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新郎博客，偶然看見此文章，便發上來，讓大家感受一下中國言論自由之現狀。
以前，每次在新聞上看到某個小老百姓對哪個大人物的親民所為表示感恩時，總覺得哪個地方不對勁，本人也每每產生以下文章提及的感慨。
人人知道，作為一生活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的普通人，總有“皇恩浩蕩”之類的感覺似乎是不對。。。好在，現在人們可以把這種不舒服感說出來而沒被cancel掉，這也多少說明在公民的政治權利方麵（言論自由）的一個實際性進步。。。
摒棄臣民意識的“感恩”情結
——與陳奉孝先生商榷
嚴家偉
讀了陳奉孝先生發表於《觀察》的《“5．19”民主運動學子祭耀
邦》一文後，十分讚同陳先生對胡耀邦先生的正確評介。也深為耀邦
先生為民盡職盡責的精神所感動。陳先生的文章，總體而言，是應該
肯定和稱讚的。
但陳先生在行文中一再表露出的“感恩”情結，卻令人覺得與當今世
界普世認同的公民意識很不協調。就象一個人身著西裝革履卻頭戴一
頂烏紗官帽一樣地有點滑稽，故不揣淺陋，提出一點不成熟的意見供
參考。
陳先生在該文中三次提到所謂“感恩”，一是說他自己右派獲得“改
正”，多虧耀邦堅持不與北大右派學子“留尾巴”，方得以徹底“改
正”，於是陳先生說：“我怎麽不感念耀邦的恩德呢”！二是葛佩琦
的“極右派”和“曆史反革命”的問題，也是“多虧了當時當組織部
長的胡耀邦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頂著壓力，最終給葛老先生平反、
改正了，並且恢複了黨籍”。於是陳先生認為“耀邦對那些當年被打
成右派的忠心愛國的人士的恩情可說是天高地厚”！第三次是林希翎
的問題，胡耀邦的“胳膊”雖然扭不過鄧大人的“大腿”，林希翎的
問題最終無法“改正”。但“耀邦親自批準林希翎出國定居，並發給
了她出國的路費。林出國後，85年國民黨當局邀請她到台灣訪問，希
望她能講一些共產黨的壞話，但由於耀邦對她的恩情，她一句關於共
產黨的壞話也沒講……”。三段話中，都強調一個“恩情”，甚至是
“天高地厚”。對此，在下殊不敢苟同。
現代實行民主憲政的國家（不分什麽“東方”和“西方”）的人民，
都普遍具有的是可貴的公民意識，或曰“納稅人意識”。簡而言之，
就是在民主國家內的一切官員、公務員，大至總統、總理，小至科
員、警員，無一例外都是該國納稅人用稅款雇用來給納稅人（公民）
辦事、服務的人。這些人必須認真負責地給納稅人把事情做好。做得
再好，也是應盡之責。就像保姆要做好家務，司機要讓車安全行駛一
樣，乃應盡之責，而不是他或她給主人的什麽“恩情”。所以民主國
家再傑出的領導人，也是納稅人的仆人。如美國從華盛頓總統到約
翰·肯尼迪，再到羅納德·雷根，英國的邱吉爾首相、撒切爾夫人等
等都是曆史上的偉人，都為他們的國家乃至世界作出過卓越的貢獻。
可從來就沒聽見過美國或英國人對他們“感恩”不盡，甚至“天高地
厚”。也好像沒聽見過什麽“肯尼迪讚歌”或“撒切爾夫人頌”吧。
──這就是公民意識。
臣民意識，則恰恰相反，官員做了任何一點好事，都是對民眾施的
“恩”。事越大，官越大，“恩”也就越大，甚至“天高地厚”。所
以“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不是“慈父領袖”就是“黨媽
媽”，還要“甘甜乳汁把我喂養大”──實在肉麻。等而下之，一個
弱勢百姓被剝奪得一無所有了，官員來作秀給他送件棉衣，他都要對
著電視攝像機“感恩”一番，真叫人哭笑不得。
回頭再看陳先生說的那三件事，我以為都和什麽“感恩”扯不上邊
的。首先想問陳先生，您當年是否犯了好大的錯，確實不能“改正”
而該“留尾巴”，是耀邦給您“格外照顧，開恩”你才僥幸過了
“關”的。如果不是這樣，那“改正”和“不留尾巴”乃是題中之
義，是他們該做的事情。而遲來的公正，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已不算
“公正”，還有何“恩”可感？當然，這是您個人的事，您個人的自
由，我不便多講。
再看葛佩琦之事，那是荒唐的笑話。姑且不談把人家的話截頭去尾，
打別人成右派，已屬莫須有的誣陷。更莫名其妙的是，他們當年叫別
人打入國民黨內“臥底”，人家豁出性命幫他們幹了一場，最後反被
打成“國民黨特務”，這是誰在忘“恩”？給人家恢複本來麵目根本
不夠，還應向葛老先生謝罪賠禮，不謝罪賠禮，反成“天高地厚”之
“恩”，這是哪來的邏輯？陳先生也許會說“當年這事又不是胡耀邦
幹的”。完全正確。但胡耀邦既然成了當年那個政權的繼承者，他繼
承了“權”，就必須繼承“責”，這是常理或常識。所以德國前總理
勃蘭特要在納粹大屠殺猶太人的紀念碑前跪下謝罪，因而得到世人的
諒解和好評。如果勃蘭特說：“殺猶太人那時我還是孩子，關我屁
事？”那他就成了政治流氓加無賴了。納粹大屠殺和“反右”、“文
革”按國際法的標準，都屬反人類的群體滅絕罪。而當年“反右”冤
枉了那麽多個陳先生所謂的“忠心愛國的人士”，誰出來道過一聲
歉？他們不認錯，不道歉，還要人家來“感恩”，外加“天高地
厚”？這和封建帝王要殺你的頭了，你還得叩頭“謝主隆恩”的臣民
意識不是如出一轍嗎？
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否認當年胡耀邦先生竭盡所能幫助了許多人，對
他個人而言確實盡了很大努力，確實難能可貴。如用臣民意識去看待
問題，肯定該叩頭謝恩了。但如用公民意識去看待這一問題，他是在
代表一個政權作事，這是他對納稅人應盡之責，而且這個政權還作得
太不夠，因而決無“恩”可“感”，就像主人無須向保姆、司機去感
恩一樣。
至於林希翎一事，陳先生就更有點言不及義了。林希翎的右派問題無
法改正，非耀邦之過，這不必多說。耀邦特批林出國還發給路費，也
屬善意之舉。但因此便說，1985年台灣政府有關方麵要林希翎“講共
產黨的壞話”，而“由於耀邦對她的恩情，她一句關於共產黨的壞話
也沒講……”。此言真令人匪夷所思。什麽叫“講共產黨的壞話”？
講出她自己受迫害的實情就是“壞話”嗎？那麽陳先生講當年“反右”
之事，是不是也在“講共產黨的壞話”？如果陳先生的意思是說台灣
政府要林希翎瞎編亂說一通（我相信台灣領導人還不至於如此無聊），
那麽我對林希翎一向尊重，她拒絕亂說，與什麽“恩”不“恩情”無關。
如果因為得了一點路費，林希翎便對自己從“反右”以來幾十年中遭受
的政冶迫害，“一句關於共產黨的壞話也沒講”。區區幾文路費，就成
了當今大陸流行的“封口費”了嗎？恕我直言，陳先生，您在侮辱林希
翎的人格。請勿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吧！
我們今天紀念耀邦先生，是要懷念他對民主理念的尊崇，懷念他從政
的民主之風。而臣民意識，個人私“恩”，都是獨裁專製下，人身依
附體製的產物。是與當今普世認同的民主、自由、人權價值觀，與民
主憲政下的公民意識冰炭不容，背道而馳的。
無可諱言，我們中國大陸人幾十年來，受人家“黨文化洗禮”的“恩
情”，別人已在我們頭腦中植入了一種按“黨文化”定勢思維的“軟
件”。所以一遇事，一張口就是什麽諸如：“解放後”、“新中國”、
“舊社會”、“感謝黨”……一類的“黨文化”的術語。我們
的大腦就像電腦已被木馬病毒、惡意代碼入侵、控製了一樣，身不由
已地隨人家的魔杖而起舞了。我完全相信陳奉孝先生為文的本意並不
是要宣揚那些與民主意識相悖的東西，但“洗腦”的“病毒”卻讓其
在不知不覺中，走向了與民主意識相反的方向，這就是“洗腦”（人
家叫“思想改造”）作用的可怕與可惡。──故謹以此與奉孝先生共
勉，並就教於諸位讀者、編者。
（2009-04-30完稿）
以前，每次在新聞上看到某個小老百姓對哪個大人物的親民所為表示感恩時，總覺得哪個地方不對勁，本人也每每產生以下文章提及的感慨。
人人知道，作為一生活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的普通人，總有“皇恩浩蕩”之類的感覺似乎是不對。。。好在，現在人們可以把這種不舒服感說出來而沒被cancel掉，這也多少說明在公民的政治權利方麵（言論自由）的一個實際性進步。。。
摒棄臣民意識的“感恩”情結
——與陳奉孝先生商榷
嚴家偉
讀了陳奉孝先生發表於《觀察》的《“5．19”民主運動學子祭耀
邦》一文後，十分讚同陳先生對胡耀邦先生的正確評介。也深為耀邦
先生為民盡職盡責的精神所感動。陳先生的文章，總體而言，是應該
肯定和稱讚的。
但陳先生在行文中一再表露出的“感恩”情結，卻令人覺得與當今世
界普世認同的公民意識很不協調。就象一個人身著西裝革履卻頭戴一
頂烏紗官帽一樣地有點滑稽，故不揣淺陋，提出一點不成熟的意見供
參考。
陳先生在該文中三次提到所謂“感恩”，一是說他自己右派獲得“改
正”，多虧耀邦堅持不與北大右派學子“留尾巴”，方得以徹底“改
正”，於是陳先生說：“我怎麽不感念耀邦的恩德呢”！二是葛佩琦
的“極右派”和“曆史反革命”的問題，也是“多虧了當時當組織部
長的胡耀邦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頂著壓力，最終給葛老先生平反、
改正了，並且恢複了黨籍”。於是陳先生認為“耀邦對那些當年被打
成右派的忠心愛國的人士的恩情可說是天高地厚”！第三次是林希翎
的問題，胡耀邦的“胳膊”雖然扭不過鄧大人的“大腿”，林希翎的
問題最終無法“改正”。但“耀邦親自批準林希翎出國定居，並發給
了她出國的路費。林出國後，85年國民黨當局邀請她到台灣訪問，希
望她能講一些共產黨的壞話，但由於耀邦對她的恩情，她一句關於共
產黨的壞話也沒講……”。三段話中，都強調一個“恩情”，甚至是
“天高地厚”。對此，在下殊不敢苟同。
現代實行民主憲政的國家（不分什麽“東方”和“西方”）的人民，
都普遍具有的是可貴的公民意識，或曰“納稅人意識”。簡而言之，
就是在民主國家內的一切官員、公務員，大至總統、總理，小至科
員、警員，無一例外都是該國納稅人用稅款雇用來給納稅人（公民）
辦事、服務的人。這些人必須認真負責地給納稅人把事情做好。做得
再好，也是應盡之責。就像保姆要做好家務，司機要讓車安全行駛一
樣，乃應盡之責，而不是他或她給主人的什麽“恩情”。所以民主國
家再傑出的領導人，也是納稅人的仆人。如美國從華盛頓總統到約
翰·肯尼迪，再到羅納德·雷根，英國的邱吉爾首相、撒切爾夫人等
等都是曆史上的偉人，都為他們的國家乃至世界作出過卓越的貢獻。
可從來就沒聽見過美國或英國人對他們“感恩”不盡，甚至“天高地
厚”。也好像沒聽見過什麽“肯尼迪讚歌”或“撒切爾夫人頌”吧。
──這就是公民意識。
臣民意識，則恰恰相反，官員做了任何一點好事，都是對民眾施的
“恩”。事越大，官越大，“恩”也就越大，甚至“天高地厚”。所
以“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不是“慈父領袖”就是“黨媽
媽”，還要“甘甜乳汁把我喂養大”──實在肉麻。等而下之，一個
弱勢百姓被剝奪得一無所有了，官員來作秀給他送件棉衣，他都要對
著電視攝像機“感恩”一番，真叫人哭笑不得。
回頭再看陳先生說的那三件事，我以為都和什麽“感恩”扯不上邊
的。首先想問陳先生，您當年是否犯了好大的錯，確實不能“改正”
而該“留尾巴”，是耀邦給您“格外照顧，開恩”你才僥幸過了
“關”的。如果不是這樣，那“改正”和“不留尾巴”乃是題中之
義，是他們該做的事情。而遲來的公正，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已不算
“公正”，還有何“恩”可感？當然，這是您個人的事，您個人的自
由，我不便多講。
再看葛佩琦之事，那是荒唐的笑話。姑且不談把人家的話截頭去尾，
打別人成右派，已屬莫須有的誣陷。更莫名其妙的是，他們當年叫別
人打入國民黨內“臥底”，人家豁出性命幫他們幹了一場，最後反被
打成“國民黨特務”，這是誰在忘“恩”？給人家恢複本來麵目根本
不夠，還應向葛老先生謝罪賠禮，不謝罪賠禮，反成“天高地厚”之
“恩”，這是哪來的邏輯？陳先生也許會說“當年這事又不是胡耀邦
幹的”。完全正確。但胡耀邦既然成了當年那個政權的繼承者，他繼
承了“權”，就必須繼承“責”，這是常理或常識。所以德國前總理
勃蘭特要在納粹大屠殺猶太人的紀念碑前跪下謝罪，因而得到世人的
諒解和好評。如果勃蘭特說：“殺猶太人那時我還是孩子，關我屁
事？”那他就成了政治流氓加無賴了。納粹大屠殺和“反右”、“文
革”按國際法的標準，都屬反人類的群體滅絕罪。而當年“反右”冤
枉了那麽多個陳先生所謂的“忠心愛國的人士”，誰出來道過一聲
歉？他們不認錯，不道歉，還要人家來“感恩”，外加“天高地
厚”？這和封建帝王要殺你的頭了，你還得叩頭“謝主隆恩”的臣民
意識不是如出一轍嗎？
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否認當年胡耀邦先生竭盡所能幫助了許多人，對
他個人而言確實盡了很大努力，確實難能可貴。如用臣民意識去看待
問題，肯定該叩頭謝恩了。但如用公民意識去看待這一問題，他是在
代表一個政權作事，這是他對納稅人應盡之責，而且這個政權還作得
太不夠，因而決無“恩”可“感”，就像主人無須向保姆、司機去感
恩一樣。
至於林希翎一事，陳先生就更有點言不及義了。林希翎的右派問題無
法改正，非耀邦之過，這不必多說。耀邦特批林出國還發給路費，也
屬善意之舉。但因此便說，1985年台灣政府有關方麵要林希翎“講共
產黨的壞話”，而“由於耀邦對她的恩情，她一句關於共產黨的壞話
也沒講……”。此言真令人匪夷所思。什麽叫“講共產黨的壞話”？
講出她自己受迫害的實情就是“壞話”嗎？那麽陳先生講當年“反右”
之事，是不是也在“講共產黨的壞話”？如果陳先生的意思是說台灣
政府要林希翎瞎編亂說一通（我相信台灣領導人還不至於如此無聊），
那麽我對林希翎一向尊重，她拒絕亂說，與什麽“恩”不“恩情”無關。
如果因為得了一點路費，林希翎便對自己從“反右”以來幾十年中遭受
的政冶迫害，“一句關於共產黨的壞話也沒講”。區區幾文路費，就成
了當今大陸流行的“封口費”了嗎？恕我直言，陳先生，您在侮辱林希
翎的人格。請勿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吧！
我們今天紀念耀邦先生，是要懷念他對民主理念的尊崇，懷念他從政
的民主之風。而臣民意識，個人私“恩”，都是獨裁專製下，人身依
附體製的產物。是與當今普世認同的民主、自由、人權價值觀，與民
主憲政下的公民意識冰炭不容，背道而馳的。
無可諱言，我們中國大陸人幾十年來，受人家“黨文化洗禮”的“恩
情”，別人已在我們頭腦中植入了一種按“黨文化”定勢思維的“軟
件”。所以一遇事，一張口就是什麽諸如：“解放後”、“新中國”、
“舊社會”、“感謝黨”……一類的“黨文化”的術語。我們
的大腦就像電腦已被木馬病毒、惡意代碼入侵、控製了一樣，身不由
已地隨人家的魔杖而起舞了。我完全相信陳奉孝先生為文的本意並不
是要宣揚那些與民主意識相悖的東西，但“洗腦”的“病毒”卻讓其
在不知不覺中，走向了與民主意識相反的方向，這就是“洗腦”（人
家叫“思想改造”）作用的可怕與可惡。──故謹以此與奉孝先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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