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稱自己的民族應被殖民二百年，不能說明這個人是邪惡的，但起碼說明這個人是輕薄的。
所謂輕薄，即無傷大雅。然而當這種輕薄被刻意放在莊嚴的事情和地方上，性質就不同了。好比如果一個黑人不滿非洲現狀，對朋友發泄說自己的民族應做白人的奴隸二百年才能學會怎麽治理國家，那僅僅是牢騷。而若果一個黑人學者公開向全社會說同樣的話，甚至帶進大學講堂，那麽就是對民族和民族心靈的戕害。
古代有“大不敬”這個很重的罪名，往往是指臣下對皇帝的。今天沒有皇帝了，也不再有這個罪名，但我們不應該對自己的民族犯“大不敬”。同時，佛教也有“口業”這個說法。就是說，惡言是有後果的。它會原原本本地作用於惡言的對象，直至它的效應全部發揮完。從魯迅這個一流惡口家開始，好幾代的國人已經對自己的民族犯了太多“大不敬”，造了太多“口業”。文革語言不過是較為集中的表現。而我們自己正是這些大不敬與口業完完整整的承受者 -- 使我們失去更多尊嚴和心靈的安寧。無賴的氣質在中國社會裏流布，深入地影響了各種媒體、學者的文風，甚至藝術家的創作。這裏走廊有時也會出現這類文字或言論。
這種“輕薄為人”，也“輕薄為文”的作風造就了一大批象某類西方人那樣對中國這個國家和民族全無敬意、自作高尚，實則惡劣無禮、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海內外華人。瀏覽一下文學城的博客，也能找到些這樣的輕薄子。
我不了解劉君其它的具體作為，也不清楚這次審判的實質是什麽，但我沒有興趣知道。也許劉君在法理上確實是冤枉的，但我並不同情他。如果他真的冤枉，那麽我就把這次審判看作是佛理意義而非法理意義上的因果。長遠來說，精神意義上的因果比法理意義上的因果對一個社會來說更為本質。同時，如果這次北京政府的法律行動確實是錯誤的，那麽，這個錯誤也是中國社會要承受的後果 -- 因為，象劉君那樣的輕薄行為，無論怎麽被更多的人模仿、重複、放大，也絕不會為國家、社會的政治在根本層麵上帶來正麵的影響。這好比一個人的人格絕不可能在思想的“殖民地”上完善一樣。
所謂輕薄，即無傷大雅。然而當這種輕薄被刻意放在莊嚴的事情和地方上，性質就不同了。好比如果一個黑人不滿非洲現狀，對朋友發泄說自己的民族應做白人的奴隸二百年才能學會怎麽治理國家，那僅僅是牢騷。而若果一個黑人學者公開向全社會說同樣的話，甚至帶進大學講堂，那麽就是對民族和民族心靈的戕害。
古代有“大不敬”這個很重的罪名，往往是指臣下對皇帝的。今天沒有皇帝了，也不再有這個罪名，但我們不應該對自己的民族犯“大不敬”。同時，佛教也有“口業”這個說法。就是說，惡言是有後果的。它會原原本本地作用於惡言的對象，直至它的效應全部發揮完。從魯迅這個一流惡口家開始，好幾代的國人已經對自己的民族犯了太多“大不敬”，造了太多“口業”。文革語言不過是較為集中的表現。而我們自己正是這些大不敬與口業完完整整的承受者 -- 使我們失去更多尊嚴和心靈的安寧。無賴的氣質在中國社會裏流布，深入地影響了各種媒體、學者的文風，甚至藝術家的創作。這裏走廊有時也會出現這類文字或言論。
這種“輕薄為人”，也“輕薄為文”的作風造就了一大批象某類西方人那樣對中國這個國家和民族全無敬意、自作高尚，實則惡劣無禮、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海內外華人。瀏覽一下文學城的博客，也能找到些這樣的輕薄子。
我不了解劉君其它的具體作為，也不清楚這次審判的實質是什麽，但我沒有興趣知道。也許劉君在法理上確實是冤枉的，但我並不同情他。如果他真的冤枉，那麽我就把這次審判看作是佛理意義而非法理意義上的因果。長遠來說，精神意義上的因果比法理意義上的因果對一個社會來說更為本質。同時，如果這次北京政府的法律行動確實是錯誤的，那麽，這個錯誤也是中國社會要承受的後果 -- 因為，象劉君那樣的輕薄行為，無論怎麽被更多的人模仿、重複、放大，也絕不會為國家、社會的政治在根本層麵上帶來正麵的影響。這好比一個人的人格絕不可能在思想的“殖民地”上完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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