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旭·
上海和平飯店南樓是一棟維多利亞式建築，一樓餐廳金碧輝煌，堪與白金漢
宮媲美，在那裏吃飯可謂皇家待遇。
有趣的是，在巴羅克式裝璜的空隙裏懸掛的不是金框油畫，而是書法條幅。
說來也巧，我進餐的桌旁牆上的兩張字的作者剛好是我40年前的老師――高式熊、
徐伯清。
那是1961年秋天，我剛進高中，上海成立書法家協會，由大書家沈尹默任主
任委員。上海青年宮不甘落後，趁機開辦書法班，請書協會員們義務執教。在各
類藝術中，書法是成本最小、入門最易的一種，自然最受群眾歡迎。果然，消息
一出，成千上萬青少年踴躍報名。青年宮不得不舉行考試，讓考生寫一張字。然
後一拖再拖，終於在冬天開學，好像有幾十個班，每班幾十人，共有上千學生，
可謂盛況空前。
每周上兩晚課，課堂就在江西路青年宮（現已變成銀行）。學生大多是高中
生，也有已工作的青年和社會青年，甚至還有少數中老年。開學前，青年宮請書
法家們演講，沈尹老首先講，其他我記得的有任政、胡問遂、白蕉、馬公愚等。
演講人在台上演講時，台下人卻在一堆堆開小會。原來大廳裏散坐著許多已經演
講過和尚未演講的書法家，他們的標誌是每人有一杯由會議主持者――青年宮工
作人員――敬獻的綠茶。聽眾見狀，自然圍上去搭訕、請教，又引來旁聽者。於
是會中有會，熱鬧非凡。我記得當時最熱鬧的有兩個小圈子，一個以A先生為中
心，一個以任政先生為中心。A先生是沈尹老的高足，專業書法家，氣宇軒昂，
口氣很大，令人敬畏。任先生當時45歲，是業餘書法家（郵局職員），態度謙和，
誨人不倦，令人親近。演講會結束後，其他書法家都匆匆離去，唯有任先生熱情
邀請請教者去他家暢談，於是有十來名青年隨他而去，我出於對名家的好奇也忝
列其中。
從青年宮到金陵東路近福建路的任家要走好一陣子，一路上任先生仍不斷回
答問題，到他家已是晚飯時間。任先生毫無餓意，仍然滔滔不絕。等到任先生終
於回答完請教者們的問題，已經很晚了，大家的肚子都在咕咕叫，但大家都舍不
得離開。終於有個請教者提出：“任先生，我拜你為師，跟你學字好哇？”任先
生一口答應。其餘人如法泡製，任先生也一概答應。我鼓足勇氣，鸚鵡學舌，也
成了任先生的弟子。
從此我每周六晚上去任先生家學字，直到去武漢讀大學才終止。先學隸書
《禮器碑》，後學諸遂良的楷書，再學王羲之的行書，可惜都沒有結果，辜負了
任先生的教誨與苦心，至今慚愧不已。
任先生雅號“蘭齋”，然而他家的極度擁擠、破舊卻令我震驚。這是一間不
足20平方米的石庫門客堂樓，承擔著祖孫三代五六口人燒飯、吃飯、排泄、睡覺、
遊戲、工作、會客、課徒等全套功能。蘭齋隻占了客堂樓的一角，由一張破舊的
大寫字台、一把椅子、兩個舊書櫥組成。他的學生非常之多，而且由於免費而越
來越多，每個周六晚上少則來十幾人，多則二三十，甚至四五十，全都擠在寫字
台與床之間的狹小空間裏。大多數隻能人貼人站著，就像高峰時間的公共汽車。
星期天更不必說，從早上到深夜源源不斷。
任先生對每個學生都要仔細批改作業，然後寫一張字讓其下周臨摹。他教學
生絕大多數是免費的，還要倒貼紙墨。一邊寫一邊回答問題、說古論今。從書法
技巧、碑帖掌故、學書經曆到書壇趣事、名家軼聞、曆史風雲，無所不談。“聽
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那真是莫大的藝術享受，任何課堂裏或書本中都得不
到的。從任先生那裏我還學到了待人接物的道理與勤學苦練的精神。單看他熱情
招呼與教誨每一個學生，每晚上寫五六小時的字，就令人深受感動、五體投地。
當我們洗耳恭聽任先生高談闊論時，背後不時傳來朝馬桶裏小便的聲音。然
而這絲毫沒有減低蘭齋的藝術品味，反而增添了我們對任先生的敬仰。他給那麽
多學生一一改字寫字，常常弄到深更半夜才散夥，那時他的家人都已經沉沉入睡。
當我從他們的床邊走過時，心中不禁感慨萬千，忍不住想起一個問題：“書法究
竟值多少錢？”。
青年宮書法班開學後，我被編入高式熊先生的班，卻忍不住要去聽任先生的
課。任先生講得又係統又生動，學生無不聽得津津有味。幸虧他的課和高先生的
課不在同一晚上，我於是兩邊聽，聽完課已是晚上9點，任先生還熱情邀請學生
到他家去觀摩他寫字。於是他的鬥室更擠得水泄不通，每個人都想多得到任先生
的字，任先生也有求必應，常常鬧到午夜才散場。
書法班結束時，青年宮搞了個優秀學生表演大會，引來許多青少年觀光，還
有記者采訪、拍照。我也忝列“優秀”之列，被派當眾揮毫。我那桌的指導老師
是徐伯清先生，所以我也可以算他的學生。
聽任先生說，A先生不輕易收學生，要收也要收厚禮，一條香煙是打不倒他
的。他惜墨如金，不輕易給人寫字。有的學生跟他學了很久，也沒有拿到他的字。
後來他甚至讓學生先跟他的兒子學三個月字，然後再由他教。而他教字，隻是泛
泛指點幾句，並不認真批改。據說A先生很瞧不起任先生，說任的字“俗”。有
個任先生的學生想改換門庭，拜A先生為師，他竟然說：“你如果從未學過字，
我還可以教你。你已經跟任政學字學壞了，我就無法教你了。”那學生又來跟任
先生，任不收。
我體會到上海灘上有兩個書法沙龍在“別苗頭”（上海話，指暗中較量）。
一是貴族氣的A先生家，他是沈尹默的高足、專業書法家，又有萬貫家產，住房
寬敞，自然高高在上。一是地道平民的任政家，他是業餘書法家，沒有任何資本，
隻好以廣收弟子來擴大影響，可謂用心良苦。
文革初A先生以“反動學術權威”的罪名被打倒，任政卻以“工人書法家”
的身份紅遍上海。大約為了拍愛好書法的毛澤東的馬屁，“四人幫”在上海也
“提倡學一點書法”（1970年代初，《文匯報》曾以此為題發表過複旦大學教授、
書法家郭紹虞的文章。不知為什麽，“四人幫”特別喜歡魏碑體，以至上海滿街
都是魏碑體的標語與店名）。加以1972年中日建交後，日本書法家要求與中國書
法家交流，日本首相也來買中國當代書法家的作品，其中包括任先生的字。更重
要的是，書法既是沒有任何政治色彩的一門藝術，又是最容易為政治服務的一門
藝術。任先生文革中寫字，幾乎隻寫毛澤東詩詞與魯迅詩歌，還有時行的政治口
號，隻有給友誼商店寫字才應其要求寫點唐詩之類。有一次有個學生問他對毛澤
東、郭沫若的書法的評價，他很認真地答道：“我們對中央首長的字從來不議論，
因為容易犯錯誤。”但從他的片言隻語看，他對時局是很不滿的。
那時任先生到處演講——最大量的是中學——給報紙不署名地寫題頭，還為
友誼商店寫了大量條幅，對普通人依然有求必應。據說許多日本人很喜歡他的字，
經常要求登門拜訪。他自然無法在家中接待，於是上海郵電總局就在那棟新古典
主義的大廈裏專門布置了一個豪華的書房，讓他演戲似地在那裏對客揮毫。友誼
商店賣了他的字，卻不給他一分錢，隻送他宣紙與毛筆。
然而無論任先生多麽出名，卻始終無法成為專業書法家。他隻好等到從郵局
退休後進市文史館，房子也分大了，可惜我從1974年春節後就再也沒有見過他。
改革開放後他的名氣越來越大，曾應邀去日本講學、開書展，1999年逝世。
任先生原來的專長是隸書，後來反而以行書出名，受到普遍喜愛，被選為字
模，風靡中文界，中國的報刊雜誌、商店招牌、廣告海報乃至私人名片上隨處可
見“任政體”，其流傳之廣，超過了任何一位現當代書法家。
在各類藝術中，書法最依賴時間，就象手藝或演奏一樣，隻有勤學苦練才能
成就，而且越老越出色――因為越老練的時間越長。即便沒有書法天賦的人，隻
要勤學苦練，也能把字寫得象模像樣，混個業餘書法家。這與文學大不一樣。沒
有文學天賦的人勤學苦練一輩子也寫不出稍微像樣的、稱得上作品的作品來。反
之，文學天才年紀輕輕就能寫出驚動世界的傑作來。一般而言，作品的藝術水平
並不和作家的年齡成正比。魯迅的《彷徨》不如《呐喊》，《故事新編》又不如
《彷徨》。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及其後的劇作；郭沫若的
《女神》、《星空》、《瓶》及其後的詩集也是如此。茅盾、巴金與老舍在《子
夜》、《家》與《駱駝祥子》之後的作品再也沒有超過它們。事實上，世界上絕
大多數作家的名作都是中青年創作的，可見“江郎才盡”是文學界的普遍現像。
書法家卻無此虞，反而越老越吃香，青年則極難成名，可見書法更接近手藝或演
奏。有趣的是，油畫也像文學主要靠天賦，國畫則像書法越老越吃香。
我學書法雖不成器，多少還有點樣子，可以哄哄外行。特別是在文革中，抄
大字報、出大批判專欄、寫大標語、寫毛澤東語錄，到處有用武之地，風頭從華
中工學院出到貴州的農機廠、縣革委。還被縣民政局請去寫革命烈士墓碑，雖無
報酬，也是光榮的。不過那時書法的功能都是政治性的，文革結束後書法向本體
回歸。1978年春節，我的兩張字（一隸一行）參加了縣文化館的書法展覽，成為
我書法生涯的頂峰，因為那是我唯一一次參加書展。21年後我舊地重遊，聽一位
愛好書法的當地人說，經常有人請他寫墓碑，或送50元紅包，或請吃一頓飯。我
不禁羨慕起他來，有一瞬間甚至後悔離開貴州大山溝。
在杭州大學讀研時，照說中文係應該崇尚書法，可惜係裏並無書法氛圍，老
先生們也不弄書法，中青年教師更無人寫字。我在自己的折扇上寫了首“不知香
積寺，數裏入雲峰……”，被一位曆史係的同研看見，請我為他的扇子寫字――
我並不把扇麵從扇骨上拆下來，怕撕破了裝不回去，我也沒有專門的夾子，隻好
將就著直接在扇上寫――還有一位中文係的同研也請我寫了個扇麵，另一位中文
係的同研便說我“到處賣弄風騷”，妒忌之情溢於詞表。這些扇子都是幾角錢的
便宜貨，一麵印畫，一麵空白，所以有我用武之地。扇到秋天就汙損丟棄，真正
是“有朝一日秋風起，恩愛夫妻不到冬”。有一天我正在自習室裏寫字，我的導
師有事找我。他見我居然會寫毛筆字，先是一驚，很注意地看了看我的字，馬上
擺出不屑一顧的樣子。字以人貴，字也以人賤，我那時正為畢業分配焦頭爛額，
他自然瞧不起我的字。我還在宿舍牆上貼了張隸書，寫的是李清照的絕句：“生
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表達誓不回貴州的決心。
有幾位中文係本科生見了倒是連聲說好，那是欽佩我的骨氣，並非欽佩我的字。
我在西藏文聯的宿舍牆上貼過幾張行草，都是懷念故鄉的，諸如李後主的
“簾外雨潺潺……”，“春花秋月何時了……”，文天祥的“從今別卻江南路，
化作啼鵑帶血歸”。比我長十多歲的同事見了，言不由衷地誇一句“好字”――
他們還有文人必須寫好字的陳腐觀念。和我同輩的同事裝著沒看見，更不必說青
年作者――他們都是西方現代派的崇拜者，恨不得馬上廢除漢字，全盤西化，隻
因不懂外文，暫時隻好將就著用漢字寫作，怎會瞧得上書法？倒是一位北京記者
見了深表感動，那是同情我的遭遇，並非讚賞我的字。
上海社科院文學所是文人薈萃的地方，也毫無書法氣息。隻有一位研究古代
文論的學長喜歡書法，家中藏有全套《中國書法》，還要我為他寫張字，我反而
不敢獻醜了。我看過魯迅的書信影印集，用的是十竹齋箋紙，瀟灑的書法落在談
雅的梅蘭竹菊或山水花鳥上，那樣高雅，那樣精美，完全是藝術品。魯迅說過現
代人沒有時間寫毛筆字，所以鋼筆必然取代毛筆。但他自己寫作、寫信仍堅持用
毛筆，不是他不會用鋼筆――他在日本學醫時必定用過――而是為了藝術趣味。
我曾見過老編輯用毛筆寫的退稿信，雖然隻是普通信箋，也夠風雅了，我自己當
編輯時就沒有這樣的雅興。可惜在電腦時代，鋼筆都已過時，何況毛筆。科技發
達導致傳統藝術衰落，這又是一例。
到美國後書法自然更加無用，特別是大陸中國人最瞧不起中文與書法――因
為賺不動美元――他們對我家中牆上的字視而不見。有位台灣來的教授卻稱讚過
我的字，但他並不請我寫字，我知道他隻是禮貌而已，不過我還是很領情，因為
大陸人連這點口水話都不肯講。倒是學漢語的美國人喜歡書法。有位在美國駐台
灣大使館工作過的退休教授特地請我寫了一張“天下為公”的橫幅，說是要配鏡
框掛在書房裏――可惜我從未去過他家，還有位漢語研究生請我寫了首唐詩，他
們滿麵笑容道謝的樣子令我非常舒服。從來沒有一個中國人這樣真誠地誇獎過我
的字，雖然我知道後者拿回家就會隨便往抽屜裏一塞，將來搬家時扔掉。我還買
了些空白折扇，一麵畫山水花卉，一麵寫唐詩，作為禮品送美國朋友，頗受歡迎。
妻子還拿去作為“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上介紹中國文化的道具。
有趣的是日本裔美國人卻比中國人更愛好書法。他們的超市裏大量出售隻印
有一個行體漢字，沒有圖畫圖案的紀念卡，諸如“和”、“愛”、“謝”、
“壽”、“鶴”、“龜”、“敬”、“友”，等等――這是中國本土也沒有的。
他們的服裝、頭巾、手絹、瓷器也喜歡用行草漢字作圖案――這也是中國本土很
少見的。從日本電影《追捕》看，日本商人辦公室裏都有掛巨幅唐詩書法的，可
見日本人對書法還不象中國人那麽實用主義，雖然他們西化的曆史比中國悠久得
多，也徹底得多。
的確，在今日中國，至少在城市裏，書法幾乎完全無用了。到處有空調與電
扇，折扇早已過時。家中裝璜越洋氣越好，誰還會掛對聯與字軸？國畫都很少有
人掛了――據賈平凹說，陝西最貧窮的縣裏的農民幾乎家家掛字軸對聯，有的還
很古，可見越是貧窮落後的地方越是尊敬書法，貴州大山溝也一樣。中國商店與
單位的招牌、報刊書籍的題頭、商標與廣告自有電腦裏的各種字模，其中包括任
政的字模。即便請人題字，大多隻認官銜不認書法。象和平飯店那樣請名家寫字
裝框掛起來，已是非常難得了。
和平飯店牆上徐伯清的字落款“海上還雲樓”，非常浪漫，我不禁悠然遐思，
想象樓中情景。後來從上海市盧灣區的網頁上查到“徐伯清寓所”的介紹，原來
所謂還雲樓是由內陽台改造而成的，除了書齋還兼臥室，充其量不過十平米。一
床一桌一放，恐怕隻能側身而行。如此鬥室卻有如此雅名，真是浪漫到家了。不
過比起任政先生的蘭齋來，畢竟還略勝一籌。
高式熊的落款沒有齋名。記得1999年《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登過一篇文章，
介紹高先生的書齋“紅葵藝館”，說是因其天井種滿名貴的紅葵而得名，大畫家
謝稚柳為之題匾。高先生能在天井裏種花，可見獨住一棟石庫門，至少獨占一樓
客堂與廂房，令人羨慕，比起徐先生的還雲樓來寬敞多了。紅葵藝館走的是現實
主義路線，不象還雲樓那麽空靈。隻是“藝館”兩字容易使人聯想秦樓楚館，有
傷大雅，不若老老實實地叫“紅葵書屋”或“紅葵堂”。
大凡文人墨客起齋名堂名，都以風雅為準，尤喜以花草樹木為名，暗含屈原
“芳草美人”之意。徐文長的“青藤書屋”、馮友蘭的“三鬆堂”、吳宓的“藤
影荷聲之館”、潘光旦的“葫蘆連理之齋”和高式熊的“紅葵藝館”是寫實，任
政的“蘭齋”是虛擬。魯迅少時稱其書齋為“桐花閣”，不知是實是虛。大畫家
朱屺瞻的鄉下老家有梅花草堂，是現實主義。搬到上海後無梅無草，仍叫梅花草
堂，就是浪漫主義了。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有個可以種花的小園或天井，是非
常奢侈的願望。從無處不在的天上尋找靈感，倒也是個辦法，例如張大千的“大
風堂”、鬱達夫的“夕陽樓”、周作人的“苦雨齋”、豐之愷的“日月樓”，宋
文治的“藏雲樓”、徐伯清的“還雲樓”，馮亦代的“聽風樓”，書畫店“朵雲
軒”，乃至“還月樓”、“問月樓”、“嚼月樓”、“待月樓”、“風雨樓”、
“聽雨樓”、“煙雨樓”、“夜雨樓”、“煙雲樓”、“長天樓”、“觀星樓”、
“鎖星樓”、“讀星樓”，等等。身居鬥室，思接天宇，意境悠遠，氣象萬千，
隻是容易與別人的重名。如果依山傍水，則可名“望山居”、“聽濤軒”、“煙
波樓”、“帆影閣”，等等。當然可以室內的收藏或物件命名，越新奇越好，例
如陸心源的“皕宋樓”( 因藏有兩百冊宋刻珍本得名 )、馮文昌的“快雪堂”（
因藏有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得名）、乾隆的“三希堂”（因藏有三件稀罕字
帖得名）、瞿鏞的“鐵琴銅劍樓”、徐悲鴻的“八十七神仙館”（因藏有“八十
七神仙圖軸”得名）、朱彝尊的“茶煙閣”（是否源於《紅樓夢》裏的“寶鼎茶
閑煙尚綠”？）、王鵬運的“四印齋”、齊白石的“八硯樓”、周作人的“苦茶
庵”、鄭逸梅的“紙帳銅瓶室”、唐雲的“八壺精舍”、王力的“十抽齋”（因
一書櫥有十個抽屜得名，可惜此名雖新巧，卻不風雅，反映出這位文革遺老趣味
枯燥）。不過一般文人買不起名貴書畫古籍，室內器物名稱風雅的種類有限，極
難出新，不如走抽象一路，例如曹雪芹的“悼紅軒”、劉鶚的“抱殘守缺齋”、
俞樾的“春在堂”、魯迅的“且介亭”、齊白石的“寄萍堂”和“天涯亭”、梅
蘭芳的“綴玉軒”、豐之愷的“緣緣堂”、林語堂的“有不為齋”、台靜農的
“歇腳庵”、葉聖陶的“未厭居”、沈從文的“窄而黴小齋”、王了一的“龍蟲
並雕齋”等等，無拘無束，變化無窮。其實現在的新公寓都有陽台，可以蒔花種
樹，宛如空中花園，不愁起不了風雅的齋名。
我從出生到出國，一半時間在外地奔波，另一半住在上海的亭子間裏。那亭
子間比任政先生的“蘭齋”還要小，卻要承擔全家燒飯、吃飯、睡覺、排泄、盥
洗、盆浴、起居、會客，以及我畫畫、練字、看書、寫作的功能，毫無風雅可言，
實在無興趣給它起什麽齋名。到美國後的頭兩年，我住在地下室裏，雖隻有一間，
卻比上海的亭子間大一點，而且不必再承擔燒、拉、洗、浴的功能（另有公用的
廚房與衛生間），我於是雅興大發，給它取名為“貝思齋”，即basement（英文
“地下室”）的諧音，並將其寫入我的著述之中。迄今為止，我已發現了許多與
我同名同姓的人，卻還沒有發現與貝思齋重名的，我感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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