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解 （朱小豐 2001.4.20）
三星堆出土文物被學術及非學術界廣泛公認為古蜀人蜀國的遺物，這種公認的根據是廣漢這個地方曾經是古蜀國的疆土。但我對這種公認持懷疑態度，“蜀國”是一個非科學的概念，遠古時期這片地域居住過數以百計的不同民族和部族，建立過許多不同的國家，但沒有什麽“蜀國”。我在《古蜀別議》一文中討論過“蜀”這一文字及其概念的起源問題，認為它在夏代及夏以前的本源語詞是“淖”（語音近似於“騷”或“燒”，本源語義為水澤、沼澤），商人製作甲骨文時始寫作“蜀”，用指古南海邊的這片水澤地域及其居住者。此字初無“蟲”字於字中，西周始加入，因蜀地產蠶絲故也。後來讀古彝語文獻，發現古彝語中“蜀”就是“水澤”“水流”之意，我以為又是一個有力的證據。
三星堆本物名，轉為地名，為三個連接的人工夯築的大黃土堆，清嘉慶年間的《漢州誌》列為漢州八景之一。在川西平原這個雨水很多的地方，三千年前至四千多年前，這三個土堆應該比現在大出許多。古人築高台以從事重大的政治和宗教活動，台上應有建築，三星堆上的建築物很早以前就蕩然無存了。古蜀人是否也有築高台以進行重大政治宗教活動的慣例，史料中並無記載。有記載並延續至後來的，是排列搭立巨大的石塊，眾多學者稱之為大石文化，據《華陽國誌》等文獻，此乃戰國時期遷入此地的開明人的文化。更遠古有古蜀人部族的大量石棺出土，但這些文化現象都與三星堆無關。
三星堆遺址有牆垣建築，土殘垣顯示出一座近方形的城。中國有文字述說的最初築城的部族國家為三苗，《通典·樂典》記載黃帝進攻三苗，“三年九戰，其城不下”。中原國家大致晚至舜禹時有築城的記錄，古蜀人不築城，宋代黃休複《茅亭客話·鬻龍骨》記：“耆舊相傳：古蠶叢氏為蜀主，民無定居；隨蠶叢所在致市居。”成都這個地方開明王朝時已為國都，但亦無城牆，其最初築城，乃秦軍張儀所為。古蜀不築城，這是為什麽在古蜀故地找不到都城廢墟的原因。反過來說，此乃三星堆非古蜀人遺址證據一。
三星堆的土牆殘垣顯示出一座近方形的城，東約一千米，南約一千一百米，西約八百多米，北為鴨子河。又，城河的北麵亦發現殘垣，東垣伸延約八百米，考慮到古代築城絕無可能讓一條大河從城中流過，應認為在河的北麵有另外一座城，詳情待考。北麵的鴨子河為三星堆城的天然屏障，故不築牆。古城市設計的慣例是選擇河流為防範敵方侵犯主要威脅的防線，故建三星堆城的民族，他們的主要敵人應該是來自北方。這與當時蜀人的曆史狀態不相吻合，此三星堆非古蜀人遺址證據二。
三星堆土台在城南端，距牆垣一百多米。想當初土台的體積比現在巨大許多，加上梯形坡道，距南城垣已十分近，活動的主場空間為北麵。這就是說，這個民族崇尚南方，他們的宗教祈禱儀式是從北方，麵向南方舉行的。這既與中原民族崇尚北方的規則相悖，亦與古蜀民族崇尚西方的規則相悖，在當時強盛的民族或部族聯盟中，隻有三苗部族聯盟崇尚南方。[1]① 此為三星堆非古蜀人遺址證據三。
遠古文獻中都沒有古蜀人有發達的金屬工業的記載，其他古蜀遺址也沒有相應的文物出土，而三星堆是以其極為發達的金屬工藝為特征的。此為三星堆遺址非古蜀人遺址證據四，而且是非常關鍵的一個證據。
大量文獻記載表明，中國早期的金屬工業主要是由三苗部族發展起來的，在黃帝時代，雖然也有黃帝冶銅的記載，但其水平和規模，顯然遠遠不能與三苗相比。《越絕書·寶劍篇》中風胡子對楚王所說的“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當此(春秋)作鐵兵之時”的描述，應該是說基本符合中原國家工業發展進程的，但三苗的蚩尤、饕餮部族在軒轅時已進入了金屬時代。《管子》雲“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又一雲：“蚩尤受葛盧之金而作劍鎧矛戟。”《太白陰經》雲：“伏羲以木為兵，神農以石為兵，蚩尤以金為兵，是兵起於太昊，蚩尤始以金為之。”《春秋元命苞》雲：“蚩尤虎卷鹹文立兵。”《龍魚河圖》雲：“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蚩尤沒後，天下複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鹹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服。”《史記》載黃帝與蚩尤之戰是在炎帝末世、軒轅之時，參見拙文《蚩尤》。蚩尤的失敗為中國史上一大悲劇，石器時代戰勝了金屬時代，金屬時代的進程因此至少被推遲了數百年。不管怎樣，三苗部族創造了發達的金屬工藝，“銅頭鐵額”正是我們在三星堆遺物中見到的形象。
三星堆出土有金杖一支(一號坑)，長1.42米。中原國家和民族無杖，蜀亦無有杖的記錄。惟一在古文獻中被提到製杖的是三苗的蚩尤，如前麵提到的蚩尤“造立兵杖刀戟大弩”。三星堆出土這一金杖使長期懸於古籍中的中國製杖的記錄得以證實。此為三星堆非古蜀人遺址證據五。
三星堆出土有大量象牙。古蜀城域可能有過象，但不是象群大量活動的地區，而古蜀國家從未獨自強盛到有很多遠方邦國來進貢的程度，幾乎沒有可能獲得如此大量的象牙。此為三星堆遺址非古蜀人遺址證據六。
三星堆文物崇尚龍和虎(或許是貓)，古蜀人崇尚蠶、魚、牛(楚雄萬家壩蠶叢後裔居住區出土有六件淺浮雕牛首的銅鋤，類似的淺浮雕牛首亦見於寶雞竹園溝的西周墓、漢中成固銅器窖藏、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彭縣竹瓦街1978年發現的銅器窖藏)，但不崇尚龍與虎，黃帝氏族祟尚龍但並不崇尚虎，既崇尚龍又崇尚虎(或貓)的民族有三苗部族，也可能還有其他民族。此為三星堆非古蜀人遺址證據七。
三星堆兩個坑中出土的不少器物表麵塗有紅色，表明這是一個喜愛和崇尚紅色的民族。古蜀人喜愛和崇尚青色，青衣水(江)因之得名。宋《太平環宇記》曰：“成都聖壽寺有青衣神祠，神即蠶叢氏也。”黃帝氏族崇尚黃色，《史記·五帝本紀·索引》曰： “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他們都不崇尚紅色。崇尚紅色的有炎帝部族的後裔和三苗部族的一部分(如驥兜部族，古祝融氏後裔、今苗族人之紅苗、花苗的祖先)。開明人亦崇尚紅色，但他們春秋時始從荊地遷入，與三星堆無關。此為三星堆非古蜀人遺址證據八。
三星堆人物的服飾，與古蜀服裝不同，與中原國家民族更是全然有別。“人萌、椎髻、左衽”記錄了蜀人服飾的基本特征。仔細核對原型與人們的文章描述，多數文章想人非非、牽強附說，惟王扡、王亞蓉的《廣漢出土青銅立人像服飾管見》一文頗為準確。銅立人上衣下裳，“經從兩側觀察，可清楚地看出，它不是上衣下裳相連一體製式的深衣；也不是上下通裁的‘左衽長襟衣’；亦非秦漢式拚幅裙裳，而是衣、裳分開的形製。”其上麵的“外衣為單袖齊膝長衣，這是服裝史上首次發現的例證。所謂單袖，主要指外衣左側無肩無袖，即隻有右側帶有半臂式連肩袖。袖緣略寬，稍見豐厚(可能是表示夾層結構)，表麵素不飾紋。開領自右肩斜下繞過左腋回到右肩相接，形製特殊”，其中衣雙袖右衽雞心領，領口較大，為前後雙雞心形；袖窄，半臂或長至腕端，繡作黼黻文(或屬內衣)。其裳“分做前後兩片，前麵的下沿平齊而身量略短，後麵的下沿中平而兩側作燕尾形，身量較前為長”。一號坑出土的青銅坐人像，上身著交領右衽窄長袖短衣。顯然，這是一個與古蜀人和中原民族很不相同的獨特民族的服裝。此為三星堆非古蜀人遺址證據九。
綜上所述，我們基本上可以判定三星堆非古蜀人遺址。惟一有史料依據的對這些出土文物判斷的，應該是苗族先民即當時的三苗部族曾在此立國。
據苗族曆史學家吳榮臻先生論述，苗族先民六千年的曆史當是由南而北、北進中原，後又由東而西，抵三危，最後敗退南歸，形成今天的苗族的過程。考史，蚩尤驅逐末代炎帝後，自立為帝，當是三苗部族聯盟控製了幾乎整個黃河流域的最強盛的時期。隨後極為殘酷的涿鹿之野大戰，成為曆史的轉折點。這便是《逸周書·嚐麥》之“蚩尤乃逐帝，戰於涿鹿之野，幾隅元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史記·五帝本紀》之“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龍魚河圖》之“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東夷部族與黃帝氏族結成聯盟)，《通典·樂典》之“三年九戰，而城不下”，等等一係列文獻所記述的中國第一次全國規模的大戰。
涿鹿之後，三苗部族在從黃帝至舜帝這段時間(吳說三百多年)裏，被黃帝氏族聯盟與東夷部族聯盟結盟形成的聯邦政府一步步逼迫西移，最終抵達南海之北的三危，這就是《尚書·舜典》所說的：“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其時巨大的三苗部族已內亂分裂，一部分已遷移到了今湖南洞庭一帶，他們依然反抗中原聯邦政府，導致《淮南子·修務訓》、《禮記·檀弓上》等文獻記述的暮年舜帝不得不親自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之事。舜南征三苗、失敗而死。這一部分三苗部族當為今長江中、下遊及以南苗族之青苗的祖先。
禹繼續討伐南三苗，不勝，最後與三苗言和而終，事見《大禹謨》、《墨子·非攻下》等。後來商甲骨文中提到蚩、尤、苗，事多模糊，但武丁時的一次記錄是將蚩與巴連為一起的。周代《尚書·呂刑》等文獻提到的苗，都是南遷的那一部分三苗部族。簡單地說，竄於三危的那些三苗部族，從禹夏時起，就從中原國家的文獻中失去了記載。從夏至商的千餘年裏，竄於三危的三苗部族到哪裏去了?我們後來再見到他們時，他們已經成了生活在今四川、雲南、貴州及其他南方地區和國家的苗族。
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三苗南遷。三危在南海北麵是毫無疑問的，它也很可能就在南海大澤的北部邊緣，張華《博物誌》卷二說：“三苗國，昔唐堯以天下讓於虞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為三苗國。”三危和南海應該是連為一體的。三苗在三危處於被西戎部族和黃河流域那些日漸強盛的戎夷民族圍困的狀態中，要想尋求生存與發展，惟一的出路是南下開拓生存空間。從三危南下衝人川西平原，途經崇山，被逼遷到崇山的祝融後裔歡兜部族應該是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再次匯合人三苗，其時歡兜的處境與三苗一樣，他們有共同的敵人、共同的命運和希望，還有一些共同的血緣。郭璞注《海外南經》說：“灌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表明“放歡兜於崇山”是將他們也趕到了南海邊。崇山何在，曆來有很多學究望文生義，作出許多這樣那樣的解釋來，成為一個未解。其實它延續了幾千年一直就在那裏，連名字都沒改過，北宋李遠《青唐錄》還有明明白白的記錄：“青唐之南有瀘戎，漢呼為‘蘆甘子’，其人物與青唐羌相類，所造鎧甲刀劍尤良。瀘戎之南，即西蜀之背，瀘戎至蜀，有崇山，絕險之。”李遠是實實在在在那裏生活過的，而學究們從不去那種“少數民族”生存的“蠻荒之地”作實地考察，隻在書本中望文生義，這種學風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
從禹夏至商，三苗部族南遷要避開蜀人力量最強盛的地域，就隻有南進川西平原。他們在這裏驅逐及征服了早先來到這裏的眾多民族和部族（例如和人、魚人、濮人、笮人等），建立了自己的城與國，抵抗來自北麵的敵人。不幸的是，此後他們內部再次發生動亂和重大分裂，無法共同抵禦外敵，隻好放棄這裏的國土，一部分人沿江水東下，最後成為湘西、黔東、川東一帶的苗族。重慶縉雲山就是三苗的縉雲氏部族曾遷移至此而得名。這一部分三苗部族可能是以蚩尤部族為主的，故商入的甲骨文中出現了“蚩巴”之說。另一部分人直接南下，最後成為川南、雲南、黔西和東南亞國家一帶的苗族。這一部分三苗部族可能包括了歡兜等部族的大部，故雲南這一帶的苗族以花苗、紅苗居多。
這大概就是中原國家“曆史”的炮製者們無視、抹殺和力圖遺忘的曆史。
放人這樣的曆史背景中，三星堆的多數“神秘”和困惑就可以得到合理解答了。他們在國破家亡之際，內部分裂混亂，前有阻截，後有追兵，不得不倉皇掩埋自己最珍貴的東西，原本以為自己還會回來。更大的可能是：這個最後的三苗國被敵人攻破，《國語·周語》曰：九黎與三苗的國家被中原國家擊敗後，“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這與兩個“祭祀坑”的狀況十分相似或曰吻合。一號坑和二號坑代表著這個時代和這個國家的終結，在這個時代之前，早先居住在這裏的人們會留下一些文物，在這個時代之後，後來的蜀人又留下一些文物，而這個時代本身，卻被永遠密封於曆史的殘酷、無知、偏見的幽暗之中。
我們不知三苗部族的人怎樣命名自己的國家，中原國家的人稱之為三苗國。細辨史實，“竄”於三危和“浮入南海”這應該是一先一後的兩個曆史事件，“浮人南海為三苗國”應當是指三苗從三危南下人川西平原這一過程中建立的國家，包括抵達川西平原建立的國家。郭璞注《海外南經》說“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指的亦同一事。三星堆應當為南遷過程中最後一個三苗國的遺址，它是兩千多年三苗國曆史的終結。而歡兜，《博物誌》說“驩兜國，其民盡似仙人”，看看花苗美麗的服裝打扮，跟在中原民族描繪的神仙服裝不是很相近嗎? 最後一個三苗國的強盛時期大約占據了幾乎整個川西平原及周圍的丘陵山區，今很多與古三苗有關的地名如灌縣(灌即灌即驩)、烏尤(尤即尤人，蚩尤部族，烏尤即青苗)、黎家林、蒙山(蒙即苗，苗族人自稱苗至今仍為mum或mung等，屈原《天問》中“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是對史載夏桀伐蒙山得了兩個美女一事的置疑。《路史·國名紀已》道：“蒙山，桀伐蒙山氏，即岷山氏。”《韓非子·難四》曰： “是以桀索崏山之女”，崏山即蒙山，《呂氏春秋·慎大》說：“桀……好彼琬、琰”。桀與三苗國的兩名叫琬、琰的美女通婚被中原部族列為他最大的罪狀之一和亡國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是這兩名美女是中原部族或友邦人氏，罪名就不成立了。這是夏末三苗國史的一個重要記錄。)江油(油即尤)、彭山(彭為祝融八姓之一，今彭山因彭國而得名)、苗溪、黃貓(貓即苗或髳)、茅橋等等可能都是古三苗國人留下的曆史痕跡。樂山等地舊時每年迎祭祝融的民間傳統活動，亦應是古三苗國留遺的民風。
三苗國從三危至三星堆的遷移過程中，或在三星堆分解之後，一部分未隨大部遷移的苗人形成了一些較小的部族群落或國家，其中最大的可能是髳國，即幫助周摧毀商帝國的八個國家之一，較小的部族則分散在能夠讓自己生存的地方，成為像四川射洪這樣一些地方或村寨或鎮區各自獨立生存的苗族。三苗國的分裂和遷移導致了新的大規模的民族遷徙運動，相對較弱的蜀人乘機大肆東擴南下，追三苗而下的那些部族則向蜀人奪取古蜀地域，最終形成了周以降人們熟悉的曆史地理格局：戎、羌部族占據古蜀地域北部，南蠻民族則占有了綿延向雲、貴高原和東南亞國家的南方。而所謂古蜀人，一部分原本就是西戎，更多的古蜀人遷移至黃河流域與其它民族一起融匯組成了中原民族，還有一些遷向遠方。至東周，“巴蜀”這個新的概念組合代表著一個新的時代產生。但這個時期的“蜀人”，大多已經與遠古的古蜀民族和部族沒有多少關係了。
將三星堆理解為三苗國的遺產，許多以前無法合理解釋的文物現象立即就變得比較清楚了：三星堆原本為三苗國都城南端一巨大土台，台上原為炎帝和祝融的祖廟，《周禮·春官》載“以赤璋禮南方”，鄭玄注曰：“禮，南方以立夏，而炎帝、祝融食焉。”兩個“祭祀坑”中之物原本為這廟中的人神像和器物。那個身高1.72米的銅立國王像，應該就是苗人心目中的蚩尤，他也是最後一位炎帝，古苗歌說他以無比的智慧和勇敢將黃帝打得落花流水。他衣上有四隻人手鳥翼的美麗動物，正是古文獻中記載的朱鳥。朱鳥，或稱鴸，又稱丹朱又稱驩頭(即歡兜)，這些都是中原部族對它的稱謂，我們並不知道三苗部族原本怎樣對它稱名，隻知道三苗人非常熱愛和尊敬它，稱它為朱(音，不知其古苗語中語義)，它也是歡兜部族的族徽。《大荒北經》雲“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歡兜與苗原有很親密的血緣關係。堯時，有苗與歡兜國君丹朱在丹水之浦(丹朱國)共同對堯作戰，丹朱戰死，對此，《莊子·盜蹠》中直斥“堯不慈”。舜時伐苗，舜敗身亡，丹朱帝亦戰死，《山海經·海內南經》述：“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中原民族的曆史記述者們將國家、國君、氏族(或部族名稱)、族徽四者常常偷工減料地記為一體，這裏亦然。三苗人熱愛的朱鳥、歡兜部族的族徽，殘存的遠古文獻中剛好有記載。《山海經·南次二經》記：“赤水……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名自號也。”《大荒南經》載：“驩頭人麵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將這兩條記載一組合，我們見到的就正是三星堆大立人銅像衣服上的奇異的鳥獸形象。這是非常幸運的事，有幾千個中國古民族的曆史、文化連同他們的一切標記被中原民族摧毀和遺忘了，幸運者變成了《山海經》這類文獻中殘碎怪異的點滴記憶。有點滴記憶且又出土了其三四千年前的原本形象的，迄今為止僅此一例：現在我們見到朱鳥了!人麵、鳥喙、鳳凰般飛揚的羽和翼、還有一對人手。
蚩尤(立銅人像)形製別致的衣裳上，其圖文被人們作了些很奇怪的解釋，甚至稱它是兩個蜀字，簡直把《三國演義》搬到夏商時代的兩千年提前演出了。應知道古蜀人並不自稱蜀，那隻是商、周時代中原國家對他們的稱謂，就像羌人稱他們為戈基一樣。衣裳上的圖案其實是我們在許多地方見過的、非常熟悉的，它就是饕餮，它隻是因為這次表現在服裝上，被進一步平麵抽象化了一些。兩個回字文是它的眼睛，眼睛之間是它的鼻子(這鼻子迄今的眾多解釋者都視而不見)，其他部位則更抽象更藝術化地處理了。眼睛是饕餮最重要的特征，我們可以從許多古銅上找到例證。
金杖上有四隻鳥和被箭射中腦袋的四條魚。魚被解釋為古蜀魚(鳧)人的“圖騰”，因此說這是蜀王之杖。世界上哪有用箭射穿自己腦袋的“圖騰”? 合理的理解是：這是三苗的某位帝王使用的杖，箭穿魚頭表示這位帝王領導人們打敗了禹夏(禹，魚也)或魚人。在夏代及其以前，“四”是一個有特殊政治權力意義的數字，至少對很多個國家和民族都是如此。“其丘方，四蛇相繞”，“張弘之國，食魚，使四鳥”，《山海經》中我們可以找到大量證據記錄。它很可能與國君的權力地位有關，故三星堆金杖上是四鳥四箭射殺四魚，而蚩尤衣裳上是四隻朱鳥、四隻饕餮眼睛。又，金杖上的圖案與《大荒南經》上張弘國的記錄相對應，而張弘是與歡兜連在一起敘述的，《穆天子傳》卷二雲：“天子乃封長肱於黑水之西河。”長肱即張肱，“張肱在海上捕魚”就應該是捕魚於南海，它有可能亦匯人了三苗集團或被三苗集團吞滅，假設此說能證實，則金杖為張肱國國君之杖，“食魚、使四鳥”得解。
二號坑中的六棵樹應為社樹。如果是三苗部族自己的，其中應有神木楓香樹，《苗族古歌》說天地是巨鳥科啼和樂啼產出來的，神木楓香樹幹的疙瘩變成貓頭鷹，故樹上有鳥。若不是三苗部族自己的，則應該是戰利品，當時很多國家和部族都有自己的社樹，《博物誌》卷八雲“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至周時，社樹已多被真的樹木取代。
三星堆的一些虎形器，仔細分辨，其實應該是貓。朱芳圃《中國古代神話與史實》雲：“苗之言貓，《詩經·大雅·韓奕》：‘有貓有虎’。”苗與貓的關係，至今尚不清楚，但古苗是喜愛貓的。貓與虎在器物上最大的區別是耳朵、尾巴與身體的比例，貓大耳，虎小耳。
一號坑和二號坑出土的普通人物銅人，其衣均與今苗族衣差別不大，皆束醒目的腰帶。男性的腰帶一直是苗族人一個優美的傳統：姑娘出嫁前會在家盡心盡力地織出一根與眾不同的腰帶，作為定情物送給未來的丈夫。看來這個傳統從夏以前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最後，我們看看那個巨大的、兩隻方型眼柱向前傲慢地伸出的銅人麵像。他是誰? 他就是饕餮。如果我們將它轉化為平麵形象，就會發現它與鼎器上的古饕餮紋充分一致。中國遠古的大多最精美銅器上，我們都能見到他的形象，當然，都是這個銅麵像的某種更為平麵化、更為簡化的形象，這是一種很有意思的曆史現象。“像在夏鼎”(郭璞注《北山經》語)的饕餮，原為三苗部族中的一個部族，“饕餮三苗也，，(孔穎達疏《左傳》語)，“三苗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書·堯典》注)對饕餮形象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曆史裏一直出現在最精美的銅器上這一現象，惟一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三苗部族創造了當時世界上最為發達的金屬工業，而三苗中的饕餮部族則創造和掌握了這種工業中最為複雜精致的工藝。所以，盡管從黃帝至禹夏至商，中原帝國都視三苗為仇敵，對饕餮部族也極盡誹謗汙蔑之能耐，但在製作象大鼎這一類最重要的金屬製品時，還不得不延請饕餮部族的工匠。這些工藝師則把自己的族徽設計翻製在這些銅器上，一方麵表示對自己民族祖先、國王和神靈的尊敬，另一方麵表示自己民族的自豪與驕傲。這些重大器物(如鼎)，有不少是會受到當時所在國國君的頂禮膜拜的。對這些器物的主人而言，一個饕餮圖像就是這個器物價值和質量的保證。後來由於金屬工藝的傳播和發展，饕餮這個部族逐漸解體、消失了，融匯於其他民族和國家之中了，這個過程應該是在從商至周這兩個朝代發生的。在此之前的兩千多年曆史中，饕餮部族曾經是中國最優秀最傑出民族之一的三苗部族的驕傲。饕餮人對外國外族的服務價格一定非常昂貴，所以中原國家一致詆毀他們“淫逸無禮”(《神異經》)、“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史記·五帝本紀》)、“貪財曰饕，貪食曰餮”(《書·堯典》注)。由於三星堆的出土，我們終於見到了饕餮更為本原的形象，也見到了饕餮人鑄造的自己民族領袖蚩尤的形象，我們不得不為他們非凡的工藝和他們所代表的偉大文明而由衷驚歎，雖然這種文明由於我們祖先的仇視、曲解、無知和處心積慮地銷毀而早已變成了一種異物、一種不可讀解的神秘而遙遠的光輝。
這是我對三星堆一個基本的解。
至於成都的金沙遺址，亦為三苗遺物也：那地方原本的真實地名不叫金沙，而是叫苗家坡。
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