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聽到人們說起，我們這些在海外生活的華人，要爭取“融入主流社會”。
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不是那麽容易了。
愷钜今天說這個題目，是因為剛剛過去的整整的二十年，就是愷钜不斷地融入主流社會的二十年。但是，經過了二十年的努力，今天，我仍然沒有融入這個以白人為主的主流社會。不僅是我，我身邊的人，包括我所認識的那些很成功的人士，比如，與前總理霍華德辦公室為鄰居的W先生，與前工黨總理霍克成為生意搭檔的D老板等等，他們也都沒有真正融入所謂的主流社會。
就說愷钜自己，雖然微不足道，但也在澳洲工程設計行業工作了十多年，名片上也印著“總設計師”的頭銜，回國出差，都被冠以“葡萄酒專家”的身份，這些都是貨真價實的，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由於文化上的巨大反差，使我們永遠不可能真正融入白人的社會。
這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衝突。
中國人的文化傳承，有著五千多年的曆史沉澱，已經深入到了每個人的骨髓。盡管現在的小青年，接受西式教育，崇尚西洋文化，會說洋文，會開汽車，吃肯德雞、喝可樂長大，目空一切，甚至連中國字都寫不象樣了，但一遇到什麽突發事件，他的第一個本能的反應，絕對是中國式的。
我們來設想一下，有兩個中國人，在馬路上走著，突然其中的一個發現馬路上有一包錢，他會怎麽想，他會怎麽做？
他會想，這麽一大筆錢丟失了，那錢的主人一定非常著急，他會招呼他的同伴，守住這包錢，然後想辦法找到這包錢的主人，然後，物歸原主。
這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
盡管現在看見老人倒在地上，不會有人去扶他一把，好像中國人已經冷血無情了，其實，旁觀者中絕大部分的人，都是因為關心這個老人，才止步圍觀的，他們在心裏都是想去把這老人扶起來，他們隻是怕惹“麻煩”，不敢出手而已。
最近有報道，一個青年人，見到地上有錢，他怕惹“禍”上身，不敢去碰錢，就冒雨守護著，直到警察來臨，委托警察代為尋找失主。
這種情況如果換成是兩個西方人，有什麽不同呢？
愷钜可以肯定地告訴你，發現了錢的那個人，會把同伴一把推開，一個箭步衝上前去，把錢抓到手裏，然後回過頭來對同伴說，“嘿！你看我得到了什麽！”
他根本不會想到是誰丟了錢，他理所當然的把這包錢據為己有了。
請注意，他的這種行為在西方社會是合理合法的。這個例子是法律課上的經典。
這就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大家都知道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故事。由於他的發現，使以後的英國成為了“日不落”的國家。
其實在哥倫布之前，大明朝龐大的二萬七千人的艦隊在鄭和的帶領下，七下西洋。其規模，氣勢，哥倫布那三艘百十來人的小船能與之相比嗎？
鄭和下西洋，統率著一支龐大的當時最強大的海軍，但是，他每到一地，弘揚中華文明，給當地帶去中國精美的絲綢，瓷器，中國的能工巧匠們給當地人傳授技藝。仁義之師，宣詔頒賞，厚往薄來，播仁愛於友邦。
八十年以後，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與鄭和不同的是，哥倫布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這裏已經是西班牙的國土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私和貪婪，在這裏表現無遺。
還有一個例子，更能說明西方文化的這種特性。
那是在哥倫布以後的1770年，庫克船長在悉尼的植物灣上了岸，他立即宣布這塊鄭和早已踏足過的土地為英國所有。
然後，澳洲土著的噩夢開始了。
白人對澳大利亞這塊富饒的土地上的居民進行了無情的殘酷的屠殺，他們甚至覺得一顆子彈殺一個土著，這殺人的成本還是太高。當時的澳洲總督發現，土著人對天花沒有免疫力，就在水源中投毒，致使土著人中天花流行，一個個部落，在疾病中死絕。澳洲最南麵的塔斯曼島上，土著人被徹底屠殺殆盡，無一幸存。
從這些曆史事實，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東方文化——人之初，性本善，以“利他”為高尚，中國人憑良心做人；
西方文化——人之初，性本惡，以“利己”為榮耀，西方人依法律辦事。
從這個角度來講，東方文化更符合共產主義的理念。
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或者說對立，是根本性的，是很難調和的。
在基督教的經典《聖經》中，有兩個典型的人物。愷钜以為，這兩個人就是東西方文化的象征。
一個是上帝，“愛人如己”，“仁愛天下”，代表了東方文化；
一個是撒旦，“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代表了西方文化。
上帝和撒旦的鬥爭，至今沒有結束；
東西方文化的矛盾，也始終難以調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