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羅馬帝國，既非神聖，也非羅馬，更不是帝國。——伏爾泰
儒學，既非主體，也非代表，更不是核心。
國學複興，是個不折不扣的媒體用語。
國學一詞本身，尚且眾說不一，加上不明不白的複興，就更成了聚訟紛紜之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學就是個不能用的詞，國學複興，就是個虛妄得一錢不值的空洞之說。
平心而論，國學複興一說，是有一定的時代背景的。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遭遇千年未有之變局，西方文化在船堅炮利的開道下，整體性地對古老的中華文明，產生驚濤拍岸的巨大衝擊。國學一詞，也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誕生。張岱年說，國學的名稱起於近代，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為了區別於西學，於是稱中國本有的學術為國學。1——當然，這隻能是個大致的說法，什麽叫中國本有的學術？佛學算不算中國本有的學術？草原遊牧文明形成的文化成果，能不能納入中國本有的學術？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基本處於一種被衝擊的狀態。先是新文化運動，後是戰爭，再後來，“文化大革命”，更是幾乎將傳統文化斬草除根（社會顯性層麵而言）。於是當中國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開始，漸漸回複到一個相對正常的社會形態，並日益呈現出某種崛起的姿態，——與此並行，中國傳統文化再次遭遇更為猛烈、動蕩、前所未有的衝擊，——有人提出國學複興，就不能視之為完全的空穴來風（當代用法意義上的）。
而從另一方麵說，這世上的任何一個名詞，國學也好，複興也罷，什麽時候，都不可能像一套像待售的商品房一樣，空間尺寸精確到小數點後第二位。章太炎在《國學概論》裏，對哲學一詞，也甚是不滿，拿在手裏把玩半天，左挑剔右埋怨的，最後，也隻好無奈地說：今姑且用“哲學”二字吧。
所以，關鍵並不在於名號的恰當與否，而是這名號之下，究竟裝得啥玩意。
從近一、兩年的實踐情形來看，國學的複興並不讓人感到鼓舞和樂觀。“學術圈”的反對聲、異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社會上人人關心的，是自己的生存實際。而國家的當務之急，在於經濟、外交和社會穩定（國家與國學的關係，甚是微妙而複雜，但國學若離開國家背景，複興之說，更為渺茫）。廣州一份主流媒體，剛剛登出一篇報道，說大學生覺得學國學太“奢侈”，太不切實際。所有這些，都可視之為國學艱於複興的外部原因。而在國學內部，國學與儒學說不清，道不明的混雜關係，筆者以為，是國學複興的最大障礙。
也就是說，徹底廢棄儒學，是國學複興的必由之路。
幾點理由和說明如下。
一、儒學，說到底是門政治學
有人說，儒學不過是一門學術、學問，怎麽可能徹底廢棄？說這話，如果不是出於一種了解的欠缺，那就是故意的視而不見了。中國人民大學的紀寶成先生，在那篇名噪一時的《重估國學的的價值》一文中，開宗明義地說，“我們認為，國學可以理解為是參照西方學術對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進行研究和闡釋的一門學問”，“狹義的國學，則主要指意識形態層麵的傳統思想文化，它是國學的核心內涵，是國學本質屬性的集中體現，也是我們今天所要認識並抽象繼承、積極弘揚的重點所在”。2
意識形態，從我們在校所受教育的結果知道，是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上層建築，基本上可視為是國家政體的另一個代名詞。
儒學，從它最初的源頭起，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或學問，而是一門與最高政治，與官場，有著天然緊密關聯的安身立命術。所謂“學得堯舜術，貨與帝王家 ”3，所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4，說的無非都是與官家的買賣交易，和治民的本領。《孔子打劫了儒者，儒家打劫了中華傳統文化》一文，已粗略勾畫了儒的起源，先儒與孔子，孔儒結合等曆史脈絡，從中差略可以看出儒與官的天然親緣性。而孔子本人，正是一個超級政治動物（這一點，成為其後至今，中國知識分子政治心欲的原型），漢儒援孔入儒，孔儒“合巹”，更是大大強化了儒學的政治本性和禦用功能。
儒學的這一政治本性，其精義所在，即是朱熹《四書集注》不厭其煩，筆書不輟的“修身治人”四個字。也就是千年以降，一眾文人知識分子的登龍術（怎麽向上爬，並學會用最佳技巧坐穩位子）與統治術（讓下民們心甘情願，所謂“庶人不議”地安安穩穩接受咱家的統治，也即是所謂天道）。
這樣一種政治本性和禦用功能，從西漢到清末，在意識形態層麵，在社會生活實踐中，發揮了支柱性、鉗製性的作用（尤以明清兩朝為甚，至清康雍乾達至頂峰），成為曆朝曆代國家機器和統治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此，毛澤東有句名言，叫，一切反動派，都是尊孔崇儒的。這話今天早已不說了，不合時宜了，其本身確也有火力過猛的偏激，難免引向玉石俱焚的暴烈。然而，卻也並非無憑之語，——史實俱在。至少，從政治性能的角度說，在儒學的政治子宮裏，在儒者們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用行舍藏”的自慰聲中，眉眼低瞟，欲舍難休的“官場情結”，是絕無可能孕育出今日中國所迫切急需的公共知識分子的。
進而言之，恰如魯迅對自己文章所作判語，願這些文字速朽，因為它們活著，即證明中國社會的病症依然如故一樣，儒學，作為一門政治學（若加個定語，可稱其為實踐政治學；若換個中心詞，可稱其為政治倫理學；總之，政治始終為其真正目的之所在），在今日中國的苟延殘喘，蠢蠢欲動，並欲大行其道，正是中國現實社會，政治文化領域，某種相應的潛意識形態的殘餘顯現與折射反應，表明中國現在所進行的改革事業，並不僅是針對近數十年社會實踐的矯正與前進努力，而應是對數千年中華文明的全麵反思與探索。
所以，誰要是認為，儒學不就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不就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甚至以為，儒學不就是唐詩宋詞，元曲漢賦？那您就弄錯了。
二、儒學的根基已坍塌，核心已破碎，脊骨已斷裂，殘磚敗瓦，徒有亡魂
兩千年來，歸於儒學名下的典籍書目，可謂卷帙浩繁。其間種種學理、理念，也是五花八門，層出不窮，但若剝繁為簡，窮根究底，作為《四書五經》首篇的《大學》之三綱領（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應可視為儒學的根基所在。其中心實質，又集結於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九個字（別名：修身治人）。這是整個儒學大廈的第一塊奠基石，儒學學府的第一道入學拱門，也是儒學教導的終極目標和歸宿，還是儒學嚴格講求的循序漸進之內在邏輯的濃縮概括。抓住了這九個字，就像揪住了阿Q頭頂的小辮子，輕手一撥，整個儒學頭顱、身軀，就跟著滴溜溜亂轉。
如今，這塊基石怎麽樣了？
單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九個字，或許太簡略、抽象了些，難以推開理解的天窗，那我們就不憚煩縟，抄一段《大學》原文如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請注意這些詞語之間的邏輯鏈條，在儒學典籍中，經常性地可以見到它們的身影。儒學的理念大廈，即建立在這麽一種邏輯鏈條之上。
章太炎在《國學概論》裏，針對這套說法，舉唐太宗的例子，說，他的治國，成績卻不壞——世稱“貞觀之治”，但他的家庭，卻糟極了，殺兄、納弟媳。
其實，何須舉唐太宗為例，隻要問一聲我們可愛的朱文公，試觀古今天下，哪一位仁人君子，包括文公您本人，一步一趨，一步不亂，所謂“絜矩之道”，真正做到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博學的朱文公恐怕隻剩有滿頭抹汗的份！——上哪找這麽個角啊？
別說找不到正麵的，單說中國曆史上眾多青史留名的赫赫帝王，贏政，劉邦，楊廣，李隆基，朱元璋，哪一個不是流氓加偉人的*****？贏政囚母，逼殺仲父（有人說是親生父親），劉邦往儒冠中尿尿，楊廣奸妹，李隆基納媳成就“千古佳話”，朱元璋屠戮天下良臣忠將，直言：金杯同汝醉，白刃不相饒！在這些人物身上，何嚐能見到一星半點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見到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可他們比中國絕大多數帝王治國的成就、遺留，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小人比君子更易於成就事功，是中國社會亙古不變的鐵律。
所以，這樣一塊基石，打從出世那天起，就是極端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式的，一邁入殘酷的現實，即被證明、顯形其虛幻，不堪一擊的本質。
客觀地講，孔子及其門徒，在春秋戰國，社會動蕩、劇變、轉型之際，根據以往的文化積累和傳承，出於理想精神，提出“修身治國平天下”，期以通過約束自己，再以約束他人，來求得社會的和諧、安寧，其動機蘊含著積極、進步的意義，在日後的曆史歲月中，也不能說它沒有起到一定的道德規範、導引作用。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變異，這套本身存有先天不足的“修身治人”說，在強大、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現實力量麵前，日益顯露出支絀與虛妄。這跟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說，到了哥白尼時代，亞裏斯多德的物體下落速度與質量說，到了伽利略時代，本也有近似之處，如果自然更迭出新，“修身治人”說，倒不失其曆史意義。然而鬥筲之儒死抱住先聖的骸骨不鬆手，刻舟求劍，削足適履，以至於作繭自縛，自欺欺人，垮坍也就是遲早的事。荀子的話說，“舍粹折無適也” （《荀子儒效篇》）——除了破碎、折斷，沒有別的出路。
假如說修身治國平天下，是儒學的根基，那麽，泛道德化，所謂以德治國，以道德為橫跨、網絡個體存在與國家事務之紐帶，就是儒學的核心靈魂。這個靈魂在兩千年曆史中，有個特別的名稱，叫作：禮。
關於禮的起源，王國維有過極精彩的考據。不過後人更關心的，似乎是孔子學說中，究竟是禮為先，還是仁第一。解答這個問題，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而要回答它，不妨走入《禮記 禮運》，聽聽孔子本人是怎麽說的：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政不正則君位危，……舍禮何以治之？……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
一上來就擺到天地生死存亡的境地，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實，孔子的學說中，禮，就是一件連帽帶襪的套頭長衫，如果不是為了飲食呼吸和看看腳底的路，估計跟裹屍布，也就沒什麽區別。至於仁也好，刑、殺（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見《禮記檀弓下》）、義、智、信、勇、恭、敬也罷，統統都是這件套頭衫裏的東東。這不是說上述諸什就不重要了，但再重要，也得先是出發於禮，圍繞著禮，承托著禮，歸宿於禮。禮，就是一統它們的上帝，既是父親，也是家園。
而這禮，並非像我們今天想像得這麽單純而超脫，禮儀之邦，文明禮貌，以禮待人。禮，誕生於曆史，植根於曆史，也服務於曆史。這曆史有個特點和前提，按等級分布、排列，不可有些毫的僭越和淆亂。所謂天地君親師，所謂公侯伯子男，所謂“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士元”（詳見《禮記王製》），否則，孔子就要悲憤地哇哇大叫：是可忍，孰不可忍！（《論語 八佾》）了。
但是曆史，由豪強，英雄，群眾共同推動的曆史，終究沒有理睬孔子的憤怒和跺腳，來到了我們眼前。讓我們知道，原來等級製，並非是我們非此不可的選項。孔子如果還活著，他的心大概要徹底地碎了。反正，儒學的心，依附於等級禮製的理想國之核心，在二十世紀時代來臨之際，碎了。
至於說到儒學的脊梁骨，假如它曾真的有過吧，怒我直言，它的命運，似乎比孔乙己的腿的遭遇，更為淒慘。從王莽代漢，到王國維投水自盡，中國曆史上有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改朝換代，我們就多少次聽到過儒學脊骨的碎裂聲。明清以前的例子，暫且不表，單說明季清初，一說起儒字，說羞罵醜之聲，不絕於耳！——均出自儒家家門人士，非反對派的詆毀、誣陷。——那時，除了儒家自己，也沒什麽反對派了。寫過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儒家哲學》的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用“誘奸”這麽個讓人好不羞慚，近乎猥褻的詞語，來名狀當時儒者與我大清之關係。如果想對儒學的脊梁骨了解得透徹一些，我們不妨舉兩個事例。
一是魯迅《且介亭雜文 儒術》，引《元史 張德輝傳》，“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
筆者引這個例子，也許有人會覺得心欠厚道，其實，我隻是覺得這個事例，怎麽看，怎麽有一種周星馳電影的諧趣。
二是大清名臣李光地，他的一段述語：“臣觀道之與治，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敘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生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而來，至我皇上，又五百年，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複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複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於大猷，臣雖無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轉引自侯外廬《乾嘉時代的漢學潮流與文化史學的抗議》）
抱歉！引文長了點，然不如此，實不足以顯示出脊梁骨的形狀。
——多麽勻稱的兩個五百年。
不知從何時起，大概是作為國學複興的先兆與前驅吧，率先複興了一種新奇的論調，說儒學是被“五四”新文化運動給摧殘的。現今的中國，大概正處於曆史上一個奇特的喜劇時代，這不，“五四運動”摧殘論，給已實在熱鬧得不行的中國劇場，又遞上來一聲爆笑，和一通歡快有趣的鼓點。某些中國文人的無恥與無聊，就像女人每月一趟的月事，隔段時間就會不請自來，登門拜訪。
從曆史自身發展規律角度看，滿清一朝對於中國曆史，完全是一截多餘的闌尾，隻帶來徒然的痛苦。明末三大家，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之後，中國儒學的最後一縷精魂，猶如“日忽忽其將暮”的淒美霞光，最終沉入曆史黑暗的海平麵。此後的儒學，基本隻剩一堆徒具空殼的肉體。這一點，梁啟超、劉師培的書中，不乏傷感的歎息。到鴉片戰爭硝煙四起，滿清民國血腥嬗替，龔自珍、譚嗣同、章太炎一班打掃戰場的戰士，相繼告別。王國維的自沉湖底，也就算是為一個太過漫長的精神幻相，畫上了終結的句號。除了殘磚敗瓦，欺世盜名，儒學，已是屈原筆底的離散亡魂，徒喚難回。
三、區隔儒學與中華傳統文化，歸原儒學的本來麵目
很多年前，看到有人說屈原是儒家，心裏有種說不出的別扭和疑惑。現在，我敢肯定地說，將屈原列為儒家，是絕對的誤判，這誤判的根源，在於對儒學的誤解。最常見，最習慣成自然的誤解，是一看到說聖人，一看到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說賢士君子，說美德修養，節操追求，說仁義禮智信，就馬上條件反射式地想到儒家，並立即“兵不血刃”將其統統歸之於儒家了。
這大概是有史以來，最偉大、成功的催眠術。
將春秋戰國之際的老、孔、墨、莊、孟、荀、韓、及孫武、公孫龍等一幹姓氏，分門別類，最終定名為所謂道、儒、墨、法、兵、名、農、縱橫家雲雲，始作俑者，通常歸於《莊子 天下篇》，其後是《荀子 非十二子篇》，《呂氏春秋》，《淮南子》，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最後由劉向《七略》和班固《漢書藝文誌》定調、拍板，紮繩、豎碑。在這一逐漸清晰、強化、固化的替先人“分家”、“分財產”的過程中，由中國（包括當時中國本義的周邊廣大地區）遠祖先民，三皇五帝，特別是夏商周三朝，又特別是文武周公，——核心人物是周公，所開創的文明源流，文化成果，至此，如同祭祀天地、宗廟所用之羊、豬、牛太牢，被大卸八塊，分入各家。
這一點，《莊子天下篇》說得很清楚，“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古之人其備乎！……其運無乎不在。……《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案：此《春秋》，指當時各國之《春秋》，非單指魯國之《春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這段話的幾點意思十分明確。其一，後世所謂的各家各派，曾有過一個共同的文化源頭和母體，他們的學說皆本源於此，傳承於此。二，《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各家各派共同的文化典籍和財富。三，天下大亂，政治分裂，是導致學術分裂的根源，緣由。共同文化之中，各取一端，衍變為各家文化，並各生壁壘，在各自的實踐運用中，相互抵製。四，每門每派的文化，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不易之說，都是有著很大局限性的一家之言，他們之間的相互抵製，致使大道不明，但他們自己，都堅信唯有自己的學說，才是正確的道理。
從這裏，從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和班固的《漢書 藝文誌諸子略》，可以清晰看到一個事實，先秦時期，正在形成中的儒、道、墨、法、名、兵、農諸家，是一群無論起源、出身、地位，完全平等，誰也不具有特殊性的流派。他們既分擔、傳承著共有的中華文明早先成果，本身又在隨後的曆史長河中，成為中華文明新的源頭之一。第二，成長初期，共同文化的痕跡隨處可見。《莊子天下篇》中，滿眼是聖王，道德，仁義禮樂，君子百姓（都是正麵用語，非諷語、反語）。莊子本人，也是個頗有氣節感的形象。老子講無為而治，孔子也講無為而為治，“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論語衛靈公》）。有人會認為墨子與禮義仁智信無關麽？隻不過想法、說法跟你不同而已。《孫子兵法始計篇》開篇即言：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因此，孫子就是儒將？或者，孫子也被“儒化”了？此類語句，諸子書中，比比皆是，不勝枚舉。它們是其作者為中華文明傳承者的證明，而非是天下歸儒的證據。所以，看到《離騷》中有“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曆茲。……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陂”，就認定是屈原是儒家，這就隻能是另一版本的指鹿為馬了。
如果說把先秦以前的儒，與中華傳統文化整體相區別，還不是件太難的事，那要把儒學與秦漢以後的中華傳統文化相區隔，其難度，就簡直讓人頭暈目眩。不過，有了上麵一段文字的了解與認識基礎，阿諾德?湯因比《曆史研究》中的一句話，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展開對於儒學聯想的某種頭緒：
“國家精神可以定義為（雖是貶義，但很準確）使人們在感覺、行事和思考中，把任何既定社會的一部分都視為該社會總體的一種精神”。5
一語中的。
正像現今談論國學複興，不可能離開國家背景一樣，儒學在兩千年中華文明史上的地位、作用、影響力的建立、生發，其及本身最後的命運歸宿，始終是和國家主體，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這種聯係，從外觀上看，起自秦末漢初，一位叫叔孫通的儒生，和漢高祖劉邦達成一樁“裝修合同”。隨後，隨著中國曆史的不斷展開，一些被後世視為標誌的事件人物，斷斷續續登場：董仲書，漢武帝，白虎觀會議，西晉的司馬禮教，隋唐科舉取士，兩宋文人治國，元世祖悅而受之（儒教大宗師），永樂皇帝的《性理大全》，清康熙朝，程朱理學再次獲得最高官方式複興。
這樣一條皇親化的脈絡、線索，至少可以使我們萌生兩點非常現實的遐想。一是借助最高統治威權的絕對主流，硬刀子、軟刀子與鮮花、糖果同時並用，你不儒不禮？你非儒非禮？你腹誹儒、蔑視禮？輕則將你自然排斥於主流體製之外，讓你喑然於今生，寂滅於後世，重則斬立決、殺無赦！從肉體上徹底銷滅。——朱元璋在親手編定的明朝重要刑事特別法《明大誥三編》中，直截了當地表示：“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籍其家，不為之過”。其二，根據我們懵懂半生，恍然一時的經驗，我們知道，這世上任何的政權，出於自身考慮，必須活埋於己不利的曆史真實，放大對己有利的聲音、圖像，造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江山一統、我武維揚的虛幻景像。試問，什麽樣的造勢，造得過皇帝“禦駕親征”的效果？什麽樣的炒作，炒得過國家坐陣的“海市蜃樓”？於是，當今邀上倆老外，就可以稱為國際活動，儒學，由國家最高元首欽定的意識形態，能不是國家級的主體、核心、代表麽？至於那些“異端”、“雜碎”，甭管他們有著怎樣不同凡響的思想與情懷，震憾與衝擊，全都得淪為“默片”、“小道”、“野說”、“野狐禪”。
這，算是儒學的外王之道吧。
從外表到內在，我們不妨再來打量一下儒學的內聖之旅。
內聖外王這個詞，本來出自莊子，後來不知怎麽成為儒學的人生標尺。春秋後期，道術為天下裂，各門各派的藩蘺、壁壘漸起，一些指桑罵槐，打情罵俏的話語，也就紛紛出籠。孔子還算斯文客氣，隻是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為政》）並沒有太多極端、激烈的門戶之見。到孟子先生登場，風氣為之一大變。開口、閉口痛罵楊、墨無君無父，等同禽獸！這多少也算是為日後的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做了個清道夫式的開場白。此後，儒學一麵借勢明踹各家各派，發揮特別能戰鬥的精神（與儒家的謙謙君子形象，倒是相映成趣），樹立自己高大、正統的形象。唐代韓愈，一篇《諫迎佛骨表》，聲淚俱下，義憤填膺，把佛學貶得一錢不值，禍害無窮，把自己詡為薪火相繼的選民，花言巧語之下，儒學道統的概念，確是明朗了許多。順勢而下，這才有了北宋程頤那句牛B頂天的豪言：欲趨道，非儒者之學不可！6至此，由先秦散儒起頭，把孔、孟堆放在神龕首位的儒學，發展到了它的惡性腫瘤晚期——程朱理學，成為包羅天地萬象的大全之學，也就是外表鼎盛至極，內裏虛敗至極的崩潰之學。
更令人歎服的，是儒學的內聖之途，還有它的另一麵。
韓愈一麵罵佛以揚名後世，一麵在罵佛前後，偷偷拜會佛教高僧，虛心求教。踵其武而後至的儒學大家，紛紛群起而效之。湖南學者羅焌先生所著《諸子學述》，有一段采自《宋元學案》的概語：
宋之理學，原屬儒家一流，亦時雜以佛、老之說。故其持論，雖斥諸子，而大旨多同九流。周子《太極圖說》，疑本《老子》之無極；邵子《皇極經世》，近於鄒衍之《終始》；張子《西銘》，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似與兼愛無殊；朱子、陸子辯論太極，往覆萬言，有類名家之辯。
本來，不同學派、學問之間，如切如磋，相互砥礪，是件很正常的事。慧遠、陶淵明、陸靜修虎溪三笑的故事，是多麽美好的掌故佳話。可在這些陰陽兩麵的博學鴻儒手裏，學派、學術交流，竟成為一樁偷雞摸狗的勾當。
諸儒辟二氏，謂其惑世誣民，若不可令一日容於斯世；而陰竊其說以自潤，又何以服二氏！（費密《聖門定旨兩變序記》，轉引自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好個若不可令一日容於斯世，好個陰竊以自潤，多麽形象而痛切！這裏必須要說明的是，作者費密既非佛家，也非道家，而是梁啟超筆底正宗正統的大儒。
儒學，就這樣完成了它在中華傳統文化史上主體、核心、代表的形象工程，將整個、全部的中華傳統文化納入到它的名下。中國，成了所謂的“儒化中國”。
這也就是那句淺薄可笑，自鳴得意，“拿掉了儒學，中國傳統文化還能剩下什麽？”（見梁啟超《儒家哲學》）的根由所在。
——認識僭越了本體，就像外包裝僭越了盒內實物，衣冠僭越了人身。
——代表淩駕了群體，循環往複演繹著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永恒劇本。
總之，片麵，局部的形式，占據了實體，並以象征性的手法，覆蓋了實體，進而是全體。
馬克思在他的一本書中，曾寫過一個生動有趣的比喻，麻袋裏的土豆。儒學，算是中國曆史上一個聲名卓著的麻袋，它用它最擅長的手段，把中國傳統文化史上的好東西——當然，也有壞東西，不三不四的東西，烏七八糟的東西，一股腦兒，統統裝了進去。區隔儒學與中華傳統文化，首先，就是要區隔儒學這隻麻袋，和眾多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的土豆。——當然，也有歪瓜劣棗。這些美好、可愛、寶貴的土豆，並非注定隻能裝在儒學這隻雞皮鶴發的麻袋裏。就像我們，並非隻適合生存在禮教等級的國度裏。
四、廢棄儒學中介，直麵中華傳統文化
有個阿拉伯駱駝的故事，曾入選中學英語課本。說的是一位旅人騎一匹駱駝，夜晚露宿，駱駝在帳篷外，先是伸進一隻鼻子；後來，整個身子進來了；後來，它把主人趕出去了。
儒學在叔孫通手裏，借用劉邦的漢宮平台，第一回正式登上曆史舞台，其身份、作用，是純粹工具性的，跟一台戲班子，並沒有太大不同。隨後，儒學漸漸展現它的政治潛能和天賦，由工具向實體進化，坐穩了皇宮的嘉賓席，成為固定不變的“嘉賓兼主持人”。隨著儒學現實本體性的確立、強化、固化，儒學理所當然成為皇家社稷——也就是現在某些人眼裏的中國——文化辨識、鑒別的底本校正器。
從此，儒學，擁有了早年那幫一母同出兄弟難以望其項背的特殊身份——中華文化唯一壟斷代理商和經銷商。
這是個中介性的角色。
一切文明體的出現、建立、存續，都是中介性的——相對於人類主體而言。這些文明體包括政治、社會、經濟、軍事、文化領域，諸如政權，國家，城市，宗教組織，企業聯盟，軍事團體，形形色色實體化的意識形態，包括愛情婚姻家庭，人們出於安全、效率、便利、享受、發展、理想的意願、動機和目的，創立、維係它們，是為了生活得更美好。它們既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積累，又構成製約、影響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因素。服務於人類，或者說，造福於人類，本應是這些文明體的天職所在，是一切文明體正當性的根源。
早在春秋時期，中國即已湧現大量以下思想、話語：
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傳 莊公三十二年》）
宋司馬子魚：祭祀以為人也。（《左傳 僖公十九年》）
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左傳 文公十三年》）
…………
清清楚楚表明了文明體與人之間，應當而正常的關係。但這種關係，秦漢以後，以超強的暴力方式，被徹頭徹尾地顛覆，首腳倒置了。
那頭阿拉伯駱駝，本來隻是服務旅人的座騎、腳力，卻以一種精細、陰險的智慧，一點一滴實現了主仆異位。
儒學，也像是這頭阿拉伯的駱駝，至今，依然占據著中華文化的帳篷，像個衰敗卻威儀不減的主人。而那真正的主人，倒需要誠惶誠恐，滿懷敬畏地接受它的教誨和指引。
這份教誨和指引，卻不是免費的午餐。
經濟學上有條規則：交易是需要成本的。文明的形成，文化的創立，同樣需要成本。這成本並非僅指物質消耗，還在於抽象價值的犧牲與付出。中國曆史上幾個短暫繁榮的社會局麵，其實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多方麵的，至今仍在贖還，並將繼續贖還的代價。隻是時過境遷，物是人非，在今天旅人遊客們的喧鬧聲中，在嘖嘖欣賞、讚歎文明遺跡的同時，那曾經付出的代價，血與火與淚的代價，沉默的代價，精神與人性的代價，不知不覺已淡忘如洗。
這其中，儒學與有力焉，享有其成。
到如今，儒學，依然，儼然像一名園林管理處的管理員（官之一種），如果我們想要走入中華傳統文化的苗圃、花徑，我們就得在它手上購買門票，似乎我們隻有通過它，才能獲取我們想要的東西。
還記得程氏子弟，章太炎筆下“自尊自大”7的伊川程頤，那句沾滿山大王唾沫口吻的豪言麽：欲趨道，非儒者之學不可！麽？
這就是儒家理學，舍我其誰的自信。
——莫非我們真得借助程頤先生的唾沫，方能翻開中華傳統文化的書頁？我們非得戴上一副“儒家”牌眼鏡，才能進入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院，欣賞一幕幕精彩、生動的中華曆史文明嗎？
我們的回答：不是這樣的。
我們不認為，儒學，是中華傳統文化唯一的巡航路線。
我們不認為，中華傳統文化，是儒家碼頭的私貨堆棧。
我們也不認為，儒學天然具有中華傳統文化永久代理商的資格。
恰恰相反，我們認為，正是儒學自以為是、不知所謂的酸腐、烘臭，阻隔了有心親近中華傳統文化人們的腳步，讓人一見，即掉頭而走。儒學自身的腐敗，潰爛，早已禍及整個一直被它死死糾纏、拽住的中華傳統文化（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說過，死的抓住了活的），使整個中華傳統文明阻滯、混茫在新舊世紀的交接點，陷進了迷茫、痛楚、撕裂的曆史沼澤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儒學不死，國學永無複興之日。儒學，已成為中華傳統文化複興的糾結所在，成為國學複興的最大障礙。
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擯棄儒學中介，廢棄儒學對於中華傳統文化壟斷控製式認識論和解釋權（解釋權，是權力中的權力，是一切權力的頂峰與核心。儒學的陰魂不散，全仗於此），以平實、開放、好奇、尊重的心情，直接麵對中華文明史，麵對一個個生動、真實、豐富多彩的個體，重新加以闡釋和解讀。重新檢視，無論是曆史，哲學，還是詩歌、文學、音樂、藝術、宗教，還有種種曾被以各種借口湮沒、扼製的民風民俗，發掘它們和我們時代的關聯與價值。檢討中華民族因儒學而壓抑、喪失的激情與想象。讓三皇五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讓晏孔孟荀，老墨莊韓，全都恢複他們本真的麵孔和精神，煥發出新異動人的光彩。讓那些曾經被迫隱姓埋名的人與事，讓那些值得我們記憶和紀念的默默無聞之人，重新站到曆史的黑板桌前。讓屈原到王國維的曆史，回複到它們本來的樣子。將蒙在中華文明美味湯麵上的儒學油垢，一撇而盡。
讓被儒學油氈布蒙蓋的中華傳統文化，讓每一個獨立、真實的生命體，直接照射在二十一世紀的陽光下。
五、結語
——雖說浸透了政治水分，散發著濃烈的政治氣息，儒學本身，畢竟不是完整的政治實體。但盡管不是完整的政治實體，卻不妨礙以另一個政治實體，來參照它的生存規律，比如，歐洲曆史上的神聖羅馬帝國。這好比儒學，從來就不是什麽莫名其妙的儒教（宗教的教，非教育的教），但卻不妨從宗教的視角，無論是佛教的，還是基督教的，來參照它名下所包裹的人與事。這跟我們並不生活在電影、電視劇裏，卻不妨用電影、電視的方式，來打量我們的生活一樣。
——儒學與神聖羅馬帝國，有一個共同特點，也是它們最大的特點：名不副實。儒學的名不副實在於，作為一條始終處於強烈充血狀態的道德海綿體，它的曆史，由頭到尾，寫滿了不道德的故事。至於神聖羅馬帝國，伏爾泰那句名言，說得簡潔到位：既不神聖，也非羅馬，更不是帝國。
——稀奇古怪的神聖羅馬帝國在歐洲延續了近千年，不僅大大滯緩了德國由封建社會邁向資本主義，而且，使德國最終的這一曆史轉捩，付出了比英、法沉重得多的代價。德國日後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肇始國，不能說跟其身上濃厚的封建陰影，跟這段漫長而荒唐的神聖羅馬帝國無關。
——儒學在中國綿延兩千年，別的不說，單說中國曆次遭遇的外患、國難，偌大帝國瞬間崩塌，幾千萬，幾億的人口大國，麵對總數往往不及百萬，甚至不足萬餘的敵國兵士，竟屢屢，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終因寡不敵眾”的曆史字樣！我不知道，這跟儒學有沒有關。
——梁啟超在《儒家哲學》裏說：中國專重人與人的關係。中國一切學問，無論那一時代，那一宗派，其趨向皆在此一點，尤以儒家為最博深切明。嗚呼！好個專重人與人的關係！重出個什麽結果？重出個勾心鬥角，爾虞我詐，重出厚黑學、潛規則，高深莫測，舉世難與比肩。重出一盤散沙，非外難當頭則自相殘殺。
——還是斯人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借用佛家“生、住、異、滅”說，形容社會思潮的興起奄滅之流變，謂“舊思潮經全盛之後，如果之極熟而致爛，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眾，陳陳相因，固已可厭。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浚發無餘。承其流者，不過捃摭末節以弄詭辯”。任公真是心腸柔婉之良善人。血之凝固而成瘀，真是說得太“發乎情而止乎禮”了，其實說破了，不就是敗血症嘛。看來，說儒學根基，核心，脊骨雲雲，都還不過是皮外傷、心外科之屬，遠不如說敗血症引發全身機能的敗壞來得直接明了。
——高速變化的時代，正將中國，連同世界，帶向一個道德事故頻發地帶。儒學，一以貫之以“道德專業戶”自居的儒學，從空氣中嗅到了陣陣傳來的熟悉的氣息，機會的季節又來了。叔孫通對劉邦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精辟！不愧為開山大儒。可若追問一句，您守住了麽？怕隻剩有赧顏！說是守，其實不過是捂。捂個最多三兩百年，甚至三幾十年，就來一次清總賬的“天崩地解”（黃宗羲語）。是的，群居社會需要道德，就像人要喝水，車要耗油，這不用您教我。可我就非得用您“儒家”牌汽油麽？盡管您那說明書倒確實寫得挺漂亮，可管用麽？加得時候，挺像回事，一上路，就不靈了。——你們家人自己說過，“後儒所論，唯深山獨處，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費氏遺書 弘道書》卷中）——你看，要深山獨處，否則，必不能也，這我哪還敢用？
——以為抱出一捆自己半通不懂的《十三經》，就可以在當今這個“道德淪喪”（這是一個近乎誣蔑的說法！惡毒的用詞與語氣，展現了“儒門”人士的另一副， ——在我看來，是其習以為常的——本質嘴臉）的時代，耍弄“道濟天下之溺”的把戲，這是儒學在21世紀的新版“黃粱美夢”。曆史規律早已顯示，道德之癢，決非道德之撓可以解決。與其相信什麽裝神弄鬼，不著調的《十三經》，不如把目光投向那些為這個國家和民族，正以汗水、生命奉獻的無名氏們，那些農民工，農民，打工者，從商者，科技人員，公務員，領導者，那些單純的大學生。盡管各個群體難免泥沙俱下，龍蛇混雜，但他們，是中國道德內涵真正的創立者和展現者。他們的勞動方式，生活方式，情感傾向，是中國現在及未來，源源不斷的道德原材料與基石。而他們，也一直在以自己最質樸的人性與良知，書寫著本民族永續不輟、感人肺腑，感天動地的道德範本。
——但儒學，貪天之功以為己有，總想把這一切，全都歸之於自己的教化。似乎若不是儒學的及時出現，中國人必定還在茹毛飲血，萬一儒學一不小心嗚呼哀哉了，中國又得退回到茹毛飲血，率獸食人的境界。真是何其岌岌乎若不可須臾失之！隻是不知，在地球別的地方，在另一個時代，古希臘，中南美，北非，澳大利亞，英倫三島，不幸未能沾承儒學教澤的夷居之地，這人是怎麽活過來的。沒有三綱五常，竟也可以活得快樂！自在！其樂也融融！
算了，不說了。說夠了，也說累了。唱了半天，還是唱不幹淨這城市的痛苦。這是崔健《北京故事》裏的話。寫了這麽長，還是寫不幹淨儒學的廢氣。已矣哉！就此歇手吧。忽然想起報上看到過的一個標題，正好移將過來，作為本文的結語。——那標題一想起來，就讓人忍不住的莞爾。——原標題是這樣的：儒學是門美好的學問，不能把它交到ххх這種人手裏。我改了幾個字，重新裝修為：
中華傳統文化是輝煌悠久、偉大深厚的文化，不能把它交到儒學這種東西手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