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從動物到人類，完全自閉，不尋求朋友的不多。朋友和戀人，都是人類本身的自然追求，生命需要。沒有朋友的人生是悲慘的、暗淡的、死寂的、不幸的。
朋友之間感人的是義氣相聯，榮辱一體，福禍與共，生死同行。著名的例子有《世說新語》記載的荀巨伯遇難不棄友人的故事：荀巨伯聽說朋友病重，不辭時艱路遙，趕來探望。不想正遇上異族軍隊攻打郡城。朋友擔心荀巨伯的安危，說我是將死之人，不必伴我，趕緊逃吧！荀巨伯說，我大老遠來看你，你卻要我離開。在這個時候貪生怕死丟棄朋友，我可做不出來。城池陷落，敵軍看見荀巨伯很是驚奇，喝問：大軍壓境，全城人都跑光了。你這個漢子怎麽有膽量留下？荀巨伯回答道：朋友有病，我不忍拋下他。情願用我的命，換取朋友的生！敵軍震驚了，對比這種高尚情操，自慚形穢，感慨自己這群無情無義之人，見識到了什麽是義。竟然宣布撤軍，不但沒有傷害荀巨伯，還沒有破壞郡城。我看到這個故事，一方麵為荀巨伯所流淚，另一方麵也為那些軍人所感動，他們畢竟不是豺狼虎豹之師，隻知燒殺掠奪，在內心深處始終保留著道德底線。從戰爭的角度考慮，他們能抑製凶殘，恢複善良，比荀巨伯更加難為。友情的巨大感染力讓人歎服，野蠻暴力在它麵前也要有所收斂，益增人們對朋友的渴求。
朋友之間暖人的是互相幫助，有通財之誼。孔子在這方麵作出了榜樣，一位朋友去世，家貧無法安葬，他便出資為之辦理。一般性的資助，人們還能做到。但要像子路那樣與朋友“共產”共得心甘情願，以此為樂，恐怕就沒有幾個人了。子路說：“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朋友之間的互相幫助是必須的，否則與陌生人何異。投桃報李，正可以增進和鞏固雙方的友誼。思想超前的子路令人佩服，然而在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社會中容易出現經濟利益衝突，很難效法。這越發顯出子路的難能可貴，也更加讓人看到朋友的美好。誰不希望有幾個這樣的朋友呢？
朋友的最高境界是彼此知心，情趣類同，精神融匯，完全理解，相互間不含功利的救助與交流。達到這種境界的人，是在精神與思想的高層次中結伴同遊，一起探討，共享成果。莊子寓言中的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的友誼就是建立在共同的人生觀之上。他們為自己“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為都能看破生死世界而愉悅，所以“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他們跳出了世俗的束縛，隻求內在的心靈相通，鄙視外在的虛情假意。在子桑戶的葬禮上，孟子反、子琴張“或編曲，或鼓琴，相合而歌”，感慨著朋友已去，而我猶存，表達了真切的哀思。子貢看不慣，質問在死人麵前唱歌是否違反了禮製。孟子反與子琴張根本不予理睬，兩人互相看了一眼，會心一笑說，子貢哪兒懂禮的真諦。其實孔子自己也不遵從世俗常禮，“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贈送禮物，你若拜來拜去，確實大煞風景，顯得重朋友不如重禮物。孔子不拜其它，隻感謝朋友送來的祭肉，因為那是對神靈祖先的尊重，這正表現了他不同凡響的高明之處。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友情也是世所罕有。馬克思生前，他們相互幫助，死後，恩格斯並不後悔沒有像一般人那樣借助醫術拖延馬克思的生命，他維護的是朋友的尊嚴。他認為“醫術也許能使他再拖上幾年，使他毫無希望地消磨殘生而不是立刻死去，以此為醫學技術增光。但這絕不是我們的馬克思所能忍受的，麵對著許多未完成的工作，渴望去完成它而又苦於無能為力，這樣活著對他來說會比安然死去痛苦千倍。他常常喜歡講伊壁鳩魯說過的一句話：‘死亡對於死者並非不幸，對於生者才是不幸。’我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位偉大的天才憔悴衰老，消磨殘生，去給醫學增光，去受他在年富力強時痛罵過的庸人們嘲笑，------不能！他的逝世要比這強過千倍。”我相信馬克思一定會像他們以前討論過的許多問題時一樣欣然同意恩格斯的觀點。恩格斯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跟莊子不無共通之處，他們的感情決不是凡夫俗子能理解的。
白居易和元稹是另一對著名的朋友，凡看過白居易給元稹的信，都會被開首連呼“微之，微之”燙化，濃情浸潤心胸，牽出熱淚。他們的友情“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是古代文化史上知心、知己的典範。
真正的朋友心靈相通，即使遠隔千山萬水，也會有“天涯若比鄰”的感覺。即使沒有語言交流，也能心領神會，充分理解。俞、鍾之交，來往不多，時間不長，然而沒有人比他們更能明了對方心曲，情趣所在。鍾子期死後，俞伯牙摔琴絕奏，表達的那種悲痛遠比哭天抹淚要更加痛徹心脾。千古知音，確實令人神往。
意會神交，莫逆於心，是默契到極高程度的結果。神交往往帶來超越淩虛的美好感受，而一旦麵對麵，很可能帶來破壞性的改變。因此理想朋友之間往來主要還是借助文字表達。曾子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通過文字交流觀點，討論問題，溝通思想，分享感悟，謀取支持，尋求忠告，共同承擔著喜怒哀樂帶來的困惑與壓力，攜手度過豐富多彩的人生。當然友情的傳遞不必限於文字，荀巨伯是以命會友，俞、鍾是以音會友，以其它方式會友的也同樣使人感動。
朋友惟其難得，才使人深深感動，才使人切切渴望。它本應讓人慎重，然而它卻是現代漢語中用得最隨便的一個詞，從異性到同性，從同輩到忘年，從舊交到初識，都可以稱之為朋友。是一種無性別，無年齡，無輩分，無親疏，無遠近，甚至無交情的關係表達。在很多場合，除了表示虛假的親密外，幾乎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當你被稱為朋友時，它隻標誌著你是一個熟人，或者僅僅是認識而已，絲毫不能說明你是真正意義上的朋友。如果你要把它當真，馬上就會有一群人笑話你太天真，不成熟，易上當，並用講述常識的口吻告訴你一個盡人皆知的真理：朋友是最不可靠，最應提防的人。
友情和愛情一樣，有時來得容易，有時去得飛快。有時到處都有，有時遍尋不著。它和愛情一樣維持費力，長久更難。它和愛情一樣，都引發渴望，讓人產生很多幻想，終生追求不舍，但給人們的傷害也最深。它和愛情一樣，常常讓人看不透，不能確定究竟是假意，還是真情。它和愛情一樣，猶如紗巾半掩的妙齡女郎，美好得朦朦朧朧，嬌豔得模模糊糊，聖潔得混混沌沌，以致麵目不清，多少人窮其一生仍未認識全貌。
自古人們就有一種意識，光說朋友那是一種含含糊糊的關係，它本身具有不確定性。因此人們在使用它時必須加以各種限製詞來界定，古人說有益友、損友，今人說有好朋友、壞朋友。對它的理解與側重也是因人而異。就以大陸曾經流行過的兩首讚頌朋友的歌來說，其一雖然慨歎“千金難買是朋友”，真正的朋友不容易得到。但是它又將朋友的概念庸俗化，強調了實用的和功利的一麵，“朋友多了路好走”，於是希望“到處是朋友”。盡管演員唱得十分動聽，然而內容卻經不起推敲，讓人哭笑不得。另一首直接以《朋友》命名的歌則高了一籌，認定朋友的作用是在困難來臨時，及時趕到，共同分擔。而朋友順利時，則悄然遠離，不予分享。如果不僅僅從單方麵考慮，換位思索一下，你遠離了，清高了，可你的朋友還是朋友嗎，你這樣做不是陷朋友於不義嗎？我們仍然不能從中得到關於朋友含義的真諦。
中國古代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作為五倫，視為“達道”，是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幾個方麵，各有交往的規則。朋友之間沒有上下等級的約束或家族的血緣親和紐帶，所以關係最為脆弱，難於把握，易於生變。背叛、出賣、背信棄義，反目成仇，落井下石，史不絕書。翻開古籍，各種絕交信目不暇接。難怪中國詩人憤怒了：“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西方智者亞裏士多德更明白到絕望：“我的朋友們啊，世界上根本沒有朋友！”但是人不可能把自己關在家族的小圈子裏，不和外界發生來往，畢竟朋友不全是損友與狐狗之屬，有朋自遠方來，喜怒不形於色的聖人也“樂”得一塌糊塗。於是古人花費不少心思，絞盡了腦汁，尋求補救。
一、 提升。《尚書》說“友於兄弟”，古人把“友”與“兄弟”連在一起，因為兄弟關係本來就有團結友好的成分。所以子夏才能鼓吹“四海之內皆兄弟”，這裏的兄弟實際上是朋友。將朋友提升成兄弟，是要增加凝聚力和穩固力。後世民間結社受此影響，往往以結拜形式為主，輔以強調“義氣”。然而光講義氣，榮辱與共，容易模糊是非界限，是層次較低的朋友關係。再說四海之內真的都能成為兄弟嗎？子夏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正殺得人仰馬翻、血肉橫飛，自然根本做不到。最受推崇的水泊梁山好漢們本來便各懷心思，一旦招安，一百零八個兄弟立刻星流雲散，分崩離析，就是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也隻能存在於人類的願望中，大多數人達不到“親如兄弟”的程度。
二、 確定支撐點。提升是空想，血緣關係的標簽貼不到朋友的身上，勉強貼上去，很難緊密牢固。何況兄弟關係也不能保證沒有問題，鞏固朋友關係的途徑便確定在倫理道德上。首先是“信”，也就是不能相互欺詐。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他的理想社會中有一條“朋友信之”，所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他的學生秉承師訓，對“信”格外重視。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每天三次做例行自我檢查的內容有一項是“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其次是恭敬，孔子稱讚“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萬章向孟子請教應該用何種心態對待人與人之間的交際，孟子回答道：“恭也。”子夏所說“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前提也是“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最後是平等，孔子告訴子貢，在一國中，對比自己地位高的“大夫之賢者”要采取侍奉的態度，對和自己地位相等的“士之仁者”則持“友”的關係。孟子更明確主張：“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社會地位身份的差異懸殊，勢必影響朋友間的關係。而前兩項也不是人人都能遵守的，年齡稍長可能便端出了長輩或家長的架子，而發達了、闊了也容易輕慢了舊友，自然出現隔膜，很難進一步交心，因此朋友，特別是一般的朋友仍然是不穩固的。與孔孟有些沉重的朋友觀不同，莊子喜歡輕鬆自然的關係，鄙棄人與人之間存在功利，認為“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他欣賞相互心靈的融會，無功利汙染的交往，彼此互助而不拘形跡，所以，他推崇建立在無逐利需求的“天性”基礎上的關係。
三、 選擇標準。朋友是臭味相投、類聚群分、親密交往產生出來的。在“芝蘭之室”和“鮑魚之肆”的作用下，很容易相互沁染，導致差別極大的或好或壞的結果，甚至關係身家命運。古人對此極其重視，墨子在《所染》一文中曾特別論述過，因此擇友不能不慎。孔子從品行和知識方麵明確劃分了三種益友，三種損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交友自然要近益友，遠損友，所以孔子特別責令弟子“無友不如己者”。孟子也認為：“友也者，友其德也”，但又不能像伯夷那樣“非其友不友”，過於狹隘，把交往圈子限定太小。“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東漢時，朱穆有感於當時流行結黨營私，大悖古訓“朋友”之意，不願同流合汙，遂作《絕交論》，宣布自己要潔身自好，斷絕與人的來往。蔡邕認為他太偏激，把朋友之誼看得過於嚴重，不同意一概而論。君子是要慎重考慮別人為什麽結納自己，審視自己之所以與人交往，但是不能“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應該“擇其正而黜其邪”，有選擇地結交朋友。
四、 把握尺度。朋友關係畢竟比較脆弱，必須謹慎處理，準確把握距離遠近、往來疏密的分寸，才能保持長久。孔子的學生子遊說過：“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來往太多，有時不但不能增進友誼，反而引起厭倦，造成疏離。朋友之間要“恭”“敬”，也是要拉開一點距離，不能過分親狎。孔子認為朋友之間有規勸的義務，然而規勸要掌握火候。達不到目的，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就要及時停止。子貢問“友”，孔子回答：“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莊子的觀點成為後世人際關係的左右銘，人人耳熟能詳，“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水盡管味道寡淡，卻是維持生命的需要。甜酒雖香甜，卻可有可無，人的交往也是如此。這話不無道理，但是淡到什麽程度才合適，還是很難找準。搞不好就會或淡而無味，或甜得發膩，最終破壞友誼。明朝的陳眉公專門開了一個包治百病的方子：“先淡後濃，先疏後親，先遠後近，交友道也。”然而怎麽配藥，每樣幾錢，他不管了，因人而異吧。
人們的興趣愛好、道德品質、文化修養、身份等級、結交來源及目的不同，相互之間關係從認識、熟悉，到一般朋友、好朋友的內涵也就呈現很大差異，並由此顯示出幾個層次。真朋友、知心朋友、患難之交、刎頸之交固然好，其他朋友也有難得之處。朋友概念的外延不易擴得太大，也不易縮得太小，偏執哪一種都是交往關係上的病態。
說到底朋友之間最重要的還是相互理解和寬容，不能過分強調自我，什麽都以我為中心，以我劃界。子夏曾經告訴門人交往的道理：能交的交，不能的拉到。子張不同意如此簡單的處理方法，君子一方麵要尊敬賢哲，另一方麵也要容納一般人。嘉許善的同時，還要同情做不到的人。如果光從自己出發，難免無法自圓其說。假若我是一個大賢，那麽對什麽人都能容忍。我要不是賢人，別人將拒絕同我來往，我又有什麽資格拒絕別人呢？東漢末年，管寧和華歆僅在對待富貴的態度上有微小的差別，如在鋤地時看到地上有片金子，管寧視若瓦石，揮鋤不止；華歆則揀起後再扔掉。同坐一張席上讀書，有豪華車馬從門口過，管寧不為所動，俯讀如故；華歆則放下書，跑出去看熱鬧。管寧絲毫不能容忍，立刻“割席分坐”，宣布絕交，“子非吾友也！”管寧愛憎分明，眼裏揉不得一點沙子，被多少人讚許擇友嚴格。我年輕時深受影響，曾仿效割席行為。然而現在我覺得他的行為透著濃濃的自私味道。就算華歆羨慕富貴是人品有瑕疵，那末管寧不承擔朋友規勸責任，沒有片言“忠告而善道之”，就絕交躲避，防止不良影響，不是考慮自己太多，而完全不顧朋友嗎？這種人肯定不是做朋友的最佳選擇對象。曆史上，鮑叔和管仲的友誼是這方麵的典範，他不僅譜寫了千古傳唱的佳話，而且成就了一代名臣的豐功偉績。司馬遷在《管仲列傳》中記載了管仲建功立業後，發自內心的感恩之言：“吾始困時，嚐與鮑叔賈，分則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嚐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嚐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嚐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若非鮑叔的理解和寬容，管仲能否擺脫困境，輔佐齊桓公圖霸，真也難說呢？鮑叔深知朋友二字的真正含義，親身履行了朋友的職責，真乃千古一友！誰要有個像鮑叔一樣的朋友，死而無憾了。
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