站在國民黨一邊，直接參與了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吳稚暉、徐謙、易培基等人所發動的驅逐女師大校長楊蔭榆的學界風潮，卻從來沒有在作品中提到孫中山的名字。
魯迅第一次公開談到孫中山，是寫作於1926年3月10日的《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這是他應國民黨北京黨部的機關報《國民新報》的約稿，為“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而寫的紀念文章。文章通過對於“我們大多數的國民”的貶低否定，把孫中山抬高為整個中華民國的“第一人”：“凡是自承為民國的國民，誰有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們大多數的國民實在特別沉靜，真是喜怒哀樂不形於色，而況吐露他們的熱力和熱情。因此就更應該紀念了；因此也更可見那時革命有怎樣的艱難，更足以加增這紀念的意義。”
接下來，魯迅把矛頭指向“幾個論客”：“記得去年逝世後不很久，甚至於就有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是憎惡中華民國呢，是所謂‘責備賢者’呢，是賣弄自己的聰明呢，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曆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
為了證明孫中山的“革命”精神，魯迅還專門引用了蘇聯共產黨領袖人物托洛茨基的觀點：“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為什麽呢？托洛斯基曾經說明過什麽是革命藝術。是：即使主題不談革命，而有從革命所發生的新事物藏在裏麵的意識一貫著者是；否則，即使以革命為主題，也不是革命藝術。”
按照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所謂“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首先是1925年4月2日《晨報》所載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寫道：“孫文死後，什麽‘中山省’、‘中山縣’、‘中山公園’等等名稱，鬧得頭昏腦痛，……索性把‘中華民國’改為‘中山民國’，……‘亞細亞洲’改稱‘中山洲’，……‘國民黨’改稱‘中山黨’，最幹脆，最切當。”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報》所載梁啟超的答記者問《孫文之價值》，“誣蔑孫中山先生一生‘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魯迅與孫中山一樣，是主張“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一名“戰士”。他在寫給許廣平的原信中表白說：“倘人權尚無確實保障的時候，兩麵的眾寡強弱，又極懸殊，則又作別論才是。……叫喊幾聲的人獨要硬負片麵的責任，如孩子脫衣以入虎穴，豈非大愚麽？……我以為隻要目的是正的——這所謂正不正，又隻專憑自己判斷——即可用無論什麽手段，而況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在寫於1933年12月28日的《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中，魯迅麵對來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蔣光赤等“革命文學家”的政治圍剿，依然堅持這一觀點：“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於咬著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裏，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藥。”
二、《中山大學開學致語》
《中山大學開學致語》，是廣州中山大學教務長兼文科教授魯迅，專門為1927年3月出版的《國立中山大學開學紀念冊》寫作的表態文章，這也是他第二次公開提到孫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的結果，留下來的極大的紀念，是：中華民國。但是，‘革命尚未成功’。為革命策源地的廣州，現今卻已在革命的後方了。設立在這裏，如校史所說，將‘以貫徹孫總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學，從此要開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後方。中山先生卻常在革命的前線。……結末的祝詞是：我先隻希望中山大學中人雖然坐著工作而永遠記得前線。”
中山大學“貫徹孫總理革命的精神”，其實就是中國教育史上頗為著名的“黨化教育”。在為中山大學專門負責“黨化教育”的政治訓育部所編印的《政治訓育》第7期“黃花節特號”而寫的《黃花節的雜感》中，魯迅再一次提到孫中山。
所謂“黃花節”，就是用來紀念1911年4月27日即陰曆3月29日在廣州起義中犧牲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節日。中華民國成立後，曾經把每年的公曆3月29日定為“黃花節”。魯迅在文章中寫道：“黃花節將近了，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但對於這一個題目的文章，教我做起來，實在近於先前的在考場裏‘對空策’。因為，——說出來自己也慚愧，——黃花節這三個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麽意思的；然而戰死在黃花岡頭的戰士們呢，不但姓名，連人數也不知道。”
為了表示自己與國民黨當局在“黨化教育”方麵立場一致，魯迅回憶說：“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的紀念，因為久在北方。不過，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卻遇見過了：在學校裏，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非常熱鬧。用這例子來推斷，那麽，黃花節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
為了達到“訓育”的目的，魯迅特別談到孫中山的政治遺囑：“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麽‘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不過，中國經了許
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查《魯迅日記》，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當天的記錄是：“晴。上午寄趙其文信。複許廣平信。得梁生為信。午高歌來，……晚為馬理子付山本醫院入院費三十六元二角。晚呂蘊儒、向培良來，贈以《苦悶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一周年時的記錄是：“晴，午後得寄野信，即複。晚紫佩來。”在1926年3月12日前後，《魯迅日記》中並沒有留下參加大型集會或觀看演劇的記錄。所謂“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卻遇見過”，在魯迅自己的《日記》中，並沒有留下確鑿的文本依據。
由於拒絕與《語絲》周刊同人、前廈門大學同事顧頡剛在中山大學共事，魯迅於1927年4月21日憤然辭職並且搬出中山大學。在他此後發表的文章中，再也沒有出現孫中山的名字。
三、孫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魯迅筆下最早出現孫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許廣平的私信中：“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
魯迅筆下最後出現孫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楊霽雲信中：“中山革命一世，雖隻往來於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無大變化，在中國總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約必如來函所言，其實在那時，就已經給陳炯明的大炮擊過了。”
“足不履危地”，是魯迅對於孫中山最為真切的蓋棺定論。比起“隻往來於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孫中山，黃興、陳炯明、趙聲、秋瑾、徐錫麟這些人，才稱得上是“常在革命的前線”衝鋒陷陣的革命鬥士。
長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區的魯迅，之所以要指出孫中山的“足不履危地”，根源於他極為複雜的革命意識。1928年，他在江灣實驗中學演講時回憶說：“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卻要問‘你呢’，當我年青時，人家叫我去暗殺，暗殺之後怎麽樣呢，我想不出……”
另據增田涉介紹，魯迅晚年曾對他說過，“他在從事反清革命運動的時候，上級命令他去暗殺某要人，臨走時，他想，自己大概將被捕或被殺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親怎樣生活呢，他想明確知道這點，便向上級提出了，結果是說，那樣地記掛著身後的事情，是不行的，還是不要去吧。”然而，當增田涉把這段話寫入《魯迅傳》並請魯迅審定時，魯迅把它刪除了。
在此之前，魯迅也曾經向許廣平表白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隻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量
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當許廣平問到關於暗殺的意見時，魯迅的回答是：“第一，這不是少數人所能做，而這類人現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該輕易用去；還有，是縱使有一二回類此的事件，實不足以震動國民，他們還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氣是如此的，自己沒有做的事，就不大讚成。”
在《學界的三魂》中，魯迅對於暴力革命另有解釋：“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麽，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係的國度裏，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
在隨後寫作的《通信》裏，魯迅又表白說：“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麽‘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著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於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隻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裏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麽？”
由此可知，在魯迅的革命意識中，是充滿著行動上的拒絕與思想上的懷疑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刺激的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麵，……”
魯迅筆下的孫中山，隻是他的一家之言。要評價孫中山在中國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曆史貢獻和曆史地位，應該依據他作為同盟會創始人和國民黨最高領袖的曆史事實，而不是“足不履危地”的片麵事實，以及“在中國總算是好人”之類既難以量化又難以操作的道德判斷。要評價魯迅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替代的曆史貢獻和曆史地位，也同樣不應該采用“足不履危地”的片麵事實，以及“在中國總算是好人”之類的道德判斷，而應該依據他作為現代雜文和現代短篇小說的開拓者的曆史事實。
李敖：孫中山為了救國而 “賣國”
我告訴大家，在一九一二年孫中山回來，做"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當時形勢逼人，他隻好把這個"總統"的位置讓給了袁世凱，並不是因為他寬宏大量，都不是，是當時的形勢，袁世凱那個形勢把他們吃掉了。
讓給袁世凱以後，孫中山耿耿於懷，不甘心，想把這個政權奪回來。奪回來什麽方法呢？隻有勾結外國人。所以在日本人向袁世凱，提出來二十一條的時候，孫中山寫了一封秘密的信，給日本的首相說，二十一條叫袁世凱同意，中國人出賣中國，袁世凱不願意，當然不願意，可是我願意，在南方的我孫中山願意，你們支持我，日本人請支持我，我同意更好的條件給你日本人。換句話說，我賣得更多，比袁世凱賣得更多，比老袁賣得更多。我們沒有否認，孫中山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他是愛中國的，我們從不否認，可是為了搶奪政權，以賣國的手段來愛國，就未免太嚴重了。
當時孫中山的老同誌黃興、黃克強公開說，我們再也不要為了這種跟國際的關係，來談中國的這些問題了，這樣搞，把中國都賣光了，我們的敵人在賣國，我們等於也在賣國，怎麽得了。孫中山當時聽不進去，勾結日本人，日本人把他出賣，勾結美國人，美國人不理他，勾結英國人，英國人不理他，勾結德國人，德國人不理他。好，我勾結俄國人，俄國人理他，孫中山派蔣介石到俄國談判，俄國人答應給你盧布給你錢，給你顧問給你做整個的國民黨的改組，給你槍給你大炮，給你辦黃埔軍官學校，孫中山全部接受。
所以我們想想看，如果你是一個人，你不勾結外國人，你想統治中國，當時做不到，都失敗了。我們現在電視劇裏麵罵的這種張大帥就是，張大帥沒有勾結外國人，張宗昌有沒有勾結日本人，嚴格說沒有喔，他沒有出賣過中國任何土地。張作霖有沒有？沒有。不錯他遭遇過政治上的困難的時候日本人幫過他忙，可是幫了忙以後怎麽辦，大家知道怎麽辦？郭鬆齡事件以後，張作霖把他的銀行的存款本送給了日本人，你們幫助我打倒了我手下的這個叛變的將軍，幫我的江山穩固住，我張作霖個人感謝你們日本人，所以我把我的存款送給你們，日本人說我們要你存款幹什麽，我們要的中國東北的權力。沒有，那是國家的我不能管，我給你的報答，是我私人的錢，軍閥不賣國的，今天證明不出來軍閥在賣國，可是真正賣國的，就是今天我們所崇拜的孫中山，至少我不願意做好的解釋：是以賣國的手段，來做救國的大業，不是這樣子嗎？
那你說孫中山這一次是很特殊的一次，不是喔，孫中山在革命過程裏麵，我們就查出來，他在跟台灣的日本人怎麽樣的聯合，那時候日本人已經占領了台灣，我們還查出來他給英國總督，香港總督寫了一封信，就是說你幫助我革命，中國長江以南的利益都給你們，不是嗎？真的革命成功了還得了嗎？我們還是要做善意的好的解釋，就是孫中山為了救國而賣國，不是嗎？
法國秘密援助下的美國獨立
在18世紀北美大陸即將爆發革命前夕，那些與英國有“世仇”的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幸災樂禍地期待著仇敵的“好戲”開場。但另一方麵，他們又害怕在形勢明朗前亮明立場，招致英國的報複。而北美殖民地也迫切希望能得到歐洲國家的支持，隻是苦於在英國隔絕下不能進行溝通。在雙方都無法捅破“這層窗戶紙”的時候，有一個人促成了法國援助北美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他就是18世紀美國最偉大的科學家、政治家和文學家——本傑明•富蘭克林。
1775年5月10日，第二屆大陸會議在費城召開，北美各殖民地代表圍繞一係列問題發生爭執:美國是否需要外國援助？獲得一個同盟國是否對美國有好處？美國能獨自與英國對抗嗎？8月23日，英王喬治三世正式宣布13個北美殖民地為“叛逆”，消息傳來，大陸會議的多數議員惶恐不安，他們還不敢下決心與宗主國斷絕一切關係。
而此時的富蘭克林一如他以往的睿智，預見到國外援助對反殖民鬥爭的迫切性。他在一封寫給友人的信中說:“美國沒有尋求外國的幫助，也沒有通過自己的貿易去爭取友誼。為什麽我們不去這麽做？這實在是不可理喻的遲鈍。”
1775年11月29日，大陸會議任命由5人組成的“秘密通訊委員會”(1777年4月改名為“外交事務委員會”，即美國國務院的前身)，職責是管理對外事務，負責“聯係不列顛帝國、愛爾蘭以及其他地方的朋友”。在親英派代表的壓力下，大陸會議刻意將“其他地方”的概念模糊表述，以免過於觸怒英國。其實在當時，“其他地方”隻可能是指代英國在歐洲的“世敵”——法國和西班牙。
由於在1752年完成了對電進行探索的“風箏實驗”，富蘭克林在歐洲知識界被尊稱為“敢於挑戰閃電的人”，憑借在歐洲廣闊的人脈和崇高的威望，他很快成為該委員會最重要的一員。為打開與歐洲聯係的大門，富蘭克林開始頻繁地與歐洲朋友進行書信往來。盡管大陸會議所在地的費城暫時未被英軍占領，但城裏到處是英國間諜，富蘭克林必須非常小心謹慎。
富蘭克林找的第一個人是尼德蘭(今荷蘭王國)科學家弗雷德裏克•托馬斯，他當時住在海牙。盡管尼德蘭王國已不複當年“海上馬車夫”的威名，但因其重要的戰略位置，仍然是歐洲政治新聞的“潛聽哨”。在1775年12月9日的信中，富蘭克林正式授予托馬斯“秘密通訊委員會觀察員”的頭銜，任務是“利用海牙作為各歐洲國家使節集散地的條件，探尋各國對援助美國的態度”，並希望他向當權人士遊說同北美殖民地貿易的意義，推薦北美急需的軍事人才。美國外交與國際間諜事業就此開始了！
法國的小算盤
北美殖民地小心翼翼地尋求外部援助，而英國的敵人也在做類似的努力。18世紀前半葉，歐洲幾個強國之間不斷發生戰爭，戰爭各方的組合時有變化，然而無論怎樣變，英國同法國、西班牙、尼德蘭始終是死敵。幾場戰爭下來，英國奪去了法屬加拿大和北美洲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大片土地，並摧毀了法國在印度的殖民勢力，法國不再成為國際殖民運動中的主角。英西矛盾也十分尖銳，英國奪走了原屬西班牙的直布羅陀，控製了西地中海。尼德蘭則在上世紀的三場海戰中敗給英國，丟失了北美洲的新阿姆斯特丹據點(今紐約)。
1774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登基，任命弗爾仁尼為外交大臣。弗爾仁尼本質上是個保王派分子，雖然對北美資產階級革命抱有反感，但他對一件事卻很感興趣，那就是英國的麻煩就是法國複仇的黃金時機。弗爾仁尼在一封信中寫道:“大不列顛和殖民地的爭吵日漸激烈，很可能對倫敦的統治形成致命打擊。”弗爾仁尼想要幫助抗英的北美殖民地，但前提是殖民地保證能打贏戰爭，法國可不想為一個失敗的交易付出金錢和生命。弗爾仁尼迫切希望得到真實的情報，而當時歐洲關於北美革命的信息經常是破碎甚至自相矛盾的。
法國上下普遍懷疑“由農民組成的北美軍隊”能否抵擋得住訓練有素的英國正規軍，時任法國駐英國大使的吉納斯認為:“如果在美國找到一個能人，善於從政治和軍事角度分析形勢，並能夠預見事件的發展，對我們是十分有利的。”吉納斯向弗爾仁尼推薦阿夏德•德•邦弗洛爾，讓他秘密前往北美進行聯絡，並實地了解北美殖民的鬥爭情況。
浪子諜海泛舟
時年26歲的邦弗洛爾出身於沒落的法國諾曼家族，他喜歡周遊世界，曾有五年時間在美洲大陸尋花問柳，並因此花光所有家產。但在吉納斯看來，邦弗洛爾是個“回頭浪子”，渴望為家族贏回榮譽，也立誌在軍隊裏大展宏圖。為了打消弗爾仁尼的疑慮，吉納斯還替邦弗洛爾作了擔保:邦弗洛爾先從國庫領取200金路易作為路費，如果他沒能完成使命，吉納斯將全額賠償損失。
弗爾仁尼還是不放心，邦弗洛爾沒有間諜工作經驗，連英語也說得結結巴巴，但吉納斯強調這正是邦弗洛爾的優點，因為英國反諜部門就不會注意上他。最終，這個年輕的沒落貴族如願以償地拿到了200金路易，臨行前，吉納斯對邦弗洛爾“千叮嚀，萬囑咐”，要他時刻關心所見所聞，並詳細記錄自己的印象和感受，還特別強調了他的身份不是法國代表，而是一個在歐洲有許多政界朋友的“安特衛普商人”。為符合商人的身份，並防止信件被英國密探截獲，邦弗洛爾隨身攜帶的信件大多是一般的商業內容，真正的秘密內容都是用牛奶書寫的，隻有信紙被加熱的條件下才顯現出來。
1775年9月8日，邦弗洛爾乘船前往北美，途中不幸遭遇夏季颶風，使航程比平常延長了兩倍。邦弗洛爾日記中寫到，“我們在海上航行了100天，每天我隻吃兩片餅幹、一點鹹牛肉和少量變質的水。有二十多次，我想到了死。”好不容易上岸後，邦弗洛爾根據上峰交代，第一個要找的人就是富蘭克林，因為富蘭克林的科學著作聞名法國，他本人還在十年前訪問過巴黎。但邦弗洛爾最大的難題是如何見到富蘭克林，他既沒有外交使節所持的國書，也沒有官方身份，甚至連當時拜見名人所盛行的介紹信也沒有。
邦弗洛爾突然想到一個朋友，能幫他見到富蘭克林。此人就是商人弗朗西斯•戴蒙，他出生在巴黎，後來移居到費城，並與當地一名女子結婚。戴蒙的英語非常流利，也時常幫助在北美的法國人補習英語。最關鍵的是，他在富蘭克林領導的一家圖書館裏兼職當管理員，還幫助富蘭克林補習法語。這家圖書館是北美第一個公共圖書館，位於木匠廳(Carpenter's Hall)的二樓，那裏也是第一屆大陸會議會址所在地，當時許多殖民地代表曾在樓上的圖書館借書，而戴蒙則負責借閱工作。
合作一拍即合
邦弗洛爾聯係上戴蒙後，言語中多次暗示其此行的使命。富蘭克林聽完戴蒙的介紹後，心中既興奮又緊張，他擔心邦弗洛爾會不會是雙重偵探，或者幹脆是一個英國間諜，一旦他把“秘密通訊委員會”的一切透露給英國，那北美殖民地的獨立事業可就危險了！但富蘭克林抱著“拚命吃河豚”的精神，決心見見邦弗洛爾，據說富蘭克林之所以想試試，邦弗洛爾的名字起了一定作用，這個單詞在英語裏是“善良”的意思。
經過仔細斟酌，富蘭克林將會麵的地點選在木匠廳。為不引起注意，與會人員控製在很小的範圍，具體包括富蘭克林、約翰•傑(另一名“秘密通訊委員會”成員)、戴蒙以及邦弗洛爾。作為翻譯，戴蒙參加了會晤全過程，雖然富蘭克林很早學過一點法語，但還不流利，這麽重要的會晤是不允許因誤翻而導致一絲誤解的。
從1775年12月18日至27日，雙方共進行了三次長談。第一次長談是在一個寒冷的晚上，大家約定趁著夜色，各自走不同的路線前往會麵地點。有意思的是，夜晚的費城街道是全北美最亮的，街上的煤氣燈就是富蘭克林親自設計的。雖然富蘭克林的住處離木匠廳隻有一個街區的距離，但他那寬大的身影走在亮如白晝的街道上還是一眼就能看清。富蘭克林到後，戴蒙把大家領到二樓。走在樓梯上，大家的心都懸著，如同登上絞刑台，小心翼翼，不敢弄出一點聲響。所有的百葉窗也都拉嚴實了，防止漏出一絲燈光，引起別人的注意。
邦弗洛爾開始隻是機械地複述弗爾仁尼的指示，向美國人表示法國的同情和良好祝願。考慮到過去北美居民曾幫助英國軍隊將法國從加拿大趕走，肯定不願意法國勢力重新出現在上述土地上，所以邦弗洛爾明確告訴美國人:法國對加拿大沒有任何企圖。一旦美國人的疑慮減輕，邦弗洛爾就繼續暗示:如果美國宣布獨立，法國的港口將繼續對美國貿易開放。
這番表白讓富蘭克林確信邦弗洛爾是法國政府派來的，隨即及時調整了談話思路。在整個談話中，富蘭克林一直積極主動，而邦弗洛爾則是更多地被動回答。富蘭克林首先詢問法國是否會援助美國，援助的前提是什麽；邦弗洛爾回答會，但不知道具體條件是什麽。富蘭克林又單刀直入，問法國是否讚同北美殖民地追求獨立的鬥爭，邦弗洛爾借口自己隻是一個公民，不清楚政府的立場，但在富蘭克林的連續追問下，又說自己覺得法國政府應該抱有良好祝願。
當時，美國大陸軍的許多軍官都沒有經受過戰爭洗禮，富蘭克林請求法國派兩名軍事教官來幫助訓練，邦弗洛爾顧左右而言他，最後允諾回去後向“朋友”轉達這個請求。由於美國自然資源豐富，但缺少金銀礦產購買武器，富蘭克林詢問了用其他商品換取武器彈藥的可能性，邦弗洛爾強調法國政府不會參與到具體交易中，隻會讓法國商人與美國進行交易。會麵在愉快的氣氛中結束，雖然邦弗洛爾一直遮遮掩掩，但富蘭克林已摸清了法國有意幫助北美抗英鬥爭的底牌。
在最後一次會麵結束後，12月28日，邦弗洛爾立刻給弗爾仁尼寫信，介紹木匠廳會晤情況和他對總體形勢的判斷。富蘭克林是個老道的思想工作者，邦弗洛爾的腦子似乎被他重新灌輸過一樣，信中對美國處境的評估明顯高於現實，充斥著富蘭克林的“樂觀精神”。信中寫道:
“美國人已經為全麵抗英戰爭做好了充分準備。……這裏每一個人都是士兵，軍隊著裝整齊、軍餉充足、裝備精良。大約有超過5萬名的正規軍，還有更多不要軍餉的誌願者，他們不畏一切，是革命勝利的可靠力量。北美殖民地一定能夠獨立。”
其實，美國大陸軍在最多的時候也隻有1.8萬至2萬人，軍隊薪餉也很少。軍人們經常是衣衫襤褸，特別是在冬季的時候，還必須忍受疾病和饑餓的侵襲。其實，邦弗洛爾也不是有意誇大，完全是由於自己渴望成功的衝動，而在客觀上促使了法美的聯合。
法美聯手
1776年2月27日，邦弗洛爾積極評價北美鬥爭的信件終於送到法國，弗爾仁尼更加堅定了請求國王路易十六援助北美殖民地的信心，並積極聯絡西班牙和尼德蘭一起行動。雖然這些國家還沒做好與英國公開為敵的準備，但它們決心秘密援助北美革命鬥爭，反正能讓英國軍隊陷在北美戰爭泥潭越久越好。
“秘密通訊委員會”也受到邦弗洛爾秘密訪問的鼓舞，於1776年3月2日任命席拉斯•迪恩為特使前往法國談判。法西尼三國也共同選定一個中間人負責對北美殖民地的援助，此人就是著名的劇作家、社會活動家博馬舍，他為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維護社會底層群眾的利益，曾在巴黎法庭當眾揭露法官的腐敗，為此被捕入獄。作為自由的交換條件，他受遣赴倫敦充當間諜，取回一份事關國家安危的機密文件。博馬舍非常支持北美抗英鬥爭。1776年4月，弗爾仁尼寫信給博馬舍:“法國將私下支持你100萬裏弗，還會幫你從西班牙搞到100萬。用這200萬，你要建立一家商業公司，……為美國提供武器、彈藥和其他裝備……”就這樣，一家名叫“地平線”的中介公司成立，主要是向美國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資。雖然法西尼三國此時仍維持“表麵的中立”，但已開始介入反對英國的戰爭中。
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在費城正式通過《獨立宣言》，宣布美國獨立。隨即富蘭克林作為美國使團成員，於10月27日乘船前往法國，與路易十六談判簽訂商業條約。1778年，富蘭克林參與簽訂了《法美同盟條約》。從三年前那個冬夜裏的秘密會晤開始，由於富蘭克林機智領導和成功的外交策略，促使法國對美國反殖鬥爭事業投入大量道義、金錢、物資甚至最後的軍事援助。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戰爭威脅或政治訛詐，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
①這數百計的不平等條約，幾如重重枷鎖，緊緊地束縛著中國，使其失去了獨立和統一。因此，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淩，修改或廢除奴役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以下簡稱“廢約”），成為中國走向國家統一和獨立於世界強國之林的一項重要任務。
孫中山畢生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和富強而奮鬥，他始終強烈反對不平等條約，並把它視為謀求祖國獨立和統一鬥爭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活動。但是，在“廢約”問題上呈現的是一個頗為曲折、複雜和矛盾的逐漸推移過程，有著明顯的演進階段。
本文擬就孫中山與“廢約”問題的發展變化軌跡及其影響作一探討。
一
孫中山生活的1866至1925年間，正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最酷烈的年代。從1884年中法戰爭中國“不敗而敗”訂《中法新約》，到1901年八國聯軍踐踏北京，訂《辛醜條約》，一個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猶如台風掀起的割地、賠款的狂潮，將中華民族推向苦難的深淵，同時也喚醒了廣大中國人民――特別是先進的愛國誌士，投身到反抗鬥爭中。
麵臨著國家權益被列強分割、祖國陷於危亡的局麵，孫中山在十九世紀末醞釀民族鬥爭時，就了解中國是受著“五洲列強”各種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中國在國際上是處於“奴隸”的不平等地位。正是在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屈辱和苦難、國家的貧弱和殘破的激發下，促使他走上了挽救祖國危亡的道路。所以在他革命活動一開始，他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列強利用不平等條約對中國進行的侵略及其危害。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興中會章程》中指出：“我中華受外國侵淩，已非一日”，大聲驚呼：“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②從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實現祖國的獨立富強為出發點，他提出了“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組織起革命團體興中會，以求擺脫中國在國際上處於“半獨立國”的不平等地位，從外國侵略、壓迫下解放出來。
甲午中日戰後，帝國主義侵略一步步加緊的現實、使孫中山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意識更加明確，他揭露和譴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破壞中國革命的陰謀活動，駁斥帝國主義的侵略論調，警告帝國主義者如膽敢瓜分中國，中國人民定會“同仇敵愾”，奮起“自衛其鄉族，自保其身家”，使他們“無安枕之時”。④他聯絡愛國誌士，“合成大團”，要立誌“‘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孫中山的熾熱愛國熱忱和堅決反侵略思想，為他以後的“廢約”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最直接的主觀條件。
在革命鬥爭實踐中，孫中山進一步認識到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用以幹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革命的主要工具，指出：“數十年來，中國與外國所結條約，皆陷於侵害中國主權及利益之厄境”。⑤基於對不平等條約的切膚之痛，他明確地表示對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憤慨和批判。他說：“今有滿清政府為之鷹犬，則彼外國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攜之便”，使其能“今日簽一約割山東，明日押一款賣兩廣”⑥，使中華民族陷於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孫中山稱不平等條約為“賣身契”、“鐵鎖鏈”。他在探析國家民族危機嚴重的原因時，與不平等條約聯係起來，認識到是各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落到“半獨立國”、“次殖民地”的境地。因此，他將“外邦逼之”和“異種殘之”二者，並列為欲實行民族主義“殆不可須臾緩”⑦的內容。可以看出，孫中山甫踏上民主革命的征途，即對帝國主義列強對華侵略的危害性具有一定的認識，表示出要求國家獨立自主的願望，對不平等條約甚為不滿，欲以去之而後快。
孫中山的“廢約”反帝思想究竟始於何時？
往昔論者多認為它產生在二十年代，即1923年以後。從現有史料來考察，我認為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已具有“廢約”思想是符合實際的。
在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曾相繼發表了一些反對不平等條約和列強在華特權的言論。他痛切地指出：“中國向來與外人所訂條約不良，喪失主權”⑧，致使其“外交之棘手，係因條約”⑨。基於國家獨立自主的原則，孫中山提出了反對不平等條約和“除去”列強在華特權的要求，並宣稱將要求各國同意重訂海關稅則，取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以“得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誼”。迨辛亥革命既起，孫中山對於中國國際地位的前途，懷著十分樂觀的希望。國家過去屈辱既因清廷的腐敗積弱自招其禍，推翻清廷後一個新的***自然要獨立自主於世界之林。他在辛亥年返國前，即11月23日，與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總栽談話中，明確指出：要“重新掌握海關及其稅收”，實現近代中國“早想抹掉的屈辱曆史。”⑩***甫告成立，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提出：務要“一洗而去”“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⑾。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曾對“廢約”問題進行了研討，商議如何進行的對策。它在發布的《***對於租界應守的規則》中，針對列強根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租界內強行設立審判機關會審公堂一事，提出了要求收回管理權，以維護司法主權獨立的主張。⑿1912年1月6日，孫中山在答複南京《大陸報》記者問及“領事裁判權其將撤廢乎？”時，毫不猶豫地指出：“自當撤棄，一俟改革既定，即須實行此事。”⒀他已認識到中國之所以至今仍為“半獨立國”，“蓋以中國現在尚未收回領事裁判權也”⒁，提出在“各種改革完成時，政府當立即取消領事裁判權”。⒂他還強調要裁去通商口岸、收回租界，嚴詞拒絕了外國在上海擴張租界的企圖，認為“此乃華人之意誌，謂吾人必要獨立者，更不願在中國而歸洋人統轄也。……洋人欲拓上海租界，惟吾人不允，此乃當然之理也。”⒃
值得提出的是，1912年3月，孫中山又以“力謀國際平等”作為《同盟會總章》中政綱之一，積極地謀求擺脫中國在世界上所處的不平等地位。他還多次要求廢除侵略者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一再強調：“將條約修正，將治外法權收回”⒄；“中國政府將取消各口岸（之租界）”；“吾人將取法日本。日本所有之外國人，皆受日本管轄。”⒅
與此同時，孫中山1911年冬在上海與外報記者談話，1912年8月9日在北京與報館記者談話，同年9月29日在濟南與報館記者談話時，均有類似爭取國家權益的主張。
從總體上看，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有了初步認識，對修改、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是作了考慮，打算俟革命成功之後進行“廢約”之事。當時，盡管他尚未明確提出“廢約”這一概念，但是他萌發了除掉不平等條約的初步設想，並提出了收回國家權益的一些具體主張，冀求逐步砸碎列強套在中國人民脖子上的“鐵鎖鏈”。這雖然隻能說是孫中山“廢約”思想的萌芽階段，卻已明確地顯示出他的“廢約”思想初露端倪，從而為後來提出成熟的“廢約”主張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
在二十世紀初年，隨著民族危機的更加深重，孫中山對不平等條約危害的認識日漸深刻，政治態度日趨明朗。照常理推論，他在南京登上***的權力舞台後，本應為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帶來希望，有所作為，但是，當時政局極不穩定，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列強都未承認***，在清帝退位後他們也仍隻與袁世凱發生事實上的外交關係、孫中山所預期的借款和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談判，自然無法進行。客觀形勢使他也無暇顧及“改約”和“廢約”的設想。
不僅如此，孫中山不但未能再提出反帝“廢約”口號，卻反其道而行之，出現言行差距甚大，認識與行動相互矛盾的情況。
1912年1月5日，孫中山在《對外宣言書》中公開聲明：革命前清政府與各國“‘締結的條約”、“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的賠款”、“讓與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種種之權利”，“民國均認為有效”，“亦照日尊重之”，並“承認償還之責，不變更其條件。”⒆實際上，早在《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他便明確宣布：“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的條約，皆繼續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律保護。”⒇迨辛亥革命爆發後，又通過《通告全國書》等方式，表示：“滿政府於我軍起事以前與各國所有之條約，皆作為有效”；“所借外債，一概承認償還”；“各國租界，一律保全……”。（21）在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他不過是重申前議而已。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在不平等條約問題上，思想仍是矛盾的，具有著兩麵性。1912年5月，他曾提出取消各通商口岸的租界，這自然是中國主權獨立完整的合理要求。然而，6月他在提出廢除通商口岸製度時，又表示願以“開放中國各方”為代價實現這一要求。他說：廢除通商口岸製度、“此乃華人之誌意，謂吾人必要獨立者，更不願在中國而歸洋人統轄也，然吾人必將開放中國各方，以為酬償。”並說：“此事非欲即行，吾人將必先行自立妥善，使歐洲諸國滿意，然後請其裁去口岸。”（22）這裏，雖僅隻涉及不平等條約的一個局部問題，孫中山的態度也是軟弱無力，未顯示出堅強的原則的立場。與此同時，在公開的宣言和講演中，再也見不到孫中山反帝“廢約”的激烈文字，代之的是妥協退讓的言論。
對於孫中山出現的這種蒼黃反複，認識與行動相互矛盾的現象應該怎樣理解？
過去，許多論者指出是由於孫中山對帝國主義本質缺乏認識，以及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所使然。毋庸諱言，孫中山承認不平等條約，固然包含有他的妥協軟弱和對帝國主義的幻想，但僅此籠統地解釋，既不夠全麵，也難以對事實的原委闡釋清楚。我認為，若將這一矛盾變化過程，置於具體的曆史背景上進行考察、對辨析孫中山的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及其真正動機是有幫助的。
檢閱孫中山一生的革命奮鬥史，可以看出：他在相當長時間的革命活動中，一直沒有將主要精力放在發動和組織國內人民的鬥爭上，同時也找不到怎樣才能把廣大人民群眾喚醒並組織起來的方法，而是過於重視列強諸國對待中國革命的態度。所以，從他革命活動一開始，就不斷想方設法地尋求和爭取外國朋友和組織的支持及援助，並確曾得到過日、英、美等國進步勢力和人士的較大援助，但他不能把這些進步勢力??來，甚至對待後者還寄予著種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期盼憑借帝國主義的支援和諒解來取得革命的勝利和民國的建立，以完成自己拯救祖國的重任。事實上，在辛亥革命時期，革命與***力量極為懸殊，特別是對待帝國主義列強，革命勢力根本不能與之抗衡。因此，孫中山不能不擔憂列強對中國革命的幹涉，同時又不能不幻想外援，以及爭取各國的支持和承認。特別是民國初年的政局，是特殊複雜和極端不穩定，亟需千方百計地去謀求自立。在這一曆史的具體情況下，孫中山麵對現實，思緒紛繁，既要“維持國體”，保護祖國的領土完整，又要使“艱難頓挫”的革命能夠成功，如此雙管齊下顯然力所不逮，難以兼顧。在這種形勢下，他認為，隻有先清內自立，再圖禦外“廢約”，待“內治一定，則以一中華亦足以衡天下矣”。（23）所以，孫中山權衡利弊，便作出了先自立再“廢約”的抉擇，使用克製的態度，在製定政策時采取了應變方策和措施。他企圖在“各種改革完成時”，“俟大局底定”，再著手“廢約”的計劃。因此，他不敢與帝國主義列強公開抗爭，不僅沒有在收複主權方麵采取積極行動，而且也不敢明確提出“廢約”口號，以避免引起帝國主義列強的敵意。
當時，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在商議“廢約”問題時的態度，可以從一個方麵佐證孫中山采用妥協措施的緣由。外交部官員們指出：“查自海禁開後，始與各國互訂條約，……各種失敗，日久變成例案，言之殊可痛心。新政府興，自當亟圖挽救。”（24）但又認為，新政府剛成立，各國沒有承認，他們通過不平等條約奪取的權利“我們倘宣布取消，它就完全幫助清方，我們恐怕就站不住了。”並明智地認識到：“對於廢約或修正，總須國家完全統一，國內有相當辦法。”所以，隻有打倒清廷建立統一政府後，“合力建設，再謀對外”。當前“對於各國外交，不得不容忍遷就。”（25）
當然，孫中山用承認不平等條約及列強既得權利的妥協，以求達到自立目的行為，與他自己倡言的維護祖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和“維持國體”的願望相去甚遠，它既偏離了拯救祖國的偉大奮鬥目標，也同當時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枷鎖下迅速解放出來的迫切願望相違悖，不利於調動而且可能挫傷人民的積極性。但是，這種具有明顯的策略意義的妥協和退讓，是孫中山在沒有找到可靠支持力量情況下所產生的一些迷誤、幻想和不適當的策略運用，是受當時曆史條件所製約的。眾所周知，曆史發展本身就充滿著矛盾，經常呈現著多樣性和複雜性，甚至在某些問題上一人一身同時就包含著互相排斥的對立麵，因而人們當處於客觀形勢複雜多變之時，他們的思想行動一時間出現了複雜多變一特別是具有複雜革命經曆的孫中山，在思想上呈現出多元性和矛盾性也就不足為奇了。依據具體的曆史背景，闡明矛盾變化的原委及其內心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實際上，孫中山的這種妥協和退讓，也是有條件、有限度的。他宣布承認不平等條約，是以列強放棄支持清廷、不幹涉中國革命為前提的。在同盟會《對外宣言》中聲明：“所有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各國權利與各國所借外債，其事件成立於此宣言之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26）1908年孫中山發動雲南河口起義，革命軍向各國發表宣言，表示承認已有的條約，但同時聲明：“外國人若有援助清政府妨害革命軍者，革命軍即將其認作敵國。”（27）起義爆發後，以孫中山名義發布的《通告各國書》，在表示條約有效的同時，宣布清政府於革命軍起義以後與各國所訂之條約、租界及借款，“一概永不承認”；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攻革命軍者，“即視同敵人”。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發表的《對外宣言書》中，孫中山也表示了同樣的態度，申明條約“認為有效，至於條件期滿為止”，以及其他諸條“都含有不是完全承認的意旨”。從這裏可以清楚看出，孫中山雖然出於策略需要而承認了不平等條約，但他卻根據形勢發展靈活應變，既有妥協又有鬥爭，防止外人與清廷的勾結，以盡量減少對中國革命的危害。
概而言之，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廢約”思想和行動，在認識上是正確與失誤並存，堅強性與軟弱性並有的兩重性，而尤以失誤與軟弱占主導。他這樣做，盡管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企圖用“忍讓”、“妥協”的辦法，作為擺脫當前困境的出路，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一策略明顯地具有嚴重的缺陷。孫中山認識到自己的力量不足與列強相抗衡，但卻意識不到若宣布代表人民心聲的“廢約”主張，將會激起多麽巨大的一股反帝力量。“妥協”、“忍讓”的結果，自然事與願違，使他的美好願望始終不能成為現實。
三
在辛亥革命後的十年中，孫中山經曆了一段艱難的鬥爭、苦悶和探索的坎坷旅程。他的“廢約”思想也是在曲折中向前發展的。
從“二次革命”到護法鬥爭，孫中山在承受挫折和極大痛苦中，曾不遺餘力為爭取列強的外援而多方活動。然而，對於他爭取外援的呼籲，帝國主義各國政府反應十分冷淡，孫中山所得到的隻是一次次的嘲弄、輕侮和吃虧上當。相反，列強還支持袁世凱篡權和極力扶持南北軍閥。正是在中外反動勢力的相互勾結、共同絞殺下，辛亥革命的果實喪失貽盡，中國出現了軍閥割據、長期混戰的局麵。隨著痛苦教訓的積多，和當時國際國內形勢變化（或者說時代的變化）的助力，諸如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1919年中國“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和1921年中國***的成立，都給了孫中山以積極的影響，促使他的思想迅速發生變化。他對列強和人民的認識與態度逐漸明朗，認清了帝國主義的真麵目，看到了人民群眾力量的偉大，從而對敵友我三方麵力量對比的認識逐步提高，開始改變過去對列強不敢抗衡，對群眾不信任、不依靠的態度，增強了鬥爭的信心和決心。也正是在這一認識和態度逐步提高後，孫中山隨之轉變了對“廢約”的態度，最終形成和提出了自己的“廢約”主張。
早在1918年夏季，孫中山開始對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事提高了認識，流露出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意向。他曾斷然宣稱：“救國，須救到無條件收回青島及其他一切領土主權為止”（28），並於翌年初囑告參加巴黎和會的國民黨人說：在和會上”宜提出取消中國與列強所訂之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被侵掠之各地。”（29）同年5月的《護法宣言》中，孫、中山就明確提出了要解除“一切有損主權危及國脈之條約”。1920年12月，孫中山再次嚴正宣告：“對外必須使***條件悉行廢棄”（30）。在中***人積極幫助和人***動的推動下，1923年1月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宣言》中，他第一次公開以宣言的形式提出“廢約”的主張，宣布對外要“力圖改正條約，恢複我國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31）“廢約”這一振奮人心口號的提出，標誌著孫中山對“廢約”問題的認識和態度的重大轉折。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宣言裏，以綱領形式重申堅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認為“蓋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32）、在通過製定的七條《對外政策》中，主要的前五條都與“廢約”有關，明確宣布要廢棄列強在華一切特權和不平等條約。這表明孫中山“順應時代潮流，適乎人群需要”，對帝國主義本質和對不平等條約的認識出現了曆史性的飛躍，已達到一個光輝的高度。他的“廢約”思想作為一個完整的政治概念，至此已經正式形成。
孫中山的“廢約”活動，不僅於言論上的一般理論批判和道義上的譴責、反對，以及積極地提出“廢約”的要求，而且又進一步將其發展為“廢約”的口號，堅決地將其作為政綱之一列入國民黨“一大”宣言之中。與此同時他還勇敢地轉入了采取鬥爭的實際行動，並以此為中心組織和發動千百萬人民群眾掀起了廣泛的“廢約”運動的高潮。
在實際行動中，孫中山先是積極地參加了反對“二十一條”的鬥爭，他在1920年8月的一次談話中說：“我已經看出了如何才能夠停止中國現在的混亂。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廢除二十一條款。”並堅定表示：“我們革命黨，一定要打到一個人也不剩，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了，才歇手”（33）。之後，他又多次深入人民群眾之中，號召群起參加“廢約”的鬥爭。孫中山號召工人組成一個“大團體”，“和外國交涉，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34）；號召學生，‘我們要以後不做各國人的奴隸，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並強調：“這就是做人的、做學生的和做一般國民的，對於民族主義應該有的責任。”（35）1923年冬的“關餘事件”，則是孫中山“廢約”鬥爭實踐中的一件最為突出的事例。當時，帝國主義國家不僅不承認廣東政府，而且也不容許它留用西南各省應得的“關餘”。孫中山麵對北京外交使團揚言將以強硬手段對付，甚至還派出20餘艘外國軍艦集結廣州威脅恫嚇而毫不動搖，他針鋒相對地宣告：“中國海關始終為中國國家機關，本政府轄境內各海關，自應遵守本政府命令”；截留關餘的行動，“乃完全中國內政問題，無與列強之事”。（36）由於孫中山毅然給予堅決回擊，以及全國人民的合力抗爭，終於使外交使團被迫作出將海關關餘撥給廣東政府的決定，打擊了美、英、法、意、日、葡等帝國主義的反動氣焰。鬥爭實踐進而促使孫中山懂得了隻有堅決進行“廢約”鬥爭，才可能“除去”帝國主義橫加給中國人民的“賣身契”，清算曆史的舊帳，挽救中國的危亡。
孫中山為完成自己的“廢約”夙願，進行了艱苦不懈的鬥爭，堪稱殫思竭慮，鞠躬盡瘁；直到他生命彌留之際，還特別將其作為政治遺訓，語重心長地囑告國人：對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
怎樣認識孫中山的“廢約”思想與實踐的作用，它對當時及後來的影響如何？
過去，在一段時期中，我們對於孫中山思想的科學性和實踐的先進性，欠缺恰如其份的評價，以致未能充分認識到它的曆史地位和作用。孫中山與“廢約”之事同樣存在著這一問題。實事求是地考察，斯事的主要作用和影響是清楚的：
首先，孫、中山的“廢約”思想和實踐，超過了他的前人和同時代人。在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早期改良派，對於不平等條約的認識往往都停留在感性階段，所作的批判缺乏理論高度，較為膚淺或存有謬誤。如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韜曾將領事裁判權說成是“時勢所逼，未嚐不可”（38）。何啟等則稱讚英人把持控製下的中國海關“頗有成效”，“無可疵議”，甚至還說“未有洋人，虛耗實多：既用洋人，虛耗則少”。（39）維新派梁啟超曾提出：願“將全國之地盡為通商口岸”，“即與各國訂約通商”，並“保護西人洋行教堂”，（40）等等。並且，他們對於不平等條約，企圖以和平方式或寄希望於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來解決問題，對“廢約”之事並無高明對策，很少甚至沒有采取過任何“廢約”的具體行動。就是孫中山同時代的某些人，如鄧澤如、胡漢民等，也竟提出對收回租界、海關和“廢約”等內容，不要“太明顯的提出來”，不列入國民黨的政綱，免得影響國民黨自身的地位。孫中山的“廢約”主張和態度，則是大大高明於早期改良派和他同時代的民主革命派人物，達到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反對不平等條約的最高水平。
其次，孫中山的“廢約”思想與實踐，經過曲折演進臻於完整成熟，不僅留給了後人份值得認真繼承的珍貴遺產，而且它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階段“廢約”鬥爭的第一頁。是新民主主義時期“廢約”鬥爭的開端，並對’當時和以後的中國人民的“廢約”反帝鬥爭有著很大的影響。
孫中山晚年對“廢約”的主張和行動，益發堅定和勇敢，他果決地拋棄了對帝國主義的幻想，改變了以往的軟弱態度，敢於和西方列強進行麵對麵的堅決鬥爭。他明確提出要盡一切力量收回租界、海關和領事裁判權，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中國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國僑民在中國領土之飛揚跋扈。”（42）1924年11月，他在《北上宣言》中鄭重宣布，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是自己到北京去的主要任務。這一主張，表達了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因而得到包括中共黨人在內的全國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歡迎和響應。正是在他的號召之下，一場轟轟烈烈的“廢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以後，在此基礎上，開始了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北伐戰爭。
孫中山的“廢約”思想與實踐，為中國人民艱辛的“廢約”鬥爭開了一個好頭、提供了經驗及教訓的警策和啟迪，促進和推動了以後“廢約”鬥爭的發展。近代中國的“廢約”鬥爭，經曆著一個艱難坎坷且又長期、漸進的過程，是隨中國人民和國家力量的愈益強大而逐步完成的。孫中山辭世後的長達70餘年的時間中，他“廢約”的“未竟之業”，在中華民國時期，不論是以孫中山繼承者自居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具有更大妥協性的北京政府，都對‘“廢約”工作進行過不斷努力，逐漸收回了一些喪失的國家主權；最終，是孫中山事業名符其實的繼承者、以堅決反帝著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擔當起了徹底掃除近代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曆史重任，1997年和1999年兩年內，香港、澳門的相繼回歸，標誌著畢其全功，圓滿地實現了長期以來幾代中國人收回領上、掙脫全部枷鎖的共同願望，湔雪百年國恥，最終圓了國家民族統一的跨世紀美夢。（完）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
注釋：
①據研究者統計，從18401949年的108年中，中國同21個國家簽訂了745個不平等條約這在世界殖民主義曆史上可說是絕無僅有的怪事參見高放：《近現代中國不平等條約透視》
②③《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頁，中華書局
④《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3頁。
⑤《中國國民黨對中俄協定宣言》，《國父全集》第二冊，第151頁，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版。
⑥⑦《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4頁，第288頁。
⑧⑨《孫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8麵，第49頁。
⑩《孫、中山全集》第一巷，第564頁。
⑾《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頁。
⑿參見《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二輯，第10―1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⒀《孫中山集外集》第16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⒁《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99頁。
⒂《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92頁。
⒃《國父全集》第二冊，第805頁。
⒄⒅⒆《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0頁，第368頁，第10頁。
⒇（21）《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10――311頁，第545頁。
（22）《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89頁。
（23）《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2頁。
（24）《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二輯，第910頁。
（25）《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冊，第146頁。
（26）《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11頁。
（27）《革命文獻》第67輯，第63頁，台北1974年版。
（28）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四輯（上），第7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9）蔣永敬：《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第232頁。
（30）《國父全集》第一冊，第841頁。
（31）《民國日報》，1923年1月1日增刊。
（32）《孫中山選集》下卷，第525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33）《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96300頁。
（34）（35）《孫中山選集》下卷，第840、835頁，第891一892頁。
（36）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二集，第37頁，上海民智書局1930年版。
（37）《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640頁。
（38）王韜：《韜園文錄外編》。
（39）何啟、胡禮垣：《曾論書後》。
（40）《梁啟超年譜長編》。
（41）黃季陸：《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香港《掌故》第41、42期。
（40）《廣州民國日報》，1924年11月19日。
魯迅筆下的孫中山
孫中山生前與《新青年》同人中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都有過直接交往與合作，他對於“托名”魯迅的《新青年》同人、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卻沒有留下任何印象。出現在魯迅筆下的孫中山，也與普通人的理解大不相同。
一、《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
孫中山比魯迅大15歲，兩個人都是被奉為楷模的曆史人物。魯迅在孫中山生前，雖然站在國民黨一邊，直接參與了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吳稚暉、徐謙、易培基等人所發動的驅逐女師大校長楊蔭榆的學界風潮，卻從來沒有在作品中提到孫中山的名字。
魯迅第一次公開談到孫中山，是寫作於1926年3月10日的《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這是他應國民黨北京黨部的機關報《國民新報》的約稿，為“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而寫的紀念文章。文章通過對於“我們大多數的國民”的貶低否定，把孫中山抬高為整個中華民國的“第一人”：“凡是自承為民國的國民，誰有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們大多數的國民實在特別沉靜，真是喜怒哀樂不形於色，而況吐露他們的熱力和熱情。因此就更應該紀念了；因此也更可見那時革命有怎樣的艱難，更足以加增這紀念的意義。”
接下來，魯迅把矛頭指向“幾個論客”：“記得去年逝世後不很久，甚至於就有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是憎惡中華民國呢，是所謂‘責備賢者’呢，是賣弄自己的聰明呢，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曆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
為了證明孫中山的“革命”精神，魯迅還專門引用了蘇聯共產黨領袖人物托洛茨基的觀點：“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為什麽呢？托洛斯基曾經說明過什麽是革命藝術。是：即使主題不談革命，而有從革命所發生的新事物藏在裏麵的意識一貫著者是；否則，即使以革命為主題，也不是革命藝術。”
按照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所謂“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首先是1925年4月2日《晨報》所載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寫道：“孫文死後，什麽‘中山省’、‘中山縣’、‘中山公園’等等名稱，鬧得頭昏腦痛，……索性把‘中華民國’改為‘中山民國’，……‘亞細亞洲’改稱‘中山洲’，……‘國民黨’改稱‘中山黨’，最幹脆，最切當。”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報》所載梁啟超的答記者問《孫文之價值》，“誣蔑孫中山先生一生‘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魯迅與孫中山一樣，是主張“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一名“戰士”。他在寫給許廣平的原信中表白說：“倘人權尚無確實保障的時候，兩麵的眾寡強弱，又極懸殊，則又作別論才是。……叫喊幾聲的人獨要硬負片麵的責任，如孩子脫衣以入虎穴，豈非大愚麽？……我以為隻要目的是正的——這所謂正不正，又隻專憑自己判斷——即可用無論什麽手段，而況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在寫於1933年12月28日的《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中，魯迅麵對來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蔣光赤等“革命文學家”的政治圍剿，依然堅持這一觀點：“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於咬著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裏，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藥。”
二、《中山大學開學致語》
《中山大學開學致語》，是廣州中山大學教務長兼文科教授魯迅，專門為1927年3月出版的《國立中山大學開學紀念冊》寫作的表態文章，這也是他第二次公開提到孫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的結果，留下來的極大的紀念，是：中華民國。但是，‘革命尚未成功’。為革命策源地的廣州，現今卻已在革命的後方了。設立在這裏，如校史所說，將‘以貫徹孫總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學，從此要開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後方。中山先生卻常在革命的前線。……結末的祝詞是：我先隻希望中山大學中人雖然坐著工作而永遠記得前線。”
中山大學“貫徹孫總理革命的精神”，其實就是中國教育史上頗為著名的“黨化教育”。在為中山大學專門負責“黨化教育”的政治訓育部所編印的《政治訓育》第7期“黃花節特號”而寫的《黃花節的雜感》中，魯迅再一次提到孫中山。
所謂“黃花節”，就是用來紀念1911年4月27日即陰曆3月29日在廣州起義中犧牲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節日。中華民國成立後，曾經把每年的公曆3月29日定為“黃花節”。魯迅在文章中寫道：“黃花節將近了，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但對於這一個題目的文章，教我做起來，實在近於先前的在考場裏‘對空策’。因為，——說出來自己也慚愧，——黃花節這三個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麽意思的；然而戰死在黃花岡頭的戰士們呢，不但姓名，連人數也不知道。”
為了表示自己與國民黨當局在“黨化教育”方麵立場一致，魯迅回憶說：“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的紀念，因為久在北方。不過，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卻遇見過了：在學校裏，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非常熱鬧。用這例子來推斷，那麽，黃花節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
為了達到“訓育”的目的，魯迅特別談到孫中山的政治遺囑：“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麽‘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不過，中國經了許
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查《魯迅日記》，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當天的記錄是：“晴。上午寄趙其文信。複許廣平信。得梁生為信。午高歌來，……晚為馬理子付山本醫院入院費三十六元二角。晚呂蘊儒、向培良來，贈以《苦悶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一周年時的記錄是：“晴，午後得寄野信，即複。晚紫佩來。”在1926年3月12日前後，《魯迅日記》中並沒有留下參加大型集會或觀看演劇的記錄。所謂“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卻遇見過”，在魯迅自己的《日記》中，並沒有留下確鑿的文本依據。
由於拒絕與《語絲》周刊同人、前廈門大學同事顧頡剛在中山大學共事，魯迅於1927年4月21日憤然辭職並且搬出中山大學。在他此後發表的文章中，再也沒有出現孫中山的名字。
三、孫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魯迅筆下最早出現孫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許廣平的私信中：“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
魯迅筆下最後出現孫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楊霽雲信中：“中山革命一世，雖隻往來於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無大變化，在中國總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約必如來函所言，其實在那時，就已經給陳炯明的大炮擊過了。”
“足不履危地”，是魯迅對於孫中山最為真切的蓋棺定論。比起“隻往來於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孫中山，黃興、陳炯明、趙聲、秋瑾、徐錫麟這些人，才稱得上是“常在革命的前線”衝鋒陷陣的革命鬥士。
長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區的魯迅，之所以要指出孫中山的“足不履危地”，根源於他極為複雜的革命意識。1928年，他在江灣實驗中學演講時回憶說：“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卻要問‘你呢’，當我年青時，人家叫我去暗殺，暗殺之後怎麽樣呢，我想不出……”
另據增田涉介紹，魯迅晚年曾對他說過，“他在從事反清革命運動的時候，上級命令他去暗殺某要人，臨走時，他想，自己大概將被捕或被殺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親怎樣生活呢，他想明確知道這點，便向上級提出了，結果是說，那樣地記掛著身後的事情，是不行的，還是不要去吧。”然而，當增田涉把這段話寫入《魯迅傳》並請魯迅審定時，魯迅把它刪除了。
在此之前，魯迅也曾經向許廣平表白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隻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量
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當許廣平問到關於暗殺的意見時，魯迅的回答是：“第一，這不是少數人所能做，而這類人現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該輕易用去；還有，是縱使有一二回類此的事件，實不足以震動國民，他們還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氣是如此的，自己沒有做的事，就不大讚成。”
在《學界的三魂》中，魯迅對於暴力革命另有解釋：“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麽，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係的國度裏，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
在隨後寫作的《通信》裏，魯迅又表白說：“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麽‘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著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於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隻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裏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麽？”
由此可知，在魯迅的革命意識中，是充滿著行動上的拒絕與思想上的懷疑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刺激的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麵，……”
魯迅筆下的孫中山，隻是他的一家之言。要評價孫中山在中國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曆史貢獻和曆史地位，應該依據他作為同盟會創始人和國民黨最高領袖的曆史事實，而不是“足不履危地”的片麵事實，以及“在中國總算是好人”之類既難以量化又難以操作的道德判斷。要評價魯迅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替代的曆史貢獻和曆史地位，也同樣不應該采用“足不履危地”的片麵事實，以及“在中國總算是好人”之類的道德判斷，而應該依據他作為現代雜文和現代短篇小說的開拓者的曆史事實。
李敖：孫中山為了救國而 “賣國”
我告訴大家，在一九一二年孫中山回來，做"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當時形勢逼人，他隻好把這個"總統"的位置讓給了袁世凱，並不是因為他寬宏大量，都不是，是當時的形勢，袁世凱那個形勢把他們吃掉了。
讓給袁世凱以後，孫中山耿耿於懷，不甘心，想把這個政權奪回來。奪回來什麽方法呢？隻有勾結外國人。所以在日本人向袁世凱，提出來二十一條的時候，孫中山寫了一封秘密的信，給日本的首相說，二十一條叫袁世凱同意，中國人出賣中國，袁世凱不願意，當然不願意，可是我願意，在南方的我孫中山願意，你們支持我，日本人請支持我，我同意更好的條件給你日本人。換句話說，我賣得更多，比袁世凱賣得更多，比老袁賣得更多。我們沒有否認，孫中山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他是愛中國的，我們從不否認，可是為了搶奪政權，以賣國的手段來愛國，就未免太嚴重了。
當時孫中山的老同誌黃興、黃克強公開說，我們再也不要為了這種跟國際的關係，來談中國的這些問題了，這樣搞，把中國都賣光了，我們的敵人在賣國，我們等於也在賣國，怎麽得了。孫中山當時聽不進去，勾結日本人，日本人把他出賣，勾結美國人，美國人不理他，勾結英國人，英國人不理他，勾結德國人，德國人不理他。好，我勾結俄國人，俄國人理他，孫中山派蔣介石到俄國談判，俄國人答應給你盧布給你錢，給你顧問給你做整個的國民黨的改組，給你槍給你大炮，給你辦黃埔軍官學校，孫中山全部接受。
所以我們想想看，如果你是一個人，你不勾結外國人，你想統治中國，當時做不到，都失敗了。我們現在電視劇裏麵罵的這種張大帥就是，張大帥沒有勾結外國人，張宗昌有沒有勾結日本人，嚴格說沒有喔，他沒有出賣過中國任何土地。張作霖有沒有？沒有。不錯他遭遇過政治上的困難的時候日本人幫過他忙，可是幫了忙以後怎麽辦，大家知道怎麽辦？郭鬆齡事件以後，張作霖把他的銀行的存款本送給了日本人，你們幫助我打倒了我手下的這個叛變的將軍，幫我的江山穩固住，我張作霖個人感謝你們日本人，所以我把我的存款送給你們，日本人說我們要你存款幹什麽，我們要的中國東北的權力。沒有，那是國家的我不能管，我給你的報答，是我私人的錢，軍閥不賣國的，今天證明不出來軍閥在賣國，可是真正賣國的，就是今天我們所崇拜的孫中山，至少我不願意做好的解釋：是以賣國的手段，來做救國的大業，不是這樣子嗎？
那你說孫中山這一次是很特殊的一次，不是喔，孫中山在革命過程裏麵，我們就查出來，他在跟台灣的日本人怎麽樣的聯合，那時候日本人已經占領了台灣，我們還查出來他給英國總督，香港總督寫了一封信，就是說你幫助我革命，中國長江以南的利益都給你們，不是嗎？真的革命成功了還得了嗎？我們還是要做善意的好的解釋，就是孫中山為了救國而賣國，不是嗎？
法國秘密援助下的美國獨立
在18世紀北美大陸即將爆發革命前夕，那些與英國有“世仇”的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幸災樂禍地期待著仇敵的“好戲”開場。但另一方麵，他們又害怕在形勢明朗前亮明立場，招致英國的報複。而北美殖民地也迫切希望能得到歐洲國家的支持，隻是苦於在英國隔絕下不能進行溝通。在雙方都無法捅破“這層窗戶紙”的時候，有一個人促成了法國援助北美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他就是18世紀美國最偉大的科學家、政治家和文學家——本傑明•富蘭克林。
1775年5月10日，第二屆大陸會議在費城召開，北美各殖民地代表圍繞一係列問題發生爭執:美國是否需要外國援助？獲得一個同盟國是否對美國有好處？美國能獨自與英國對抗嗎？8月23日，英王喬治三世正式宣布13個北美殖民地為“叛逆”，消息傳來，大陸會議的多數議員惶恐不安，他們還不敢下決心與宗主國斷絕一切關係。
而此時的富蘭克林一如他以往的睿智，預見到國外援助對反殖民鬥爭的迫切性。他在一封寫給友人的信中說:“美國沒有尋求外國的幫助，也沒有通過自己的貿易去爭取友誼。為什麽我們不去這麽做？這實在是不可理喻的遲鈍。”
1775年11月29日，大陸會議任命由5人組成的“秘密通訊委員會”(1777年4月改名為“外交事務委員會”，即美國國務院的前身)，職責是管理對外事務，負責“聯係不列顛帝國、愛爾蘭以及其他地方的朋友”。在親英派代表的壓力下，大陸會議刻意將“其他地方”的概念模糊表述，以免過於觸怒英國。其實在當時，“其他地方”隻可能是指代英國在歐洲的“世敵”——法國和西班牙。
由於在1752年完成了對電進行探索的“風箏實驗”，富蘭克林在歐洲知識界被尊稱為“敢於挑戰閃電的人”，憑借在歐洲廣闊的人脈和崇高的威望，他很快成為該委員會最重要的一員。為打開與歐洲聯係的大門，富蘭克林開始頻繁地與歐洲朋友進行書信往來。盡管大陸會議所在地的費城暫時未被英軍占領，但城裏到處是英國間諜，富蘭克林必須非常小心謹慎。
富蘭克林找的第一個人是尼德蘭(今荷蘭王國)科學家弗雷德裏克•托馬斯，他當時住在海牙。盡管尼德蘭王國已不複當年“海上馬車夫”的威名，但因其重要的戰略位置，仍然是歐洲政治新聞的“潛聽哨”。在1775年12月9日的信中，富蘭克林正式授予托馬斯“秘密通訊委員會觀察員”的頭銜，任務是“利用海牙作為各歐洲國家使節集散地的條件，探尋各國對援助美國的態度”，並希望他向當權人士遊說同北美殖民地貿易的意義，推薦北美急需的軍事人才。美國外交與國際間諜事業就此開始了！
法國的小算盤
北美殖民地小心翼翼地尋求外部援助，而英國的敵人也在做類似的努力。18世紀前半葉，歐洲幾個強國之間不斷發生戰爭，戰爭各方的組合時有變化，然而無論怎樣變，英國同法國、西班牙、尼德蘭始終是死敵。幾場戰爭下來，英國奪去了法屬加拿大和北美洲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大片土地，並摧毀了法國在印度的殖民勢力，法國不再成為國際殖民運動中的主角。英西矛盾也十分尖銳，英國奪走了原屬西班牙的直布羅陀，控製了西地中海。尼德蘭則在上世紀的三場海戰中敗給英國，丟失了北美洲的新阿姆斯特丹據點(今紐約)。
1774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登基，任命弗爾仁尼為外交大臣。弗爾仁尼本質上是個保王派分子，雖然對北美資產階級革命抱有反感，但他對一件事卻很感興趣，那就是英國的麻煩就是法國複仇的黃金時機。弗爾仁尼在一封信中寫道:“大不列顛和殖民地的爭吵日漸激烈，很可能對倫敦的統治形成致命打擊。”弗爾仁尼想要幫助抗英的北美殖民地，但前提是殖民地保證能打贏戰爭，法國可不想為一個失敗的交易付出金錢和生命。弗爾仁尼迫切希望得到真實的情報，而當時歐洲關於北美革命的信息經常是破碎甚至自相矛盾的。
法國上下普遍懷疑“由農民組成的北美軍隊”能否抵擋得住訓練有素的英國正規軍，時任法國駐英國大使的吉納斯認為:“如果在美國找到一個能人，善於從政治和軍事角度分析形勢，並能夠預見事件的發展，對我們是十分有利的。”吉納斯向弗爾仁尼推薦阿夏德•德•邦弗洛爾，讓他秘密前往北美進行聯絡，並實地了解北美殖民的鬥爭情況。
浪子諜海泛舟
時年26歲的邦弗洛爾出身於沒落的法國諾曼家族，他喜歡周遊世界，曾有五年時間在美洲大陸尋花問柳，並因此花光所有家產。但在吉納斯看來，邦弗洛爾是個“回頭浪子”，渴望為家族贏回榮譽，也立誌在軍隊裏大展宏圖。為了打消弗爾仁尼的疑慮，吉納斯還替邦弗洛爾作了擔保:邦弗洛爾先從國庫領取200金路易作為路費，如果他沒能完成使命，吉納斯將全額賠償損失。
弗爾仁尼還是不放心，邦弗洛爾沒有間諜工作經驗，連英語也說得結結巴巴，但吉納斯強調這正是邦弗洛爾的優點，因為英國反諜部門就不會注意上他。最終，這個年輕的沒落貴族如願以償地拿到了200金路易，臨行前，吉納斯對邦弗洛爾“千叮嚀，萬囑咐”，要他時刻關心所見所聞，並詳細記錄自己的印象和感受，還特別強調了他的身份不是法國代表，而是一個在歐洲有許多政界朋友的“安特衛普商人”。為符合商人的身份，並防止信件被英國密探截獲，邦弗洛爾隨身攜帶的信件大多是一般的商業內容，真正的秘密內容都是用牛奶書寫的，隻有信紙被加熱的條件下才顯現出來。
1775年9月8日，邦弗洛爾乘船前往北美，途中不幸遭遇夏季颶風，使航程比平常延長了兩倍。邦弗洛爾日記中寫到，“我們在海上航行了100天，每天我隻吃兩片餅幹、一點鹹牛肉和少量變質的水。有二十多次，我想到了死。”好不容易上岸後，邦弗洛爾根據上峰交代，第一個要找的人就是富蘭克林，因為富蘭克林的科學著作聞名法國，他本人還在十年前訪問過巴黎。但邦弗洛爾最大的難題是如何見到富蘭克林，他既沒有外交使節所持的國書，也沒有官方身份，甚至連當時拜見名人所盛行的介紹信也沒有。
邦弗洛爾突然想到一個朋友，能幫他見到富蘭克林。此人就是商人弗朗西斯•戴蒙，他出生在巴黎，後來移居到費城，並與當地一名女子結婚。戴蒙的英語非常流利，也時常幫助在北美的法國人補習英語。最關鍵的是，他在富蘭克林領導的一家圖書館裏兼職當管理員，還幫助富蘭克林補習法語。這家圖書館是北美第一個公共圖書館，位於木匠廳(Carpenter's Hall)的二樓，那裏也是第一屆大陸會議會址所在地，當時許多殖民地代表曾在樓上的圖書館借書，而戴蒙則負責借閱工作。
合作一拍即合
邦弗洛爾聯係上戴蒙後，言語中多次暗示其此行的使命。富蘭克林聽完戴蒙的介紹後，心中既興奮又緊張，他擔心邦弗洛爾會不會是雙重偵探，或者幹脆是一個英國間諜，一旦他把“秘密通訊委員會”的一切透露給英國，那北美殖民地的獨立事業可就危險了！但富蘭克林抱著“拚命吃河豚”的精神，決心見見邦弗洛爾，據說富蘭克林之所以想試試，邦弗洛爾的名字起了一定作用，這個單詞在英語裏是“善良”的意思。
經過仔細斟酌，富蘭克林將會麵的地點選在木匠廳。為不引起注意，與會人員控製在很小的範圍，具體包括富蘭克林、約翰•傑(另一名“秘密通訊委員會”成員)、戴蒙以及邦弗洛爾。作為翻譯，戴蒙參加了會晤全過程，雖然富蘭克林很早學過一點法語，但還不流利，這麽重要的會晤是不允許因誤翻而導致一絲誤解的。
從1775年12月18日至27日，雙方共進行了三次長談。第一次長談是在一個寒冷的晚上，大家約定趁著夜色，各自走不同的路線前往會麵地點。有意思的是，夜晚的費城街道是全北美最亮的，街上的煤氣燈就是富蘭克林親自設計的。雖然富蘭克林的住處離木匠廳隻有一個街區的距離，但他那寬大的身影走在亮如白晝的街道上還是一眼就能看清。富蘭克林到後，戴蒙把大家領到二樓。走在樓梯上，大家的心都懸著，如同登上絞刑台，小心翼翼，不敢弄出一點聲響。所有的百葉窗也都拉嚴實了，防止漏出一絲燈光，引起別人的注意。
邦弗洛爾開始隻是機械地複述弗爾仁尼的指示，向美國人表示法國的同情和良好祝願。考慮到過去北美居民曾幫助英國軍隊將法國從加拿大趕走，肯定不願意法國勢力重新出現在上述土地上，所以邦弗洛爾明確告訴美國人:法國對加拿大沒有任何企圖。一旦美國人的疑慮減輕，邦弗洛爾就繼續暗示:如果美國宣布獨立，法國的港口將繼續對美國貿易開放。
這番表白讓富蘭克林確信邦弗洛爾是法國政府派來的，隨即及時調整了談話思路。在整個談話中，富蘭克林一直積極主動，而邦弗洛爾則是更多地被動回答。富蘭克林首先詢問法國是否會援助美國，援助的前提是什麽；邦弗洛爾回答會，但不知道具體條件是什麽。富蘭克林又單刀直入，問法國是否讚同北美殖民地追求獨立的鬥爭，邦弗洛爾借口自己隻是一個公民，不清楚政府的立場，但在富蘭克林的連續追問下，又說自己覺得法國政府應該抱有良好祝願。
當時，美國大陸軍的許多軍官都沒有經受過戰爭洗禮，富蘭克林請求法國派兩名軍事教官來幫助訓練，邦弗洛爾顧左右而言他，最後允諾回去後向“朋友”轉達這個請求。由於美國自然資源豐富，但缺少金銀礦產購買武器，富蘭克林詢問了用其他商品換取武器彈藥的可能性，邦弗洛爾強調法國政府不會參與到具體交易中，隻會讓法國商人與美國進行交易。會麵在愉快的氣氛中結束，雖然邦弗洛爾一直遮遮掩掩，但富蘭克林已摸清了法國有意幫助北美抗英鬥爭的底牌。
在最後一次會麵結束後，12月28日，邦弗洛爾立刻給弗爾仁尼寫信，介紹木匠廳會晤情況和他對總體形勢的判斷。富蘭克林是個老道的思想工作者，邦弗洛爾的腦子似乎被他重新灌輸過一樣，信中對美國處境的評估明顯高於現實，充斥著富蘭克林的“樂觀精神”。信中寫道:
“美國人已經為全麵抗英戰爭做好了充分準備。……這裏每一個人都是士兵，軍隊著裝整齊、軍餉充足、裝備精良。大約有超過5萬名的正規軍，還有更多不要軍餉的誌願者，他們不畏一切，是革命勝利的可靠力量。北美殖民地一定能夠獨立。”
其實，美國大陸軍在最多的時候也隻有1.8萬至2萬人，軍隊薪餉也很少。軍人們經常是衣衫襤褸，特別是在冬季的時候，還必須忍受疾病和饑餓的侵襲。其實，邦弗洛爾也不是有意誇大，完全是由於自己渴望成功的衝動，而在客觀上促使了法美的聯合。
法美聯手
1776年2月27日，邦弗洛爾積極評價北美鬥爭的信件終於送到法國，弗爾仁尼更加堅定了請求國王路易十六援助北美殖民地的信心，並積極聯絡西班牙和尼德蘭一起行動。雖然這些國家還沒做好與英國公開為敵的準備，但它們決心秘密援助北美革命鬥爭，反正能讓英國軍隊陷在北美戰爭泥潭越久越好。
“秘密通訊委員會”也受到邦弗洛爾秘密訪問的鼓舞，於1776年3月2日任命席拉斯•迪恩為特使前往法國談判。法西尼三國也共同選定一個中間人負責對北美殖民地的援助，此人就是著名的劇作家、社會活動家博馬舍，他為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維護社會底層群眾的利益，曾在巴黎法庭當眾揭露法官的腐敗，為此被捕入獄。作為自由的交換條件，他受遣赴倫敦充當間諜，取回一份事關國家安危的機密文件。博馬舍非常支持北美抗英鬥爭。1776年4月，弗爾仁尼寫信給博馬舍:“法國將私下支持你100萬裏弗，還會幫你從西班牙搞到100萬。用這200萬，你要建立一家商業公司，……為美國提供武器、彈藥和其他裝備……”就這樣，一家名叫“地平線”的中介公司成立，主要是向美國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資。雖然法西尼三國此時仍維持“表麵的中立”，但已開始介入反對英國的戰爭中。
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在費城正式通過《獨立宣言》，宣布美國獨立。隨即富蘭克林作為美國使團成員，於10月27日乘船前往法國，與路易十六談判簽訂商業條約。1778年，富蘭克林參與簽訂了《法美同盟條約》。從三年前那個冬夜裏的秘密會晤開始，由於富蘭克林機智領導和成功的外交策略，促使法國對美國反殖鬥爭事業投入大量道義、金錢、物資甚至最後的軍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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