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晚上，我在多倫多的家中看電視。９點時我把頻道轉到ＣＮＮ的Ｌａｒｒｙ ｋｉｎｇ的訪談節目，看到了久違的克林頓先生。他才做過心髒手術不久，看起來氣色不錯。他的自傳《ＭＹ ＬＩＦＥ》剛剛出版，他今天侃的就是這本書。我聽到有個佛羅裏達的觀眾打電話進來問他有關莫尼卡那條有斑跡的裙子的事，克林頓極為機靈，王顧左右而言他，把話扯到了阿爾巴尼亞去。他說拉登在炸掉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的美國使館後，還準備炸掉美國在阿爾巴尼亞的使館。但是美國情報部門這回挫敗了拉登的這一計劃。
克林頓的這段話使我激動了起來，因為他說的這事和我有一點聯係。那個晚上在地拉那，當美國特工人員把拉登那幫企圖炸美國使館的阿拉伯人包圍、擊斃時，我正好被一支阿爾巴尼亞警察和軍隊混合的突擊隊從綁架者的地洞裏解救出來。次日地拉那的電視新聞頭條是美軍突擊拉登組織的事，第二條才是我被解救的新聞。有關拉登的新聞隻是播音員讀了一段稿子，而我那一段，全是畫麵。由於我被綁架後，電視連續作著報道，成了全國關注的新聞，所以那個晚上突擊隊解救我的報道達到極高的收視率。事實上，這個報道製作得真的很不錯，在我被救後的第二天，一個電視台的記者把這些報道製作成一個光盤，以五百美金的高價賣給了我。我看到那天警察和軍隊是如何層層包圍那個房子，在幾個街區外都停著裝甲車。我還看到警察是如何衝開那個大門，製服了綁架者。然後就看到我剛被救出來時的自己，頭部被膠帶纏得像木乃伊。還有的畫麵是我呆了八天的地下洞穴，還有那塊我睡覺的木板。最後有一段是我解救後的一段采訪，我當時已洗過澡，刮過胡子，看起來很瘦，戴著個大墨鏡。大概我當時還是心有餘悸，怕以後被人認出。不過還是有人會認出我。在我被救後不久的一天中午，我獨自外出，戴了墨鏡和棒球帽。在市中心過馬路時，突然見一輛汽車在馬路中央急刹車停下來，從車上跳下一個姑娘向我衝來，還喊著我的名字：ｃｈｅｎ——ｃｈｅｎ。我認出她是我以前住家的鄰居，阿麗霞。她就這麽跑過來，搖著我的肩膀說：你很勇敢，你是英雄……我隻覺得一陣茫然，我隻是運氣好沒死罷了，怎麽會是英雄呢？突然我覺得整條大街的人都在看著我，而且所有的汽車喇叭都在鳴響。阿麗霞的車把路堵死了。我看到她開的車是教練車，她的教練絕望地雙手抱著後腦，像進不了球的普拉蒂尼。一個警察怒氣衝衝地衝了過來，而這時阿麗霞已回到車上。車子開動了，她還在使勁地向我搖著手。
現在我想著阿麗霞，心裏覺得十分親切。其實我和她一點交往都沒有。我剛到阿爾巴尼亞時，她大概才十多歲吧，是個好動的、喜愛小動物的小孩。她曾經送我一頭小貓，可我沒養好，差點養死了。我不知阿麗霞現在怎麽樣了，她應該是長大成人了吧。我離開阿爾巴尼亞六年了，刻意地不去知道那裏的消息。偶爾我還是接觸到一些阿爾巴尼亞的事，隻覺得心裏會有隱隱的痛楚。我想把那段經曆埋藏起來，卻不知那些充滿焦慮恐懼又極度興奮的經曆是能量十足的葡萄汁，正在日益發酵，不時會噴發出巨大的氣泡。這個晚上，克林頓的這一段話使我心神不寧起來。我的腦子裏一個個冒出阿爾巴尼亞的城市地名，那些氣味濃重的咖啡館、無花果樹下的庭院、暗影憧憧的街道、晨曦裏的城堡……那些已經模糊暗淡的人臉現在又漸漸浮現，令人戰栗地微笑起來。
吉羅卡斯特
１９９４年５月，我到了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我怎麽會到這麽一個地方呢？連我自己都覺得是很離奇的事。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人看了很多阿爾巴尼亞的故事片，比如《寧死不屈》、《海岸風雷》、《地下遊擊隊》，誰都會說那句話：消滅法西斯，自由屬於人民。男人們可能抽過一種叫“斯坎德培”的阿爾巴尼亞的香煙，女人大概會打一種阿爾巴尼亞針法的毛線。以前我隻知道這是一盞歐洲的明燈，可不知道自己會在１９９４年５月像飛蛾一樣撲向她。我的一個朋友李明先生早幾年去了匈牙利，半年前他為了追討一筆貨款，開著一輛二手的雷諾車，穿過了巴爾幹半島，從前南斯拉夫的黑山共和國進入了阿爾巴尼亞北部的斯庫台省，一路下來到了地拉那。他在到達的次日就打電話給我，說自己好像到了天方夜譚的地方，到處都是商機，人人渴望著中國的物資，而且姑娘漂亮得像夢一樣。可惜當地的國際長途電話費極貴，李明無法在電話裏給我詳細描寫。但這已經在我心裏點燃了想遠行的火苗。後來李明就來了好多傳真，說當地極缺藥品，尤其是青黴素，叫我趕緊發貨。那幾個月，我忙著籌款，找貨。貨一發出，我去阿爾巴尼亞的簽證也辦好了。
我從香港坐意大利航空到了羅馬，又換乘一架充滿酸奶酪氣味的小飛機進入地拉那。地拉那的機場簡陋得像個六十年代我們國內的縣級長途汽車站，而李明那輛曾穿過巴爾幹半島的輝煌的雷諾戰車一邊的車門沒有玻璃，有人砸了玻璃，偷走了車用錄音機。四個車輪也大小不一，有一個車輪被人偷了，他在自由市場隨便買回一個安上了。我坐著這輛傾斜的、沒有邊窗的破車進入地拉那城，一路上看到好多廢棄的鋼筋水泥碉堡。然後到了李明的住家，看起來也像碉堡，不，像崗樓。這些房子建得極簡易。紅磚砌好後，外麵沒有刷過，連鋼筋都露在外麵。這裏是阿爾巴尼亞的空軍宿舍。我們的房東裏裏姆是個機械師，他的老婆傑麗是個在中國培訓過的空軍按摩醫生。這套房子還算寬敞，隻是設施極簡陋。衛生間裏有一個冷水龍頭，還有一個蹲著用的衝水馬桶。還有一個馬口鐵的大盆。那是洗澡用的。我一下飛機就燒水在這鐵盆裏洗了個澡，一邊就想著普希金那個金魚和漁夫的童話。當漁夫的貪心的婆娘最後惹怒了金魚，她已擁有的所有財富全部被波濤卷走，唯一留下的是一個木盆。那個木盆大概和這個鐵盆樣子差不多吧。
在我抵達地拉那的一周後，那個裝滿青黴素的集裝箱到達了希臘的薩洛尼卡港。這個貨櫃要從陸路拖進阿爾巴尼亞，我們接到貨運公司通知，要去邊境城市吉羅卡斯特辦理清關手續。
那個美麗的五月早晨，我們開車出發了。和我們同行的是兩個會說中國話的阿國人，阿裏先生和米裏。米裏是我們的翻譯阿爾塔的老公。阿裏先生是我們的藥劑師。
離開地拉那，車子開了約一小時，就到了海港城市都拉斯。七十年代中國放映過的阿爾巴尼亞電影中有一部叫《廣闊地平線》，講的就是這個海港的故事。我們在海邊一個小餐館停了下來。吃了一些煎紅魚，喝了啤酒。亞德裏亞海的海風徐徐吹來，舉目是無邊的寶石一樣發亮的海水，對麵就是意大利。我都難以相信自己現在真的是在阿爾巴尼亞。
從地拉那到吉羅卡斯特約２００公裏，需要開七八小時的車。這是我第一次在外國的田野上馳騁，而且是在一條通往希臘的道路上。路途上的景色把我的想象的風帆鼓得要飛起來似的，它們誘導我穿行在對阿爾巴尼亞故事片的追憶裏。我想起《第八個是銅像》那個叫易普拉欣的年輕遊擊隊員。我已想不起他是怎麽犧牲的，隻記得在他死後多年後，一個有著怪癖把香煙掐成半截來抽的雕塑家把他做成了銅像。我腦子裏最清楚的是易普拉欣的女友，那個美麗的令人難忘的姑娘。我能很細節地記起一群人抬著易普拉欣的銅像上山，這個姑娘在山路邊的泉眼用手掬起泉水喝水的鏡頭。我還想起了一個更有名的電影《寧死不屈》，那個美麗的女遊擊隊員米拉。我想著在電影剛開始不久的那段場景，米拉彈起吉他，唱著那首歌：趕快上山吧勇士們，我們在春天加入遊擊隊，敵人的末日即將來臨，我們的戰鬥生活像詩篇………電影還有這麽一段，米拉給肩膀的槍傷換藥時，脫去了外衣，有一半的肩膀裸露著，隻戴著胸罩。我小時候和同學一起大概看了１０次《寧死不屈》，大家都覺有８次是為了看這個精彩鏡頭的。那時電影票是一毛兩分一張。我們看完了米拉戴胸罩的鏡頭，就心滿意足地覺得一毛錢的成本已經看回來了。而現在，我就是奔馳在米拉的家鄉田野上，卻感覺到是在自己少年時代的夢境裏奔馳。
當我們開了一半路程的時候，開始進入了山地。路變得很窄。剛下過雨，水嘩嘩地衝過路基。樹木茂密，空氣極其清新。可這時候，米裏的臉色開始發青，他的肚子痛極了。他這麽一說，發現藥劑師阿裏先生臉色更青，他的肚子也在鬧，隻是他忍住沒說。李明的肚子也疼了。很明顯，中午吃的煎紅魚一定不新鮮。
路邊沒有人家，也沒旅店。找不到廁所。好在不見人影，我們停了好幾次車，就在樹林裏就地解決。
略一放鬆，我們討論該怎麽找點藥治治肚子。藥劑師阿裏說：現在要吃幾個煮雞蛋，就能止住腹瀉。米裏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我覺得這真是不可思議。按中國人的看法，肚子壞了最忌的就是雞蛋，而他們竟然用雞蛋治腹瀉。還有一件邪門的事。我們中國人是搖頭不算點頭算。可阿爾巴尼亞人搖頭時，表示這事成了。
過了一會兒，又有一件事發生了。有一輛吉普車超過了我們。我看到車上有幾個長著大胡子的人。他們也轉頭看著我們。沒有表情。這車超過我們以後沒有加速，隻在我們前麵不緊不慢地開著。在我們加速重新超過他們時，那幾個大胡子齊刷刷地轉過頭看著我們。我們加快了速度，但他們一直跟在後麵。這使人有點不安起來。
米裏和阿裏先生用阿語在說著什麽。他們也顯得緊張了。他們告訴我們，前些日子這裏發生過幾次持槍搶劫案。我們得小心點。
大家一緊張，肚子也不覺得痛了。這時總算看到前麵有家咖啡店。我們趕緊停了下來。可那車也跟著來了。
我們坐了下來，點了幾杯咖啡。阿裏和米裏還要了煮雞蛋。那幾個大胡子就坐在不遠處。我看到他們要了啤酒。
我們喝過咖啡，吃過煮雞蛋。我拿出錢讓米裏去結賬。可店老板說：你們不需付錢，那邊桌上的人已替你們付過。這是阿爾巴尼亞人對朋友的一種友好表示。我看見米裏向他們走去。大家貼貼長滿胡子的腮幫。原來這些人以前和中國人在愛爾巴桑的鋼鐵廠工作過。愛爾巴桑鋼鐵廠是中國的援建項目。自從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關係惡化以後，他們有很多年沒見過中國人了。所以看到我們就想和我們喝一杯。這樣我們的心才放下來。我們又坐下來和他們喝了幾杯啤酒，大家都覺得很開心的。
傍晚時分，我們抵達了吉羅卡斯特城下。
這是一座極其奇特而美麗的城市，在夕陽的照射下閃閃發光。我從沒見過，以後我走了全世界那麽多地方，也沒再見過這樣夢幻般的城市。隻是後來在電影《指環王》裏那些用三維圖像虛擬出來的魔界城市才找到類似的感覺。那是一座全部是白色石頭造成的城市，沿著山坡鋪張開來。中間有一些尖頂的塔樓。在城的右方，聳立著一座城堡，下方是高高的城牆。
今晚，我們要在這個城市過夜。
在路上時，米裏和阿裏先生已經向我們介紹了這座城市。他們說吉羅卡斯特是一座希臘風格的中世紀古城。因為在建城時，這裏還歸屬於希臘。是一個希臘大公的領地。這裏是中國人民熟悉的統治阿爾巴尼亞幾十年的恩維爾·霍查的故鄉。由於這個原因，吉羅卡斯特多年來受到國家的特殊照顧，城市保護特別好。據說以前這裏是阿爾巴尼亞的大學城，這裏的人都受過很好的教育。
很奇怪的，吉羅卡斯特看起來就在眼前，可我們要開進城裏，卻彎彎繞繞要走好多路。一直到天開始黑了，才進了城門。這是一個真正的中世紀的城門洞。幾個背著衝鋒槍的警察在把守。
我們下了車。警察要對車子進行搜查，看有沒有武器。據說幾天前，在希臘那邊有一股極端的民族主義者闖進阿國的邊境，襲擊了一個村莊。警察對我們還友好，隻例行公事。我們也趁機下車散散步。
在城門洞的旁邊是一個小小的廣場。天色已暗，廣場上靜悄悄的，隻有風吹樹葉沙沙響。我穿過廣場，因為對麵有一棵茂盛的無花果樹吸引了我。它的樹冠亭亭如蓋。當我走近時，看見了樹下有一座雕像。是一座少女的胸像。她的頭發被風吹得飄起，她的臉部帶著堅毅的微笑。盡管我不懂雕塑，還是能看出這不是古希臘的女神，而是近代的雕像。我在這雕像前站了好久。我發現在雕像的底座上刻著幾排文字。不過那是我不認識的阿爾巴尼亞文字。不知道為什麽，這個少女雕像讓我十分感動。
當天我們住在吉羅卡斯特賓館。這個龐大的旅館當年一定是十分的繁忙，每天有大批的人到這裏瞻仰霍查的故居。而現在卻是破敗不堪，連熱水都沒供應。天很黑了，我們得去外邊吃飯。我們在城裏時高時低的石頭路上走了好久，還爬了好幾段陡峭的石級。沒有路燈，隻有一些好心的居民在門外點了一盞煤油燈，散發著中古時期的黯淡的光芒。我們後來找到的那個餐館做的烤雞、芸豆湯同樣有著中古時期的風味。那個戴著菊花帽藏在燈影裏的老板娘極像是倫勃朗的一幅肖像人物。那個青年侍者卻是地拉那大學音樂係學吹長笛的，不過這個晚上他好像顯得對足球更有激情。當時正是１９９４年世界杯足球賽前夕。他一再問我的預測覺得哪個隊會得冠軍。通過米裏的翻譯，我和他聊了一些這個城市的曆史。也說了一些中國的事情。他說很多年以前這裏有一些中國人。有一次整個中國國家足球隊都來了，在這裏和阿爾巴尼亞國家隊一起集訓了一年多。
我腦子裏還記掛著城門口那個無花果樹下的少女雕像。我問他知不知道那是誰？他想了想，好像沒把握。他就過去到櫃台那邊問了那個倫勃朗肖像畫似的老板娘。然後他回來告訴我。這是二戰時期的事。當時德軍占領了吉羅卡斯特。這個少女地下遊擊隊員是負責和地拉那方麵聯係的機要員。由於叛徒的出賣，她被德軍逮捕。德軍用盡所有的辦法審訊她，她始終沒有泄露一點機密。最後，德軍就是在那棵無花果樹上，活活吊死了她。當時她才１８歲。那座雕像就是她的原型。像座上的題字是霍查寫的。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垮台以後，霍查所有的東西都銷毀了。隻有這座雕像上的字，人們沒有動手抹去它。
當天晚上，睡在這個空空蕩蕩、又冷又濕的旅館裏，我的被不新鮮的紅魚吃壞的肚子一陣陣作痛。我睡得很不踏實，腦子裏老是晃著那個少女雕像。她在我的不安的夢境裏不是個石像，是個一直在飛快跑動的戰士。
第二天在邊境海關我們辦好了清關手續，就回到了地拉那。當天晚上我見到了阿爾塔。她問我喜歡吉羅卡斯特嗎？我說了自己見到的事情。還仔細說了那個無花果樹下的少女雕像的故事。阿爾塔認真地聽了，然後告訴我：這個故事後來拍成了電影，在中國也放過。就是那個《寧死不屈》。
我突然就怔著了。原來這個姑娘就是米拉呀！我的腦子裏立即浮現出米拉露著肩膀換藥的情景，我看見她長著一顆黑痣的臉，看見那個德國軍官把一朵白花扔進了她背後的墓坑，看見她麵帶微笑走向了絞索……趕快上山吧勇士們，我們在春天加入遊擊隊，敵人的末日即將來臨……這個歌聲如潮水一樣在我耳邊響起來。
阿爾塔
在夏天，通常在６點左右，地拉那的天開始黑下來。這時候，幾乎所有的地拉那居民都會走出家門，外出串門，散步，或喝咖啡。阿爾巴尼亞的作息時間是早上七點上班，一直做到下午三點。這時大家下班回家吃飯，然後好好來個午睡。醒來後，正是精神爽朗。這時的地拉那的街頭，到處是閑逛的人。從地拉那大學到斯坎德培廣場這條大道上，咖啡店鱗次櫛比。市中心有一片連成一體的花園別墅，那是恩維爾·霍查的故居。這裏依然鮮花盛開，在建築群的一角，辟出了一大塊地作為露天咖啡園。在一叢從的玫瑰旁邊，頭上櫻桃樹沙沙搖動。這時你坐在近路邊的座位上，喝一杯加冰塊的意大利咖啡，眼前魚貫而過的是穿著極清涼，一個比一個漂亮的阿爾巴尼亞姑娘，你真會有一種樂不思蜀的感覺。
然而在我剛到地拉那的那一年，我和李明沒心思玩樂。通常在天黑後，要去見翻譯阿爾塔。
阿爾塔住在地拉那城西邊火車站附近的一座公寓。那時她家沒有電話。可她家有個臨街的窗口。每次我們遠遠看見她家的燈亮著，知道她在家，就會鬆一口氣。那種感覺好像是海上的水手看見燈塔一樣。那個時候，我們的大量藥品已經到來。可並沒有找到買家。雖然這裏極其需要中國的低價藥品，但這裏的醫院和藥房的采購權在衛生部手裏。在衛生部下麵有個國家藥庫，叫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我們得把藥品賣給他們，可到現在為止，我們一直搞不清楚誰是決定買藥的人。我們現在開始著急了，可是在白天，我們隻能無所事事。翻譯阿爾塔在政府的內務部上班，她隻能在晚上的時間為我們工作。所以那時，我們老是盼望著夜幕早點降臨。
其實這樣真的很不方便。我起初很不明白李明為何要用三百美金雇用一個夜間才可以用的兼職翻譯。當時地拉那會說中文的阿國人很多很多，一百美金就足夠雇用一個全職的翻譯。但李明覺得，阿爾塔有與他人不一樣的能力，盡管這種能力有時會使得李明害怕。在不久以後，我就信服了李明。
阿爾塔無疑是個漂亮的女人。她總是剪著棕色的短發，個子修長，眼睛碧藍碧藍的，笑起來像個小孩子。她那時大概四十來歲，皮膚開始有了皺紋，她對穿著打扮不大在意。我好像對她的性別不很敏感。記得有一回在我們的住處，李明和阿爾塔在房間裏說話，當時我進了那個有個大鐵盆的衛生間，忘記關門就嘩嘩地撒起尿來。共青團幹部出身的李明當時就氣憤地大聲提醒我：講點文明！阿爾塔在這裏呢，你怎麽連門都不關！我聽到阿爾塔在哈哈地笑著。這時我才趕緊關上門。
阿爾塔來自阿爾巴尼亞北部的撒蘭達，那裏的海岸是歐洲最美的，銀白色的沙灘，墨綠的橄欖樹濃蔭，檸檬樹的花到處開放。阿爾塔的身上就是散發著這種海洋的氣息。她在十六歲那年就成了阿爾巴尼亞的女子跳高和一百米短跑冠軍。一九七五年她來到了中國，先是在北京外語學院學了一年中文，然後就到北京體育學院專門訓練跳高和十項全能。雖然那時中阿關係已經降溫，但阿爾塔在中國依舊過得十分的開心。她說那時她經常和中國國家隊一起訓練，和後來破世界紀錄的倪誌欽關係很好的。她說這些時眼睛裏流出柔情，可那次米裏突然走進來。她戛然而止，好像有點臉紅。
她回到阿國後，卻離開了體育界。國家讓她做更重要的工作了。阿爾塔從這以後的經曆對我們來說是個黑洞。她從來不會說這些事情。後來，我們從一些渠道知道了些事情。阿爾塔曾經做過謝胡的中文秘書。謝胡是當時的總理，霍查的接班人。
有關謝胡，稍有點年紀的中國人大概都有點印象。他當時在阿爾巴尼亞的地位很像是林彪。他在政治局會議上和霍查吵了一架，起因是謝胡的兒子愛上了一個有海外關係的女排球運動員。次日淩晨，謝胡就自殺了。霍查宣布了謝胡是叛徒，是南斯拉夫的間諜，開除了他黨籍，株連了他九族。不過後來有很多說法：謝胡不是自殺，是被霍查派在他身邊的人暗殺的。
阿爾塔家住五樓。每當我們氣喘籲籲爬上樓，她家的門總是緊閉著的。按門鈴後，要等好久，你能看見門裏邊的貓眼裏有眼睛貼了上去，看見了我們，門才會打開。
通常，阿爾塔這時還圍著圍裙做家務。如果米裏這時在家，他一般是坐在客廳裏抽煙。看到我們來了就會客氣地站起來握手問候。米裏當年也是在北京體育學院讀書，他是阿國的鏈球冠軍。他的個子極其健壯，體重達１２０公斤，可人看起來還比較靦腆的。現在他是地拉那體育俱樂部的頭，不過那俱樂部其實是名存實亡。有時米裏會去一家青田人開的中餐館做翻譯，但更多的時候他要喝酒。喝過酒以後他就會喜歡說話了。我們和米裏抽煙說話，耳朵卻在聽著廚房裏或者洗衣房裏的阿爾塔的聲音，盼望她早點做好家務。通常她做好了家務，會穿戴整齊，提著她那重得出奇的牛皮公事包，帶著我們出去了。
現在我還記得那時在昏暗的街巷裏，阿爾塔總是有意無意地走在前麵，和我們形成一個三角形。她走得很快，還總是貼著陰影的部位走。在轉彎的地方，她還會檢查身後，好像怕人家盯梢。她帶我們見了很多的人，大部分是些誇誇其談者。但我們還是能感覺到，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正步步接近。
阿爾塔有兩個兒子。大的叫羅伯特，小的叫內迪。我第一次看見他們時，他們還是孩子。但當我五年後再次看見他們時，他們已是彪形大漢。
阿爾塔家還有一隻貓，很大很大。有好幾次我看到阿爾塔手臂上有長長的血痕。她說是被貓抓的。
藥劑師阿裏
按照阿爾巴尼亞衛生部的規定，藥品在進口之後，需經過阿爾巴尼亞國家藥物總檢驗室的檢查許可，才可賣出。我們在貨櫃到達後不久，要去找藥劑師阿裏先生。阿裏先生當時就在國家藥物總檢驗室工作。他是兼職做我們的藥劑師，不過他已說好，下個月要辭職，專門為我們工作。
藥檢局在地拉那總醫院的馬路對麵，是一座圓形建築，有一條小橋連接到馬路。我是第一次到這裏。這個環形的走廊有很多房間。我們無法找到阿裏先生。記得那次有個房間的門打開了，走出一個穿白工作服的金發姑娘。她馬上客氣地用英語打招呼：你們好，我可以幫助什麽嗎？當時我已啃了一冊新概念，會一些簡單的英語了。我說我們要找阿裏先生。她就說阿裏先生在樓上的５０４房間。後來我知道了這個姑娘名字叫伊麗達。在一年多後她成了我們的藥劑師，和我一起工作了半年時間。後來她又開了自己的藥房。但最後被人槍殺了。
阿裏先生在他的實驗室門口十分熱情地迎接了我們。他在五十年代就到中國留學。中文
一直沒忘掉。不過他的禮貌之周到，問候語之多令人難以承受。我的感覺裏，阿裏先生極像契訶夫那篇有名的小說《一個小公務員之死》裏那個打了一個噴嚏的公務員。他的實驗室裏全是玻璃試管、燒杯、滴定器，充滿濃烈的化學試劑氣味。他讓我們坐下。他在一隻廣口燒瓶裏注滿了水，用固定器將它架在空中。然後在它底部點上一隻酒精燈。淺藍色的火焰輕輕舔著燒瓶的底部。
“怎麽樣，李先生，陳先生，你們都好嗎？”阿裏先生滿臉堆笑，開始了他的問候。
“好啊，好啊。”我們趕緊說。
“好得厲害嗎？”阿裏先生這句中文不知從誰那裏學來的。
“好得很厲害，非常厲害，ＶＥＲＹ厲害。”我們堅定不移地回答。
這時那酒精燈上麵的廣口燒瓶裏的液體開始冒出氣泡，呈沸騰狀了。阿裏先生從抽屜深處取出一隻陳舊的鐵盒，上麵有杭州西湖的圖畫。他打開鐵盒，從裏取出少許茶葉，倒入沸騰的燒瓶裏。然後用一根玻璃棒均勻地攪拌。一會兒，燒瓶裏液體呈現出棕紅色。這時阿裏先生將酒精燈的蓋子蓋上，取出兩隻平口量杯，將廣口燒瓶裏的棕色液體注入了量杯，刻度各為兩百毫升。阿裏先生將量杯推到我們麵前，說：李先生，陳先生，請喝茶。這是我一九七四年第二次去中國帶回的龍井茶。
我和李明迅速地對視了一眼。我能感覺到他的眼神裏充滿恐懼。令人恐懼的事還沒結束，阿裏先生從桌上那排裝滿粉末的容器中某一個瓶子裏取出一些白色的結晶體，加入那兩百毫升的液體裏。我趕緊問：這是什麽東西？阿裏先生說：這是白糖。這杯茶給我的印象至深，以致後來美國人在伊拉克抓住那個化學阿裏，我都覺得那個阿裏就是阿裏先生。
我們把送檢的藥品樣品和文件拿出給阿裏先生過目。我敢保證這批青黴素的質量絕對沒問題。它們是春風製藥廠的優質產品，當時在國內都供不應求。在文件中，一份是我們公司的送檢申請。是用阿文的。上麵要有李明的簽字，公司蓋章，還要有藥劑師的簽字。我們來這裏，就是為了讓阿裏簽字。另外兩份材料令我十分頭疼。一份是藥品檢查報告單，一份是政府批準該藥品生產的批準文號文件。根據要求，這兩份材料必須是英文的原件，蓋有公章。我們所得到的僅僅是一份中文的化驗單的複印件。我們請人把化驗單翻譯成英文，可蓋不到工廠的印章。至於讓省衛生廳給我們出一份英文的批準文號文件還加蓋公章，那簡直是癡心妄想。那時我們別無選擇，隻能自己動手製作文件了。
用英文打字機打一份材料不難，很快就做好了。問題是那兩隻公章。在阿爾巴尼亞不像在中國，到處都是刻字店。我得自己動手。我把一支筷子劈開，剪了一小塊剃須刀片夾進去，用膠布纏上，還算鋒利。都說圖章是橡皮的，可我現在缺的就是橡皮。我先是切了一塊土豆，但發現土豆的汁水太多，還有澱粉會結晶。李明提醒我，聽說當年陝北革命根據地的紅軍政府用過肥皂印章。這話使我大受啟發。我挑選了很多種肥皂，最後找到一種意大利的白色洗衣皂，硬度和韌度較理想。我把肥皂打開，在桌麵上加少量水慢慢研磨，讓它的表麵密度得到加強。然後讓它晾些時候。與此同時，李明在一張透明的紙上用鉛筆艱難地寫出弧形的春風製藥廠的仿宋體字。由於圖章的字是反寫的，這給他增加了很高的難度。另外，他還得畫出一個標準的五角星來。現在，我在閉目養神一陣子之後，開始運刀刻字。我真是凝聚了自己的所有的能力，每一刀下去都是屏住氣息。大概在糟蹋了十來塊肥皂之後，我總算刻出一塊完整的。高高興興沾上印泥，往白紙上一蓋，春風製藥廠赫然可見。隻是字體顯得古樸粗拙，不像個公章，倒是像漢代的碑拓。這可真叫人失望。這時我突然極其想念我在溫州的朋友阿喬。他的表叔是中國金石泰鬥方介堪，受表叔影響，阿喬也會刻一手好印章。不過我更想念還是另一個叫相國的朋友。他是從阿喬那裏學會刻字的，但有所發展。有一回他給我看過他的印譜，前麵幾頁是一些“高山流水”“慎獨”“一日三省”的古句，後麵的幾頁令人生疑地加入幾方篆刻“美酒咖啡”“星球大戰”“邁克喬丹”，到後來甚至出現了“溫州市發動機廠”的圓章。在我一再追問下，他才紅著臉說：那是多年前他所在新單位加工資，要他去老廠裏蓋章。他懶得去跑，就自己刻了一個。要是相國這回在我身邊該有多好……我又刻壞了幾塊肥皂，總算讓字體顯得瘦削了一些，中間那個五星也規則了點。可是印章周圍那個圓圈我實在是無法刻好。情急之下，一隻菜油瓶子的蓋子吸引了我。我把它擰下來，沾上紅印泥，在我刻的字外邊一蓋。哇！天衣無縫。它一下子就讓我難看的字變得像樣起來。
現在，這疊材料就放在阿裏先生麵前。按理說，阿裏先生現在已經為我們工作，不必擔心他什麽。可他就是那種特別細節的、愛較勁的人。他戴上老花眼鏡，把材料看來看去。很快就停留在那隻公章上。他在中國呆過這麽多年，大概對中國的公章有點印象。他大概是看出一點破綻，但他絕對沒有這樣的想像力能想到這章是我刻的。他握著筆的手哆哆嗦嗦，想簽字，又簽不下來。還是李明有辦法，拿出兩百美金放在他前麵。說這是你這月的工資（本來要到下周才發）。這樣，阿裏先生高懸的筆總算簽了下來。
然後我們就去見實驗室主任皮斯尼可先生。皮斯尼可在看閱了材料後感慨地說：你們中國真是文明古國，連公章都設計得像藝術品。
青黴素
在黑暗的地拉那城裏跟著阿爾塔走了那麽多路，訪問了那麽多人。終於在一個白天，按照一個人的指點，我們走進國家藥庫ＦＦＬＬ ＦＡＲ-ＭＡ的門，將一份報價單送進去。沒有多久，有一個中年男人走了出來。當時李明和我，還有阿爾塔都等在外麵的停車場，那人朝我們走來。他用阿語和阿爾塔說：他要到市中心郵電局發一份電報，能否請我們用車送他一下。我們遲疑了一下，但還是答應了。這個就是法托茨，是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做采購計劃的。他的背後有很大的背景，在當時權力很大。法托茨一上車，就開門見山說：你們得拿出百分之七的成交額作回扣，我就可以買你們的藥。他說這回扣不是給他一人，他後麵還有好些人。我們馬上答應了下來。
幾天後，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的第一個大訂單就下來了，是個令人心跳的數字。光是青黴素就有５００箱，每箱是１０００支，總共有５０００００支。還有製黴素，撲熱息痛等等。但是在發貨之前，還有一個難題要解決。這批青黴素是國內內銷包裝，沒有拉丁名名稱。我們必須用印好不幹膠的標簽ＰＲＯＣＡＩＮＥ 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給每個瓶子都貼上。我們在國內印好標簽，用Ｄ．Ｈ．Ｌ快件寄來。我和李明幹了一通宵，隻貼了兩箱。按這樣的進度，幾個月也交不了貨。
我想起我小時候寄養在姑媽家。她家挨著菜市場。蠶豆豌豆上市時，賣豆子的人會把豆莢子分給鄰居去剝豆仁，每斤兩分錢。那時我才四五歲吧，記得也會在早晨四點起床，為了兩分錢跟大人睡眼惺忪的去剝豆子。能否把這個辦法在這推而廣之呢？我們找來了房東裏裏姆和他老婆傑麗，他們現在都失業在家。我們先是從中阿友好的曆史說起，說中國人民願意把最好的藥品供應給阿國人民。隻是這回中國人民實在太糊塗，忘了在藥瓶上標上拉丁文。所以現在需要阿國人民支持，在藥瓶上貼上標簽。裏裏姆和傑麗好像聽得不得要領，注意力開始不集中。這時我們說到每貼好一箱，中國人民會付給一塊美金，我看到傑麗的眼裏放出了光輝。她說：這事包在她身上了。
傑麗當年在空軍當按摩醫生一定是很風光的吧。盡管她現在像個保溫桶，年輕時身體一定特別豐滿。我能想象當她給那些療養的飛行員按摩時，飛行員們一定更想來按摩她。所以傑麗對過去的好時光極其懷念。有一回，李明讓她聽了一段國際歌，傑麗頓時熱淚傾盆。這個晚上，我不知傑麗跑了多少戶人家。我想她一定像是背上插了翅膀的天使，或者像辛勤的蜜蜂一樣在周圍一帶的居民家裏進進出出。她把令人振奮的消息送進了一個個緊閉的蜂巢裏，使得裏麵的蜜蜂夜不成寐，嗡嗡作響。
第二天一早，天剛蒙蒙亮。我打開房門就看見門外已站著好幾十人。傑麗卷著衣袖，站在石級上，神采飛揚地向人群說著什麽。她的形象讓我想起了洪湖赤衛隊裏的韓英。大概無論中國外國，革命者的形象大致都是相似的吧。傑麗的組織能力真的非常強，她讓裏裏姆把住大門，每次隻能進兩個人，她負責登記，讓每家領取兩箱青黴素。要求他們在天黑之前一定要做好送回來。一切都井井有序，那些拿到青黴素的人，把東西扛在肩上飛快地離去。他們想盡快地做完這兩箱後，趕緊拿回來再換兩箱。那青黴素其實很重，每箱有四十公斤。那些婦女、孩子隻能抬著走了。也有人用自行車馱，我還看見了一輛獨輪車。到後來，我甚至看見來了一輛驢車，那是傑麗家的姨媽，從老遠的鄉下來的。傑麗為此請示了我，是否可以多給她們幾箱青黴素，因為路比較遠。她姨媽還給我一籃子的櫻桃呢。
一件本來讓我發愁的事情現在變得令人快活了。我認識了那麽多平時難以見麵的鄰居，尤其是中間有那麽多的漂亮姑娘。然而，這也讓我直接看到，阿爾巴尼亞社會的失業和貧困是如何觸目驚心。傑麗喜歡把每個人的身份介紹給我。這個是畫家，這個是飛行員（這裏是空軍宿舍，飛行員很多），那個以前是電影演員。我慢慢開始有點不自在了。後來，當傑麗告訴我那個略顯局促的、穿著考究的襯衣的六十來歲的男人原是阿爾巴尼亞駐奧地利大使的時候，我就覺得有點無地自容了。我覺得自己用這幾個美金把這些有身份的人吸引過來實在是一件羞辱人的事。我原來隻以為這些小活隻會吸引一些無事可做的婦女小孩（就像我小時候剝豆子一樣）。而更令我不安的是，隨同這位前大使來抬青黴素的是他美麗的女兒。她穿著白色的運動裝，略胖，皮膚被陽光曬得很紅，眼睛碧藍，體形極豐滿。她說著流利的英語。和她說話，我的蹩腳的英語更難聽了。不過我還是知道了她是個中學教師，教文學的。讓這樣的女子為了幾個美金屈尊光臨，我真的覺得過意不去。我把這事記在心裏。過了些時候，我請傑麗去聯係，請那個大使的女兒當李明和我的家庭英語老師。她教了我們兩個月的英文，就渡海去意大利了。我沒有再見過她。
不到三天，那５００箱的青黴素都貼好了拉丁文。事實上，如果當時我有一火車，甚至有一隻萬噸巨輪的青黴素，按這樣的方式，傑麗也可以把它們搞定。很快，這些青黴素運到了國家藥庫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又分配到各醫院和藥房。其中一部分很快就被加入蒸餾水，注射進不同人的肌肉，在血液裏循環，與細菌激戰。與此同時，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支票也到了我們戶頭。我們淘到了阿爾巴尼亞的第一桶金。
法托茨
我們常去瑞安人小林開的上海餐館。一個晚上，小林說起他在米蘭的總店生意是如何繁忙，他妻子打理不過來，催他馬上回去。他隻好考慮把餐館賣掉。
我們在閃電式接下了餐館後，才酒醒一般知道這下是犯大錯了。我們其實對餐館經營一竅不通。小林說好要帶我們一段時間，幫我們學會生意。可這小子就像六十年代蘇聯專家一樣背信棄義突然就撤走了。我們連個廚師也沒有，再說那時我們的藥品生意已起步，需要大量時間精力。在接下餐館的幾天裏，我和李明一下子就瘦了十來斤。好在我們找到青田人小葉，他在維也納的餐館做過二廚，懂得點餐館經營之道。他就成了我們的大廚師。
起先，餐館還是有一些客人。小林說餐館剛開張時，當時的阿爾巴尼亞的總理麥克曾經來吃過飯。小林把和麥克的照片放在皮夾裏，在阿國遇到什麽事，把照片拿出一亮就解決了。在我們接手後，還常有一些外交使團的客人過來。意大利、希臘的大使都來過幾次。當時的北約秘書長索拉納也來過。索拉納來時我隻覺得這個有點麵熟的長著絡腮胡子茬子的人有點麵熟。後來再次在電視上看到他時才知他是大人物。還記得有個聯合國的什麽統計小組常來吃飯。其中一個日本人叫小西，還有兩個英國婦女，一個法國老頭。他們吃好飯各付自己的賬。我看到那個英國婦女在生氣，說自己已經拿出兩千列克，小西卻堅持說她的錢還在錢包裏沒拿出。那婦人說：下次我一定要小心，免得又被你騙一次。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這些來自西方富國的體麵人，也是這樣摳門計較的。
上海餐館在我們手裏經營了半年，生意日益清淡。我們真的是不會經營餐館業。另外，阿國的政局越來越不穩定，國外的遊客驟減。後來，廚師小葉辭了工，他要回國進貨，要做生意了。這使得我們下了決心，關掉餐館。
這天我們約見了房東法托茨。我們通過阿爾塔把情況告訴他，並表示願意多付兩個月的房租作為補償。法托茨打斷我們的話，說：這個事情應該是小林來和他談。我們說小林已把餐館賣給我們，那天晚上不是已經說清楚了嗎？法托茨說那天小林是說讓我們幫助他看管餐館，他還會回來的。這時我們才知道小林騙了我們。如果當時他對法托茨說把餐館賣給我們，法托茨不會這麽容易讓他脫身的。現在，法托茨很生氣。他對阿爾塔說：中國人都是騙子，我們和小林一起騙了他。那天他已經半醉，但還能控製。很不高興地走了。
法托茨再次來餐館是在第三天晚上。他進來時帶著他十來歲的兒子。當時有兩個阿國人在吃飯。法托茨過去對他們耳語了幾句，那兩人看了我們一眼，站起來急匆匆就走了。法托茨尾隨他們到門口，把門反鎖上。當他轉過身來，我看見他手裏拿著一把手槍。那手槍是銀色的，大概就是那種所謂的“勃朗寧”手槍吧。他舉槍指著我們，他的眼睛眯成一條線，可眼球紅得像燃燒似的。他完全醉了。
他揮動著手槍，用阿語喊著，意思要我們離開餐館，跟他走。現在我們有點明白了他的意思了，他要在我們關閉餐館之前下手，扣留我們在餐館裏的東西。這使得我們非常憤怒。為這樣的事，你怎麽可以動用武器呢！我們說我們不會走的，我們要阿爾塔過來和他說理。
不行！法托茨拒絕了我們的要求。要我們立即就走。我們還賴著。他朝牆上砰地就是一槍。這一槍讓我們魂飛魄散。這小子已經瘋了。他真的會打死我們，如果我們不聽他的。法托茨押著我們走出餐館，回身用自己帶來的一把大鎖鎖上門。他的槍始終指著我們。這時剛下過一陣雨，空氣特別清新。餐館外邊的大街上滿是人群。有的在散步，有的在喝咖啡，好像大家都是興高采烈的。他們看著法托茨用槍押著我們，好像並不驚奇，好多人在和法托茨打招呼。我們被他押到他那輛停在人行道上的汽車跟前，他要我們上車。我們當時曾想過逃跑，可又怕這家夥會開槍，隻好鑽進他的車。他發動了車，掛上擋。這時奇跡發生了。他的車在泥濘中打轉，氣得這家夥下車喊人來推。我們也下了車，裝著也去推車，雨又開始下了，我們很快全身濕透。很多人過來推車，他們都很開心的笑著嚷著。我們趁法托茨不注意，趕緊溜開來。在不遠處停著我們的車，我們溜到車邊，鑽進車裏飛快逃去。
這天我們真的成了驚弓之鳥，想回家，又怕法托茨追來捉拿。李明建議去大使館報告，在那裏先躲一夜再說。我們敲開了使館的門，張領事開門讓我們進去了。他在聽說了我們的情況後，跑去請示領導。最後，領導的意思是我們應該去地拉那警察局報案，使館不便留我們過夜。我們隻好悻悻離開。那一夜，我們像個落湯雞似的回到家裏，把門頂上了。一聽到外邊有汽車的響動，就緊張得握著鐵棍貼在門後，怕是法托茨趕來了。那個時候我們隻有鐵棍還沒有槍。兩年以後，我們有了一支衝鋒槍和一支半自動步槍。
金字塔遊戲
一九九六年，平時不大開心的阿爾巴尼亞人民忽然變得喜氣洋洋了。一種快速的生財方法從天而降。那是一種高息的集資活動，每月的利息高達２０％。報紙上登了一段事情，說有個婦女集資了一千美金，每月都收到兩百美金的利息，她對記者說那筆利息每月來得比她的月經還準時。
起初，阿爾巴尼亞人還是比較小心，隻是小額試試。在一次又一次準時拿到利息後，他們開始興奮起來了。越來越多的人參加了集資，而那些集資公司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大。這個活動還有了個名字，叫“金字塔遊戲”，一時間，金字塔遊戲像野火似的燒遍了全國。
當時新華社駐阿爾巴尼亞記者站的首席記者楊先生和他的太太已經注意到了這件事。為了深入了解，他們也托人集資了五百美金進去，結果一個月後他就收到了一百美金利息。他把這點錢拿出來請我們吃飯了。他百思不得其解，集資者是從哪裏弄來這麽高的利潤來支付這麽高的利息？
我就問他：你知道在八十年代溫州轄下的樂清縣的“抬會”事件嗎？他說不知道，整個八十年代他們都在國外。這樣，我就告訴他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我的家鄉溫州轄下的樂清縣，出現過一種叫“抬會”的非法金融集資活動。抬會的會主以月息１０％到３０％的付給集資者，他的方法是要每月吸引成倍的集資者，拿他們的錢付上批人的利息。在不到半年的時間，樂清的抬會就幾乎吸幹了民間的資金。在抬會者吸收不到更多的集資款時，抬會就倒塌了。結果樂清那時社會一片混亂，經濟幾乎陷入崩潰。政府嚴厲懲處了抬會主，槍斃了一批人，才使這個東西沒有在更大範圍流行開來。現在在阿爾巴尼亞出現的金字塔遊戲，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楊先生有點將信將疑。但後來告訴我，我說的事情對他後來預測阿國的形勢幫助很大。
但不久我就發現金字塔遊戲和樂清的抬會的不同點。樂清抬會是民間的地下活動，政府是嚴厲打擊的。金字塔遊戲是完全公開的合法的，當時的以執政黨民主黨為後台的ＶＩＶＡ公司也參與了進去。令人奇怪的是，當時的沙利貝裏沙政府的總理在電視上公開說：這個集資活動是安全的，人民可以放心參加。總理的話使得金字塔遊戲很快升了級。為了得到現金，阿國人把房子賣掉，把錢交給集資公司。那個時候阿國人真的是過得很幸福，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一筆不錯的利息收入。好多人都不願做工作了，整天喝喝咖啡，日子過得可逍遙了。這個遊戲很快就像海綿一樣吸幹了阿爾巴尼亞的資金，據說達五十億美金。為了榨幹最後幾滴血，ＶＩＶＡ公司把月息提到１００％。然後，資金鏈就斷了，金字塔轟然倒塌。
全國一片混亂。當那些做著美夢的人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的所有財產都化為泡影，那種恐懼和憤怒可想而知。憤怒很快變成了一股力量。當時的在野反對黨社會黨利用了這股力量，準備發動一次大起義。而在地拉那，人們先是在街頭遊行，包圍集資公司，幾乎所有的集資公司現在已人去樓空。接著，人們開始搶掠商店，衝擊政府。市內已有零星的槍聲響起。
這天早上，我在早上八點準時打開門，聽到遠處的槍聲較昨天為多。隻有伊麗達一個人來上班，還有一個員工尤莎沒來。伊麗達就是那個在國家實驗室為我指路的漂亮姑娘。很難想得到，在兩年之後，她會來我們這裏工作。她氣喘籲籲走來，神色緊張。她告訴我：昨天晚上，全國發生起義，起義的人們打開了地拉那、發羅拉、斯庫台等等地方的軍火庫，大量的槍支彈藥被搶走。軍隊的官兵都放棄了崗位回家了。警察也一樣。現在的國家是個無軍警的國家。
“你來時路上怎麽樣？商店有否開門？”我問。
“沒有商店開門。街上很冷清。本來我也不想來了。隻是想來告訴你一下。局勢可能會很亂，你得注意安全。”她說，臉色有點蒼白。
伊麗達的關切讓我十分感動。我說不會有事的。我給她倒了一杯馬蒂尼酒。讓她鎮靜些。然後我在ＣＤ音響裏放了一張蕭斯塔科維奇描寫戰爭的第七交響曲“列寧格勒”。我說：你聽，戰爭的聲音來了。
伊麗達莞爾一笑。她喝過馬蒂尼之後，臉色開始紅潤了些。她說蕭斯塔科維奇的音樂悲情太重。她讓我放那張席琳·迪翁。她喜歡聽那首《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ｏｖｅ》。
這段戰亂之前的短暫的寧靜給我留下很深的記憶，因為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和她獨自相處。伊麗達在不久後，在城郊的軍隊醫院門口開了自己的藥房，生意還很不錯。她還準備很快要結婚了，未婚夫是軍隊醫院的一個醫生。可是有一天，她的前男友來到她的藥店，要她不要結婚，繼續和他好下去。伊麗達曾告訴過我她的這個男友是個有婦之夫，她早就想離他而去。所以伊麗達告訴他那是不可能的，希望他不要再來打攪她的生活。那個男人一定活得很不快活，視死如歸。他掏出手槍對著伊麗達的胸口連開三槍。然後對著自己的腦袋打了一槍。
伊麗達那天很快就走了，她哥哥開車來接她的。她哥哥說好多地方出現搶劫，他讓我趕快關門，把公司的招牌摘掉。這時我的電話響了，是長城公司楊小民打來的。他告訴我同樣的消息，說現在局勢很亂，大家想集中在一起，到大使館避一下風頭。他讓我一小時後到德光家裏。我這時才意識到局勢的嚴峻。
伊麗達被她哥哥接走後，槍聲越來越密，還夾雜著手榴彈的爆炸聲。我的窗門直對著路麵，如果有子彈飛來，直接就會擊中我。所以我得做些防範措施，尤其李明目前在國內休假，我得格外小心。我搬來了青黴素的箱子，在窗前壘了一道防護牆。那些紙箱裏邊有一千個小玻璃瓶，就好比是複合裝甲。
做好這事，我有點餓，想做點什麽吃的。剛點上火，外麵突然槍聲大作。有人就是在門口的台階上掃射著機槍。我嚇得蹲在牆角不敢妄動。
楊小民的電話又來了，問我怎麽還不來？我說外邊槍打得很凶，我出不來了。小民說現在大家都是在朝天放槍，不會有危險的。他讓我等著，他馬上開車來接我。
很快，小民就在敲我家的破鐵門了。那個打槍人走了，在門口台階上撒了一地的子彈殼。我坐上小民那輛綠色的柴油奔馳車，轉出小路後，沿著２１大街飛跑。路上幾乎沒行人，商店門戶緊閉。附近有打槍的聲音，但看不見打槍人。我們拐進了使館街。這裏平時在街的兩頭有很多警察把守。今天卻道路敞開無人看管。隻是在法國使館門口有幾個穿便裝的人提著衝鋒槍走來走去，也不知是什麽身份。
中國大使館的門關著。有十幾個僑民站在門外，和鐵柵欄門內的張領事說話。張領事意思是說現在局勢緊張，大家要做好自我保護，使館也沒辦法保護僑民。我們提議說萬一形勢惡化，我們是否可以到使館躲避一下。張領事說現在使館區最不安全，連個看門的警察都沒有，完全是個暴露的目標。相對來說，我們分散在民間，還比較安全些。我們深感失望。我想起那次被法托茨用槍頂著的事，使館沒管，這回還是不管。
那個晚上我們這群溫州人都聚集在德光家裏，數來也有十多個人。有消息已經傳來，飛機場和港口已經關閉，阿爾巴尼亞已成了與世隔絕的孤島。隨著天色漸漸黯淡，槍聲越來越密。現在已聽不出個別的槍聲，隻聽得整個地拉那好像在沸騰一樣。我到院子裏一看，隻見天空被子彈的亮光照得通紅。真不知要有多少子彈才會有這麽亮的光芒。
這一刻阿爾巴尼亞成為全世界關注的中心。勇敢的ＥＵＲＯ ＮＥＷＳ和ＣＮＮ的記者一直在實地做著報道。電視上滾動著播放著搶掠，縱火，攻陷，一群持槍者駕著一輛坦克在地拉那的街頭橫衝直撞。但就像處在台風中間的台風眼裏，我們卻並不覺得很可怕。我們把所有好吃的東西都拿出來，做了一大桌的好菜。平時忙著做生意，沒有像今天這樣的超脫。反正現在已無路可退，隻能是將一切置之度外，痛快喝酒了。喝到半夜，支持不住想睡了。屋裏的床不夠，我們幾個就跑到車上去睡。天亮後我們看到小民的車子的發動機蓋上有一個小洞。是夜裏從天上掉下的流彈擊穿的。要是掉到車廂這邊我們睡的地方那就有傷亡了。
據後來的消息說：這天從阿爾巴尼亞各個軍火庫流失出來的槍支超過了一百萬支。幾乎全是中國製造的。這麽多的槍支除了造成阿爾巴尼亞一次又一次的動亂外，還有相當一部分被賣到意大利、馬其頓、科索沃。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一直想獨立，還成立了解放軍。隻是沒有幾支槍，老是被米洛什維奇治得沒脾氣。現在從阿爾巴尼亞來的大量槍支使得科索沃的阿族遊擊隊變得厲害起來了，他們頻頻出手製造事端，逼得米洛什維奇動用了重武器。這樣就有了後來的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有了中國使館被美軍炸毀，有了審判米洛什維奇的怪事。
地拉那大撤退
次日早上，使館的張領事主動打來了電話。說昨夜裏南昌公司的建築工地被附近的暴民洗劫一空。１５０多個工人現在無處藏身，都跑到使館來了。使館已向外交部緊急報告。張領事說：黨中央國務院已關心此事，指示一定要保護好僑民。張領事現在要求我們要注意安全，等候使館的進一步通知。
被洗劫一空的南昌公司是一家掛了國有公司名義的私營包工隊。他們是為一家馬來西亞房產開發商承包建築幾幢住宅公寓。工地在城外通往麗娜斯機場的路口。工人們住在簡易的工棚裏，每周隻能洗一次澡，每月隻發２０００列克（約１０美金）的津貼，真正的工資要到工程結束後回國才發放。那些掛著國營公司名義的包工頭住在城裏一座樓裏，他們白天吃喝玩樂，晚上通宵麻將，還常有些廉價的阿爾巴尼亞姑娘陪在身邊。那個淩晨，南昌公司工地附近著名混亂的地區康米那德的部分居民全副武裝包圍了工地，他們在一個當過營長的人指揮下，一批一批進入工地，上百支卡什尼拉科夫衝鋒槍四處掃射，把那些習慣於光屁股睡覺的民工嚇得把頭鑽進被窩裏。他們開來了自己的車，也搶走工地的大卡車，把鋼筋水泥木材等建築材料都搬走了，連那個塔吊的鋼纜都卷走。他們進入辦公室，把保險箱整個抬走，把所有的抽屜撬開。他們還洗劫了廚房，把冰箱、麵粉、大米、菜、肉都拿走，連個小蔥也不留。最後他們進入民工睡覺的工棚，裏邊的氣味使得這些貧民區的阿爾巴尼亞人也紛紛退出，差點嘔吐。最後，他們一手捂住鼻子，一手拿槍闖進來，讓民工貼著牆根雙手抱頭站著。這些民工連個儲藏櫃都沒有，所有的錢物都在地上鋪位枕頭下的布包袱裏。搶劫者把所有的現金和略好些的衣物全拿走了。隻有個別勇敢些的民工在阿國人還沒進入工棚時，把一些積蓄起來的現金用塑料袋包好丟在工棚裏馬桶裏。整個搶劫過程持續了四個小時，地拉那這時是個沒有警察的城市，隻要你有本事，任何胡作非為的事你都可以做。民工在暴徒撤退之後，才敢去穿衣服。好多人發現褲子、鞋子都沒有了。除了個別民工從馬桶裏撈回幾張臭烘烘的列克之外，所有人都一無所有。現在，他們要到大使館去。他們隻知道有事要找政府，在國外，大使館就是政府。從工地到使館有十幾公裏，他們沒有車，隻能步行。一百多個悲憤的饑寒交迫的衣裳襤褸的在地拉那的馬路上走了兩個多小時，像是一次遊行似的。他們展現的是什麽東西，我不得而知。
中國人在阿爾巴尼亞被集體搶劫的新聞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後，全國反響強烈，因為這是發生在昔日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同誌加兄弟的國度，好多人感情上都過不去。國內高層立即指示大使館要保護好僑民，不再出現類似事件。所以張領事馬上給我們打來電話。中午時分，他再次來電話，要我們馬上轉移到使館去。
使館的門廳昔日是莊嚴肅穆，今天卻顯得淩亂不堪。那些民工歪歪斜斜地靠在真皮沙發上，空氣中充滿汗酸味。張領事帶我們去見了大使。大使說：現在使館最大的問題是缺糧食。這麽多人突然進來，一天就吃光了使館的存糧。現在阿國的外交使團供應係統已癱瘓，無人會送糧過來。而南昌公司的工頭們現在是束手無策，把一百多工人的生存問題交給了使館。明天使館就會斷糧了。
我記得大使當時的意思是要我們自己帶些吃的來，自己保自己。可楊小民卻主動請命，說我們可以想辦法去多找些糧食來。這使得麵有難色的大使有了笑容。我和小民德光開車直奔大街。我心裏暗暗叫苦，以前看那些戰鬥故事片，犧牲的往往是那些去找糧食或者找飲水的倒黴蛋。小民這回真的像個僑領，勇敢無比。他駕車高速穿過紅綠燈熄掉的大街，先是去了那個城東的批發市場。那裏的景象觸目驚心，所有的店鋪被洗劫一空，有幾間還被燒毀，冒著煙。路邊還有幾具屍體。後來我們知道在這天早上，人群衝進這家糧店哄搶，店老板和他三個兒子各持一支衝鋒槍朝天掃射警告，人們不加理會，他們把槍端平了，一下就打死了七八個人。我們毛骨悚然離開這裏，去了另一個菜市場。盡管局勢不安全，人們還是要吃飯，所以這裏還有點東西可買。我們幾乎把攤子上的東西全收了，也就是些土豆、豆角，還有一些罐頭。我們回到使館把東西卸下，楊小民馬上又開車離去。他就像四處尋食的大鳥似的，兩小時後和一個阿爾巴尼亞人一起拉了滿滿一車麵粉回來。使館的人鬆了一口氣。
現在我們棲身在使館側廳的一個牆角上。人很疲倦，可睡不著。這個廳裏的人都是做生意的青田人和溫州人。大概也有六七十人。好多青田人我都不認識，有個很年輕的女的大概剛生了孩子，頭上還包著毛巾，懷裏抱著孩子，可沒有男的在身邊。我推推身邊的楊小民，想問他這孩子是不是他的。可小民已呼呼熟睡。這家夥的心理素質就是好。
我們等待著撤退。大使告訴過大家這樣的事：黨中央國務院已明確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安全撤出阿爾巴尼亞的民工和僑民。隻是怎麽樣撤離還在安排聯係中。當時，美國和西歐國家已開始全部撤離僑民，他們是用直升機將僑民載到地中海的軍艦上，再分散回國。也有直接派軍艦靠到港口，接走僑民。可中國那麽遠，又沒有遠洋艦隊在地中海，怎麽來撤離我們呢？大家都在猜測著。不斷有各種消息傳來，先是說美國已答應派直升機把我們撤到意大利。大家都十分興奮。我都開始想著美國那些大型的直升機在哪裏才能降落呢？還想著在螺旋槳的強風下弓著身子鑽進直升機一定很有意思，還想著這麽多人要多少架直升機呢？好多青田人時不時地跑到外邊看看天空，看美國人的直升機是否來了。下午時有個眼力好的人終於在西邊的天空看見一排飛行物朝我們飛來，很多人也漸漸看到了，於是他們趕緊收拾東西，想著早點準備到時在直升機上搶個靠窗邊的好位子。那排飛行物原先是一字形的，現在變成了人字形。我們現在看清了，那是一群遷徙的大雁。
半夜時又有新的說法傳來，我們會乘一艘希臘軍艦撤離。我以為這個說法更不可信，所謂的希臘軍艦大概像神話裏雅典娜的戰船一樣虛幻吧，說不定還有海神波塞東拿著三叉戟在水麵上開路呢！但是，天亮時，這個說法被使館的武官證實了。他一臉倦容走出機要室，告訴我們：我國國防部和希臘國防部已經安排好具體事宜，希臘方麵的一艘驅逐艦正在全速開向都拉斯海港，他們會接我們到希臘的薩洛尼卡城，再坐飛機到蘇黎世機場。中國民航的撤僑包機會在那裏等候。這個時候我真的感到很激動。不隻是因為可以脫離險境，而是覺得中國現在變得強大多了，可以調動希臘的軍艦，可以保護自己的僑民了。
但是問題還沒解決。從地拉那到港口都拉斯還有三十多公裏。幾百人坐什麽車去那邊呢？大使館給阿國外交部打了無數次電話，根本就沒人接電話。這回是德光出了力，他的一個客戶家裏是搞汽車客運的。那個阿國老板答應到時派七輛大客車來使館拉人。最後的事是安全問題，現在從地拉那到都拉斯的路途到處是私人武裝人員設下的關卡，沒有軍警護送撤離車隊那將是極其危險的事。這回又是楊小民挺身而出。他長期供應阿國警察部皮鞋腰帶等裝備，和警方很熟。盡管現在警察都自動解散回家，他還是找到一個警長。那警長答應把手下人召集起來，出動兩部武裝警車，來護送中國人。
現在一切搞定，隻等著明天一早撤離。然而這時候，我卻覺得心如亂麻。要知道，在我們的倉庫裏，還有二十多萬美金的藥品，在關閉了的阿拉伯銀行，我們還有五萬多美金被凍結在那裏。如果我明天一走，那些庫存的藥品必定會被搶無疑。但是要是我不走，局勢這麽混亂，南方的起義民兵正在向地拉那逼近，安全沒有保障。楊小民把我和德光叫出商量。他說他一開始就沒有想到要撤離，我們不應該輕易放棄在阿國的成果。他已經組建了一支火力實足的保護隊來保護他的公司。他建議我們去見一次新華社的楊記者。楊先生當時就住在使館。他是個很好的人，他給我們分析了形勢。說北約和歐洲安全委員會已經決定要介入阿國的動亂。他們在幾天內會派一支多國聯合維和部隊過來，由於地處歐洲，收拾起來不會像非洲的索馬裏那樣麻煩。今後的局勢估計不會壞到哪裏去。楊先生的分析讓我下了決心，留守在阿爾巴尼亞。
第二天一早，地拉那的華人大撤退開始了。當時的氣氛頗為悲壯。大使先生在眾人矚目下，升起了國旗。然後我們還唱了一次國歌。德光聯係的七台大客車已經在使館街排開，小民叫來的武裝警車也在邊上等候。這天在使館街隻有中國人最紅火，每台客車的兩邊都插上了中國國旗，以表明這是外交車隊，利於路上通行。那些民工想到要回家了，麵露喜色，他們揮舞著國旗，壯烈得像當年長江漂流隊的哥們。
車隊浩浩蕩蕩出發了，駛向公路。我當時就坐在開路的武裝警車上，手持一支裝著兩個彈夾的衝鋒槍。我在國內時當過兵，也當過警察，可從來沒經過這樣刺激的事。按照警長的指示，在我們看到前方有企圖堵路的人群時，就一齊朝路上方的樹冠掃射。子彈把樹葉打得四濺，迫使那些人退開來。在看見路邊有持槍的人時，我們就馬上用衝鋒槍先瞄住他們，使他們沒機會舉槍對準我們。如果他們還要舉槍對準我們，警長說：那就射殺他們。這一路上我換了五六次彈夾，打了幾百發子彈。好在都是放空槍，沒有傷亡。我們的車隊很大，又有武裝警車，還掛著中國國旗，沒人和我們作對。
然後就到了重兵保護的都拉斯港口。很奇怪，在這裏保護港口的是武裝精良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也有一些阿爾巴尼亞的警察在工作。很多國家的僑民都在從這裏撤出。港口周圍擠滿人群，一片混亂。他們都想混到撤退的人群中，離開阿爾巴尼亞。我們的大使下了車，進入檢查路障區。向一個官員提交了文件。核對之後，車隊進入了警戒線。然後是大家迅速下車，提著行李混入擁擠的人流，向碼頭走去。我和小民就站在警戒線外，目送他們走向浮橋。那裏泊著幾艘軍艦。天上有美軍的武裝直升機在盤旋。當時心裏特別覺得惆悵，好像被遺棄在月球上似的。
然後我們就回到了地拉那。我暫時住在楊小民的廠裏。廠門口有沙袋築成的碉堡，配備高速衝鋒槍的保鏢就守在裏邊，安全得像個中世紀的城堡。當天晚上我從ＥＵＲＯ ＮＥＷＳ看到撤退的中國人在軍艦的鏡頭。他們都上了船。我還看到那個剛生了孩子的青田女人。記者給了她特寫，一個美軍士兵幫她把熟睡的孩子抱上了船，場麵十分溫馨。全世界有好多人都看見了這個青田女人和她的孩子。
對一隻小貓的回憶
現在我想起了那隻叫魯普斯的小貓。我的心裏充滿悲傷。
那是在大撤退不久後，我回到了自己的公司住家合一的房子。在一個早晨，有人在輕輕敲打我的門。我在窺視孔裏看到是些孩子，就把門打開了。原來是鄰家女孩阿麗霞。阿麗霞大概十多歲吧，碧藍的眼睛，臉上有些雀斑，天生的美人胎子。阿麗霞好動，像個男孩，愛玩小狗小貓的。她媽媽常在門口大聲喊她回來：阿麗霞……所以我會知道她的名字。這天阿麗霞抱著隻小貓，後邊還跟著一群小孩。她說：中國人，你把這貓留下吧。你得給它喂牛奶。這小貓髒兮兮的，黑白色，很瘦。可我有點不好意思拒絕小孩要求，就收留它。
我從來沒養過動物，但我想貓不會太難養吧。阿爾塔家就有隻大貓。所以我覺得收留一隻貓不會有問題的。我給它喝了點牛奶，洗了澡。它身上有很多虱子，漂在水麵。洗過澡後，等毛幹了，我才發覺這小家夥漂亮著呢，那眼睛烏溜溜的，聰明的樣子，身上毛茸茸的。
我給它的食譜是，一天一個煮雞蛋，這是阿爾塔教我的。我相信，這貓從它爺爺那一代起就沒吃過這麽好吃的東西。那麽小的貓，吃起雞蛋餓虎撲食似的，一忽就完。我真怕它撐壞了。吃完了，它就躲在角落裏，怕被人趕走。我抱它到沙發上，它睡了，香甜的樣子。
命運這東西真是有的。就說這貓啊狗啊，生在像加拿大這樣富裕又講究動物權益地方就會過優越的日子，而生在戰亂、貧窮的地方，就受罪了。動蕩時期的阿爾巴尼亞垃圾遍地。那些被人遺棄的野貓野狗守在垃圾堆。每次我去扔垃圾時，它們蜂擁而上，特激動。因為我的垃圾裏會多一點肉骨頭。我曾看見一隻大狗瘦得已站立不起，趴在距離垃圾堆不到五米的地方眨巴著眼睛等死。我想這隻小貓阿裏霞一定是從垃圾堆裏抱來的。它突然過上這麽好的生活，可能有一種很不現實的感覺。開始幾天它都躲著我。隻有聽到我煮雞蛋時的聲音，它就會跑過來，繞著我的腳激動地叫著。有時我逗它，把雞蛋放得高高的，它拚命地跳啊跳，那高度是它身長好幾倍，真不可思議。阿爾塔家的貓是大貓，一天就吃一雞蛋。可這才出生不久的小貓，幾乎是兩口就吞下一雞蛋，還不飽。給它什麽都還要吃。好像它生來就是為了吃。阿爾塔有一次看到它進食的凶狠樣，驚叫著說：它是“魯普斯”。魯普斯，阿語的意思是餓鬼。我以後就叫它為魯普斯了。
魯普斯吃飽了，就獨自玩，在地上打滾，追著自己的尾巴打圈。魯普斯是隻聰明的貓。起先，它離我遠遠的蹲著，瞪著我看。當我和它四目相對時，我就能感到那眼睛裏有點害羞的神情，好像它有二三歲的兒童的智力。它愛玩，我的手指隻要在沙發上一摳，發出點聲音，它就會弓起腰，貼著地麵潛行而來。它不是直接撲來，而是會選擇一條我視線不及的路線，比如沙發的底下，出其不意地衝出來，用爪打我。可它的爪子是軟軟的，指甲收著。阿爾塔對這點大為讚歎，她家的貓一爪打來就是幾道血痕。
那段時間地拉那實行宵禁。在大撤退之後不到一星期，由歐洲多國聯合組成的維和部隊就開進了阿爾巴尼亞。地上布滿最現代化的坦克裝甲車，天上的武裝直升機一直在盤旋，很快把局勢壓住了。為了不讓那些持槍的團夥在夜間活動，地拉那實行了宵禁。宵禁持續了近五個月，從每天下午六點到次日早六點。對於習慣於傍晚外出遊玩的阿爾巴尼亞人來說，宵禁實在是一種苦不可言的事情。隻是一家報紙說：婦女歡迎宵禁，因為宵禁後男人夜間不能出去喝酒，在家時間多了，和她們做愛的次數也多了。
在這些百無聊賴的晚上，是魯普斯陪伴了我。它現在和我已經熟了，有時會悄悄走來，爬到我膝上，貓的體溫比人高，毛茸茸摸起來特別熱乎。晚上的時候，我坐在沙發上看電視，魯普斯趴在桌上，看著我。有個早上我醒來覺得好溫暖，原來什麽時候這家夥鑽到我被窩裏了。
魯普斯長得很快，一個雞蛋不夠吃了，我還給它吃其他的，但從來沒飽過的樣子。巨大的胃口使得它長得特別快。它的肚子迅速圓起來，不相稱地發胖。它的這種吃法確實有些反常，好像它是一頭冬眠前的熊。要猛吃以儲存足夠的脂肪。我相信魯普斯的父母是野貓，因血緣關係，它開始在家呆不住，往外跑，髒兮兮的回來，它照樣快樂地吃雞蛋。但我發現，它在外邊還吃過垃圾。我對它有點失望。
在地拉那宵禁解除後，李明從國內回來了。他對我收留了這隻小貓覺得奇怪。他不是一個喜歡寵物的人。
李明一回來，我就該回國休假了。我不知該如何處置魯普斯。我不知道李明會不會每天煮雞蛋喂它，會不會讓它留在這間屋子裏。現在魯普斯外出的時間越來越多了。這隻極有靈性的貓好像預感到好日子不會太久了，正在去適應街頭的生活。我走的那一天，魯普斯一早就跑出去了，好像這家夥怕承受不了和我告別時的傷感。
我在國內隻呆了一個多月，就回到了地拉那。就在我剛放下行李，和李明說話時，我看見魯普斯影子似的從臨街的窗口跳進來，直奔洗手間，無聲無息地。一瞥之間，我發現它長大了些，但又髒又瘦，肚子鼓脹。過了會兒，我輕輕推開洗手間的門，看到魯普斯臥在潮濕的地上，迷茫地看著我，似乎已不認識。在它身後，有一攤帶血水的糞便，腥臭無比。
我現在知道我是錯了。既然你沒有能力保護一個小生命，為什麽又要收留它呢？它一定是在我不在時吃了垃圾堆裏髒東西得了病。我不知道我不在的時候李明有沒有喂它，甚至我不想問他這個問題，他能讓一隻拉血屎的貓呆在屋裏，已經是盡最大努力了。
接下去的幾天，我又開始煮雞蛋。魯普斯不像以前那樣狼吞虎咽了，吃得有氣無力。它似乎認出了我。當我向它伸出手，它趕緊向後躲避，然後，伸出爪子打了我一下。我感到，它的爪子軟軟的，指甲還是收著的，像小時候一樣。我差點落了淚。
我清醒地知道，魯普斯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一個置於我和李明之間的問題。我不能強求他接受他所不喜歡的東西，況且，它拉著血腥的糞便，攜帶著病菌，正走向死亡。
結局的一天來了。我讓魯普斯吃飽後，抓住了它，把它放在一紙板箱裏。我推出自行車，把紙箱夾在車後，慢慢地騎向地拉那街頭。記得那天秋高氣爽，橫貫地拉那的人工河邊的銀杏樹落葉飄零，在金色的陽光裏飛舞。我一邊騎車，一邊望著河裏的水波出神。想著這河裏一定有小魚吧。貓是喜歡吃魚的。小貓還會釣魚，一隻蝴蝶飛來了，小貓去追蝴蝶……我沿著河邊騎出好遠，還過了條橋。我確信魯普斯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才停在河邊。我先剝了一雞蛋，然後放出魯普斯。我想讓它像往常一樣吃掉雞蛋。但它顯然是受了驚嚇，一下子就跑得無影無蹤。我再沒見過它。
打那之後，八年過去了。現在當我在多倫多看到那些活得比人還優越的貓時，就會想起可憐的魯普斯。我相信它早已死掉。它當時的內髒已腐爛，流血，誰會給它治病呢？但我更相信它還活著。都說：貓有九條命啊?選也許，貓的本能會讓它去吃一種草，治好它的疾病。嗬，要是它不死，它一定會變得異常凶猛健壯，它會妻妾成群，帶領著它的家族，在那些連成一片的垃圾堆之間，或在夜色濃重的地拉那城的屋頂上，淒厲地嘶喊著，呼嘯而過！
阿爾塔走了
阿爾塔一家出走了。她在臨走前的晚上給我們來過電話，說自己一家到外地去看一個親戚，很快就回來。可一走就沒回來。一點消息都沒有。
這事顯得很蹊蹺，到底是什麽事使得他們匆忙出走呢？
那個時候我其實感覺到了，阿爾塔真的不是一個普通的人物。她給謝胡當秘書的這件事一直還在影響著她的生活。盡管現在是民主黨執政，可民主黨其實都是從勞動黨裏蛻變出來的。比如民主黨主席貝利沙就是以前霍查的私人醫生。勞動黨時期的黨內派別鬥爭一直還在繼續，演化。那個時候關於謝胡之死的迷案常被提起。我在一份英文的阿國報紙上看到，謝胡那天和霍查吵過架後，回家後似乎心情還不錯，還和家人有說有笑的。次日早晨卻已死在床上。手上有一支手槍，槍打在胸口。據謝胡的衛隊長回憶，謝胡手裏的槍是普通手槍，如果開槍會響聲巨大。可他那天晚上就沒聽到槍聲。他相信是有人用無聲手槍幹掉了謝胡。他說他的衛隊隻保護謝胡家的地麵部分。還有一條直接通到謝胡臥室的地下通道保衛權在黨中央的警衛隊手裏。這個秘密通道的鑰匙除了謝胡本人有一把，他的一個女秘書也有一把。衛隊長的話暗示了這個女秘書有可能是放進刺客的開門人。這個女秘書是阿爾塔嗎？我沒在報紙看到明確指證，但這個件事已足夠讓我豎起汗毛。
在謝胡死後，霍查立即采取了清洗。謝胡的妻子菲奇裏特和四個兒子都被投入監獄。菲奇裏特死於勞改營裏。他的兒子弗拉迪米爾原是電氣工程師，實在忍受不了監獄裏的生活。他搞來一段銅絲，在看守不注意的時候將銅絲的一頭連到鐵床，一頭插到電插座。然後從容地躺到床上，電死自己。謝胡的手下工作人員大部分被流放或入獄。阿爾塔也被調離，調到了國家的情報機構——內政部。這件事也令人奇怪，好像她是受到了某種保護。
在金字塔計劃引起的動亂之後，從前勞動黨蛻變過來的社會黨的勢力迅速擴大，與民主黨的衝突在加劇，阿爾巴尼亞的政治形勢變得危險。給德光當翻譯的伊利亞斯是地拉那電台的播音員。在社會黨得勢之後，他當上了電台的台長，配了一台汽車。就在第二個禮拜，他那輛車子開出電台大門後，迎麵一支衝鋒槍打來幾十發子彈。伊裏亞斯那天沒坐車上，逃過一命，那司機成了替死鬼。
大的政治謀殺案是海達裏事件。海達裏是個年輕的大胖子，是民主黨少壯派的先鋒。當時阿國的議會常打架，就像現在的台灣的國會。有一次海達裏和一個社會黨的議員打了起來。那個社會黨人是南方鄉村地區出來的，身材矮小，哪裏是海達裏的對手。他被海達裏壓在地上飽以老拳，電視把全過程直播了。這南方的社會黨人蒙受奇恥大辱，當他回到南方老家時，鄉人皆閉門不見他，認為他丟盡了地方的臉。在下次議會開會時，這人提早讓一個記者跟著他。他找到海達裏要他道歉。海達裏沒加理會。他就掏出手槍，對準海達裏的腿就是兩槍，當場讓他趴下了。這個南方人後來蹲了幾個月的監獄，可鄉人為他在大路上立了銅像。
海達裏的槍傷一個月就好了。他的知名度大增，在民主黨內的地位也提升許多。在社會黨贏得大選不久後的一天，海達裏在民主黨部上班時接到一個電話，有人讓他到附近的一家酒吧去一下。這個電話大概是他的信任的人打來的，他就去了。在即將到達時，路邊閃出兩個持衝鋒槍的槍手，將幾十發子彈打在他肥胖的身上。他的血真多，從馬路這邊流到那邊。我在一個禮拜後經過那條路，看到堆滿鮮花的出事地點還有一大攤的血跡，有許多蒼蠅在濃烈的血腥味裏飛舞。
在阿爾塔出走之前的不久，還有過這麽一件事。一天阿爾塔告訴我們，她丟了工作了。她的局長給她看了幾張照片，那是她帶我們去辦事時被人偷拍的。局長為此要她自動離職。阿爾塔告訴我們她為此十分不安。她知道了自己這麽多年了還在一直被人監視。她可能覺得還會有更多的事會發生。
在這樣的背景下，阿爾塔、米裏帶著他們的兩個兒子羅伯特和內迪選擇出走，倒也不奇怪。他們一走就沒有消息，不知在哪棲身。我有時會經過阿爾塔家的樓下，看到那窗口黑漆漆的。可有時也亮著燈，不知誰住裏邊。這提醒了我阿爾塔的存在。
阿爾巴尼亞變得越來越黑暗，越來越恐怖。國際輿論都認為這裏是巴爾幹的火藥桶，早晚還會有一次大爆炸。阿爾塔的離去給了我們啟示。我們也在找一個可以永久棲身的地方。我們最後選定了加拿大，開始了漫長的移民申請之路。
自投羅網
現在到了一九九八年秋天，這是我最後一次在都拉斯海濱曬太陽。
那個星期天我是和楊小民、德光一家在一起。幾年的戰亂生活，使我們之間變成了好朋友。同時我們也明白了生命易逝，要適當享樂，比如：到都拉斯海濱遊泳，曬太陽，吃烤魚。
這個早上我戴著墨鏡躺在沙灘椅上，看著寶石一樣藍的地中海波浪起伏，看著穿著比基尼的阿爾巴尼亞姑娘姍姍而過，看著孩子們在陽光下的沙灘上追逐，我的心裏有一種難得的放鬆和喜悅。兩天以前，我收到了加拿大方麵的通知，說我一家的移民手續已經完成。移民的簽證很快就會寄給我。這就意味著，我在阿爾巴尼亞的日子已屈指可數。
在地中海海濱曬太陽，太陽鏡是必備的東西。不光是防紫外線，而是你可以盡情地透過墨鏡看沙灘上任何一個美女任何一個部位而人家不知你在看什麽。現在，我就看著一個女人和她的孩子在築沙堡。女人和孩子處於逆光的位置，她們的輪廓線閃閃發亮。我突然感到非常感動，阿爾巴尼亞雖然貧窮，混亂，可我覺得自己還是已經對她有了深深的依戀之情。我想起了兩句唐詩：無端更渡桑幹水，卻望客鄉是故鄉。是啊，以後我移民到了其他地方，一定會想念阿爾巴尼亞的。
這天小民和德光安排是吃了中飯回去的，海灘上有一家新開的海鮮餐館的烤龍蝦做得很好。可是我在１１點時就提早告別回地拉那了。因為有個客人約好在中午要來買一大批藥。我這人向來是個工作狂。盡管我知道和大家一起吃烤龍蝦將會是很快活的事，可為了多做點生意，還是穿起了衣服，開車回去了。
我回到家大概十一點半，客人說好十二點來的。那是在前天上午，我聽到翻譯尼可在外麵的辦公室和一個陌生的聲音說著什麽。然後尼可走進來對我說：這個年輕人來自愛爾巴桑，他們家要新開一個藥房，想在這裏買一大批藥。他的父親將和他在星期天過來。尼可是個六十來歲的人，以前在阿國駐華使館當過參讚，漢語說得還不錯的。我聽他口氣，好像和那人認識似的，所以就隨口答應了。本來這事我也許會忘記的，可在星期六早上那個人又來了電話，說他和父親已買好車票，專程要來這裏，請我務必要等他。
那個小夥子準時出現在門口。我問他你的父親在哪呢？他笑了起來，我看到他笑的時候牙床都露了出來。他從腰裏掏出一支五四式的手槍。我納悶這小子是想把槍賣給我嗎？不好！突然一個念頭閃電一樣打過來，這時他已舉槍對著我了。我明白上當了。
我當時氣得差點死去，不是氣這個小子，是氣自己怎麽會這麽弱智，上這麽個低級的圈套。在目前這個到處是凶殺搶劫的混亂時期，你怎麽會在星期天獨自等一個陌生人的約會呢？我並沒覺得害怕，我想這小子是來搶點錢吧。我想說你小子要多少錢？他沒說，舉槍要我打開通往後院的門。我一開門，四個蒙著黑麵具持衝鋒槍的人闖進來，一下子就把我按在地上。我知道，這下麻煩大了。是綁架。
他們開始用繩子捆我。那個假裝來買藥的小子（後來我知道他叫伊利爾，是地拉那的擒拿格鬥冠軍）是個領頭的，他壓低聲音告訴我：他們是為了錢綁架我，拿到錢後就會放了我。然後問我，那個小個子的中國人在哪裏？我明白他問的是李明，我就說他回國了。看得出李明不在讓他們有點困惑。他們問我手機在哪裏，我說我沒有手機。他們在房間裏找來找去，找到了電視遙控器，當發現這不是手提電話時，又放下了。現在我已被捆得像粽子一樣結實。
電話突然響了。嚇了綁架者一跳。他們立即用槍頂著我腦袋。叫我不要出聲。我知道電話一定是楊小民他們打來的。他們現在一定是剖開了一隻龍蝦，杯裏冒著冰啤酒的泡沫。楊小民，你可會像那次護送中國人大撤退那樣帶著一群警察來救我嗎？
電話響了五聲就不響了。現在，他們用一種又厚又粘的膠布纏住我的整個頭部，隻露出鼻孔。又用一條厚毯子包住我身體，接著我就被抬了起來。我聽到一輛汽車的發動機還在響著。我恐怖到極點，就怕他們把我放在行李箱裏，我會被活活悶死的。車子開動後，我沒有感到窒息，還好。我又感到非常生氣，還是生自己的氣。你怎麽能這麽粗心呢？這一回，你也許玩完了。你還能去加拿大嗎？
車子開了大約半個小時，好像進入一個建築物內。我被抬了下來，他們抬著我順著台階下去。我聽到他們呼哧呼哧的喘著氣，咕噥著這個中國人真的特別重。然後我被放到一個靠牆的地方，他們拿走了蒙著我全身的毯子，就離開了。我被綁在身後的手能觸到地麵，潮濕的，有一層滑膩的灰泥。
過了一些時候，他們又回來了。現在他們顯得很興奮，互相壓低聲音說話，還吃吃地笑著。他們割斷了捆我的繩子，剪開了我嘴上的膠布。我痛苦不堪的軀體才算舒展開來了。我的頭上和眼睛依然纏著膠布，可鼻梁的突出部分使得膠帶在眼睛下方有了一點空隙，透過這縫隙，我能看見眼睛下方的地上有蠟燭光。他們搜了我的身，把錢包、手表還有鑰匙都拿走了。他們又問我，李明到底在哪裏，我說是在中國。他快要回來了。他們問了我翻譯尼可的電話。我本來是知道尼可的電話，可被他們一捆，受了刺激，怎麽也想不起來。他們用手槍頂住我腦袋，意思說我不說就打死我。我突然想起新華社的楊記者認識尼可，知道他的號碼，而我也記得楊記者的號碼，就把這告訴了他們。我知道，盡快讓他們和我那邊的人建立聯係對我有利。
他們再次告訴我，隻要他們拿到錢就會放我走。要我不要反抗，配合他們。他們拿來一塊比薩和一瓶可樂讓我吃。盡管我已餓了很久，也一點沒胃口吃東西。但我知道我必須吃。我得保持體力，不知有多大的困難在等著我呢！
他們讓我在地洞的角落解了小便。重新把我捆起來。這回比較簡單，在膝蓋處和腳關節各捆一道，兩手反剪背後捆住手腕，用的都是結實的棉紗繩。他們讓我在一塊木板上躺下，還給我蓋了一條毯子。然後，我就覺得周圍沒亮光了。他們先是關上一個木門，接著是鐵門的聲音。一會兒有汽車發動機的聲音，汽車遠去了，寂靜。
苦難的一天
現在，我想知道的是自己在什麽地方。從汽車開行的時間來算，這裏離地拉那不很遠。而且我知道我是在一個低於地麵的地方。我慢慢挪動身體，坐了起來，背靠著牆。我現在已經冷靜下來，努力睜開被厚實的膠布纏住的眼睛。我能看到的是徹底的黑暗。我從那塊木板上滑到地上，我的膝關節和腳關節被捆得很緊，雙手也被反捆在背後，所以我隻能在地上像一隻昆蟲一樣蠕動。我先朝著對麵方向運動，沒有幾米就到了牆。接著我向著那些人離開的方向移動。我的頭先是觸到了牆，然後觸到了一個一米見方的洞口，一扇木頭門封住了它。我反過身，用手指甲摳摳這門，木質很堅硬。又用力推了推，覺得很結實的。我就坐在這洞口，想著我現在該怎麽做。
我是不是應該想辦法逃跑呢？我想著：雖然我的手腳被捆著，但我已摸到一處粗糙的牆角，可以磨斷繩子的。但是那扇木門好像很結實，怎麽打開呢？這群狗東西這麽精心地設了騙局搞到我，那扇門他們一定是搞得很牢固的。而且，我聽到外邊還有一個鐵門。鐵門外邊也許他們會有人持槍看守。如果我把繩子磨斷，那就一定要逃跑成功。否則，他們就會改用鐵絲來拴住我，或者會提前弄死我呢。
他們如果就是為了錢，那麽我還是有希望被釋放的。他們對我說要五萬美金，如果他們現在放我走，我倒是願意給他們五萬美金。廢話，如果放我走了，我為什麽還給他們錢？我他媽的帶警察來抓他們。那麽隻有李明才能給他們錢。李明會提早回來嗎？他的機票我記得是九月十九號回來，今天是十三號，如果他立即啟程，最快會在十六號到達。他會帶現金來嗎？海關不讓帶，可現在是緊急情況，應該會特殊處理。李明現在知道了我的情況了嗎？他們是不是已打電話給楊記者，是不是和尼可聯係了？我的老婆和女兒知道這事了嗎？一想到她們，我就感到極度的難受。我強迫自己馬上去想其他的事情，要不然會受不了的。
我就這麽坐在那塊木板上，睜著眼睛。其實睜眼閉眼都是一樣的黑暗。我的被反綁著的手又酸又痛，手腕由於被捆住，氣血不通，浮腫了。那棉紗繩就勒進了肉裏，我的手掌現在就腫得像充過氣似的發硬。我現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要讓自己冷靜下來，不要再生氣。我合上眼睛，慢慢地感到一點的睡意。睡一忽兒吧睡一忽兒吧，我對自己說。我說著說著，感到有點迷糊，可是疼痛的手讓我無法睡著。
現在一定是深夜了，我感到寒氣慢慢灌進了這個地穴。我縮成一團，靠在牆上。我的手腫得越來越大，我隻能用我的左手撫摸著右手，然後用右手撫摸左手。慢慢地，在我恍恍惚惚的意識裏，我的兩隻手好像變成了獨立於我的生命體，它們像是兩個受苦受難的裸露著肉體的小孩子，互相摟抱著，哭泣著。我時而清醒，時而落入一些碎夢，我的意識一直離不開我的兩隻苦難中的手。它們始終在溫情地互相撫摸互相安慰，它們顯得如此通情達理一點不埋怨我，我甚至聽到了它們天使一樣的聲音在互相傾訴：你疼嗎，不要哭，我來安慰你。
不知什麽時候起，我聽到外麵有了人說話的聲音，很多人的聲音。好像是個市集似的。我蒙著膠布的眼睛也覺得好像不是那麽一團漆黑了。看來已經是天亮了。我捕捉著每一個聲音，有男人在大聲叫喊，也有一些女人。聽來聽去我就覺得是商販做買賣的聲音，還有一些馬車、汽車的聲音。我開始用阿語大聲喊叫起來：警察！中國人在這裏！我又用英語叫喊：ｈｅｌｐ！ｈｅｌｐ！
我想外邊的聲音我聽得這麽清楚，那麽外邊的人一定會聽到我的聲音。我用盡氣力喊著，但外邊照樣聲音嘈雜，沒有人聽到我的聲音的跡象。我這樣做其實冒著風險，如果綁架者在外邊聽到我的叫喊，一定會收拾我的。但我覺得這是一次機會，就不顧一切了。然而，我的叫喊一點反應都沒有。不久，外邊的嘈雜聲消失了，我也不再叫喊。
白天的到來讓我的思想又活躍起來。我確實覺得這洞穴有了點亮光，透過鼻梁兩側的膠布縫隙，我隱隱約約看到了自己的腳了。為了搞清這光線是從哪裏來的，我就躺倒在地上，這樣我的眼睛可從縫隙裏看到四周。我沒看見光。我又盡力倒豎著把頭頂在地上，這時我有了重大發現，我看見了亮光。我看見了上方有一個碗口大的通氣窗，光線就是從這裏射進來。我站了起來，這樣我和那個天窗接近了些。我感受到了從通風口進來的一陣帶青草味的氣流，空氣極其的新鮮。突然我還聽到有小鳥啼叫隨著氣流傳進來。這些平時被我忽略的生命現象現在都被放大了，讓我感到生命原來是那麽值得珍貴。我久久地站立在氣流裏，隻感到周身顫栗。許多年後，我聽到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的第二樂章開頭那段春風撲麵似的音樂，就會覺得那音樂就像那次的從通氣窗吹進來的氣流。
從昨天晚上到現在，我沒小過便。現在尿液已積存到極限。我被綁的手無法解開褲子小便，而且對於這些尿液我一直也在打著算盤。我想過，如果綁架者把我丟棄在這裏不管，我要生存下去的就需要水。我想如果到了今天晚上他們還不來，那我可能就要把繩子磨斷，想辦法逃走。昨天他們給我喝過的可樂空瓶子還在地上，我會把小便存在這個瓶裏，實在渴了隻能喝它了。
然而現在小便已經憋得我受不了了。我得馬上決定，是磨斷繩子還是怎麽樣。我已想過多次，要是磨斷繩子，那一定要逃跑成功，否則可能會被殺死。如果不逃，隻要李明來付了贖金，我還是能保住一命。逃跑是最後的選擇，目前還不到時候。我決定要排掉小便，否則，活人也會給尿憋死了。
現在我的困難是怎樣解掉小便而不弄濕褲子。那天我穿的是牛仔褲，裏邊還有一條棉襯褲和內褲。我那痛苦不堪的兩手在背後一點點把皮帶往一側拉，將皮帶扣拉到手夠到的地方，折騰了好幾次才將皮帶扣解開來。可是，牛仔褲上那顆結實的銅質紐扣我怎麽也夠不到，褲子還是緊緊地繃在腰上。我幾乎已經將肩關節別到最大限度，不顧兩手被繩子磨得皮開肉綻，想抓住那顆紐扣，可那紐扣總是在我的指尖間逃脫。我累得氣喘籲籲，隻覺得手掌有點濕漉漉的，那是手腕處被繩子磨出的血流下來了。我不知為什麽一定要脫下褲子，都這個時候了，就撒在褲裏也沒什麽吧。可我還是固執地想要不尿濕褲子。我覺得要是被那些狗東西看到我尿了褲子，實在是覺得太失敗了。
看來我想解開那顆紐扣是不可能了。那麽我隻能想辦法直接把褲子拉下來。我的手隻能在後麵拉褲子，前麵的部分始終下不來。我躺倒在地上，像蛇蛻皮一樣在地上摩擦，謝天謝地，我的褲子下來了一半，那小便的東西總算露了出來。我又挪動身體，側坐在木板上，然後，小心翼翼地開始小便。我那泡小便整整憋了二十來個小時，當它開始排出時，我的周身一陣戰栗，使得那個剛好露在褲子邊沿的可憐的東西不小心縮回到褲子裏麵。親愛的朋友，你到過長江嗎？你去過黃河嗎？你見過開閘泄洪的水壩嗎？當那洪水從閘門飛流直下時，任何力量都無法攔截它了。我隻覺得溫暖的尿水在我的褲子裏歡快地漫延，滲透到兩腿。我現在極其放鬆，也極其失望。
天又黑下去了。過了些時候，我聽到了有汽車來的聲音。接著，鐵門開啟的聲音。一陣腳步聲急速傳來。
想起了戴安娜王妃
我趕緊躺回到木板上，一動不動。我聽到他們打開了那個木頭門。還能感覺到他們的手電筒的光束照在我身上。他們在洞外觀察了我一陣子，才鑽了進來。
“怎麽樣？中國人。還好嗎？”他們圍著我，問道。
“很不好，我的手問題很大。”我的阿語不好，表達得很生硬。
他們把捆我的繩子割斷了。遞給我一塊還很熱的肉餅。我覺得這種肉餅會是餅店做的，不是家裏做的。那麽這裏應該離餅店不遠，應該是在市區的範圍。我慢慢嚼著，喝著可樂。我現在已不懼怕他們，反而想讓他們多呆一會兒，我隻能從他們口裏知道些外邊的情況。我試著要一支煙抽，他們也給了。看來他們今天心情不錯。
｀我問他們是否已聯係到尼可，李明是否已經起程回來。他們含糊地說是的，可不說具體的事。他們又一再問我，李明到底有多少錢。我說他有一點錢，但不很多。五萬美金肯定沒有，兩三萬說不定還可以。我這麽說讓一個小子生氣了，他哢嚓把子彈推上膛，槍口直抵著我太陽穴，說我在騙他。盡管我知道他不會開槍，可被一支上膛的槍頂住腦袋，還是讓我渾身發抖。
現在，他們讓我站起來，把手平伸開。我隻覺得毛骨悚然，因為我想起不久前台灣的白小燕綁架案，綁架者剪下了白小燕的手指寄給她母親。不過還好，他們還沒學會這些。他們倒是讓我穿上了一件夾棉的衣服。我告訴他們，我很配合他們的，所以沒必要把我綁得那麽緊。他們聽取了我的話。這回綁得比較鬆了。在兩手之間的繩子還留了十來公分距離。他們做好這些事，又讓我躺回到木板上，蓋上毯子。然後他們離開了。一會兒，有汽車離去的聲音。這讓我覺得他們不住在這裏。
他們一走，我就坐了起來。這回他們綁得不很緊，我的手活動餘地較大。我試著慢慢地將手腕上的繩圈往下抹，縮起手掌，那手竟然從繩圈中脫出來了。手的自由使得情況改觀了許多。我現在最受罪的是纏在頭上的膠布。那膠布大概是粘地毯的，非常結實，它的膠粘著我的皮膚、頭發，使得我的皮膚過敏，癢得令人發瘋。我現在可以用指頭伸進膠布的縫隙撓著皮膚。但是我不可以撕掉膠布。我慢慢將膠布和眼睛邊上的皮膚分離開，又將太陽穴附近的皮膚分離開。最後，我可以將纏得像頭盔的膠布往上推，露出了眼睛。現在，借著從頂上的通氣窗的一絲亮光，我能看見這洞穴似的地方的情況。我在裏麵走動。我推著那個木頭門，那個門很結實，紋絲不動。我又弓下身子，鑽到他們讓我大小便的那個地室。我突然看到有一個十來公分見方的小窗洞。我用手摳了一下，似乎還往下掉土。我在地上摸索了一會兒，找到個小石片。我用石片刮著窗洞，發現是水泥的。我刮的時候弄出了響聲。我隻聽到外邊有人咕噥著，哢嚓一下子彈上了膛。我趕緊蹲下，知道外邊有人看守。
過了一會兒，我沒聽見外麵有動靜，才悄悄溜回到那塊木板上坐下。現在我算計著，中國這個時候應該是天亮了。我的家人是否已知道我被綁架了？我要是真的丟了命，對自己來說可能就是一刹那的事。可對她們呢？她們不知我到底是死是活，會長時間地受著這種折磨。我現在倒是很羨慕那些被判刑的人。他們還是活著的，和外界可以聯係。就是判了死刑的人，至少家裏人知道他怎麽死的。但是，被人綁架是無奈的最無助的，綁架者可以任意處置你，他們可以讓你受盡折磨，他們可以讓你消失得無影無蹤。我腦子裏又出現了我老婆和女兒在一片樹林裏尋找我。我馬上站了起來，打斷思緒，要不我會受不了的。
其實從死本身來說，並不是很可怕。我想過他們如果要撕票，會用什麽辦法呢？是用槍？還是用刀？或者用悶棍？對這些事，我能平靜地去想。那個時候英國王妃戴安娜死了不是很久。我就老是拿這事安慰自己。那麽顯赫的生命，也不就三十幾歲就消逝了？我當然會想起伊麗達，這可憐的姑娘可能在一分鍾之前還在想著下周婚禮的事，忽然間就香消魂散。我還想起了一個中學時的鄰班同學，他叫白永星，是全國少年１００米自由泳冠軍。他的身體是極好的。他和我同年去當兵，不過他在湖北，第一年就暴病死去了。還有我過去的一個名叫高潮的鄰家女孩，她有一回騎自行車摔倒，頭上起了個包。在十年之後，這個舊傷造成她腦出血，丟了命。我這樣想著居然想起了十幾個二三十歲就死去的熟人。原來死亡真的就是你身邊經常發生的事。我就這麽用這些事來自我安慰。我計算著時間，現在，李明應該是已經啟程了吧？隻要他一回來，把五萬美金付給他們，他們還把我關在這裏幹嗎呢？我大概不會死的。
但是事實上，綁架者通過尼可向李明要的贖金是二十萬美金。我非常慶幸綁架者在這事上騙了我。如果我知道他們要的是這個數字，我會覺得獲救機會渺茫，我可能會逃跑，會因此送命。
在星期一的早上，翻譯尼可、藥劑師阿達還有工人尤莎來上班時看到所有的門都敞開著。
他們在辦公室聊了半天還沒見我從裏屋出來。尼可喊了幾聲，不見回答，就走進我的房間。
這時他看到了綁架者留在桌上的紙。那上麵寫著：“我們已帶走你們的人。你們要馬上交出二十萬美金。否則，我們就殺死他，還要炸掉你們的房子。如果你們報告警察，在這個屋裏的人會被一個個殺死。”
藥劑師阿達嚇得一聲尖叫，尤莎當場就昏了過去。隻有尼可還神誌清醒。他知道這是個國際的事件，李明不在，他得告訴中國使館。尼可做過外交官，知道怎麽和中國使館聯係。
使館獲知後，極為重視，立即向阿國警方報了案，並照會了阿國外交部。同時將此事作為重大事件向國內作了報告。使館還馬上找來楊小民。讓楊小民和李明取得聯係，要他馬上回來處理。阿國警方在接報後迅速趕到現場。在作了現場偵察後，取走了我的許多照片。媒體也馬上趕來了。在門口架起了攝像機。報紙、電台次日全部以此事做頭條新聞。阿國那時的傳媒已經私有化，需要吸引讀者和觀眾。他們不知怎麽從警察手裏拿到好些我的照片，有我在金字塔邊騎著駱駝，在巴黎的艾菲爾鐵塔，在希臘的帕特農神廟。這些照片配上記者渲染的文字，馬上吊起了讀者觀眾的胃口。當時，阿國已經出現過好多次富人被綁架的案件，人質幾乎全部死掉。在不到兩個月之前，阿國的全國商會會長被綁架，在家人付了贖金後，還是失蹤了。阿國人被綁架後，家人不敢報警。隻有我被綁架的事情一開始媒體就全力報道。阿國人關切著這事，他們這些年看到中國越來越強大了，這回他的公民被人綁架，一定不會善罷甘休。同時他們也要看看自己的警察有多大能耐，能否把人質救出來。那些日子，阿國的報紙和電視台的發售數和收視率刷一下躥了上去。
中國真的變得強大了。以前的中國隻強調國家的利益。而強大了的中國知道了要保護自己的每一個個體人民，尤其是在海外的中國公民。使館接到了國家外交部明確的指示，一定要盡力營救出人質。阿國的社會黨新政府對這事也高度重視。我是第一個被綁架的外國人，如果我救不出來，將會嚇跑很多外國投資者。還有一件事情也起了作用，那就是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部長早已定下在兩周後訪華。在這個時候，如果我被綁架者撕票，那對兩國政府來說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阿國公安部指派了地拉那２３分局的迪米特裏警長為行動指揮。他調集了幾十個精幹的刑偵警察，並獲準使用各種偵察手段。中阿雙方為了及時保持聯係，把指揮中心設在了中國使館。他們得到的第一個有用的線索是新華社楊記者的報告，一個陌生人來電向他詢問尼可的電話。在當天夜裏，尼可接到了綁架者的電話。他們斥責尼可報了警，警告他如果不配合他們，將殺死他們全家。接著他們詢問李明是否已啟程回來，是不是已答應付贖金。尼可隻是說李明已經知道這事，很快要回來。這一夜尼可和老婆、兒子一夜沒睡，坐在燈下商量著是否要報告警察。在一年前，尼可的大兒子因為得了憂鬱症，從一座五層的樓頂上跳下身亡。現在，他們又要麵臨死亡威脅。尼可後來對我說，他不是怕自己，而是怕兒子的安全。但是那天在天亮後，尼可還是下了決心，向迪米特裏報了案。迪米特裏微笑地聽了尼可的報告。其實迪米特裏在尼可接電話的同時，已經在同步監聽。在楊記者提供報告後，迪米特裏知道綁架者會和尼可聯係，就做好了監聽準備。
美麗的黛替山
在我被解救之後我問過迪米特裏，如果綁架者拿到了贖金，會不會放我走？迪米特裏微笑著回答我：不，不管他們拿到拿不到錢，他們事先的行動計劃已經決定最後要打死你，然後把你扔在黛替山上的深澗裏。
很奇怪地，對於這個差點成了事實的結局我好像有一種預感。
在被關在洞穴裏的第二個夜晚，我已疲勞之極。由於我的手脫開了繩索，我可以躺了下來，好幾次都沉睡過去。那些睡眠十分深沉，伴隨著真實感極強的夢境。那些夢都和黛替山有聯係。
那座差點成了我葬身之地的黛替山在地拉那城北邊。像一扇巨大的屏風遮擋住從北方高原吹來的寒風。每年的深秋山下起了寒意時，黛替山的頂端就會有白白的積雪。而在春夏時，山上的風景極其美麗。我看見了山頂上的那個牧羊人，他的羊在草地上像白雪一樣耀眼，一隻牧羊犬在驅趕它們，羊脖子上掛著的銅鈴發出悅耳的響聲。在這片牧場的背後的峰頂上，是高聳入雲的電視塔。這是中國人在七十年代的無償援建項目。電視塔的下方有一座小小的墓園，一個叫趙國寶的中國工人沉睡在這裏，他是在組裝鐵塔時掉下來殉職的。
黛替山上林木茂密，澗深崖陡，時晴時雨。我站在照著陽光的北坡，看著南山烏雲密布，大雨傾盆。銀色的雷電在黑雲裏閃出，鞭子一樣抽在峰頂。
在黛替山的半腰，有一大片氣派豪華的建築群，黃色的屋體，紅色的瓦頂，呈帶狀依次鋪開，中間用幾條帶屋頂的回廊連接成一體。而在地下部分，更是有無數條迷宮一樣的通道。
這些建築麵對著地拉那城。當我坐在那個通體玻璃的餐廳吃大餐時，會有一種在地拉那上空飛翔的感覺。而在深夜的地拉那遠望黛替山，這片空中建築的燈光會閃耀得像是星空的一部分。
這個巴比倫的空中花園是埃及人投資的豪華酒店式賓館。我曾經是這裏的常客。這個餐廳的領班是個個子高高，皮膚極黑的埃及男子。他的西裝筆挺，領子雪白，皮鞋亮得耀眼。他的身上散發著優雅的香水味，一如他優雅的舉止。是他向我指明了去埃及的道路。他給我畫了一張地圖，怎麽去開羅，怎麽去盧克索帝王山穀，怎麽去看亞曆山大城的燈塔，怎麽去找埃及豔後克裏奧佩特拉的蹤跡。在這張他手繪的地圖上，他在我將去的城市都寫上一個電話號碼。我在埃及到達一個城市，打通這個號碼，告訴他們是阿賽福讓我打的，我就會得到很多方便。
那些夜裏我好多次夢見了這個叫阿賽福的埃及人。他有時會是法老，有時是僧侶，有時是捕鳥人，有時是做木乃伊的工匠。我好像是個幽靈，跟他穿行在巨大的神廟石柱之間，在熬著香料的鐵鍋周圍……那些夢是真正的噩夢，我現在想起來還是難以忍受。
在我在地洞裏被這些噩夢纏繞著時，那個叫阿賽福的埃及人的壞運氣也在悄悄降臨。幾天後，就是我被解救的那個晚上，一個由美國特工和阿爾巴尼亞特工組成的突擊隊包圍了空中花園，把三個企圖炸掉美國大使館的本·拉登的要員堵進了一個地下通道的盡頭。雙方發生激烈的槍戰，三個阿拉伯人兩個被打死，一個名叫阿賽福的人飲彈自盡。阿爾巴尼亞電視台把這條新聞和我被警察解救的新聞同時播出，在那個電視台記者以五百美金賣給我的那盤光盤裏，也錄下了這條新聞。後來我又看了報紙，知道了黛替山的空中花園就是本·拉登設在阿爾巴尼亞的基地。他們已經準備了好幾年了。當美國在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的使館被炸之後，這個基地馬上被啟動。據那篇報道說：埃及人的空中花園正好俯視著美國使館，他們計劃如果汽車炸彈不能靠近美國使館，他們就在空中花園使用火箭炮直接炸毀美國使館。隻是美國人得到了可靠情報，提早一步滅了他們。
黑夜要過去了，我看見那個圓筒似的通氣窗慢慢變得亮起來。在昨天早上，外邊這個時候有集市似的嘈雜聲音，可今天卻很平靜。我聽到了幾個婦女說話的聲音，好像還有小孩的聲音。一忽兒，還有一架收音機開始播放起音樂，是一些難聽的阿爾巴尼亞民歌。這時我明白了，我是被關在一個居民區的院子裏。看來這個院子裏有大人還有小孩，他們一定都知道我被關在地洞裏。我昨天聲嘶力竭地叫喊，他們不會聽不到的。為什麽昨天他們那麽安靜？他們是有點緊張。而今天，他們適應了，開始了正常的生活。他們都知道，在院子裏的地洞裏關著一隻非常值錢的動物。也許用這隻動物能換來他們幾輩子都掙不到的錢呢。當我明白了這一點，我隻覺得難言的憤怒。我在洞裏來回走著，還做著下蹲練習，我得保持身體健壯。
現在我又悄悄走到那個四方的窗洞邊。窗洞很明亮，外邊有陽光。我伏在窗邊好久，確信沒有人在邊上，才慢慢把臉貼到窗洞上。我知道這樣做的危險性。如果我和綁架者打一照麵，他們就會覺得我會認出他的，隻能把我殺死的。但是，我現在極想知道我現在到底在什麽地方，有沒有機會逃脫。而且我要記住這個地方，在他們拿到贖金放了我以後，我一定要帶著警察來找到他們，找到這個地洞，我一定要報這個仇。我貼著窗洞看了半天，隻能看到對麵的一小塊牆。我突然想起那個美國電影《拯救大兵瑞恩》，在電影開始部分有個細節，湯姆·漢克斯演的那個美軍軍官在密集的火力下想看清敵軍的工事，他用口香膠粘著塊鏡子在匕首上，躲在石頭後邊從鏡子裏看著前麵的情況。我想如果我有一小塊鏡子，我也能用這辦法看到外麵的情況。可我沒有鏡子，隻有一枚１０列克的硬幣，那是他們搜身時沒摸到而留在牛仔褲袋裏的。我想我要是慢慢把這硬幣磨平了，磨光了，也許能當鏡子用。這樣，我就在地上開始磨起這枚複仇的硬幣了。
迪米特裏警長
現在想來，在我的十分晦氣的被綁架事件裏，倒也是有好幾件運氣的事保佑了我。比如阿國外交部長的訪華，還有我沒有手機（這件事我馬上要講到）。最幸運的是，我想是迪米特裏警長辦了這個案子。
迪米特裏當時剛從意大利回來。他在那不勒斯警察局重案偵探隊受訓了一年，實際上做的就是和意大利同僚一樣的反黑手黨的危險工作。他的表現十分出色，那不勒斯的局長多次要他把家人接來，留在意大利工作。可迪米特裏還是回到了地拉那。他覺得阿爾巴尼亞需要好的警察。
迪米特裏在接到公安部長的特別指派後，就帶著２３分局刑警隊一群技術人員來到現場。
他發現現場很平靜，沒有任何搏鬥的現象。門鎖都是用鑰匙自然打開的。唯一奇怪的是我那輛白色的大眾高爾夫汽車停在大門前的路邊，沒有停在車庫。迪米特裏當天在中國使館和楊小民、德光作了談話，根據他們所說的我是在星期天中午時分匆忙回到地拉那接待客人，他們在一點鍾打電話給我時沒人接電話的事實，迪米特裏判斷我是在接待那個買藥人時被綁架的。這個判斷和尼可提供的禮拜五有個自稱是愛爾巴桑的青年人約定禮拜天符合了。迪米特裏的一個助手馬上去愛爾巴桑和當地警察一起盤問了所有的藥店和即將要開的藥店，沒發現有用的線索。迪米特裏在得到楊記者提供的有奇怪的電話詢問尼可的電話號碼時，立即監聽了尼可的電話。從各種情況來看，迪米特裏相信罪犯是幾個年輕的菜鳥。但是他並沒因此也感到輕鬆，因為菜鳥做事無章可循，他們最容易會弄死人質。
迪米特裏所以會認為他們是菜鳥的原因是他們使用了公用電話，這樣他們就暴露了他們在打電話時所處的位置。如果是在意大利的西西裏這樣的大城市，公用電話成千上萬到處都是，罪犯變化地點使用公用電話警察也拿他們沒辦法。但是在電訊還很不發達的阿爾巴尼亞，公用電話數量不多，地拉那大概五十來門，都拉斯二十多門，愛爾巴桑隻有五門。這樣就給迪米特裏提供了這麽一種可能：給公用電話設伏。在罪犯給尼可打電話時，測出電話位置，讓埋伏在附近的便衣抓住他們。迪米特裏還注意到這麽個事實，罪犯對使用公用電話的危險性其實明白，所以他們打電話的時間極短，不超過一分鍾，而且兩次電話選在不同地點，第一個是在地拉那市中心，第二個是在幾十公裏外的都拉斯。這樣，迪米特裏知道要抓住他們，需要大量的警力，還需要特別的耐心和細心，另外，就是靠人質的運氣了。
迪米特裏還特別慶幸一件事，這個被綁架的據說很富有的中國人質居然沒有手提電話。
如果他們用人質的電話和尼可聯係，盡管地拉那警察局已有手機定位測定設備，隻要他們打完電話就關機轉移，警察還是抓不到他們。當然，迪米特裏可以讓手機公司停掉這門手機，逼他們使用公用電話。但他們會不會意識到這是警察的把戲，不敢用公用電話，改用信件的方法聯係。那樣，破案的難度就大得多了。
看來在這個世界上什麽事還是簡樸為好。其實那時手機在地拉那已經流行了兩年。楊小民、德光他們都用爛了好幾個手機了。可我和李明一向為人低調，再者考慮到準備移民，所以一直沒買手機。但是就在兩個月前，我在看到報紙上的手機公司廣告後，突然心血來潮，跑到手機公司付了十萬列克，定了一個手機號。非常奇怪的是，這個阿爾巴尼亞唯一的手機公司隻做通訊服務，不賣手機。半個月後，我老婆來到阿爾巴尼亞，和我一起去布加勒斯特去見加拿大使館的移民官。回來在蘇黎世機場轉機時，我在免稅商店看準了一個ＳＯＮＹ手機，價格要六百多美元。我當時是愛不釋手。可我老婆當頭給我一盆冷水，說：你不是要去加拿大了嗎？還買它幹什麽？我心裏極為不快，隻得把東西還給人家。回到地拉那又去手機公司退回了預定費。我現在記得綁架者在抓住我第一件事就是在找我的手提電話，說明用我的手提電話作為聯係工具是他們精心策劃的計劃的一部分。我老婆在蘇黎世機場的一句顯得小氣的話提前就挫敗了他們的計劃，逼得他們去使用公用電話，從而救了我一命。從那以後，我就告訴我的朋友們，女人們那些聽起來十分不近情理，甚至顯得愚蠢的話有時會包含雷霆萬鈞的真理，我們還得虛心聽取為是。
綁架者打給尼可的電話是在星期三晚上。也就是我被抓的第四天。他們詢問尼可李明是否已經回來。尼可在迪米特裏的開導下，現在已鎮定了許多。他說李明已經在路上，明天就會來。尼可按照迪米特裏的意圖盡量延長說話時間。所有的對話都進入了迪米特裏的耳朵，而且錄了音。信號顯示這個電話是從２１大街打來的，迪米特裏失望地看到，由於他的警力還不夠，他隻在一些他認為可能性較大的電話布了埋伏。２１大街還沒有埋伏警員。當他通知最靠近的巡邏車趕過去時，打電話的人已不見蹤影。他想，要是他像那不勒斯的警察局一樣有一架直升機在空中巡邏多好，那樣他就可以在空中鎖定目標，然後指揮地麵人員抓住目標。迪米特裏聽出綁架者的聲音還很興奮，他就知道人質現在還沒事。但是，留下的時間已經不多。通常，被綁的人質要麽在七天內被贖出或救出，否則被撕票的機會就大增。現在，他需要編織一張沒有死角的網，把地拉那還有都拉斯的所有公用電話都控製起來，那得需要近兩百個訓練有素的便衣警察才行。迪米特裏已將此事向部長請示，部長已在緊急召集人馬。當時，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和塞爾維亞族的衝突正在加劇，阿國需要中國在安理會裏不反對北約轟炸前南聯盟。阿國外長訪華有著這樣的背景。所以迪米特裏的任務充滿了向中國示好的政治意義，部長給了他最好的警力資源。
李明是在星期四的下午回到地拉那。他一下飛機，就被迪米特裏的助手接走，連海關手續都不需辦。迪米特裏要不讓媒體知道李明已回到地拉那，從而可以拖延點時間。李明被直接送到了中國大使館。沒人知道他已回來。
在星期五這天日落之後，據說有兩百多名便衣警察進入埋伏崗位。迪米特裏巡視了一些地方，他一眼就看到那些掃馬路的，在路邊的酒鬼，還有停在不遠處的汽車，都是埋伏哨。他感到滿意，然後就去了他設在監聽中心的臨時辦公室。他已有連續五個晚上回不了家過夜。
這個晚上，天氣驟然寒冷，不久又下起了大雨。那些埋伏的警員真的是吃足了苦頭。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室外，有的躲在建築物的牆腳，有的躲在樹下，隻有個別的藏在汽車裏。而綁架者也好像被雨水衝走了似的，一直沒出來打電話。直到半夜兩點鍾，坐在沙發上打著瞌睡的尼可被驟然響起的電話驚得差點跳起。尼可剛拿起電話，就聽到話筒裏惡狠狠的聲音：中國人回來沒有？錢帶來沒有？尼可按照迪米特裏事先布置的話去說：李明還沒到，他的錢還不夠，所以他在羅馬要停留一天，向朋友借錢。迪米特裏從綁架者的凶狠的吼聲裏聽出他們現在很煩躁。他們叫著：你們都在騙，我們現在就要殺掉人質。電話的位置已測出，在大學路的盡頭。迪米特裏立即告訴那個電話的埋伏警員，立即出擊。但是，好像命運注定我要多受幾天苦，那兩個警員接到命令時，卻是在附近的一個通宵酒吧喝一杯咖啡暖身。在接到命令後，他們立即拔槍衝出來，但為時過晚，打電話的人已無影無蹤。
迪米特裏眼看著罪犯像一條魚一樣從他的網中溜走。他的臉色鐵青。但是有什麽辦法呢？阿爾巴尼亞的警察的紀律就是這個樣子。他們已經算是精幹的了。可是話說回來，自從這個中國人被綁走之後，這群警察已連續五天沒休息。而迪米特裏又沒有能力給他們發點加班補貼。迪米特裏知道現在人質還活著，但時間已不多。他從綁架者的聲音已聽出他們已極為急躁，如果這種急躁加劇，他們就會撕票了。現在，迪米特裏知道接下去的事情很簡單，就是要鼓舞起這幾百人的隊伍的士氣。最有用的辦法是給這些囊中羞澀的警員們發些錢，讓他們可以買一杯酒喝。可哪來的錢呢？現在隻能讓中國人出了。他讓所有人知道了，如果救出了中國人，每個人都可以得到１００美金，而主要立功的人至少會得到１０００美金的獎勵。
我相信迪米特裏的這個辦法起到很大的激勵作用，我記得在我剛從地洞裏被警察救出，在大家的歡呼中就有人開心地對我說：中國人，你現在要付錢了。
星期六星期天都很平靜，平靜得讓人幾乎感到綁架者撕票了事了。李明後來告訴我，他都在發愁怎麽處理屍體了。但是在星期一早上，郵遞員送來了一封信。按照迪米特裏的安排，尼可、阿達、尤莎都在正常上班。那信是寫給尼可的，上麵說：今天晚上李明一定要和他們談判。這是最後機會。否則他們就要殺人質了。還要燒了尼可的房子。迪米特裏鬆了一口氣，感謝上帝，人質還活著。機會再次來了，他相信這次是最後的機會了。
天黑之前，所有的埋伏哨進入了崗位。迪米特裏這回對綁架者可能會出現的地點有所判斷，所以在那些地方部署了最精幹的偵探。然後，他通知軍隊方麵的謝福謝特中校，請他準備幾輛裝甲車作為支援火力。現在，他讓尼可知道，李明已經回來，今天晚上，他將和李明一起到他家和綁架者談判。為了安全起見，迪米特裏讓尼可的家人今晚要到親戚家過夜。迪米特裏還特別慶幸一件事，媒體沒有知道警方用電話監聽的事情。如果他們把這報道出來，那就徹底完了。
六點鍾，迪米特裏給了李明一件防彈背心，讓他穿上。他奇怪地看到李明在穿防彈背心前，在認真地打一條領帶。他問李明打領帶幹什麽？李明說，今晚也許會有槍戰，萬一中了彈，他可以用領帶包紮止血。
就這樣，迪米特裏把一張巨大的網撒開了。他和李明坐在尼可的家，抽著李明帶來的中華牌香煙。據李明後來說，那天晚上他們說的話題並不是綁架的事，而是聽尼可回憶一件曆史事件。說的是一九六〇年周恩來總理訪問阿爾巴尼亞。周恩來的到來是為了一件事，當時中國想把幾個巴爾幹的國家統一起來，組建成為一個巴爾幹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以抗衡蘇聯修正主義。尼可說那次會議鐵托也來了，保加利亞的領導也秘密來了。他是作周總理和霍查之間的翻譯。
這個晚上地拉那即將發生兩件有新聞價值的事情。在迪米特裏的網鋪開的同時，一支由美軍特工和阿國警察聯合組成的突擊隊包圍了黛替山的埃及人的空中花園。在九點左右，他們發起突襲，衝進了建築物的內部。雙方發生了激烈的槍戰。在不到十分鍾時間，美國人就拔掉了本·拉登埋在地拉那多年的這枚定時炸彈。克林頓把這事作為自己得意的事寫進了回憶錄。
在十點半左右，尼可家的電話響了。當尼可緊張得發抖的手拿起話筒時，儀器已測出電話是從市中心的斯勘德佩廣場打出的。迪米特裏指示潛伏警員出擊，並命令巡邏隊馬上包抄過來。就不到一分鍾時間，迪米特裏接到報告：獵物被擒獲。
奇跡
現在，我的敘述即將到了尾聲，我不由得感到了一陣輕鬆。盡管這麽多年過去了，當我力圖把當時在地洞裏的所受的折磨準確再現時，我還是感到非常強烈的不愉快。我強迫自己去回憶那些事情，找回當時的感覺，結果我好像中了咒語似的渾身難受，頭上冒冷汗。尤其是我寫完了“苦難的一天”這一節後，心情特別敗壞。以致在馬路上開車時心不在焉，撞了前麵一輛車的屁股。這個小事故給了我警告：趁還沒出更大的事情，快點把這篇東西結束。
現在是我被關在地洞的第八天了。絕望的心情正在來臨。我現在最大的敵人是自己的情緒，它是如此焦躁不安，幾乎讓我喪失了思考的能力。在最初的幾天，我時刻在計算著李明回來的時間。根據我的計算，李明在第五天無論如何應該回來了。如果他付了錢，我在第六天應該會被釋放。但是他們告訴我李明不知在哪裏，也沒付錢。在接下去的兩天裏，我失去了精神的支撐，心理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所以在第八個晚上，我聽到外邊的鐵門開啟聲時，我就像一條狗似的起了條件反射，渾身發抖，我盼望著他們已拿到錢，今晚會放我走。他們進來了，我能感覺到他們的手電筒照在我的身上。我就低著頭坐著，心裏極為緊張。我的手是在聽到鐵門響聲時才套回繩圈的，頭上的已和皮膚分離的膠布也才拉下來。我現在最怕是他們檢查我頭上的膠布。如果他們發現我已經撕開了膠布，那將對我極為危險。他們會知道我看到了一些東西，這樣他們一定不會讓我活著出去了。我想起了去年溫州發生的一個慘案。幾個竊賊入室偷竊，屋內有個小女孩看到了他們。他們把女孩綁在椅子上，殺了。他們在離開現場後，又折回來把女孩眼球刺破。因為他們想起有人告訴他們，人在死前看過的人會留在眼球裏。警察可以以此破案。
他們解開我的繩子，給我吃一小塊冷麵包。我慢慢嚼著，他們一聲不吭地守在一邊。這樣我知道了他們不是來釋放我的。我突然感到想嘔吐，根本吃不下麵包。我問他們為什麽還不放我走？李明是否已回來？他們是否已拿到錢？他們隻是含糊地說，也許會是明天吧。我的情緒突然失去控製，喊叫起來：我要出去，我要走。立刻，幾支手槍頂住我的腦袋。他們說：中國人，不許吵，再叫一句就打死你。他們的聲音顯得冰冷，聽得出來他們也已很厭倦了。
現在，他們又把我捆起來，讓我躺在木板上，蓋上毯子。然後我又回到黑暗中，聽著他們的汽車遠去。
我坐了起來，想把被反剪著的手從繩套裏脫出來。但因為我剛才的大聲喊叫，他們把我的手綁得緊了，我怎麽也脫不開來。我的心現在亂到了極點，我感覺到，他們釋放我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了。我的臉上感到有一個黏稠冰冷的東西爬上來，我知道那是鼻涕蟲。這地洞裏潮濕，這東西很多。我的手無法活動，隻好側過臉在肩上蹭來蹭去。我能感覺到鼻涕蟲的體液被搓了出來，發出一種苔蘚似的怪味。
明天，或者後天，他們會把我怎麽樣呢？他們會把我裝在麻袋裏，從懸崖上摔下嗎？他們會用刀刺死我呢還是用鐵棍？他們不會用槍打吧！我的腦子一直離不開這些念頭。其實死隻是一刹那的事，可怕的是死之前對死的恐懼。當我的心亂得不能承受的時候，我唯一的辦法就是讓自己去想念觀音佛。我跪了下來，在黑暗中祈求著：觀音菩薩呀，請您讓我的心安寧下來吧。我知道您不能救我出來，但您可以讓我的心安靜，讓我能平靜麵對事實。我一遍又一遍地念叨著，我的急促的呼吸漸漸平穩了下來，堵在胸口的劇烈的痛楚緩解了許多。我覺得有一道雪白的亮光照進了我的靈魂。我似乎見到了觀音的蓮座在空中飄來飄去，不過她好像有點猶豫著不想降臨，似乎覺得這裏是巴爾幹，是她的歐洲同行耶穌的領地。我是那樣急切地祈求著呼喚著，她開始緩緩降臨，她在注視著我，她終於看見了這個在地洞受苦受難的家夥原來是個中國人，是個隻會東跑西跑做生意的溫州人。觀音露出會心的微笑。現在，我覺得渾身舒暢開來，死亡離我而去，天空中布滿了蓮花。這真是一次奇異的經曆，在接下去的１０分鍾後，奇跡真的出現了。我其實對佛教認識很淺，隻是像普通的中國人一樣，對觀音佛懷有好感。在我２２歲那年，我由於在一次省級籃球聯賽中為我所在的單位奪得冠軍表現出色，工會讓我去普陀山休養了十天。我住在半山腰的工人療養院，每天都轉悠在這個號稱南海佛國的眾多寺院裏，晨鍾暮鼓，僧尼們動聽的誦經聲，加上普陀山長天碧海的景色，讓我感到了佛教的動人之處。有一天，我在千步沙的海礁上看海。海潮漲了，我來時的路被淹了。我就攀著岩石從另一條路回去。那時我年輕，什麽路都敢走。在過一塊巨大的礁石時，我的腳下突然打滑了，下麵是狼牙似的亂石。求生的本能使得我一個鯉魚打挺，抓住了岩縫裏的一株開著白花的野梔子花。現在，當我在這個苦難深重的地洞祈求觀音時，終於明白當時一定是觀音化身為野梔子花救了我。
這個時候，我注意到外麵奇怪地響起一陣汽車的轟鳴。好像有很多車。有人開始大聲喊叫，很快就變得人聲鼎沸。我睜大眼睛，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突然，我聽到有人喊：中國人，我們是警察。我明白是警察來救我了。我吼叫起來：我在這裏，我是中國人。現在我知道了，我真的得救了。緊接著就有警察進入了地洞，打開了門，把我拖了出來。現在我看到外麵至少有閃著警燈的警車，稍外麵一點是好多軍隊的輕裝甲車。當我出來時，所有的警察都歡呼起來。
我被送進了指揮車，坐在迪米特裏警長身邊。他給了我一枝中華牌香煙，，我就明白這煙一定是李明帶來的，也知道了李明一定參加了營救。很快就到了２３分局。我的頭上的膠布被剪開。我看到自己手腕上的被繩子捆傷的傷口已爛透皮膚，露出了裏邊的肌肉。去洗手間時我從鏡子裏看到了自己是骨瘦如柴。
我很快就被告知這麽一個事實：綁架者的主要兩個成員是我的前翻譯阿爾塔的兒子羅伯特和內迪。這真的讓我無法相信，我印象中阿爾塔的兩個兒子雖然長得健壯，可乳臭未幹，怎麽會做出這事呢？原來阿爾塔一家在兩年前出走後，竟然一直生活在中國北京。羅伯特和內迪供認他們是在一年前開始了這個綁架計劃。三個月前他們從中國回到了阿爾巴尼亞，參加他們的行動有其他五個青年人，其中一個全家（他的父母、奶奶、姐姐都在裏邊）都參加了。我就是被關在他們家院子裏的防空洞裏邊。我不得而知阿爾塔是否參與了這個計劃。我覺得她大概沒有。她要是參與了，我生還的機會就不會有了。
不管怎麽樣，我得救了。當天晚上，迪米特裏讓我睡在局裏的值班警察休息室。一個警察陪著我。我一直無法睡去，那是多麽好的一種感覺。透過地拉那２３分局警員休息室的玻璃窗，我看到東邊的天空漸漸發亮，朝霞呈現。原來，能自由地看到黎明的曙光是那麽幸福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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