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官話到國語的變遷

從官話到國語的變遷


明清的官話，廣義地說，是指廣大北方話區的方言，例如陝甘寧的話叫西北官話，雲貴川的話叫西南官話，九江南京鎮江話叫下江官話；狹義地說，官話就是以北京話為代表的華北東北話。雖然明清時期出版了許多以北京語音為基準的韻書，但是官方並沒有為官話確定語音標準，就是說官話並沒有準確的界定，大概是官場上通行的，各地人都容易聽懂也都容易撇上幾句的那種話就是官話，而京腔京調的北京話則是公認的“標準官話”。

到了上個百年之交的曆史時刻，中國遭遇到曆史上空前的民族災難。自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就開始走下坡路，而到了甲午中日戰爭之後，中國已淪為一塊任列強宰割的肥肉，中華民族岌岌可危。立誌中華複興的有識之士紛紛把眼光轉向列強尋求強國之路。在語言文字的現代化方麵，立誌強國富民的誌士們也開始進行艱苦的探索。五四運動是我國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分界點。從1916年《新青年》問世起，一直延續並伴隨1919年的五四群眾愛國運動而得到更加蓬勃發展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規模空前的思想文化深刻變革。新文化運動在思想上公開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高高擎起“德先生”和“賽先生”兩麵大旗，引進了令國人耳目一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文化上開展“文學革命”，進入中國語文現代化的初級階段“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

“國語運動”的萌芽階段可以上溯到19世紀末。第一個提出統一全國語音的人是中國語文現代化的先驅、福建廈門人盧戇章。盧戇章是創製漢語的字母式拚音方案的第一個中國人，他於1892年創製的用來拚寫廈門話的“切音新字”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盧戇章還提出使用拉丁字母拚寫漢語，實行“詞素連寫，詞間分開”（即“分詞連寫”），主張用漢語拚音輔助教育的普及，主張文字橫排，主張拚音字和漢字並用。盡管盧戇章最初的統一全國語音是主張以南京話為統一的語音標準，但是他畢竟是“語同音”的首倡者，為日後他人主張推廣國語（普通話）提供了重要的啟迪。此後又有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一書中提出“全地語言文字皆當同，不得有異言異文”的“書同文，語同音”的主張，福建人蔡錫勇創製了拚寫北方白話的“傳音快字”，力捷三先後創製了拚寫福州話的“閩腔快字”和拚寫官話的“無師自通切音字”，江蘇人沈學創製了“盛世元音”拚音字，王炳耀創製了最終要統一於“北音”的“拚音字譜”，等等。這裏要特別提到天津人王照，他創製了以官話為標準音專門拚寫“北人俗語”的“官話合聲字母”，激勵主張用“京話”為共同語，他說官話“宜取京話，因北至黑龍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揚子江，東傅於海，縱橫數千裏之土語，與京語略通。是以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餘謂官者，公也，官話者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可以說，主張漢民族共同語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王照是第一人。

雖然這些有識之士認識到拚音文字比方塊漢字易學，拚音可以幫助學習繁難的漢字等多種好處，但是沒有語音的統一，麵臨漢語方言的嚴重隔閡，這樣的見識總是不能實現的。幾年前，一位荷蘭記者曾經問我：“你們的漢字實在太難了，你們的方塊字什麽時候才能變成拚音文字啊？”漢字要不要和能不能改為拚音文字，是個一時半會兒說不清的大問題，但是我隻用一句話就解答了這道難題：“中國的方言隔閡太大了，如果要搞拚音文字，它的前提是必須普及普通話。”他恍然大悟，連稱“是的、是的”。當然，普及普通話又要靠拚音來幫助人們學習普通話，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1902年, 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的總教習、桐城派古文家吳汝綸赴日本考察,發現日本經過明治維新的努力，已在全國普及了以東京話為標準的“普通語”，受到啟發，歸國後，在給管學事務大臣張百熙的信中主張以北京音統一全國語言，並提出用王照的官話字母作為統一國語的工具。在他的影響下，張百熙和張之洞等人聯名奏定《學部章程》，其中說：“各國言語，全國皆歸一致，故同國之人，其情易洽，實由小學堂教字母拚音開始。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多 格（不通、格格不入的意思）。茲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到了清王朝尾聲的1909年，資政院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定名為“國語”，臨危的清政府不得不采納了這個建議（此前清廷一直是把滿語作為國語的）。1911年8月10日，清廷學部召開的會議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法案》，決定在北京成立國語調查總會，各省成立分會，準備審定“國音標準”，編輯國語課本和國語字典，學部和各省設立國語傳習所等事項。然而僅僅兩個月後，武昌起義的槍聲就推翻了清王朝，這些決議自然無法付諸實施了。

中華民國成立的當年，民國政府的臨時教育會議就肯定了“國語”這個名稱，並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國語。第二年又召開了有各省代表出席的“讀音統一會”。會上各省代表意見不一，爭論激烈。爭論的焦點何在呢？原來，雖然大家都同意推廣國語（官話），待到真要確定國語的語音標準時，才發現大家對官話的理解並不一致，非所有的人都讚成官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王照等人互不相讓，最後決定以北京語音為“基礎”，同時吸收其他方言的語音特點，如區分尖團音和保留入聲。 所謂區分尖團音，就是原來在北京話裏與“堅（jiān）”“強（qiáng）”同音的“尖”、“牆”要讀成ziān和ciáng；所謂入聲，本是北京話裏沒有的，北京人、天津人、河北人、東北人根本就不會讀入聲字，南方方言裏的入聲字在北京話裏早就歸入“陰、陽、上、去”四聲了。國語要不要保留入聲也是會議的爭論焦點之一。會議從2月份一直開到5月份，可見國音之難產。最後無奈，會議以每省一票的投票方式決定了6500個漢字的逐個讀音，後人稱之為“老國音”。這種老國音是人造的南北方言的混合物，自然無法真正推行開來。這次會議還製定了拚寫老國音的“注音字母（後人又稱“注音符號”）”，這套“注音字母”一直用到1958年《漢語拚音方案》正式公布時。今天50歲以上的人當初上小學時學的就是“注音字母”，例如“中國”的注音是ㄓㄨㄥㄍㄨㄛ，“北京”的注音是ㄅㄟㄐ丨ㄥ。

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大大促進了國語運動的發展。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口號，並說：“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隻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以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方才算得真正的國語。”這是完全正確的見解。所謂國語，應當是有典範的書麵語言為依托的全國通用的語言，因此國語語音標準和詞匯語法規範的製定必須倚仗白話文學的發展。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翼，互助互動，相輔相成，分別取得曆史性的成就。

1916年，蔡元培等人成立了“國語研究會”，會員很快達到一萬多人。1919年北洋政府在教育部下設“國語統一籌備會”，負責推行國語的各項事務（相當於今日筆者就職的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普通話推廣處），並且把全國國辦學校的“國文科”改為“國語科”（“國文科”改為“國語科”，意義非凡，說明語文教育從書麵語教育轉向口語與書麵語教育並重，也說明普及國語於國家和民族之意義重大）。1924年，國語統一籌備會對難以推行的老國音和注音字母重新修訂，由於白話文運動已經取得全麵勝利，會議順利地放棄了人造的老國音，確立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剔除了入聲，為國語運動和後來的推廣普通話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1928年北伐成功後的國民政府把“國語統一籌備會”改名為“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聘請知名學者和語言學家負責國語規範標準的製定和國語推行工作，國語運動從此正式成為政府行為。國語運動培養了大批國語師資骨幹，出版了國音字典、國語詞典、國語留聲唱片（相當於今日之錄音帶和CD唱盤），取得了大量學術研究成果，發表了許多宣傳國語的文章，為國語（普通話）在全國的推廣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築造了寶貴的基礎。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逐漸普遍和興盛的文明戲（話劇）、電影和無線電廣播都使用國語，加上學校的國語教育的作用，使得國語在全國的影響日益擴大。抗日戰爭勝利後，淪陷50年的台灣省回歸祖國。為盡快扭轉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語言奴化教育的影響，當時的中央政府向台灣派去著名學者魏建功等一批國語專家去開展國語運動，由於台灣同胞對回歸祖國充滿熱情，加上國語教育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所以用了不到十年時間，就在台灣全省普及了國語（普通話）。