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莎士比亞的人性觀（肖四新）（一）
內容摘要：莎士比亞在張揚善的同時，也揭示善的毀滅；在頌揚人、表現人高貴的理性的過程中，也展示了一幅幅人性墮落、情欲泛濫的畫麵，具體體現為前期創作中的各種非道德化傾向和中後期創作中無所不在的惡。這種展示表明莎士比亞是個“善惡一體”的人性論者。人性中的惡來自於哪裏呢？莎士比亞戲劇所體現出的，並非完成如唯物論者們所說，是社會曆史的原因導致了惡，他對惡的展示也不僅僅隻是為了揭露現實和批判社會。在他看來，惡源於人的自由意誌。一方麵，自由意誌使人區別於禽獸而成為人，而另一方麵，自由意誌中的欲念又使人性中充滿著各種罪惡。簡言之，他認為惡是人性中固有的規定性。他的人性觀體現了形而上的精神關注，是對人的有限性的辨證認識。
關鍵詞：莎士比亞 人性觀 自由意誌 惡
作為人文主義者的莎士比亞，在他的戲劇中表現了人類意識的覺醒，理性的力量和自由意誌的作用。但是，人文主義精神不僅應該包括對人的關懷、人的價值與尊嚴的維護，更應該包括對人的本質的認識，對人性的理解，對人與宇宙關係的思考，這才是人文主義精神的深層內涵，就像阿倫·布洛克所說：“以人的經驗作為人對自己，對上帝，對自然了解的出發點。”[1]（P12）而莎士比亞的戲劇，正體現了人文主義精神的深層內涵。
在對人的本質的認識上，莎士比亞與基督教一樣，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由意誌。自由意誌中的欲念使人區別於禽獸而成為人，同時自由意誌中的欲念又使人性中充滿著各種罪惡。所以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其悲劇性處境是注定的。在悲劇中，莎士比亞將悲劇形成的最根本原因歸結為無所不在的惡，而惡又主要源於人的自由意誌。即使是在表現人的主體性力量的喜劇與曆史劇中，我們也看到，因為自由意誌的作用，人性中有眾多非道德化的色彩。在前期創作的喜劇與曆史劇中，莎士比亞表現了理性主義的有限和自我拯救的無望；在悲劇中，他讓悲劇人物——無論是善良的還是邪惡的，無論是反抗的還是妥協的，無論是作惡的還是造善的——統統歸於毀滅。但基督教是神學本體論，即將人的罪惡看作是人的自由意誌對上帝意誌的違背。而莎士比亞是人學本體論者，他認為罪惡源於人的自由意誌，源於人自身的有限性。在《裘力斯·愷撒》中，莎士比亞就借凱歇斯之口說：“人們有時可以支配他們自己的命運；要是我們受製於人，那錯處並不在我們的命運，而在於我們自己。”也就是說，基督教是從上帝出發理解人的本質的，而莎士比亞是從人本身出發理解人的本質的。
在對人性的理解上，莎士比亞是個“善惡一體”思想家，他在張揚善的同時，也揭示善的毀滅。在表現人高貴的理性的過程中，也向我們展示了一副副人性墮落、情欲泛濫的畫麵。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莎士比亞是迄今為止文學史上最深刻、最全麵地挖掘人性之惡的作家。而他的“善惡一體”的人性觀，正是建立他在對人的本質認識的基礎上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盧卡契說：“莎士比亞看到了新生世界走向勝利的人文主義傾向，同時也認識到這個新世界卻促使在人類道德的某些方麵比較好的、與人民利益關係比較密切的家長製社會的崩潰。莎士比亞既看到了人文主義的勝利，同時也看到了這個正在前進中的世界將是個金錢統治的世界，壓迫和剝削群眾的世界，大力放縱個人主義充滿貪婪等等的一個世界。……正由於莎士比亞對這種巨大的曆史轉換時期出現的社會道德的特點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就使得他能創造出具有極大曆史真實性和忠實性的曆史戲劇。”[2]（P484）盧卡契從唯物主義立場出發，認為莎士比亞對貪婪與邪惡的揭示是對對那個時代和社會的現實狀況與道德狀況的展示。事實上，莎士比亞戲劇中所體現的，並不完成像盧卡契所說，具有“極大曆史真實性和忠實性”。而更多的，是對人性本身的暴露與思考。如果說具有“極大曆史真實性和忠實性”的話，應該是就人性本身而言的。這麽說並不是貶低莎士比亞的成就，相反，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偉大的藝術作品不應該僅僅體現形而下的現實關注與道德關注，更應該體現形而上的精神關注，應該具有永恒性與普適性。本文擬從莎士比亞戲劇對人性中罪惡的揭示出發，論述莎士比亞的人性觀。
莎士比亞前期的創作，基本上是表現理性主義原則與人的自由意誌的，但在理性主義原則與人的自由意誌的背後，我們已經看到了隱藏在人性深處的各種原始欲念和各種非道德化傾向。
莎士比亞在前期的喜劇中所要展示的是“有錯誤得到改正，有矛盾最後解決”的人類和諧圖景。但事實上，這隻是他的浪漫主義理想。他在表現人依靠自由意誌而皆大歡喜、終成眷屬的同時，也客觀地向展示了因為人身上的各種原始欲念所帶來的非道德化傾向。
在《終成眷屬》中，莎士比亞借一對談論勃特拉姆勾引良家婦女的大臣之口說：“上帝寬恕我們！我們這些人類真不是東西！人不過是他自己的叛徒；正像一切叛逆的行為一樣，在達到罪惡的目的之前，總要泄露出自己的本性。”盡管人的罪惡本質並不是莎士比亞這一時期表現的重點，但它們卻顯露出莎士比亞的人性觀。它表明，自由意誌使人成為了具有主體力量的人，理性的人，但它又使人性中不僅有向善的一麵，而且有墮落的傾向，有惡的一麵。莎士比亞在悲劇中所表現的各種罪惡，幾乎都能在前期創作的喜劇中找到影子，比如貪婪、縱欲、妒忌、奸詐、仇恨報複、暴怒、謀殺、違背誓約、輕信易欺、癡情過頭等，它們幾乎涵蓋了基督教所說的全部倫理意義上的罪惡。
在《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中，莎士比亞借特洛伊羅斯之口將欲望比作一頭貪心不足的餓狼，認為人的“欲望是無窮的”。他不僅在悲劇中，而且在前期創作的喜劇與曆史劇中，也向我們展示了作為人性中的無窮欲望以及它所帶來的罪惡——貪婪、縱欲、妒忌、報複等。
表麵上看，《錯誤的喜劇》中的各種誤會是因為兩對孿生兄弟相貌相似造成的。但事實上，造成誤會的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大安提福勒斯的貪婪好色。當美麗的暴西安娜誤將他當成姐夫親切地招呼時，當阿德裏安娜錯把他當成丈夫盛情款待時，當安哲魯錯把他當成訂購項鏈的顧主時，他其實已經意識到了這是一場誤會。但是，貪婪卻使他將錯就錯，順水推舟，說：“我不知道這是怎麽一回事。可是倘有人願意白送給你這樣一條好的項鏈，誰也不會拒絕吧。”於是他不僅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項鏈和款待，而且向暴西安娜大獻殷勤，才致使誤會一步步加深。
《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貪婪的嘴臉已為人們所熟知，這個以幹巧取豪奪的買賣為營生的猶太人，恨不得將世界上所有的金銀財寶都收進自己的口袋。他直言不諱地宣稱：“隻要不是偷竊，會打算盤總是好事。”貪婪不僅使他沒有了人之常情，甚至沒有了父女之情。當他聽說女兒一個晚上花去了80塊錢時，心疼得大叫，希望女兒死在自己的腳下。即使作為正麵人物出現的巴莎尼奧，也具有貪婪的本性。他之所以去向鮑西亞求婚，是因為自己將微薄的家產揮霍殆盡，想去弄筆錢維持外強中幹的體麵，以“了清這一切債務”。在《馴悍記》中，彼特魯喬之所以向那個“撒起潑來，誰也吃不消”、既醜又老的悍婦凱莎麗娜求婚，是為了得到一筆豐厚的嫁妝。他曾厚顏無恥地說：“如果你真認識什麽女人，財富多到足以作彼特魯喬的妻子，那麽既然我的求婚主要是為了錢，無論她怎麽淫賤老醜，潑辣凶悍，我都一樣歡迎；盡管她的性子暴躁得像起著風浪的怒海，也不影響我對她的好感，隻要她的嫁奩豐盛，我就心滿意足了。”在《皆大歡喜》中，奧列佛因為貪婪，不履行父親要他好好照顧和教育弟弟的遺囑，不僅視弟弟為仇人，要他與佃工們一起幹活，剝奪他受教育的機會，而且在弟弟長大後，還處心積慮地要除掉他，好獨霸家產。
在《溫莎的風流娘兒們》中，那位向富家女安求婚的範頓就坦白地承認：“安，我可以向你招認，我最初來向你求婚的目的，的確是為了你父親的財產。可是自從我認識了你以後，我就覺得你的價值遠超過一切的金銀財寶。”當有錢的斯蘭德少爺來拜訪時，安旁白道：“這是我父親中意的人。唉！有了一年三百磅的收入，頂不上眼的傖夫也就變成俊漢了。”
盡管貪婪是從道德的角度而不是信仰的角度而言的，本不屬於罪，但基督教仍然對它深惡痛絕。不僅將它看作是原罪的具體體現，而且視為大惡，因為它帶來其他的罪惡。保羅就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3]（P369）阿奎那也指出：“和談到某種罪惡一樣，人們把貪婪稱為全部罪孽的根源。”[4]（P769）
除了貪欲與權勢欲之外，莎士比亞還向我們揭示了人性中的色欲。一方麵，他歌頌真正的愛情，認為愛情是人生幸福的所在。沒有了它，“這個寂寞的世界就像一個豬圈”。而另一方麵，他又譴責放縱情欲的行為。他多次把色欲比作引人墮落的毒蛇，認為它會“引人下地獄”，因為“色欲賭假咒、嗜血、好殺、滿身是罪惡、凶殘、粗野、不可靠、走極端”。在《錯誤的喜劇》中，莎士比亞借阿德裏安娜之口道出了小安提福勒斯好色的嘴臉：“他和那些娼婦賤婢們朝朝廝拌”，“我知道他一定愛上了浪柳淫花，貪戀著溫柔滋味才會忘記回家”。《維洛那二紳士》中的普洛丟斯是個典型的朝三暮四之徒，剛剛與情人朱利婭宣誓自己不變的忠誠：“要是我在哪一天哪個時辰裏不曾為了你而歎息，那麽在下個時辰裏，讓不幸的災禍來懲罰我的薄情吧！”而轉身就在情欲的驅使下，置友誼與愛情於不顧，違背誓約，狂熱地追求朋友的戀人西爾維婭。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亞所塑造的一個“快要死都不忘記勾引女人的家夥”。他生活荒唐、輕浮淫蕩、縱情聲色。普希金在談到他時說：“他的主要特征是縱情聲色。”[5](P161)一次次被侮辱、被戲弄，但好了傷疤忘了痛，馬上又沉溺於酒色之中。他縱欲的特性，固然是封建時代的產物，但與他的本性也不無關係。《第十二夜》中的馬夫裏奧，表麵上是個謙恭謹慎、彬彬有禮的正人君子，但內心卻是一個充滿野心和欲望的貪財、貪色、追求權利的縱欲之徒。莎士比亞為什麽塑造這一形象，解釋可能是多麵的。但僅就效果而言的話，除了增添戲劇效果，它還表明，貪財、貪色和追求權利等罪惡，其實都是人性的固有規定。在《仲夏夜之夢》中，莎士比亞也以浪漫變形的方式，表現了人性中縱欲的一麵。在《一報還一報》中，安哲魯是一個一向把自己裝扮成高尚純潔的人，但就是在這個“天使”的頭上，也長出了“魔鬼的犄角”。他倚仗權勢，逼迫伊莎貝拉滿足他的淫欲，露骨地說：“把你的肉體呈獻給我，來救你弟弟的性命，否則他不但不能活命，而且因為你的無情冷酷，我要叫他遍嚐各種痛苦而死去。”在《終成眷屬》中，勃特拉姆還圖謀奸淫良家婦女。在《一報還一報》中，莎士比亞借伊莎貝拉之口說：“驕傲的世人掌握到暫時的權利，卻忘記了自己玻璃易碎的本來麵目，像一頭盛怒的猴子一樣，裝扮出種種醜惡的怪相，使天上的神明因為憐憫他們的癡愚而流淚。”
就像基督教所認為的那樣，貪婪與縱欲又帶來了其他眾多的罪惡，多疑善妒就是其中之一。妒忌是人性中的毒瘤，是欲望的產物，它會帶來謀殺與死亡。在基督教聖經中，第一樁謀殺案和第一次死亡就是具有自由意誌的人類因為妒忌而造成的。之所以說妒忌是人的欲望引起的，是因為它也是貪婪的一種體現，是對別人擁有自己所沒有的東西的惱怒。從詞源來看，英語中的“envy”和法語中的“envie”都與欲望有關係。一方麵，妒忌是人類自我意識覺醒的標誌之一。特別是在兩性關係中，妒忌其實是現代愛情觀的萌芽。而另一方麵，妒忌又是人不自由的標誌，因為它源於缺乏。黑格爾就指出，“‘自由的人’是不嫉妒的”[6](P32)。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憧憬的國家、財產、家庭和婚姻狀況，就是一種人完全自由的條件下出現的狀況。特別是家庭和婚姻，是完全沒有妒忌的。而正是因為人不自由，所以在追求自由的途中出現了妒忌。而又因為妒忌，帶來了其他罪惡。
莎士比亞也認為妒忌是自由意誌的產物。盡管他總要為妒忌的產生尋找一定的社會根源，但事實上，他又客觀地描繪了它的屬人性存在。也就是說，即使沒有這些理由，妒忌的情感也一樣會出現。他自己後來在《奧塞羅》裏就借愛米利婭之口說，妒忌“不是因為有了什麽理由而妒忌，隻是為了妒忌而妒忌，那是一個憑空而來、自生自長的怪物”。如果說一定要尋找其產生的理由的話，那就是欲望，就是缺乏，就是不自由。在《錯誤的喜劇》中，阿德裏安娜就是一個“情願做妒忌的俘虜”的情癡，整天擔心丈夫在外麵有外遇。住持尼就說：“妒婦的長舌比瘋狗的牙齒更毒……你的丈夫是因為你的多疑善妒，才喪失了理智的。”在《無事生非》中，唐·約翰在失勢之後，對出足了風頭的新貴族克勞狄奧心存妒忌，總想尋找機會報複親王和他寵愛的克勞狄奧。他不僅借克勞狄奧與希羅的婚事挑撥親王與克勞狄奧的關係，而且設置圈套，敗壞希羅的名聲，破壞克勞狄奧的婚姻。克勞狄奧也是個多疑善妒的形象，在別人的挑撥下，他妒火中燒，不分青紅皂白地對純潔無辜的希羅大加羞辱。在《皆大歡喜》中，弗萊德裏克因為妒忌哥哥的權勢與地位，驅逐了哥哥，自己做了新公爵。弗萊德裏克夫婦因為妒忌侄女羅瑟琳的名聲會掩蓋自己女兒的賢德，於是將她趕出王宮，並下令：如果在距王宮20英裏的地方出現，就要處以死刑。又因為妒忌自己仇敵之子奧蘭多的才能，設計捕捉他。奧蘭多的哥哥奧列佛因為覬覦弟弟的財產，妒忌弟弟的才能而視弟弟為仇人。
莎士比亞的曆史劇旨在表現人的自由意誌是推動曆史進程的力量，為的是宣揚和諧與秩序主題，但它也展示了這樣一個客觀事實：人類的曆史就是為爭奪權與利而作惡的曆史。在權與利的誘惑下，人身上的一切偽裝被撕破，或為權力而絞盡腦汁、濫殺無辜，或為利益不擇手段、草菅人命。
正是因為人有欲望，所以人區別於動物。也正是因為人的欲望，推動了社會和曆史的發展。如斯賓諾莎所說，“欲望就是人的本質”[4]（P365）。恩格斯也指出：“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曆史發展的杠杆。”[7]（P233）的確，欲望是生命火焰的指示燈，它使人類保持著生命的活力，旺盛的創作衝動。一旦當欲望熄滅的時候，一切也就完了。莎士比亞曆史劇所表現的，就是欲望和利益驅動為支點的人類曆史。在莎士比亞看來，無限製的縱欲是一種‘虐政’，它“曾經推翻了無數君主，使他們不能長久坐在王位上”，但另一方麵，欲望又使人離開了本質的生命，使得高貴的人性被壓抑和扭曲。可以說，欲望就像巴爾紮克筆下的驢皮，它也可以把人燒焦。在莎士比亞的曆史劇中我們看到，人類的曆史就是以欲望和利益驅動為支點的各種罪惡連綴成的曆史，連續不斷的戰爭就是因為權利欲望而引起的。比如貪婪，因為貪婪，所以總是不滿足。因為不滿足，所以要用盡心思去充實我們的生命。這樣，就推動了曆史的發展。但另一方麵，它又使人離開了本質的生命。
在《約翰王》中，約翰王因為不願交出僭奪的王位，而與法國進行了持久的戰爭。法國企圖培植自己的傀儡政權，從中獲取利益而出兵英國。同時，約翰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置國家、民族與人民的利益於不顧，割地、賠款，乃至出賣自己的侄女，殘殺自己的侄兒。莎士比亞借庶子腓力普之口說：“‘利益’，這個顛倒乾坤的勢力；這世界本來是安放得好好的，循著平穩的規定平穩前進，都是‘利益’，這引人作惡的勢力，這動搖不定的‘利益’，使它脫離了不偏不頗的正道，迷失了正當的方向、鵠的和途徑；就是這顛倒乾坤的勢力，這‘利益’，……使一場堅決的正義的戰爭，轉向一場卑鄙惡劣的和平。”然而腓力普之所以詛咒利益，卻是因為利益還沒有垂青於他的緣故：“當我是一個窮人的時候，我要信口謾罵，說隻有富有是唯一的罪惡；要是有了錢，我就要說，隻有貧窮才是最大的壞事。既然國王們也會因‘利益’而背信棄義；‘利益’，做我的君主吧，因為我要崇拜你！”在《理查二世》中，莎士比亞盡管從維護國家利益的原則出發，沒有譴責僭奪王位的波林勃洛克，但卻客觀地向我們描述了權與利對人的誘惑以及所帶來的罪惡。理查憑借手中的權力，為所欲為，任意霸占別人的財產，剝奪他人的自由。波林勃洛克以成千上萬人的生命為代價，起兵討伐理查，名義上是為了討回遺產，實際上是對王位的覬覦，這在他以後的行為中清楚地暴露出來。他不顧大主教所作的可怕的預言——“要是你們把王冠加在他的頭上，讓我預言英國人的血將要滋潤英國的土壤，後世的子孫將要為這件罪行而痛苦呻吟；和平將要安睡在土耳其人和異教徒的國內，擾攘的戰爭將要破壞我們這和平的樂土，造成骨肉至親自相殘殺的局麵；混亂、恐怖、驚慌和暴動將要在這裏駐留，我們的國土將要被稱為各各地，堆積骷髏的荒場。”——將理查送進塔獄，而自己做了君主，終於用他人的鮮血獲取人人夢寐以求的王位。他自己就說：“憑著心血澆灌成我今日的地位。”為保住王位，他不僅暗示下屬謀殺了理查，而且嫁禍於人，以獲取賢君的美名。隻是為了減輕良心的折磨，才去“參詣聖地，洗去我這罪惡的手上的血跡”。
在《亨利六世》中，年幼的國王被叔父們包圍，而這幫人不僅不理朝綱，反而利用攝政之機，拉幫結派，爭權奪利。護國公葛羅斯特事實上是個“攬權僭位的竊國公”，他挑撥戰爭，破壞和平，用苛刻的罰金榨取自由人的錢袋。而紅衣主教溫徹斯特更是荒淫無恥、重利盤剝、剛愎自用、野心勃勃，為與葛羅斯特爭奪權力與利益互相謾罵，大打出手。這種臣僚不和，爭權奪利將英國陷入到四分五裂之中，從而給法國人以可趁之機。與此同時，以普蘭塔琪納特（即約克公爵）為代表的白玫瑰黨和以薩穆塞特公爵為代表的紅玫瑰黨，都陰謀篡奪王位，互相爭鬥，挑起了連綿不斷的戰爭。約克公爵甚至以清君側為借口，用武力相要挾，強迫亨利六世答應死後將王位傳給其子孫。其兒子愛德華和理查更是野心勃勃，不滿足亨利六世死後繼位的許諾，要立即篡位登基。我們看到，即使是作為女人的瑪格麗特王後，也充滿著權力欲望。不僅陰謀除掉了手握大權的葛羅斯特及其妻子，而且親率大兵，征討篡位的約克黨。因為權力與利益所引起的爭鬥，使英國陷入長達三十年戰爭之中。作者借亨利王之口哀歎到：“唉，多麽悲慘的景象！唉，多麽殘酷的年代！獅子們爭奪窩穴，卻叫無辜的馴羊在它們的爪牙下遭殃。不幸的漢子，哭吧，我也要為你痛哭。在內戰的戰火中一切都將毀滅，讓我們哭瞎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的心房被憂傷壓碎吧。”
因為貪婪的本性，就是亨利五世這樣被作者極力頌揚的理想君主，也罪惡累累。為了獲取法國王位繼承權，他窮兵黷武，發動了大規模的戰爭，導致生靈塗炭，屍橫遍野。作者借法國使臣蒙喬之口描寫了戰爭之後的殘酷與血腥：“我是來懇求您恩準我們走遍這片流血的沙場，把我方的陣亡將士清點一下，把那些死者埋了；從小兵中間辨認出我們的貴族來。唉，可歎哪！我們有好多公卿大人，都倒下來浸透在那雇傭兵的血泊裏，而村夫俗子卻攤開著粗大大腳，沐浴在貴人的血液裏！那受傷的駿馬，四腳都深深地浸在血泊裏，發了瘋，舉起鐵蹄，沒命地把主人踐踏，叫死了的人再死第二遍。啊，偉大的皇上，請準許我們在安全的情況下，清點一下戰場，也好讓死者的遺骨有個歸屬。”貪婪的結果是，“到頭來喪失了法蘭西，又害得英格蘭遍地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