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進入十一月，年底密集的幾個節日便依次來臨。與各個廠家招徠年度最後生意的吆喝聲同時出現的，是傳統的聖誕歌聲。
我是來美國後才聽到各種聖誕歌聲的。最初幾首飄入耳中，盡管我還不懂歌詞，但曲調旋律已然沁潤於胸，並漸漸膨脹，不知觸動了那條心弦，引起共鳴，久久沉浸在餘音遺韻中，仿佛靈魂被牽走，忘記了一切。那不是陶醉，而是魂魄飛升的狀態。
聖誕歌曲大多是宗教頌歌。我不是教徒，從小對頌歌就不陌生，文革後對頌歌還有點反感，曾經認為任何頌歌都不會激起我的感情波瀾，為什麽聽到聖誕歌曲會感動？為什麽年年聽相同的曲子，依舊心醉神迷，百聽不厭？難道心裏早就裝著宗教“靈犀”，聞聲點化？
佛教是否有頌歌，我不知道。聽到的都是和誦經裹在一起的唱經聲，平緩綿長，令人昏昏欲睡。伊斯蘭教的頌歌，我也沒聽過。印象中唱經聲類似佛教，悠長單調，略顯高亢激揚些。如果我的內心深處藏有宗教潛質，一定不是偏向他們。
許多美國人也是每年都聽聖誕歌曲，幾十年過去，從未厭倦。我沒有聽人像中國人在文革中抱怨“老三戰”“樣板戲”一樣訴苦聽膩了聖誕經典。我想這大概主要得歸功於那些曲調，融會了歡樂、溫馨、安詳、大氣、聖潔、尊嚴、典雅等諸多人類審美情感，引導著精神升華。
當聖誕歌聲響起的時候，我又想到了祖國。這也許是海外華人的通病，深入膏肓，無藥可救。中國，偌大的中國，悠久的曆史，怎麽沒有幾首流傳千百年浸透傳統與民族精神的經典年節歌曲呢？搜腸刮肚後，真是汗流浹背，浮現腦海的竟然是《小白菜》和《水妞》。它們年紀夠老，卻和年節全不沾邊。我並非和外國較勁，你有，我也得有，咱不能差你。我隻是有點遺憾。
誰都知道，沒有比中國人更重視年節的民族了。難道祖先們在年節裏光是吃喝搓麻侃大山，沒有歌曲盡興嗎？這可能嗎？
是祖先們發明的樂器不足嗎？至少到先秦時期，吹管樂的塤、箎、竽，打擊樂的鼓、缶、鍾、磬，彈撥樂的瑟、琴等等都已經出現了。其中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六十四件編鍾，舉世罕見。若說這些樂器組合出來的樂曲一定緩慢沉悶，缺乏變化，難以吸引人，隻適用於隆重莊嚴的大典，又如何解釋商紂時的“靡靡之音”，和孔子聽到舜時的《韶》樂，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感歎想不到音樂營造的感動竟能帶來如此效果？
是祖先們缺少樂理知識嗎？他們很早就知道“樂”的重要性，把它和“禮”並列，認為和佩戴的玉一樣“不可斯須離身”，是學習的必修課。孔子對音樂的癡迷，並不亞於對古代文獻的探索，聽到好歌，會要求人反複歌唱，然後跟隨相和。他甚至和魯國主管國樂的“大師”就樂曲的演奏過程探討過樂理節奏。三國時，東吳大將周瑜精通音樂，容不得差錯，行內人互相告誡“曲有誤，周郎顧”。明朝時，朱載堉還是世界上第一個創建十二平均律理論的人。幾百年過去，至今誰也不能無視它。否則不僅鍵盤樂器無法調音，而且許多樂曲和歌唱家都不能精準發揮。
是祖先們音樂創作少嗎？從《詩經》的《風》《雅》《頌》，從孔子與學生討論時都要鼓瑟助興，從楚辭中描寫的華麗歌舞樂奏，從敦煌壁畫中飛天琵琶，從全國各地各族大量的民歌，我們有理由相信曾經擁有豐富的音樂遺產。
也許，許多優秀作品由於各種原因不幸失傳了。如黃帝時的《鹹池》、堯時的《大章》、舜時的《韶》、禹時的《夏》，商代的《濩》、西周的《武》、俞伯牙的《高山流水》、嵇康彈奏的《廣陵散》……當然，這些都是國家大典中的雅音頌歌和隱士高人的“陽春白雪”，莊嚴有餘，神秘有餘，高深有餘，喜慶不足，不適於構成民間年節的旋律。那麽年節頌歌也失傳了嗎？
昆曲、京劇、地方戲，號稱國粹，風靡一時，過年也會唱大戲，然而除了熱鬧外，和年節並無直接緊密聯係。民間流傳著很多動人的樂曲，如琵琶曲、阿炳和劉天華的二胡曲，但多數淒慘，隻會催人淚下。誰要在年節賣弄一段，下場不堪設想。廣東音樂喜慶有餘，安詳不足。各地民歌則往往囿於男女之情，調節環境氣氛可以，提升內外氣質差點兒。既然這些可以流傳下來，為什麽獨獨丟失了年節頌歌？真正為人喜聞樂見，感動無數心靈的歌曲會失傳嗎？我不能不懷疑自古以來，我們就沒有這類歌曲。否則很難理解為什麽繼承了年節傳統、包括吃食、服飾、禁忌、習慣，卻把頌歌忘掉了。
看看當代的歌曲、音樂，大概可以反證為什麽我們沒有年節頌歌。那些多為曇花一現，過眼煙雲，有幾個能達到聖誕歌曲的水平和功效！我不知道這是否我們整個民族的差距，是整個民族的淺薄，是整個民族的冷漠，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遍尋過往音樂家們，隻有冼星海蘊含創作接近聖誕歌曲的素質靈氣，可惜時代沒有給他提供合適的環境，老天沒有保佑他長壽！
以後會不會有人創作出流芳百世的中國年節頌歌，我更不知道。也許那不是音樂家的課題，而是有關整個民族文化素養、社會環境、思想感情、風俗習慣的超大沉重問題。
我是來美國後才聽到各種聖誕歌聲的。最初幾首飄入耳中，盡管我還不懂歌詞，但曲調旋律已然沁潤於胸，並漸漸膨脹，不知觸動了那條心弦，引起共鳴，久久沉浸在餘音遺韻中，仿佛靈魂被牽走，忘記了一切。那不是陶醉，而是魂魄飛升的狀態。
聖誕歌曲大多是宗教頌歌。我不是教徒，從小對頌歌就不陌生，文革後對頌歌還有點反感，曾經認為任何頌歌都不會激起我的感情波瀾，為什麽聽到聖誕歌曲會感動？為什麽年年聽相同的曲子，依舊心醉神迷，百聽不厭？難道心裏早就裝著宗教“靈犀”，聞聲點化？
佛教是否有頌歌，我不知道。聽到的都是和誦經裹在一起的唱經聲，平緩綿長，令人昏昏欲睡。伊斯蘭教的頌歌，我也沒聽過。印象中唱經聲類似佛教，悠長單調，略顯高亢激揚些。如果我的內心深處藏有宗教潛質，一定不是偏向他們。
許多美國人也是每年都聽聖誕歌曲，幾十年過去，從未厭倦。我沒有聽人像中國人在文革中抱怨“老三戰”“樣板戲”一樣訴苦聽膩了聖誕經典。我想這大概主要得歸功於那些曲調，融會了歡樂、溫馨、安詳、大氣、聖潔、尊嚴、典雅等諸多人類審美情感，引導著精神升華。
當聖誕歌聲響起的時候，我又想到了祖國。這也許是海外華人的通病，深入膏肓，無藥可救。中國，偌大的中國，悠久的曆史，怎麽沒有幾首流傳千百年浸透傳統與民族精神的經典年節歌曲呢？搜腸刮肚後，真是汗流浹背，浮現腦海的竟然是《小白菜》和《水妞》。它們年紀夠老，卻和年節全不沾邊。我並非和外國較勁，你有，我也得有，咱不能差你。我隻是有點遺憾。
誰都知道，沒有比中國人更重視年節的民族了。難道祖先們在年節裏光是吃喝搓麻侃大山，沒有歌曲盡興嗎？這可能嗎？
是祖先們發明的樂器不足嗎？至少到先秦時期，吹管樂的塤、箎、竽，打擊樂的鼓、缶、鍾、磬，彈撥樂的瑟、琴等等都已經出現了。其中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六十四件編鍾，舉世罕見。若說這些樂器組合出來的樂曲一定緩慢沉悶，缺乏變化，難以吸引人，隻適用於隆重莊嚴的大典，又如何解釋商紂時的“靡靡之音”，和孔子聽到舜時的《韶》樂，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感歎想不到音樂營造的感動竟能帶來如此效果？
是祖先們缺少樂理知識嗎？他們很早就知道“樂”的重要性，把它和“禮”並列，認為和佩戴的玉一樣“不可斯須離身”，是學習的必修課。孔子對音樂的癡迷，並不亞於對古代文獻的探索，聽到好歌，會要求人反複歌唱，然後跟隨相和。他甚至和魯國主管國樂的“大師”就樂曲的演奏過程探討過樂理節奏。三國時，東吳大將周瑜精通音樂，容不得差錯，行內人互相告誡“曲有誤，周郎顧”。明朝時，朱載堉還是世界上第一個創建十二平均律理論的人。幾百年過去，至今誰也不能無視它。否則不僅鍵盤樂器無法調音，而且許多樂曲和歌唱家都不能精準發揮。
是祖先們音樂創作少嗎？從《詩經》的《風》《雅》《頌》，從孔子與學生討論時都要鼓瑟助興，從楚辭中描寫的華麗歌舞樂奏，從敦煌壁畫中飛天琵琶，從全國各地各族大量的民歌，我們有理由相信曾經擁有豐富的音樂遺產。
也許，許多優秀作品由於各種原因不幸失傳了。如黃帝時的《鹹池》、堯時的《大章》、舜時的《韶》、禹時的《夏》，商代的《濩》、西周的《武》、俞伯牙的《高山流水》、嵇康彈奏的《廣陵散》……當然，這些都是國家大典中的雅音頌歌和隱士高人的“陽春白雪”，莊嚴有餘，神秘有餘，高深有餘，喜慶不足，不適於構成民間年節的旋律。那麽年節頌歌也失傳了嗎？
昆曲、京劇、地方戲，號稱國粹，風靡一時，過年也會唱大戲，然而除了熱鬧外，和年節並無直接緊密聯係。民間流傳著很多動人的樂曲，如琵琶曲、阿炳和劉天華的二胡曲，但多數淒慘，隻會催人淚下。誰要在年節賣弄一段，下場不堪設想。廣東音樂喜慶有餘，安詳不足。各地民歌則往往囿於男女之情，調節環境氣氛可以，提升內外氣質差點兒。既然這些可以流傳下來，為什麽獨獨丟失了年節頌歌？真正為人喜聞樂見，感動無數心靈的歌曲會失傳嗎？我不能不懷疑自古以來，我們就沒有這類歌曲。否則很難理解為什麽繼承了年節傳統、包括吃食、服飾、禁忌、習慣，卻把頌歌忘掉了。
看看當代的歌曲、音樂，大概可以反證為什麽我們沒有年節頌歌。那些多為曇花一現，過眼煙雲，有幾個能達到聖誕歌曲的水平和功效！我不知道這是否我們整個民族的差距，是整個民族的淺薄，是整個民族的冷漠，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遍尋過往音樂家們，隻有冼星海蘊含創作接近聖誕歌曲的素質靈氣，可惜時代沒有給他提供合適的環境，老天沒有保佑他長壽！
以後會不會有人創作出流芳百世的中國年節頌歌，我更不知道。也許那不是音樂家的課題，而是有關整個民族文化素養、社會環境、思想感情、風俗習慣的超大沉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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