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和我 (一)
樺樹
我是在出國熱潮前出的國，不似爾後蜂擁而至的留美學生們那樣目標堅定明確，準備充足，心血澎湃。誠實地說，那時我對美國茫然無知，尚處於幼稚的幻想狀態，每每回想都不可思議，問自己出國幹嘛？懵懂忐忑不清楚，唯一的回答是,渴望去看一眼心底默默憧憬的荷裏活。
人就是活個年輕，雖然一無所有，卻不乏勇氣，年輕時的我，“每一相思，千裏命駕”，為了個單純的夢，就會舍棄一切，還舍得那麽徹底。然而，現實是殘酷且無同情心的，不成熟則受懲罰，當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時，這朦朧的憧憬突然對我變得具體，心裏頓時產生了空空的恐懼，數數機上的乘客總共加起來隻有七八個人，比空中小姐還少，於是想哭，眼淚接著無聲地淌了下來。
飛機降落在美國陌生的土地上，藍天碧海，第一印象是安靜溫和還有幹淨，但是，我孑然一身提著箱子站在那裏，無論如何都邁不出一小步。舉目無親，言語不通，口袋裏還沒有銀子，感覺茫然。終於等來了一個拐了七八道彎的陌生女人，手裏舉著個寫著我名字的牌子，一路無話，她把我送到UCLA國際學生辦公室後，就消失了。於是，我像件行李一樣被存放在一家又一家。開學兩個星期後，係主任弗蘭克打電話來，他說終於在研究生宿舍為我找到了一個床位，但是……，後麵的話沒說完，就掛斷了。
那幾天我正寄居在一對台灣來的夫婦家中，他們家很小，一房一廳的結婚學生公寓，為我在靠近廚房的走道裏搭了一張小床，用書架隔開。女主人姓楊，是UCLA東方語言係比較文學的博士生；先生姓許，電機博士，已經在公司上班。夫妻倆與我素昧平生，卻待我這個“共匪國”來的人極好，這恩情此生難忘。那天晚上，許先生開著他那輛破舊的雪佛蘭幫我搬家，來到 UCLA的研究生宿舍，看見是一座不大的三層小樓，叫做Hershey Hall，坐落在Westwood的Hilgard大街上，此樓去年已被拆掉。許先生幫我提著箱子，上到二層，發現正對樓梯的屋子就是我的房間：206室。
房間大門是敞開的，遠遠看見屋子中間的天花板上吊著一盞別致的燈，燈的正下方坐著一個漂亮的女孩，栗色卷發軟軟地搭在胸前。待走近門口時，許先生和我都不約而同地突然止了腳步，為眼前的景象呆住了。
屋裏有兩張床，兩個書桌，兩個書架， 整個房間亂七八糟像個大垃圾箱，各式各樣奇怪的書，紙片，髒衣服，鞋子襪子滿地都是，簡直走不進去，沒有下腳的地方。再看那女孩，正仰著臉獨自微笑，腿上放著一本厚厚的黃顏色大書，上麵卻沒有字。她的雙手在書上摸來摸去，時而停下來沉思，時而皺眉，我馬上意識到，她是一個瞎子。突然我無故緊張起來，氣也不敢大喘，我還從未跟盲人近距離接觸過，仔細看她的眼睛，眼皮是閉著的，略顯空癟，似乎沒有眼球，卻有長長的睫毛。默默地站了一會兒，許先生轉過臉，看著有點可憐兮兮的我，溫和地用中文說：“還是回我們家住吧”，我微微搖了搖頭。
女孩聽見我們說話，雙手停住，坐直了身子，像小鹿一樣凝住神，微側著臉，顯出美麗的輪廓。
“嗨，我叫瑪麗”，你是我的新室友吧？“她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
“嗨”，我遲疑地，“我叫樺樹，很高興認識你”。
她接著嘰裏呱啦說了一長串，我什麽也沒聽懂。許先生在一旁翻譯，說她說下午就接到通知說室友會搬來，問我是哪裏來的，在哪個係，等等。
我坑吭巴巴地一字一句又說：“我的英文不好，隻會說一點點，聽不懂你的話”。
瑪麗馬上又說了一大堆，笑得眉飛色舞，我隻是盯著她的表情看，聽不懂也答不了。許先生連忙幫我做了簡單介紹，然後把箱子拖進來，放在靠窗的那張床前。
他站起身，再一次問我：“你確定住這裏嗎？”
我輕輕地點了下兒頭。
“你們一個是瞎子，一個是聾子和啞巴，怎麽辦啊？”他略顯無奈地嗬嗬笑了，然後說：“那我先走了。”
屋裏剩下瑪麗和我，空氣變得尷尬，她說一大串話，我隻能重複地抱歉：“我英文不好”，她終於放棄了，眉頭皺得很緊，接下來是彼此間的沉默，清晰地聽見鬧鍾在一跳一跳地走。我坐在床邊，心裏虛弱無助，眼睛時不時盯著她看。隻見她站起來，張開雙臂，抬到胸口那麽高，空然摸索，隨後移動腳步。她朝我挪過來了，越走越近，雙手摸來摸去，眼看著就要碰到我的臉，我躲閃著，嚇得閉上眼睛，小聲呼叫“瑪麗”！
“啊”，她像小貓一樣嗖地縮回了手，“I’m sorry”，聲音細細的。
關燈 睡覺了，我沒敢開箱換睡衣，和衣便躺下。那一夜對我來講真是難熬，翻來覆去睡不著，看著對麵床上酣睡的瑪麗，我心裏有點兒怕，怕什麽也不知道。直到淩晨，我才沉沉入眠。
“咣咣咣咣……”震耳欲聾的搖滾把我從夢中突然驚醒，我本能地抱起毯子就縮到角落，隻見瑪麗身穿睡衣，蓬頭亂發，在屋子中間像塊大木頭似地雙腳一起隨節奏上下蹦落。我驚恐地睜大雙眼，茫然無措。好一會兒，我鼓足了勇氣問：“瑪麗，你在幹嘛？”
“鍛煉”，她氣喘籲籲，“跳舞，我媽媽說每天早上7點都要像炒雞蛋一樣地跳”，她認真地說。
（未完待續）
2009/11/21
樺樹
我是在出國熱潮前出的國，不似爾後蜂擁而至的留美學生們那樣目標堅定明確，準備充足，心血澎湃。誠實地說，那時我對美國茫然無知，尚處於幼稚的幻想狀態，每每回想都不可思議，問自己出國幹嘛？懵懂忐忑不清楚，唯一的回答是,渴望去看一眼心底默默憧憬的荷裏活。
人就是活個年輕，雖然一無所有，卻不乏勇氣，年輕時的我，“每一相思，千裏命駕”，為了個單純的夢，就會舍棄一切，還舍得那麽徹底。然而，現實是殘酷且無同情心的，不成熟則受懲罰，當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時，這朦朧的憧憬突然對我變得具體，心裏頓時產生了空空的恐懼，數數機上的乘客總共加起來隻有七八個人，比空中小姐還少，於是想哭，眼淚接著無聲地淌了下來。
飛機降落在美國陌生的土地上，藍天碧海，第一印象是安靜溫和還有幹淨，但是，我孑然一身提著箱子站在那裏，無論如何都邁不出一小步。舉目無親，言語不通，口袋裏還沒有銀子，感覺茫然。終於等來了一個拐了七八道彎的陌生女人，手裏舉著個寫著我名字的牌子，一路無話，她把我送到UCLA國際學生辦公室後，就消失了。於是，我像件行李一樣被存放在一家又一家。開學兩個星期後，係主任弗蘭克打電話來，他說終於在研究生宿舍為我找到了一個床位，但是……，後麵的話沒說完，就掛斷了。
那幾天我正寄居在一對台灣來的夫婦家中，他們家很小，一房一廳的結婚學生公寓，為我在靠近廚房的走道裏搭了一張小床，用書架隔開。女主人姓楊，是UCLA東方語言係比較文學的博士生；先生姓許，電機博士，已經在公司上班。夫妻倆與我素昧平生，卻待我這個“共匪國”來的人極好，這恩情此生難忘。那天晚上，許先生開著他那輛破舊的雪佛蘭幫我搬家，來到 UCLA的研究生宿舍，看見是一座不大的三層小樓，叫做Hershey Hall，坐落在Westwood的Hilgard大街上，此樓去年已被拆掉。許先生幫我提著箱子，上到二層，發現正對樓梯的屋子就是我的房間：206室。
房間大門是敞開的，遠遠看見屋子中間的天花板上吊著一盞別致的燈，燈的正下方坐著一個漂亮的女孩，栗色卷發軟軟地搭在胸前。待走近門口時，許先生和我都不約而同地突然止了腳步，為眼前的景象呆住了。
屋裏有兩張床，兩個書桌，兩個書架， 整個房間亂七八糟像個大垃圾箱，各式各樣奇怪的書，紙片，髒衣服，鞋子襪子滿地都是，簡直走不進去，沒有下腳的地方。再看那女孩，正仰著臉獨自微笑，腿上放著一本厚厚的黃顏色大書，上麵卻沒有字。她的雙手在書上摸來摸去，時而停下來沉思，時而皺眉，我馬上意識到，她是一個瞎子。突然我無故緊張起來，氣也不敢大喘，我還從未跟盲人近距離接觸過，仔細看她的眼睛，眼皮是閉著的，略顯空癟，似乎沒有眼球，卻有長長的睫毛。默默地站了一會兒，許先生轉過臉，看著有點可憐兮兮的我，溫和地用中文說：“還是回我們家住吧”，我微微搖了搖頭。
女孩聽見我們說話，雙手停住，坐直了身子，像小鹿一樣凝住神，微側著臉，顯出美麗的輪廓。
“嗨，我叫瑪麗”，你是我的新室友吧？“她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
“嗨”，我遲疑地，“我叫樺樹，很高興認識你”。
她接著嘰裏呱啦說了一長串，我什麽也沒聽懂。許先生在一旁翻譯，說她說下午就接到通知說室友會搬來，問我是哪裏來的，在哪個係，等等。
我坑吭巴巴地一字一句又說：“我的英文不好，隻會說一點點，聽不懂你的話”。
瑪麗馬上又說了一大堆，笑得眉飛色舞，我隻是盯著她的表情看，聽不懂也答不了。許先生連忙幫我做了簡單介紹，然後把箱子拖進來，放在靠窗的那張床前。
他站起身，再一次問我：“你確定住這裏嗎？”
我輕輕地點了下兒頭。
“你們一個是瞎子，一個是聾子和啞巴，怎麽辦啊？”他略顯無奈地嗬嗬笑了，然後說：“那我先走了。”
屋裏剩下瑪麗和我，空氣變得尷尬，她說一大串話，我隻能重複地抱歉：“我英文不好”，她終於放棄了，眉頭皺得很緊，接下來是彼此間的沉默，清晰地聽見鬧鍾在一跳一跳地走。我坐在床邊，心裏虛弱無助，眼睛時不時盯著她看。隻見她站起來，張開雙臂，抬到胸口那麽高，空然摸索，隨後移動腳步。她朝我挪過來了，越走越近，雙手摸來摸去，眼看著就要碰到我的臉，我躲閃著，嚇得閉上眼睛，小聲呼叫“瑪麗”！
“啊”，她像小貓一樣嗖地縮回了手，“I’m sorry”，聲音細細的。
關燈 睡覺了，我沒敢開箱換睡衣，和衣便躺下。那一夜對我來講真是難熬，翻來覆去睡不著，看著對麵床上酣睡的瑪麗，我心裏有點兒怕，怕什麽也不知道。直到淩晨，我才沉沉入眠。
“咣咣咣咣……”震耳欲聾的搖滾把我從夢中突然驚醒，我本能地抱起毯子就縮到角落，隻見瑪麗身穿睡衣，蓬頭亂發，在屋子中間像塊大木頭似地雙腳一起隨節奏上下蹦落。我驚恐地睜大雙眼，茫然無措。好一會兒，我鼓足了勇氣問：“瑪麗，你在幹嘛？”
“鍛煉”，她氣喘籲籲，“跳舞，我媽媽說每天早上7點都要像炒雞蛋一樣地跳”，她認真地說。
（未完待續）
200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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