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德
“五四”與中國道路
特約記者 王海燕 發自英國牛津
海外漢學方興未艾，英國的漢學家也不在少數，但是要找到一個專事“五四運動”研究的漢學家並不容易。與多位英國的漢學家數次郵件往返，卻屢屢被告知“此非專長，恕難相告”。之後，記者轉向了圖書館，搜尋中，一本紅色封麵的書出現在“中國相關”書架上，名曰《痛苦的革命：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鬥爭》(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正是探討五四運動和20世紀的中國曆史政治。而令人興奮的是，其作者拉納。米德教授所在的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與記者所在的牛津大學路透傳媒研究所，巧合地同屬牛津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係。
又一個星期的郵件等待之後，複活節前夕(4月10日)，剛剛從日本搜集中日戰爭資料返回英國的米德教授，在他牛津的家中接受了時代周報記者的采訪。窗外春雨迷蒙，沙發上的防塵罩還沒來得及拿掉，米德時而英文時而中文，顯露出與他的年齡不甚相稱的睿智。
米德1969年出生，在英國南部小郡蘇塞克斯(Sussex)長大，他從小就對中國話題感興趣，後來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之後移居牛津，從教於牛津大學，教授中國曆史和政治。他的學術研究，試圖從戰爭和侵略之中，找到它們與中國的民族主義的聯係，其中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2004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痛苦的革命》。該書圍繞“五四”，講述中國在推翻了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帝製後，走向現代國家道路上經曆的一係列痛苦不堪、至今尚難說完成的鬥爭。次年，米德因為該書獲得英國學術著作獎，並被評為2005年度英國青年學者。
米德認為，“五四運動”對中國的意義不在於事件本身，不在於一群學生走上街頭，不在於燒了一個趙家樓，而在於它所孕育的影響了此後整個20世紀中國的社會氛圍和政治情緒。“五四”也並非因為1919年5月4日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個時代(a time)、一種氛圍(an atmosphere)、一種情緒(a mood) 和一種影響今日中國社會、政治的能量(an energy)。同時，“五四”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提出了什麽有效的解決方案，而在於它問出了擺在中國人麵前的問題，並提供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各種可能性。
“五四”提出“中國怎麽辦？”
中國的確有很多機會問這個問題，比如1898年清末的“戊戌變法”，但是“五四”時期人們問出了最廣泛意義上的中國問題。
時代周報：你用“bitter”來形容“五四”以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翻譯為中文，它是“痛苦”、“苦澀”的意思，實際上，魯迅就曾經說過20世紀的中國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你選擇這個詞的用意是什麽呢？
米德：我用“bitter”這個詞，是因為我認為中國在20世紀的時候，經曆了比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更加艱難的時期。我主要指的是裏麵的“衝突”。從前半期的抗日戰爭、內戰，到後半期的“文革”等，中國的20世紀是一個衝突的曆史，這種衝突充滿著你死我活的爭奪。而因為世界大戰的發生，這也是一個衝突的世界。
同時也可以說，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衝突的政治，那時的中國不像西方國家(比如美國、英國)有一個“民主”的係統。在那個係統內，人們反對這個或者那個政黨，但是不反對“民主”係統，而中國那個時候有國民黨和共產黨，但是它們不能在一個係統裏同時存在，兩個黨隻有一個黨可以存在，所以，這個政治也完全是一個衝突的政治。20世紀的中國我認為最重要的兩個事件，都是非常激烈的“衝突”。一個是抗日戰爭，中國人反對日本人入侵，這是真槍實彈的衝突；另一個是共和國期間的政治。這些經曆，足以形容為“痛苦”。
時代周報：那麽在你看來，“五四”運動在這段“痛苦”的曆史中處於什麽地位，起的是什麽樣的作用？
米德：“五四”運動對中國的意義不在於事件本身，不在於一群學生走上街頭燒了一個趙家樓，而在於它所孕育的社會氛圍和政治情緒。“五四”並非因為1919年5月4日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個時代(a time)、一種氛圍(anatmosphere)、一種情緒(a mood) 和一種影響今日中國社會、政治的能量(an energy)。
雖然中國從20世紀初以來發生了很大變化，但這些變化之中的不變是自“五四”以來中國人就在問的一些問題。那個時候的政治先鋒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在一個正在走向現代化的世界，中國應該怎麽辦？我認為這個問題貫穿了中國20世紀的曆史，我想民國時期的中國在問這個問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在問這個問題，現在的中國還要問這個問題。為了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中國經曆了“痛苦”的戰爭和衝突。而“五四”的重要性，就在於它問出了這個承前啟後的問題，此後發生的一係列曆史事件，都可以看作是中國人為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而付出的代價或者說努力。
時代周報：通常我們認為自清朝末期中國遭到列強侵略以來，中國人就開始進行一係列的“救國”運動，可以說早在1919年之前就開始問“中國怎麽辦”的問題，為什麽你認為“五四”才是最重要的呢？
米德：中國的確有很多機會問這個問題，比如1898年清末的“戊戌變法”，但是“五四”時期人們問出了最廣泛意義上的中國問題，包括：中國如何解決貧困問題、婦女問題、內戰問題？中國如何對待自己的傳統文化和思想？中國如何對待西方政治思想？非西方國家的經驗值得借鑒嗎？中國如何應對帝國主義等等。
“五四”探索中國各種可能性
“五四”時期各種政治思潮非常複雜，但這種複雜正是最大範圍地反映了中國所具有的五彩紛呈、激動人心的可能性。
時代周報：你在書中論述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現代中國是被“五四”塑造出來的。我很感興趣你的“塑造”(shape)的說法，你認為現代中國的哪些方麵是被“五四”塑造出來的？
米德：我的確是說“五四”對現代中國的影響很重要，可是這裏要小心一點，我不是說“五四”以外的影響不重要，現代中國受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毛澤東思想、孔子思想，還有類似鴉片戰爭這樣的曆史記憶。但是對我來說，1919年前後的政治情緒和社會氛圍營造出了一個“現象”，這個現象塑造了此後整個中國20世紀曆史的一係列思想和觀點，這個現象被稱為“五四”。對政治、社會問題感興趣的中國人，他們用的語言，他們用的思想，大多數用的還是“五四”出現的說法。
“五四”在中國曆史上是創造了一段傳奇，在此後的年代它成為了一個標簽，不同的政治組織都試圖從“五四”一係列的事件或者思想流派中尋找為其所用的因素。此外，直到現在，“五四”提出的問題還在困擾著中國。
20世紀的中國，每隔一個20年都有一個階段性的特征，20年代，中國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帝製，同時軍閥政府與帝國主義國家就中國的資源展開爭奪；40年代，作為世界大戰的一部分，千萬中國人死在戰場；60年代，走出戰爭夢魘並迎來共產主義勝利的中國，發現自己又陷入“文化大革命”之中。
(編輯：張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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